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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鲁大学的那几年，容闳过得很是艰辛。
“他当时隐约感到还有其他事情正等着他去做，也知道自己做了一个将付出极高代价的决定。”他的朋友约瑟夫·特维切尔（Joseph Twichell）牧师于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肯特俱乐部（Kent Club）发表演讲时说道，“他在整个求学期间一直在与贫困做斗争。”
我们可以看看大学期间的容闳有多忙碌。为了保证学业不落后，他一度天天学习到夜里12点。大学二年级时，他开始担任一个食品俱乐部的管理员，负责采购，也做食堂服务员的工作。同时，他担任了两年“兄弟联合会”（Brothers in Unity）的图书管理员，专管“兄弟联合会”的书。他还是两个俱乐部——一个辩论俱乐部和一个划船俱乐部的成员。
他一度是耶鲁大学的“局外人”。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容闳还穿着长袍，拖着长辫。但很快，他就把这两样都扔掉了。这在当时的国人看来已经是最大逆不道的举动了。然而，这些举动在容闳这里显得格外自然。他很快就融入了学校，成了耶鲁大学的风云人物，多次荣登全校光荣榜。
据特维切尔牧师所说，容闳毕业是1854年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大事。很多人跑去耶鲁观礼，就是为了看看首位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
按当时的美国法律，容闳已经足够有资格加入美国国籍。事实上，确实有很多人劝他留在美国。但他放弃了——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他“教育救国”的使命，已经在心中落定了。
他的同班同学卡罗尔·卡特勒（Carrol Cutler）回忆说，在一次散步长谈中，容闳就和他讨论过中国派遣留学生计划。
1854年，容闳回到祖国。按常规推论，他应该会很快飞黄腾达，但迎接他的却是近十年的“流浪”。
他先后做过律师、海关职员、茶叶贩子。在律所，他因为反对行业潜规则而离开了。在海关，因为升迁无望，他又拂袖而去……他曾经创造了两年里4次失业的纪录。这份履历，就算在今天的年轻人眼里也是够厉害的了。
容闳一直未曾放弃自己的教育计划。他还试探过太平天国起义军，向其提出改革的建议，但都被忽视了……最后他全心全意投入从战地倒卖茶叶的冒险事业中，试图以此发家致富，来实现资助中国学生到海外留学的计划。
在其中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专心于翻译工作。他认为，翻译这样的自由职业虽然不赚钱，但能开辟一条可拓展的与中国知识分子和商业阶层结识的通道。这时候，他最关注的正是扩大交际圈。
他在自传中也感慨道：“予尝谓世上之事，殆如蛛网之牵丝，不能预定交友之中，究何人能解吾毕生之结。”意思是，在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我们不可能知道朋友和熟人中的哪一位能解开我们的命运之绞。
翻译工作让他认识了很多当时的名流，其中就有李善兰。
今天有很多“廉价成功学”都会告诉你有梦就要去追，不要考虑任何代价，好像追了就能成功一样。其中经常被提及的是各种首富的例子：比尔·盖茨大学没读完就退学，巴菲特从小送报攒钱，终成一代巨富。
但大多数人都忽视了圈子对他们的巨大影响。
比尔·盖茨的妈妈玛丽·盖茨曾经是华盛顿大学校董事，还是第一洲际银行公司的首名女性主管。哈佛大学董事会成员中的很多人是盖茨家的常客。所以比尔·盖茨退学的时候，哈佛给出了非常好的条件：学籍还给他保留，如果创业没成功，他回哈佛还可以继续读书。甚至视窗（Windows）操作系统问世，第一个大客户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也是玛丽·盖茨牵线谈成的，因为她担任过IBM的董事。
巴菲特确实出生在美国偏远的小城市奥马哈，但他从小送报纸不是因为他生活穷困，这对他来说仅仅是一种锻炼。其父霍华德·巴菲特是美国国会议员。当8岁的巴菲特提出想去看看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时候，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安排了一名董事亲自出来接待这个奥马哈来的“乡下小子”。
今天，当我们提到圈子的时候，很多人特别容易视之为“陋习”“潜规则”“权贵俱乐部”，这其实是一种偏见。中国老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圈子其实是一种共同使命、共同理想、共同价值观的外在表现。
我们不必刻意去混圈子，但圈子的认可是对你这个人的使命、愿景、价值观的认同，它能够帮你更好地对接人脉，找到挥洒才华的平台，使你能够完成自己的终极使命。圈内人的背书本身就是入场券。
我们回望1863年，“圈子”这种神奇的魔法也在容闳的身上发挥了一次点石成金的作用。
回国后的容闳虽然十年不得志，但是有一个圈子始终向他敞开着，那就是当时中国的“新学”圈子，或者叫“西学”圈子。
清末的上层社会里流行八个字：“帝师、王佐、鬼使、神差”，说的是四种在当时很吃香的职业。“鬼使”指的是跟洋鬼子打交道的人，在政界就是外交官，在士大夫里指的就是通晓“西学”的人。
容闳这种在“花旗国”生活过7年，能在中外语言间流利切换，见识过西方巨轮大厦、码头工厂的人才，就非常受知识名流圈子的待见。
李善兰本人也是个天纵奇才，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也是开了挂的人。他在那个年头提出“尖锥求积术”，已经有了初步的微积分思想。他曾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也是近代中国传播哥白尼学说的第一人。当时李善兰正在帮曾国藩创设安庆军械所，他隔三岔五就在曾国藩面前提起容闳。
个人和圈子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双向选择。一个人不在某一个圈子里，硬要挤进一个圈子，叫作攀附；一个圈子非要兜住一个人，叫拉拢。只有个人和圈子匹配，浪花站在潮头上，潮头捧起浪花，才能相互成就。
容闳对曾国藩仰慕已久，后来他在自传里少有地这么评价一个清末官员：“曾文正……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足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谓完全之真君子……”大意是，曾国藩为官清廉，留下了正直、忠义、廉洁的美誉，得到了世人的尊重。他才智超群，却为人谦虚，思想开放又谨慎稳重，是一位真正的君子。
正是凭着李善兰给的这张“入场券”，容闳见到了自己敬仰的大人物曾国藩。
两个人在1863年冬天见了两次面。这是十分经典的面试教材案例。
面试官曾国藩一向以“识人”闻名于史，他写过一本书叫《冰鉴》，讲的就是怎么识别人才、培育人才、选拔人才和驾驭人才。
曾国藩久居高位，又是从尸山血海里走出来的，一双三角眼如鹰一般。他与人初次相见时，先不说话，而是直勾勾地瞅着对方，瞅足半天。不是胆识过人的人，被瞅两眼就心虚气短了，甚至很多人不敢和他对视。曾国藩管这招叫“依其外貌，索其精神”，一双眼能勾魂，能穿魂，能读魂。
从1854年回国到1863年遇到曾国藩，容闳已经在国内摔打了近十年。一个人青春年少时满怀理想，一往无前，自然令人赞赏，但是只有经历了社会的无情毒打，依然可以做到既不忘使命，又学会妥协，才是真正的成熟。
这时候的容闳已经褪去了当年的青涩与年少轻狂，开始认真思考“个人理想”和“整体理想”的关系。
容闳的“个人理想”是教育救国。但在时代的需求面前，这只是容闳的个人理想，而不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的“整体理想”，后者也没有义务放弃整体理想去迎合容闳的个人理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努力成全整体理想，再将个人理想植入，成为整体理想的一部分。
第一次面试时，容闳并没有做什么准备，还好过程只有半小时，相当于熟悉一下脸，客套一下，走走礼仪过场。要紧的是，容闳在这一次面试中态度真诚，对自己评价中肯，丝毫没有为了求职表现出什么都敢应承的样子。这让曾国藩很满意，由此才有了第二次真正的面试。
这一次，曾国藩抛出了一个问题：“当今天下，何者为要？”
这个问题初看漫不经心，大而空洞，其实，一个面试官的老辣都藏在里面。
我试着给大家分析一下。咱们首先得给这个问题加上主语，应该是：“当今天下，你认为何者为要？”但是，曾国藩考的仅仅是面试者的见识吗？我认为不是的，否则李善兰不会推荐，曾国藩也就不是那个“曾剃头”了。
他事实上问的是：“麻烦你猜一猜，当今天下，我曾国藩认为何者为要？”
如果面试官是问面试者认为何者为要，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没有对错之分。可如果面试官让面试者判断面试官的想法，那就会出现确定的结果。
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此重要？这又要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圈子”了。“圈子”根本就不是圈子，圈子是共享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的一群人所形成的团体。只有容闳能够猜中并理解曾老一生何为，曾老才能确认，他们是可以手挽着手往前走的同路人。
老辣的面试官这次迎来了一个有所准备且敏锐的面试者。
容闳面对这个问题时没有半刻迟疑，马上抛出了“实业救国”四个字，一下子击中了曾国藩。
曾老在读容闳，容闳也在读曾老。
在第一次简短见面之后，容闳就敏锐地发现了一个细节，他发现曾国藩的幕府里熙熙攘攘已经聚拢了一百多名“能人异士”，有数学家、机械师、物理学家、化学家。而这些人大多是容闳所在圈子里的人。所以在曾国藩第二次接见他之前，他们就帮助容闳做好了功课。
容闳回忆说：“某夕诸友邀予晚餐，食际，即以此机器厂问题为谈论之资……盖诸友逆知总督第二次接见予时，必且垂询及此，故欲先知予之定见若何也。”大意是，在一次会餐中，当每个人说完自己的想法后，大家都想知道容闳的看法，并暗示容闳下次与总督会面时或许会谈到这一话题。
你看，圈子的重要性再一次凸显。凭自己的洞察力，加上朋友们的帮助，容闳迅速明白了曾国藩找他的用意——在中国建立西式机械厂。
于是，容闳告诉曾国藩：造枪造炮在西方工业体系中属于下游产业，并不是洋人最厉害的。洋人最厉害的是用机器造机器，这样可以覆盖所有产业，不仅可以造枪造炮，还可以造民用产品。另外，中国原料价格低廉，人工成本也低，在未来，他们不仅可以造出一个安庆军械所，还可以复制出无数个安庆军械所。
到这里，容闳已经不仅仅是在回答考官的问题了，面试者给出的解决方案已经超越了考官的认知和期待。
听完之后，曾国藩十分开心，他坦诚地说：“此事予不甚了了，徐、华二君研此有素，若起先与二君详细讨论，后再妥筹办法可耳。”即这个问题远超他的知识范围，他让容闳去找徐寿、华蘅芳商量，他们是专家，然后再决定怎样做才是最佳的。
到这儿，咱们也可以停下来，细细品味一下容闳这个人物。
中国古人形容一个人不仅仅是聪明，还很有智慧时，提出了一条最重要的标准，叫作“知其先后”。一个人如果什么都知道，那叫作聪明。可是世间万事万物，只有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以对的方式出现，我们才能说它是对的。比如在该鼓励别人的时候大加批评，就算道理上是对的，在做事方面也是错的；在该急流勇退的时候，非要逆流而上，虽然精神可嘉，却也可谓愚蠢至极。
容闳在1863年冬天迎来了人生的这次重大选择。此前他寻寻觅觅了近10年，也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潮头可以容纳他这朵浪花。容闳想把毕生倾注在教育而不是一家又一家近代工厂上，在他眼中，人才是容纳民族希望的那个“器皿”。
曾国藩打造的这个圈子、平台和容闳的使命并不完全一致。可是，这却是一个跟他的心愿足够接近的平台。
“知其先后”说的就是对时机拿捏的分寸感：既然不能一蹴而就，他愿意“委屈”一下自己的心愿，愿意先去帮助他人实现心愿，而后实现自己的心愿。
于是他在曾国藩面前并没有侃侃而谈他的“教育伟业”，而是把关于机器厂的想法提到首位。这才有了两个人极为辉煌的合作，才有了当时中国最先进、最齐全、规模最大的“机器母厂”江南制造总局。
曾国藩对这次见面是十分满意的，他在1863年12月3日的日记里，专门记了一笔：“容纯甫……广东人，熟于外洋事，曾在花旗国寓居八年
，余请之至外洋购买制器之器……”
两个星期后，曾国藩一口气批给了容闳6.5万两白银的采购经费，用于建造江南制造总局，并全权委托容闳办理。
6.5万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学术界有不同的换算方法，我们大致取一个比较能接受的均值，一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1000元，委托给容闳的这笔钱相当于6500万元。
这里面还有一层常人会考量的细节，我认为也更见曾国藩的胆识。当时曾国藩还在担任两江总督，但因为他的功劳实在太大，清政府不可能让他长期在这个位置上盘踞。所以当容闳完成任务时，其成果很有可能会算在曾国藩的继任者头上，但是假如容闳卷款潜逃，后果却得曾国藩来承担，其一世英名可能就毁于此。
见了容闳两次就委以如此重托，也足见曾国藩看人的精准、用人的胆识。
容闳带着这笔钱遍访了法国、英国、美国的工厂，力求找出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最终选定了美国的工厂承接。1865年，全部设备造成，容闳带着设备回到上海工厂，一次性试车成功。
江南制造总局凝聚了那个时代全部精英的心血。经历了容闳、李鸿章、丁日昌三届改建扩建，到19世纪90年代，江南制造总局已经成为整个中国最先进、最齐全的机器工厂，真正的“万厂之厂”“机器母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