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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政亲政后用了9年的时间，在秦国政坛上巩固了自己至尊无上的地位，完成了灭亡山东六国的战略方针的制定，同赵国在军事上进行了全面的较量，终于从公元前230年起，全面发起了历时10年的灭亡六国的兼并战争。
秦王政是在前辈留给他的基业的基础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秦国自孝公变法以来的国富兵强和自惠王、昭王以来的开疆辟土，使得由秦国来兼并天下，已是大势所趋。秦王政即位并亲政后，秦已具备了统一天下的物质条件。秦王政正是凭借着这一物质条件挥师向东，这就是贾谊所说的“奋六世之余烈”。
秦王政所具备的兼并六国的物质条件，实质上是一种客观上的可能性。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无疑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合理发挥的结果。即说，为了变可能为现实，它要求秦王政在全面发起这场战争之前，要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确保路线上的正确，并且在实施中付出艰苦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事实上，在这场风卷残云的战争中，秦军将士们曾历经了若干次惊心动魄的浴血苦战。然而，这一切都由以秦王政为首的领导集团出色地制定并实现了战略决策。这就是贾谊所说的“振长策而御宇内”。
农战是秦孝公、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的基本国策，被孝公以来的历代秦王所奉行，正是这一基本国策为秦国所带来的国富兵强，为秦国兼并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如果说秦昭王时期在奉行农战政策上的突出业绩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成，那么，秦王政在兼并六国战争的前夕不惜投入那么大的人力与财力，历时10年，甚至不惜以推迟全面灭亡六国的时间为代价，决心修建浩大的郑国渠工程，以至水工郑国疲敝秦国的阴谋被发觉后仍然修渠不止。修建郑国渠的决策，是秦王政奉行农战政策的一大范例，体现了他的高瞻远瞩与远见卓识。事实表明，郑国渠的修成，为秦国在兼并战争中提供坚实的国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范雎向秦昭王所提出的“远交近攻”作为秦国兼并六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路线，在秦王政时期仍被坚持奉行，同时又有所发展。顿弱、尉缭以及李斯向秦王政所提出的用重金收买六国权贵的离间六国君臣的计策，是对范雎“远交近攻”政策的发展和补充，为秦灭亡六国的军事斗争扫除了许多严重的障碍。
在秦昭王后期已初步形成的、以重用客卿为其主要特色的布衣将相格局，在秦王政时期已经得到了完全的确立。其主要标志是李斯《谏逐客书》的奏效和秦王政手下所云集的一大批文臣武将。秦王政对于这批文臣武将的重用以及文臣武将们才能的有效发挥，从组织路线上为兼并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证。
秦王政在兼并六国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外交路线以及组织路线确定之后，灭亡六国的军事战略部署便提到了秦王政的议事日程。
早在秦王政平定嫪毐叛乱之后，顿弱在向秦王的进言中便指出韩国是“天下之咽喉”。即说秦军东向兼并天下，韩国是必经之地，不首先灭亡韩国，便不能挥师东下。韩于六国之中又是一个最弱的国家，与秦国为邻，秦国早就有能力灭掉韩国。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秦王政并没有首先发兵灭韩。这并非韩非入秦后曾劝说秦王首先伐赵而不进攻韩国，而是秦王政从当年惠王摈弃张仪首先灭韩的建议、采纳司马错主张并攻取巴蜀一事中受到启发，从而暂时停止了对韩国的军事行动。
秦王政与他的谋士们清醒地知道，六国之中唯有赵国有能力在军事上单独与秦国相抗衡。如不在军事上给赵军以重创，使赵国的军事实力受到严重的打击，同时也给实力较强的魏军、楚军以必要的打击，那么即使攻占了韩国，也不能一定保住胜利的果实。在赵、魏、楚三国保有相当的军事实力的情况下，过早地灭亡韩国（对于秦国来说，灭亡韩国并不困难），只能使赵、楚、魏等国感到危亡在即，促成他们在军事上联合对抗秦国。果真如此，秦军将处于难以抵挡的境地。
秦王政并没有走首先灭亡韩国的这步险棋。事实证明，秦王政的抉择是正确的。当秦国大军按照既定的战略部署向赵国发起进攻时，李牧两次率赵军将秦兵打得大败，使秦军遭到自秦昭王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试想，如果秦军灭韩促成了赵、楚、魏等国联合攻秦，秦军将如何应付？在大举进攻赵国的同时，秦军对魏、楚二国也曾按预定的战略部署发起过进攻。
李牧虽两次大败秦军，但兵力损失相当严重，“赵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战国策·齐策一》）可见，秦军虽然于公元前233年、232年接连被赵将李牧打得大败，但也达到了重创赵军的战略目的。公元前231年，魏被迫将部分土地献给秦国，韩国也被迫把残存的一部分南阳地献给秦，秦派内史腾做南阳假守。至此，秦军发起相继灭亡六国战争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公元前230年，秦派内史腾攻韩，俘虏韩王安，韩国灭亡。秦相继灭亡六国的战争从此正式开始。
秦王政亲政后对赵国频频发动的军事进攻，其中包括接连两次被李牧打得大败，实际上拉开了秦军相继灭亡六国战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