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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政为招纳天下贤士来辅佐他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以至于达到了思贤如渴的程度。秦王对韩非的渴望，便是其中的典型事例之一。
韩非是战国末年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流传至今的《韩非子》一书，便是他的法治理论的结晶。
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的记载，韩非本是“韩之诸公子”，喜好刑名法术之学，但为人口吃，不善于说道、议论，而善于著书立说。他与李斯一道从学于荀况，同是战国后期大学者荀况的高足，但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
韩非学而有成后回到韩国，“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然而韩王没有采纳韩非的意见，使韩非空怀报国之心。韩非认为韩国的弊端在于“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于功实之上。”韩非有感于韩国的现实，忧心如焚，感慨万千，“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不久，韩非的著书便流传到秦国。当秦王政如饥似渴地读完韩非的《孤愤》《五蠹》时，不禁拍案称奇，起身感慨地说道：“嗟乎！寡人如能得以见到此人，并同他一道交游，死而无憾矣！”
此时，恰逢秦王的长史李斯入内禀事，见大王如此感慨，便向前询问何故。秦王政请李斯阅读案上的竹简，并说道：“先生博学，请看案上的书简，竟是出自何人的刀笔？”
李斯遵命披览书简，片刻间便抬起头来，笑着对秦王政说：“禀报大王，此书简乃韩国公子韩非所著，韩非同鄙人曾一道受学于荀卿先生多年，故能一望而知。”
听了李斯的回答，秦王政陷入了一片沉思之中。
究竟是韩非的哪些高论，使得秦王政竟发出了上述的那一番感慨。为说明问题，现将《孤愤》与《五蠹》篇的原文，摘引如下两段。
《孤愤》篇开头写道：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
在《五蠹》篇，韩非写道：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以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蓄王资，而承敌国之衅，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在《孤愤》篇，韩非尖锐而明确地指出，国家与君主的最大危害，来自那些“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的“重人”“贵重之臣”。而能够明察重人阴情和矫正重人奸行的，则是“智术能法之士”。韩非指出，在贵重之臣与智能之士的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贵重之臣由于“力能得其君”，却往往处于有利的地位，智术能法之士却往往惨遭杀害。
在《五蠹》篇，韩非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斩首为勇”的富国强兵的治国方案，以为如此便可“国富”“兵强”，积蓄起统一天下的“王资”，一待时机有利，便可以借此建立起一个崭新的“超五帝、侔三王”的大帝国。
可见，韩非在《孤愤》篇指出了加强君主权力的要害所在，在《五蠹》篇又规划出富国强兵的具体方案，并且提出了兼并天下、建立超越五帝三王的大帝国这一战略目标。加强君权、富国强兵、兼并天下、建立帝国，这正是秦王政日夜思念的悠悠大事。韩非为秦王所日夜思念的大事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句句话都说在他的心坎上，使秦王犹如夜见明灯。既然如此，他怎能不发出“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慨呢？
连日来，秦王政多次翻阅韩非的书简，读其文而思见其人。为早日见到韩非，使其为己所用，秦王政在急切的心情之下做出了决定，于公元前233年发兵攻打韩国。韩王安见秦国大兵压境，惊慌得手足无措。危难中，韩王想起了韩非。尽管以往从未采纳过他的意见，这次却决定派韩非出使秦国，让韩非劝秦王首先伐赵。
韩王哪里知道，秦王政此次发兵的目的，不是要在此时灭亡韩国，而是要借此得到韩非。因此，当韩非出使秦国时，秦国便撤兵而归。
韩非到达秦都咸阳，受到秦王政的盛情款待。韩非的使命是劝说秦国伐赵，停止进攻韩国。其实，秦国攻韩是为了得到韩非，现在韩非既已到达秦国，秦国当然暂时停止攻韩。至于是否伐赵，秦王自有自己的安排，怎能听取韩王及其使者说三道四。由于秦王政的挽留，韩非便留在咸阳，优礼有加。
秦王政渴望韩非能成为自己的智囊，更多地为秦国出谋划策。然而，这位动笔时文思如涌、文锋严峻峭刻的韩非，在秦王面前却比较谨慎。这不仅因为他有口吃的缺陷，主要的是他深知人主的“喉下有逆鳞”，一旦触动着就要遭受杀身之祸，他为此著有《说难》一篇。一段时间过后，秦王觉得韩非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为自己出谋划策，不免有些失望；也许是秦王在拜读过韩非的大作之后，对他的期望值太高了。
当时，秦王政周围来自各国的客卿，诸如李斯、姚贾、尉缭、茅焦等，可谓贤士如云。其中有些人如李斯之流，对于秦王的器重韩非，怀有嫉妒之心，伺机对韩非落井下石。而韩非性格内向，清高孤傲，对这些客卿其中包括自己的老同学李斯，也很少与之往来交游。
韩非既然受到秦王的器重，有时也不能不对秦国的政事发表自己的意见。一次，燕、赵、吴、楚四国预谋联合攻秦，客卿姚贾为秦王出使四国，使四国预谋未成，秦王以姚贾为上卿。韩非得知此事后，向秦王非难姚贾是“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请秦王明察。
姚贾在秦王面前发表了一通高论，秦王认为姚贾说得有理，再度派姚贾出使诸侯。
工于心计的李斯，对韩非的得宠很是嫉妒。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秦王对韩非的态度已有所冷淡。此次韩非责难姚贾，在秦王面前碰壁，被李斯视为时机已经到来，便同姚贾一道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
“韩非是韩国的一位公子，今大王想要兼并诸侯，但韩非最终还是得为韩国着想，而不会为秦国谋划，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不重用韩非，却又将他留在秦国，使他得以了解秦国的虚实。韩非久留于秦而后再回到韩国，这岂不是自己给自己留下祸患吗？不如找他一个过错，将他依法诛杀，免留后患。”
秦王见李斯、姚贾讲得有道理，感到人心难测，联想到韩非入秦以来，并没有在重大问题上有所贡献，此次对出使四国有功的姚贾提出非难，而且又不在理，便听从李、姚的意见，将韩非下狱问罪。
韩非入狱后，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服毒而死。韩非感到冤枉，不肯服毒自杀，想要向秦王陈述自己无罪。然而在李斯的控制下，韩非无法得到面见秦王作自我申辩的机会。
事后不久，秦王对将韩非下狱问罪的决定深感不妥，察觉到李斯、姚贾是报以私怨，如此处理不仅会失去韩非，而且会产生令天下贤士因此而不敢前来秦国的严重后果，很是后悔，遂当即派人到狱中宣布赦免韩非。然而传令的使者晚了一步，当使者到达狱中时，韩非已自尽而死。
秦王得知韩非死于狱中，痛失一位贤才，心中甚是悲哀，同时也对李斯、姚贾的陷害异己深为不满。然而，秦王不想为一位已经死去的人再去惩罚活着的李斯、姚贾，自砍手足。在兼并天下的大业中，他还用得着李斯与姚贾啊！秦王把对李、姚的不满深深地埋藏在心中，对韩非充满无限的哀痛和思念。
秦王政把韩非的理论奉为法宝，终于在兼并战争中获得胜利，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韩非所提出的“超五帝、侔三王”的大秦帝国。不仅如此，就连韩非生前所主张的“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不也是被秦王政在即皇帝之位后于焚书坑儒中付诸实践了么？焚书坑儒与秦始皇对韩非的无限思念，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司马迁在《史记》书中，对韩非之死颇有感慨，曾深情地写道：“申子（申不害）、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