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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即秦王王位之初，他的生母不过是年纪30岁上下的年轻太后，当年作为“邯郸诸姬”中的姣好者，太后本是风月场上见过世面的女子，同吕不韦又有过一段难忘的旧情，自成为嫡嗣夫人、秦王王后以来，她虽然对过去有所留恋，但尊贵的地位和优裕的生活，使她的失意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补偿。当然，宫墙内的尊贵，对于她来说也是一种羁缚。
庄襄王即位后的早逝，对于这位年轻的王后不能说没有震动。然而，由王后至太后的地位上的加尊，使她所感受到的失衡，瞬息间便成为过去。此刻，太后昔日的情人，这时正以相国的身份掌握着秦国的军政大权，且又年富力强，时时出入宫禁；而年少的皇帝，对于成年人们之间的事情，还处于似懂非懂的阶段。这一切，为太后与吕不韦重修旧好提供了十分方便的有利条件。
吕不韦在政治上的投机大获成功，使他由商人摇身一变成了西方强秦的相国。庄襄王早逝后，他以“仲父”的身份辅佐一个年少的皇帝，专权地位已十分牢固。此时此刻，吕不韦该是何等的踌躇满志啊！诚然，吕不韦为达此目的也曾付出过代价，所破费的成千上万斤的黄金，他当时和事后都毫不在意；惟有异人从他身边夺走爱姬，不能不是他当时一件小小的遗恨。
时光流逝，物换星移。在吕不韦当上相国、庄襄王驾崩之后，当太后于宫中向昔日的情人吕不韦“投以木瓜”的时候，吕不韦也就欣然地“报之以琼琚”了。这就是史书所记载的：“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
从史书记载来看，太后并不奢想像后来的西汉吕后、大唐武则天那样成为天下的女主，或充当临朝太后的角色，似乎对操纵国家政权不感什么兴趣。她青春年少，当然不甘于后宫的清冷与寂寞。而如今当她挣脱了一切羁绊，重新拥有吕不韦的时候，她那埋藏于心底、压抑多年的激情，顷刻间迸发如注，犹如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勒止。吕不韦呢？他同太后重温旧情，有弥补往日遗恨的情结，但也包含有如下的考虑：当年的赵姬，如今已尊为一国的太后，国王又年少，她作为秦王之母，不能说手中不握有一定的权势。吕不韦为巩固自己在秦国政坛上的地位，即或是无须借助于太后，但也犯不上因拒绝叙旧而得罪太后，以至惹出不大不小的麻烦来。总之，太后与吕不韦的重修旧好，就其动因而言，二人在起始时便各自有所不同。对吕不韦来说，他的“报之以琼琚”，带有顺水推舟、何乐而不为的随意成分。
吕不韦的“奇货可居”，是一笔政治上的投机交易。他做了秦国的相国之后，极终目标和最大兴趣，在于窃取秦国的国家政权。他利用秦王年少、专权地位不受威胁的有利时机，正集中精力招致天下宾客编纂《吕氏春秋》，把它作为嬴政亲政后的教科书，以图日后继续控制秦国的大权。在这种情况下，吕不韦对于同太后的私情能有多大的兴致？他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哪里比得上太后的精力。因此，吕不韦在同太后的情感交流中，他自知满足不了太后，彼此间所出现的反差与日俱增。太后与吕不韦对此都有明显的察觉，只是谁都不肯说破，双方往往都是用掩饰来从形式上维系不久前重新建立的关系。这一点，却是吕不韦始料未及的。确切地说，他当初对此事并没有进行过深虑。
出身于商人的吕不韦，尽管有时也难免遇事有所疏忽，但毕竟是一位以善于进行预测而见长的人。否则，他怎能在经商时发了大财，成为远近闻名的阳翟大贾？他深深懂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至理名言，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当他确信自己无论如何也难以满足太后的情欲，而秦王嬴政又年岁日壮时，便决定当机立断，从困境、险境中立即拔出双腿，像以往经商捕捉时机时那样。他深知，秦王已不再是一位少年，太后又如此纠缠不休，一旦私情被秦王发觉，岂不大祸临头。当然，吕不韦并没有因为思念至此而浑身战栗，他是在寻求走出困境、险境的办法。在吕不韦看来，途径与办法总是会有的。这是他自经商和从政以来所形成的一种常常引以为傲的信念。
吕不韦似乎是不费思索便在脑海中形成方案：为着免祸，必须立即从太后那里拔出腿来；而步出险境，摆脱太后的纠缠，这就需要寻找一个壮年男子作为自己的“替身”，诈称施以腐刑，然后便可以“宦者”的身份在后宫中侍奉太后，自己不就可以从太后那里解脱了么。只是，太后的身份比不得寻常百姓人家。因而方案的实施自然要周全而谨慎，出不得半点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