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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贾是魏国人，出身低贱，其父曾任赵国看管城门的小卒，姚贾本人曾为盗于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又曾为臣于赵国而被逐，入秦后姚贾位列秦王政的宾客。
据《战国策·秦策五》的记载，韩非入秦后不久，燕、赵、吴、楚四国预谋联合攻秦，秦王政闻讯后甚是恐惧，召集群臣宾客60人，询问对策。秦王说：“现今燕、赵、吴、楚四国谋划联合攻秦，寡人国内百事待兴，士卒连年外出作战，百姓疲惫不堪，这可如何是好？”
秦王政出言后遍视群臣宾客，群臣宾客们默然无语。这时，姚贾向前说道：“贾甘愿为大王出使四方，使四国放弃预谋，按兵不动。”
秦王见姚贾自告奋勇出使四国，遂资给他车百乘、黄金千斤，将自己的衣、冠、宝剑赐给姚贾，以壮其威。姚贾出使后，果然使四国先后放弃进攻秦国的预谋，分别与秦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姚贾出色地完成使命后回到咸阳，秦王为此十分高兴，封姚贾千户，以姚贾为上卿。
韩非得知姚贾出使归来后受封千户、爵为上卿，很是不以为然，便向秦王政进言说：“姚贾携带珍珠重宝，南面出使楚、吴，北面出使燕、代之间，三年之间，四国未能同秦国建立起真正的睦邻友好关系，而珍珠重宝却已用尽，这是姚贾凭借大王的权威和国家的珍宝，在外国为自己私下结交于诸侯，愿大王明察。况且姚贾不过是大梁守门人的儿子，自身又曾为盗于大梁，在赵国担任官职而被驱逐。今日大王与出身如此低微、品行如此不端的人一同谋划有关国家社稷的方针大计，韩非私下以为这不足以勉励群臣宾客。”
秦王政此时正为姚贾出使四国所取得的成功而沉浸在一片兴奋之中，闻听韩非此言，感到十分惊诧，便立即召见姚贾，向他问道：“我听说您用寡人给予的资财私自结交于诸侯，有这回事吗？”
“有。”姚贾答。
“既然有这么回事，那你还有什么脸面回来见我？”秦王面带怒气地问。
“大王，曾参孝于其亲，天下人无不愿以其为己儿；伍子胥忠于其君，天下君主无不愿以其为己臣；贞女手工精巧，天下人无不愿以其为己妃。今姚贾忠于大王，而大王有所不知。姚贾如果不归资财于四国诸侯，那将如何完成出使的使命？姚贾如果不忠于大王，那四国的国王怎能相信臣下，并与秦国合好？当年桀听信谗言而诛杀自己的良将关龙逄，纣听信谗言而杀害自己的忠臣比干，以至于一一身死国亡。今日大王如果听信谗言，那左右就不会有忠臣了。”
姚贾的一番回答，使秦王的怒气消释了大半。秦王又接着问道：“那我再来问你，你到底是不是监门之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
姚贾回答说：“当年的太公望，在齐国时曾被他的老伴以不治产业为由，将他赶出家门；后来到朝歌以卖肉为生，可是无人买他的肉，以至案上的肉腐臭生蛆；子良用他为臣，不久又“见逐”；在棘津垂钓，但鱼都不食饵上钩；不得已去出卖苦力，可是却无人雇佣，然而文王见太公而用以为军师，终于称王于天下。齐国的管仲，原不过是乡间的一名小商贩，后来隐居于南阳，穷困潦倒；他曾辅佐公子纠，事败被俘，成为一个囚徒，然而齐桓公用以为国相，九合诸侯而一匡天下。百里奚曾在虞国沦为乞丐，传说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把他从楚国赎回来，秦穆公以百里奚为相，用其计谋终于称霸于诸侯。晋文公率士兵在城濮与楚国大军交战，以曾在中山国为盗的咎犯为统帅，终于在城濮大获全胜。
以上四人，皆身遭莫大丑辱而受到天下人的诽谤。然而，圣明的君主所以重用他们，是因为深知他们可以为自己立功建业。假使人人都像成汤时的隐士卞随、务光以及申屠狄那样，听说成汤要把天下让给自己，便自沉于清冷之渊；或者因纣之无道，便抱石自沉于涧水，那么，这种人君主能够得而用之吗？
因此，明主用人，不看他是否有污点，不听信他是否有过错，只是考察他对自己是否有用。所以，凡是力能存社稷、保国家的人，虽然有外人诽谤，不予听信；而那些徒有高世之名而无有咫尺之功的人，不予赏赐。如此，群臣便不敢以虚名企望君主给予功名利禄。”
秦王政认为姚贾讲得很对，便再次派他出使四国。
《战国策》所载姚贾的一段自我表白和纵论古今，实际上是总结了历代君主在用人问题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并提出了在执行用人唯贤路线时，只需视其能否为国立功，为己所用；而不能求全责备，听信流言。姚贾的议论，秦王政深以为然。这番议论的意义，不在于姚贾因此而免受责难，而在于它对秦王政在兼并六国的战争中坚定地执行用人唯贤的路线，无疑是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