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进 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去进了 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看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导读：

1922年鲁迅写下《呐喊·自序》。自序文作为作者创作意图的一种表述性呈现，属于文学叙事，当归之于象征体系，且不限于简单映射的表现手法。

就个人创作历程的回顾而言，鲁迅的历史感性表现在，他善于根据那些因未曾加工而意义无从彰显的生活质料去编织看似真实的故事，特别是在叙事中对其进行取向性描述和建构反讽经验。少年出入于质铺与药店之间，父亲病故，小康之家坠入困顿，走异路、学洋务，幻灯片事件，弃医从文，《新生》失败，S会馆钞古碑，《新青年》约稿，这一系列事件在描写与议论的协调展开中，意义饱满，层层渐出。这些当然是鲁迅生平中的真实经历，而鲁迅又显然不仅仅是在裁剪事件、罗列因果，巧妙的建构被移置到叙事内部，以“那时是如此”的反讽定位得以再现。

鲁迅在叙事中描写的文化启蒙的努力，在表层呈现为不断失败的孤独个体终于融入新文化阵营的故事，却又借助反讽的语言策略，向读者暗示其寓于“五四”新文化场域中的独立主体性。曾经、后来、那时、先前、其时、有一回、那一回、其后、自此以后、许多年、有一夜、最初的、当初、从此以后……这些回忆口吻中常见的时间状语不时出现。从整部《呐喊》13个故事的角度去阅读的话，会发现这些频繁出现的符号之上，浮现出叙述主体的两个自我——把握过去的经验式自我与把握自身话语的反讽式自我，二者在不能妥协的相互分离的存在中，传递出当下之叙述者骨子里的反讽性。

反讽性还体现在同样无足轻重的副词上面。“我”说到家乡名医开方之奇特，不容易办到的药引自然还是办到了，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到外地求学，没有直接说“走异路，逃异地”，却在前面加上“仿佛是想”；赴仙台学医的动机，则是“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至于从事文艺运动失败后的空虚，“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寂寞了，不直抒胸臆“寂寞啊”，却是加上长长的限定修饰辞“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如果去掉以上词语，事件的发展逻辑依然是清晰的，甚至丝毫不影响叙述者追怀的基调，而那样做的结果便是，《〈呐喊〉自序》不复如今的超然与轻逸，终于成了新文化精神界战士负荷着过去与未来命运重担的一维文本。

《〈呐喊〉自序》中的经典场景：来自《新青年》的金心异的闯入，惊醒了寓居会馆钞古碑的“我”，惊醒了“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于是，“我”由无意义之境转向与新文化人携手共同编织新的意义；与此流同行的我们有了毁坏和重建的希望。过去与将来，功用、意义、希望之有和无，梦想与现实，昏睡与清醒，寂寞与呐喊，勇猛或是悲哀，可憎或是可笑……一组组二元性反义语，截然关系的对比符码，随着“铁屋子”这一黑暗封闭空间的假设而衍生，随着线性时间模式的铺展而指归救赎。其间，启蒙、文艺、进化、存在、荒诞等精神命题的诸种关联，伴随着深沉的美学反思逐渐显豁。

不应忽略的是，自序末尾对其小说距离艺术之远的自谦，更不能忽略其将原因归结为“听将令”，意谓进入虚构艺术世界的同时需识别新文化话语的主导模式——一种即将濡染整个中国新文学的未来光明论主调。

这篇自序文在收入《呐喊》的同时，发表于1923年8月21日北京《晨报·文学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