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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穆公称霸西戎到秦王政统一天下，人们无法否认一个这样的事实，那便是辅佐历代秦王、为秦国富强卖力最多的英雄豪杰，大多不是出生于秦国本土的人，而且多数出身低微。历史事实表明，重用客卿，以布衣为将相，这在秦国有着悠久的传统。
在秦穆公时代，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上述五子之中：
由余。由余的祖先本是晋国人，后来“亡入戎，能晋言。”由余受戎王之命出使秦国，秦穆公知其贤，便设计离间戎王与由余，迫使由余“降秦”。秦穆公对由余以“客礼礼之”，“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记》）
百里奚。百里奚原是晋献公的俘虏，“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穆公闻百里奚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当是时，百里奚年已七十余。缪公释其囚，与语国事……语三日，穆公大悦，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史记·秦本记》）
蹇叔。蹇叔曾“困于齐，而乞食铚人。”百里奚“知其贤”，向秦穆公推荐，“于是穆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史记·秦本记》）
丕豹。丕豹是晋国大夫丕郑之子，“奔秦”后，于秦穆公十五年晋国兴兵攻秦，“穆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史记·秦本记》）
公孙支。公孙支原为秦国人，后来游于晋国，又由晋国返回秦国，为秦穆公出谋划策。
除上述五人外，其他如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内史廖以及随会等人，都是来自秦国之外，并为秦穆公的霸业做出了贡献。显然，秦穆公的称霸西戎是同他重用来自国外的贤才联系在一起的。
秦孝公所重用的商鞅，原是卫国的“诸庶孽公子”，曾在魏相公叔痤手下任中庶子。他入秦后实行变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为日后秦国兼并天下奠定了基础。
秦惠文王至秦昭王在位的87年间，秦国继承了重用来自国外贤才的传统，形成了以客卿为将相的制度，并在秦国的中央政权中确立了布衣将相格局。这一时期，先后受到重用的著名客卿有：
张仪。张仪是魏国人，《吕氏春秋》称他为“魏之余子”，当系布衣出身，在楚国时曾有悲惨的遭遇。入秦后，“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史记·张仪列传》）公元前325年，秦惠王任命张仪为相。为相后，张仪在外事活动中出使山东，拆散齐、楚联盟，鼓吹“连横”，破坏“合纵”，使秦国在兼并六国的战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为秦国立有大功。
公孙衍。公孙衍是魏国阴晋（今陕西华阴）人，在魏国曾任犀首（将军一类的官职），与张仪不善。入秦后，曾接替商鞅为大良造。张仪死后，曾入秦为相，对秦国有一定的贡献。
通。客卿通曾出任秦国的将军。秦昭王四年（公元前303年），齐、魏、韩攻楚，楚派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求救兵，秦派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离去。（见《史记·楚世家》）
寿烛。秦昭王十五年（公元前292年），魏冉谢病免相，秦王以“客卿寿烛”为相。（见《史记·穰侯列传》）
司马错。《史记·白起列传》于秦昭王十五年谈到“明年，起与客卿错攻垣城，拔之。”可见司马错亦非秦国人，是秦惠王时期的一名统兵名将。他在秦王面前驳斥了张仪首先伐韩的主张，认为应首先攻取巴蜀，并于公元前316年率兵攻取巴蜀，为秦国的富强和兼并六国做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贡献。
灶。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71年），“客卿灶”（又作“客卿造”）率兵攻齐，取刚、寿，予穰侯。
范雎。范雎是魏国人，入秦后被秦昭王拜为客卿，后来又被任命为丞相，对结束魏冉一伙宗室贵族的专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蔡泽。蔡泽是燕国人，他入秦后同范雎的一席话，把范雎说得心服口服，乖乖地从丞相位上引退，并把蔡泽推荐给秦王。秦昭王“召见与语，大说之，拜为客卿”；不久，秦昭王“新说蔡泽计画，遂拜为秦相”；然而，蔡泽为相“数月，人或恶之。惧诛，乃谢病归相印”，（《战国策·秦策三》）只当了几个月的丞相便自行引退。
范雎、蔡泽二人，均以布衣身份分别由魏、燕入秦，由客卿升为丞相，同是因惧诛而请归相印。范雎、蔡泽以及白起等文臣武将的宦海风波表明，秦惠王以来的重用客卿的传统，在秦昭王结束魏冉后的15年中，已形成为由客卿而为丞相、将军的制度，布衣将相格局在秦国已得到了初步的确立。
范雎、蔡泽的由客卿而丞相，又由丞相而谢病请归相印，这种“走马灯”式的上台卸位，从侧面反映出布衣将相格局所固有的一个特点，即它的“流动性”。然而，正是这种走马灯式的流动性，使得商鞅以来的法治路线因此而被认真地付诸实行，使秦国保持了法治路线的连续性和战略、策略上的正确，从而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重用客卿的传统，是秦穆公以来历代秦王留给秦王政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