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乞者

我沿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露在墙头的高树的枝条带着还未干枯的叶子在我头上摇动。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哀呼。

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

我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子，摊开手，装着手势。

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

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

我顺着倒败的泥墙走路，断砖叠在墙缺口，墙里面没有什么。微风起来，送秋寒穿透我的夹衣；四面都是灰土。

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

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灰土，灰土……

……

灰土……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求乞者》和上一篇《影的告别》写作于同一天，发表于同一期《语丝》周刊。其写作的具体语境，我们已经交代过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补充的是，在写作这两篇散文诗时，鲁迅应该正在翻译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一书。1924年9月22日，鲁迅日记中记载“夜译《苦闷的象征》开手”，几天后的26日，鲁迅即写作了《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

这看似可有可无的关于写作语境的一点补充，其实极有可能是解读这一篇的关键。《苦闷的象征》于鲁迅可以说是发生了触电一样的感觉，如若不然，也不会开手翻译三天就写一篇序言。序言中鲁迅明确交代了翻译该书的原因是“这于我有翻译的必要”，足以见得他当时如获至宝的状态，而一个人这样的阅读与翻译状态不影响到他同时进行的文艺创作，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吧！

《苦闷的象征》之所以能够让鲁迅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究其根底是因为这是一本讲“生命力”的书——所谓“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就其思想传承而言，是继承叔本华、尼采、伯格森“生命意志”一路的，而众所周知，这正是留日时期形成鲁迅思想的核心资源之一，即“个人的无治主义”。事实上，鲁迅后来就坦诚地承认过，在他的思想中是“‘人道主义’和‘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致许广平信》，1925年5月30日）。只不过是，在“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思想占据其思想的主流，所谓“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然而，到了《野草》写作的时期，其思想中的“个人的无治主义”复苏了。《求乞者》正是体现这思想复苏的一个文本。

“剥落的高墙”“灰土”，“各自走路”的人，求乞的孩子，等等，或许是鲁迅日常所见的秋日北京的实景，然而，在文中它们各自有着象征意味。鲁迅看似有意要用这几个意象，将自己写作时荒凉孤寂的内心烘托了出来。然而，更为重要的意图应该是，他要用这样一些压抑、颓败、荒凉、冷漠、做作的意象，将人们生活世界里的“生命力”衰颓的现象表现出来，予以唾弃。“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这活脱脱是一副尼采灵魂附体的模样。

并且不止于此，接下来由孩子的求乞联想到了“我”的求乞，依然是尼采的思维。在《快乐的科学》第3部第125节中，尼采说晚上一个疯子进入一个满是人的屋子里面，指着灯光说，呔，太阳！满屋子的人哄堂大笑，然后尼采说，其实有什么好笑的呢，我们又比疯子强到哪里去呢！这种由彼及己的联想，鲁迅在很多地方都用过，典型的就是《故乡》结尾部分讨论“希望”的话题时，由闰土崇拜偶像联想到自己的希望无非也是“自己手制的偶像”罢了。这是一种深刻的自省思维，由厌恶他人而延及“憎恶”自我：“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然而该篇的结尾并没有像《故乡》的结尾那样一味自省，而是在自省之中突然来了一个上扬，“我至少将得到虚无”：尽管是“虚无”，然而是“至少”，比那些衰颓的“生命力”总归要好一些！这似乎又有点“超人”哲学的意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