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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缭，原称“缭”，“尉”是其在秦国所任官职名称，魏国大梁人，系布衣出身。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尉缭由魏入秦。《尉缭子》书中有“梁惠王问尉缭”一语，因而有人认为《尉缭子》一书的作者尉缭是魏惠王时人，与秦王政时的尉缭是两个人，时间相差百年。事实上，秦王政手下的尉缭即《尉缭子》一书的作者。
缭入秦之时，嫪毐集团的叛乱已被平定，相国吕不韦已被解除职务。大权在握的秦王政，摆在他面前的历史使命，便是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在此种形势下，缭为施展自己的抱负，谋求仕途，便向秦王政进言说：“以今日秦国的强大，各诸国国君可譬如郡县之臣。然而，如果山东六国联合起来，出其不意地西向攻秦，则形势危险。当年晋国的智伯、吴王夫差、齐湣王，便是在这种形势下灭亡的。为秦国计谋，愿大王不要吝惜财物，可用重金来贿赂六国的权臣，以扰乱他们的‘合纵’计谋。为此，所费不过30万斤黄金，却可尽得各诸侯国的土地与人民。”
早在秦昭王后期，范雎便提出兼并六国的“远交近攻”的军事路线和外交路线。缭所提出的用重金贿赂各国重臣，破坏“合纵”的离间计策，作为“远交近攻”路线的补充，使秦王政十分欣赏，于是以缭为客卿。
缭的计策被秦王政奉为至宝，因而对缭十分尊敬和亲近，优礼有加，使令缭的衣服、饮食，等级与秦王相同。秦王政在缭的面前所表现出的卑谦下士，使缭感到有些过分，甚至不近情理，令人不大舒服。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交往，缭越发预感到可怕，暗自说道：“秦王政其人，就相貌而言，他高鼻梁、长眼睛，胸部向前突起，犹如凶猛的挚鸟，声音犹如豺狼号叫，是一副少恩而虎狼居心的相貌。有这副相貌的人，得势前往往过分谦卑，一旦得志之后，便会像虎狼那样地轻易啖食于人。我本是布衣出身，然而自上次进言之后，他见我时却总是以身下我，颠倒君臣之礼。秦王政果能取得天下，天下的人都将沦为他的臣虏，不可久留在这里与他交游。”
想到这里，缭为避祸，便悄悄地离开馆舍，想要逃出秦国。然而，没等缭离开咸阳，秦王便发现缭出走，立即派人四处寻找，终于把缭找了回来。秦王政见缭被找回，又惊又喜地向缭问道：“先生为何不告而辞，舍弃寡人而去？”
“深蒙大王厚恩，臣哪里会不告辞去，适才不过是到市上闲游而已。”
缭见自己既被追回，便说自己是上街闲走。他怎敢承认自己是想逃亡！？秦王政听了缭的回答，还是半信半疑，觉得缭不像是上街闲走，可又不能断定缭是要舍弃自己而逃亡，更不可能知道缭在心中上述的那一段暗自独白。转念间秦王猛醒：自上次进言后，我对缭优礼有加，同衣同食，可并没有正式授他以官爵，莫非他是因此而想离去么？想到这里，秦王政在心中责怪自己的疏忽，便当即对缭说：“先生不要为寡人派人寻你而多心，寡人已决定任命您为国尉，正想告知于您，请您主管秦国的军事，望先生尽力辅佐寡人安定天下。”
秦王政虽然不真正了解缭出走的原因，但缭对秦王任命国尉一事的用意，在心里却是一清二楚的。缭既然知道自己一时还难以离开，且又被任命为国尉，便只好暂时放弃离开秦王的念头，供职于秦王殿下。从此，人们便连同官职一道称他为“尉缭”。
尉缭对秦国的贡献，除了他向秦王所献的离间计策之外，还在于他所著的《尉缭子》一书。该书既是对秦国军事建设经验和法制建设经验的总结，对秦国的军事实践曾起过指导的作用；同时，它又是时代的产物，是吸收前辈和当时其他军事理论成果而写成的，因此是中国军事理论宝库中的一枝奇葩。
《尉缭子》一书共5卷24篇，即《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战攻》《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从全书的内容看，前12篇论述作者的政治观和战争观，后12篇论述军令和军制。
在前12篇中，作者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断，如“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气实则斗，气夺则走”，以“庙胜”为“所以夺敌者五”之首（《战威》）。在《武议》篇，作者引用吴起论将：“将专主旗鼓耳。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
《尉缭子》一书的特色和精华，在于后12篇中的有关军事法规的部分。秦国是战国七雄中法制建设成就最高的国家，注重军事法规的建设。在军事法规建设中，其成就远远超过山东六国。尉缭总结秦国军事法规建设所提出的有关军事理论，对秦国的军事实践亦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该书后12篇所谈到的有关军事法规的理论有：
在军队编制与什伍连坐方面，《兵教·上》上谈到的伍长、什长、卒长、伯长、兵尉、裨将、大将等七阶军官，同《商君书·境内》的有关记载是一致的。在《伍制令》中提出了“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主张“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残”，以此来加强军纪，增强战斗力。
在军事训练方面，《兵教·上》提出了由伍长到大将逐级训练，使大军成为指挥如一、训练有素的部队，并说“自什长以上，至于裨将，有不若法者，则教者如犯法之罪。”
在军营管理方面，《分塞令》论述了军营营区的划分、警戒、禁令以及营区各级军官权限，其目的在于维持营区秩序和防止奸细潜入，是一部完整的军营管理法规。
在旗章号令方面，《经卒令》与《勒卒令》对旗章号令的使用和目的均有详细的规定，论述了金、鼓、铃、旗这四种指挥工具的用法和作用，并提出官长发现行列混乱而不加以制止，官长和违犯军纪的士兵同罪。
在军事指挥方面，《武议》对将帅职责的论述在前文已有引述。
在战场纪律方面，《将令》《重刑令》《束伍令》等篇，对战场上官兵所应遵守的纪律，有很多严厉的规定，这些规定同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律杂抄》中的有关军事法规是相一致的。
秦国在兼并六国战争中的大量事实表明，秦王政对尉缭确实是“卒用其计”，他的计策和军事思想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