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航

此后，容闳虽然未向曾国藩提起他的教育计划，但他并未放弃，一有机会，他便向包括丁日昌在内的官员们鼓吹自己的想法。其间，他还翻译了《契约论》《格尔屯氏万国图志》的大部分内容，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传播西方文化知识。

1870年，随着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状况的稳定，容闳完成了曾国藩的重托，“教育救国”的使命又重新回到容闳最重要的日程里。

他等待了16年之久的机会来了。

有一次，曾国藩视察工厂，容闳指着工厂里的洋技工跟曾国藩说，你看，那些洋技工，工资高，还有风险，不可靠，中国人应该培养自己的人才，彻底把制造能力本土化。曾国藩从谏如流，立刻同意在制造局内设立机械学校。

这一次教育计划的初步尝试让容闳备受鼓舞。这时候，他的老朋友、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告诉他：“彼当上之文相国，请其代奏。文祥……时方入相，权力甚伟也。”大概意思是，他和军机大臣文祥关系很好，他可以帮容闳把计划给文祥，借文祥的力量上奏朝廷。

经过多年官场历练，此时的容闳也学会了官场套路。他上书的条陈没有只写留学计划一条，而是一次性提出了四条建议。他还聪明地将“幼童海外留学计划”放到了第二条——一个似乎重要又似乎不那么重要的微妙位置。

这是中国古代谋士们惯用的一招。面对上级提出的问题，他们不会只提出一套方案，而是提出一个明显激进的方案，一个明显保守的方案，最后提出中庸的方案。因此，中庸的方案就显得特别合理，容易被采纳。

然而，文祥的离世使得容闳的计划又被搁置了。

直到“天津教案”事件爆发，留学计划才迎来了转机。借着担任翻译的机会，容闳再次向丁日昌提出教育计划。丁日昌与曾国藩召集了多位大臣私下对此进行会谈，最终决定联名上书，恳请清政府重启留学计划。

他们巧妙地利用了这次中外冲突，进言指出：症结源自民众对西方的无知，无知生猜忌，猜忌生谣言，谣言生冲突。根本办法还是启动留学计划，培养能同时理解东西方文化的人才，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此类问题。

知道联名上书这一消息时，容闳彻夜未眠，“……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

1870年，曾国藩带回皇帝的朱批，“普照所请”四个字赫然在目。也就是说，不仅他的幼童留美的提议通过了，其他三条提议也通过了。

在丁日昌和曾国藩的指导下，他们还采取了一个更老练的做法：请了一位不得志的守旧派官员担任主官。这样一来，守旧派官僚就不会太抵触这件事，而这个官员有差可当，也就成了“自己人”。真正的决定权恰恰在容闳手上。

容闳大喜过望，觉得自己当不当官根本不重要了。从1854年回国到1870年达成心愿，他已经为此奋斗了整整16年。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从上海出发，赶赴美国。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理解异国文化，容闳安排他们寄宿在美国家庭，跟美国人同吃同住，而且将他们分散安排在不同的学校学习。这些孩子以惊人的速度融入了美国社会。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仅在学校成绩优秀，而且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表现得活跃和耀眼。

这群留美的孩子回国后，在各自的领域里成了继续承担使命的“容闳”。

这里面有詹天佑，他和自己的同学加入了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中英勇作战，后来又主持设计和修建了京张铁路；有主持开采当时北方最重要煤矿开滦煤矿的工程师吴仰曾；有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可惜的是，幼童留美计划只持续了十年。

“幼童留美”中断数年后，在甲午海战中，一海之隔的日本用隆隆炮声让清政府认清了现实，清政府才又开启留学计划。然而，他们依旧没有改变短视的病根：他们不再选拔“不定性”的幼童，而是选拔20岁左右的、“更可靠”的年轻人去日本“速成”，归来后成为政府的“工具人”。

但历史吊诡之处常常就在这里。

按理说这些人三观已定，忠君之心难改，不料世界潮流更能洗涤人心。留日学生后来纷纷参加革命，成为主力，最终推翻了清王朝。清庭苦心孤诣想培养鹰犬，最后却培养了掘墓人。

晚年的容闳越来越看清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他在自传里写下了自己深深的失望之感：“……尊自太后，贱及胥吏，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

他提出过两个方案：建立中国国家银行，修建津镇铁路。然而，这些却都被盛宣怀半路截和，变成其个人财富和权势的杠杆。

容闳放弃了对原来清政府上层社会圈子的幻想，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启发民智，呼吁变革”。这依然是“教育救国”使命的延伸，却更加直接地指向了核心问题。

他逐渐走向了“革命”这一条路。

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容闳担当了精神领袖和导师的角色。他的寓所成为戊戌年主要改革者的会见场所，维新变法的许多主张也来自他的思想、观点和态度。变法失败后，容闳成了通缉犯。

此后余生，容闳始终在帮助各种反抗力量。他曾引荐康有为拜访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制订过“红龙计划”全力帮助孙中山。

临终前，容闳叮嘱两个儿子回国效命。容闳的两个儿子都是耶鲁大学高才生，在美国已经有了体面的职业和丰厚的薪水，不愿意回国。容闳斥责道：“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才，原冀回报祖国，今不此之务，唯小人利喻，患得患失，殊费我所望于汝二人者。”

两个儿子感佩于父亲拳拳爱国之心，赶赴国内参加革命。

容闳一生都在放弃，一生也都在争取。

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在美国的生活，回国争取为国效力的机会。初到国内，他放弃了当律师、当买办发财的机会，宁可贫穷，也要争取尊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都像孔子所说的“丧家之犬”，在自己的祖国成了游民。

结识曾国藩后，他暂时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去争取一个长远的机会。戊戌变法后，他放弃了平稳的生活，宁可成为通缉犯，也要选择革命救国。

容闳的一生，无愧于“赤子”的称号。他的美国朋友约瑟夫·特维切尔牧师对他的评价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概括：

他是一位爱国者，从头到脚，乃至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并坚信它将会有灿烂辉煌的成就，以不负这壮丽山河和伟大历史。

容闳由广东出发，在美国成长，回中国历练，周游世界办厂，为了革命逃亡，一路辗转，用一生在努力完成“教育救国”的使命。

作为入海的第一滴水，他激起了更多浪花，同时他也留下了一个更艰难的命题给他的后继英豪：如果教育在短时间里救不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更猛的一剂药到底是什么？ Mw9iWrvynPNq8ko3MPu3TCNbZylPoMgB4OpTos0jjMx/kvcwsSiAkEa5sBeqXXD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