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呐喊》

陈漱渝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显示出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初收录作者1918年至1922年创作的小说15篇，1923年8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初版，被列入“新潮社文艺丛书”。1924年5月第三版，改由北京北新书局发行，收入作者主编的“乌合丛书”。1930年1月第13版，抽去《不周山》，后改名《补天》，另收入《故事新编》。此后各版均收14篇。

关于《呐喊》的书名，作者在《自序》中解释道：“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

说《呐喊》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并非因为它出版时间最早。1921年10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郁达夫的《沉沦》。1922年2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1922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叶绍钧的《隔膜》。1923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冰心的《超人》。但鲁迅的《呐喊》因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远远超出了此前出版的小说集。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回忆说，陈独秀是催促他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这种说法从1920年9月陈独秀致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可以得到证实。信中建议：“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来自加订正，寄来付印。”“五四”前驱者之一的李大钊也认为《呐喊》是“中国最好的一本小说”。

《呐喊》“表现的深切”集中体现为“人的发现”。鲁迅指出，“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随感录·四十》），而在封建重压下，中国人经历的只有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这两种时代，向来都没有挣得“人”的应有地位。《呐喊》开篇《狂人日记》就是一篇“人”的解放宣言，奏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强音。《呐喊》告诉读者，“人”不应该像孔乙己、华老栓、七斤那样受到精神戕害，更不应该像阿Q、闰土那样受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戕害。中国人应该有一个光明的“明天”，中国的新生代应该过着一种他们的前辈未曾经历的新生活。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改造国民劣根性，而且需要比辛亥革命更为彻底的制度改革，否则封建复辟随时可能发生，七斤头上那根刚剪去的辫子会重新蓄上。

《呐喊》“形式的特别”表现为对短篇小说体裁的实验性追求，有的是日记体，有的类似于随笔和速写，有的议论多于描写。其中有《阿Q正传》这样的炉火纯青之作，但有些也不够丰厚精致。这反映的正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初创期的特点。

1933年3月2日，鲁迅作五绝《题〈呐喊〉》：“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空留纸上声”是鲁迅的谦辞。实际上，《呐喊》不仅在国内历版不衰，而且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特别是小说《阿Q正传》，已经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主人公阿Q跟哈姆雷特、堂·吉诃德等著名文学典型一样，大步迈入了世界文学经典的殿堂。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说：“《阿Q正传》是一篇高超的现实主义艺术杰作。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有类似阿Q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