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瘟疫，使整个人类几乎被铲除。

——普罗柯比

以色列人的瘟疫——据说是上天对大卫王妄自清点百姓的事降下的惩罚

（资料来源：《以色列人的瘟疫》，佩蒂特雕刻，172-？，皮埃尔·米尼亚尔绘，伦敦韦尔科姆收藏馆，No.6346i。）

农业和城市都有安土重迁的特点——人们基本上一直守在原地，管理着土地、市场和庙宇。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贸易的需求也是因此产生的：如果你不能往货物所在的地方移动，货物就不得不向你移动。詹姆斯·斯科特指出，美索不达米亚那些早期的国家中心会交易木材、皮革、黑曜石、铜、锡、金、银和蜂蜜。 但是，跟通过船只、马匹和搬运工运来的货物（更重要的是还有奴隶）一起到来的，还有异国土地上的疾病。再加上战事不停、兵马来去，人类已经踏上了通往全球疫病池的不归路。

古希腊城邦为这种日益紧密的联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特别容易遭受外来疾病的无妄之灾，因为他们对贸易非常依赖。这个国家瘠薄的石灰岩土壤上几乎没有降雨，所以希腊人都聚居在海边，靠大海给他们提供给养。雅典人会从克里米亚、西西里岛和亚历山大进口谷物，让自己不至于只有鱼吃。在有些年份，仅仅通过黑海进口的谷物就多达300万蒲式耳 ，比40个奥林匹克标准泳池的容量还大。

雅典瘟疫是最早留下了可靠记录的流行病中的一起。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自己就染上过这场疫病，按照他的说法，这场瘟疫先是在北非蔓延，然后于公元前430年侵袭了雅典。尽管修昔底德的描述很详尽，但对于这种疾病到底是什么仍有激烈争论——非常有可能是伤寒，但也有可能是埃博拉。 但是，我们无法将修昔底德描述的一系列症状跟今天的某种传染病对应起来，也许因为从那时到现在，这种疾病也经历了演化。

身体健康的人突然开始头部发热，眼睛变红、发炎，喉咙或舌头等内部部位出血，呼出不自然的臭气。之后的症状是打喷嚏，嗓子变哑；随后胸部疼痛，并伴有剧烈的咳嗽。后来肚子痛，呕吐出医生都有定名的各种胆汁……身体内部发高热，所以就算穿着最薄的亚麻布衣服，病者也忍耐不了，而要完全裸体……在第七天或第八天的时候……他们多半因体内炎症而死亡。但是，如果病者熬过这个危险时期，疾病会进入肠胃，产生强烈的溃疡，并伴有严重的腹泻。这会引起器官衰竭，后来多半会死亡。

部分由于这场瘟疫，雅典输掉了与邻国斯巴达之间的战争。疾病成为颠覆社会和经济的强大力量，但这并不是最后一次。阿诺德·汤因比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著有12卷本的《历史研究》。他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但他看到的是民主雅典的辉煌正在让位于专制的乌托邦主义，最早就连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贤哲都对后者大加赞赏：

在柏拉图的“乌托邦”和亚里士多德的类似概念中……社会目标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社会的稳定。柏拉图……主张对“危险思想”进行全面审查，这跟近代共产主义苏联、民族社会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信奉神道教的日本，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直到2014年埃博拉病毒的暴发，以及2020年迅速蔓延的新冠肺炎大流行，我们都会看到，汤因比所指责的希腊哲学家的专制控制思想和仇外心理，再加上关闭边境的反应，与疾病暴发简直如影随形，阴魂不散。

罗马历史学家李维也在《罗马史》中写道，在雅典被瘟疫摧残得奄奄一息的同一个世纪，他所在的城市正在跟埃魁人和沃尔斯奇人作战时，疫情暴发了：

由于害怕受到袭击，乡下人带着自家的牲畜如潮水般涌进城市，令流行病的威力如虎添翼……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相互接触也让疾病更容易传播。罗马因流行病造成的死亡率，不下于两大同盟在战场上的死亡率……元老院得不到来自人类的任何援助，只能命令人们去祷告上苍。

传染病并没有阻止这个城邦的兴起，也许部分原因是传染病不止攻击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也同样攻击了共和国的敌人，而且只有局部规模的传染病，没有新的流行病输入。但是，随着罗马日渐强大并继续征服远方的疆土，情况发生了变化。

尤里乌斯·恺撒将罗马共和国的残躯摧枯拉朽般夷为平地，紧随其后的罗马帝国则成了世界上古往今来最大的帝国之一。5 000多万人生活在恺撒统治下，他的疆域从大西洋沿岸的高卢一直延伸到尼罗河的源头。医学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卡特赖特描述了“造成灾难的原因”：

幅员辽阔的腹地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外来疾病和微生物也厕身其间；军队攻入腹地，也被那里的居民攻击；专门为快速往来各地而修建的船只和道路让人们畅通无阻；在中心城市，高度集中的人口过着高度文明化的生活，但说起对付传染病，他们连最基本的手段都没有。

罗马商人从帝国中心的高速公路——地中海受益匪浅，因为海上往来的速度甚至比罗马建在陆地上的道路还要快得多。常见的商品还有奴隶（光是恺撒的高卢战争就有100多万人），这些人也是到处传播传染病的完美载体。

商人的足迹所到之处甚至比罗马军队还远。公元14年，商人在今天印度的本地治里这个地区附近建了一个贸易站。不到一个世纪，每年前往印度的罗马人可能就达到了成千上万之多。老普林尼是公元1世纪罗马皇帝韦斯帕芗的智囊，他注意到罗马人从印度洋对岸进口了大量货物。他对与亚洲贸易逆差的攻讦今天我们或许听着很耳熟，他抱怨说：“印度每年从我们帝国吸走了5 000多万塞斯特斯（古罗马银币）。” 这个数目比恺撒征服高卢后要求他们缴纳的贡赋还多。

恺撒亲自送给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一整套来自中国的丝绸服装。据说它薄如蝉翼，而且是透明的，一开风气之先，而这股风潮也很快席卷了罗马。 公元160年，罗马使节经过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穿过印度洋，经海路向北抵达越南，然后又经陆路北上抵达了中国汉代的洛阳。中国编年史家说他们带来了象牙、犀角和玳瑁作为礼物。这次拜访巩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帝国之间的关系，而这两个帝国的居民总数，占当时全球人口的一半。

中国人称罗马为大秦，并留下了详细描述。成书于公元3世纪的《西戎传》中有这样的文字：

大秦国……有小城邑合四百余，东西南北数千里。其王治滨侧河海，以石为城郭。……民俗，田种五谷，畜乘有马、骡、驴、骆驼。桑蚕。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

国出细絺。作金银钱，金钱一当银钱十。有织成细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

尽管丝绸贸易给恺撒带来了各种让人血液沸腾的机会，但也同样带来了传染病的风险。公元166年，就在罗马商人抵达中国的时候，一种可能是天花的疾病也来到了欧洲，最后的临门一脚很可能是由征战美索不达米亚的军队完成的。这场瘟疫和气候变冷（令粮食产量降低，从而降低了营养水平）一起让这个地区遭受了重创，在帝国有些地方导致的死亡率超过四分之一。

据同时代的史料记载，安敦尼瘟疫（以罗马帝国皇帝安敦尼·庇护的名字命名）从波斯一直蔓延到莱茵河，所到之处十室九空，一座座城市成为废墟，就连战争也因缺少健康的兵员而不得不终止。

这也是日耳曼人——马科曼尼人和夸狄人——首次突破罗马帝国边界上的防御阵地的一年，预示着罗马在后来的岁月里还会一次又一次受到流行病的侵袭。 这一系列瘟疫中有一场于公元250年左右暴发，有些城市病死的人高达一半，就连皇帝也没能逃过此劫。 历史学家凯尔·哈珀称，在后来人们叫作塞浦路斯大瘟疫的那场传染病大流行中，人们出现了剧烈呕吐和腹泻、手足溃烂等症状，病患还会变得又聋又盲。这些症状表明，这可能是一种出血热，与埃博拉属于同一家族。他还指出：发生这场瘟疫的时候，日耳曼人突破了莱茵河，摧毁高卢，进入西班牙和意大利北部；哥特人重创了希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罗马帝国在亚洲的部分地区；安息帝国也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罗马领土。

除了瘟疫周期带来的重重压力，在从共和国到帝国1 000年的时间跨度中，疟疾家族中最严重的一种——恶性疟疾，也在意大利半岛上慢慢扩散。公元前400年左右，这种疟疾传到了罗马，又在公元750年左右到达威尼斯。这种疾病如果来到以前没被传染过的地区，会让相当多最弱不禁风的人死于非命。已经发现的古罗马最大的婴儿墓地可以追溯到公元450年前后，位于卢尼亚诺——因泰韦里纳，距离罗马110多千米，里面有47个婴儿，都是在同一年夏天被埋葬的，其中还有将近一半是早产儿：恶性疟疾经常会让之前没接触过这种疾病的孕妇流产。这个墓地发现的年龄最大的孩子是个两三岁的小女孩，她的手脚都被压在砖石下面，也许是为了防止恶魔般的疾病从墓穴里逃出来造成进一步破坏。DNA检测证实，她得了疟疾。

但是，这是一场终结了罗马帝国的传染病大流行。查士丁尼大帝从公元527年到565年统治着罗马帝国，他也是最后一位还算有些成功地将罗马全盛时期曾统治过的很多疆土重新聚拢在一起的皇帝，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和从北非一直到大西洋沿岸的地方。跟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传记作家普罗柯比既对这些胜利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官方描述，也记录了一个非常不讨喜的秘密，将他的传主描述为“愚蠢、恶毒……阴险、狡诈、虚伪、假模假式、两面三刀、残暴成性的反常的混合体，非常擅长掩饰自己的想法”。 在说到暴力问题时，这位传记作家表示：“我想，要不了多久，数清海边的沙子也比数清这位皇帝杀了多少人更容易。”普罗柯比说，查士丁尼挑起的野蛮战争经年累月从不停息，让大片地区人口减少，“几乎所有罗马人和野蛮人的鲜血染红了整个大地”。

但是，与人类暴力相伴而来的还有传染病带来的死亡。普罗柯比在《战记》中描述了始于公元542年、让整个帝国都心惊胆战的“一场瘟疫，整个人类几乎被消灭”。这是鼠疫杆菌的大暴发，我们叫作黑死病的那种瘟疫，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张旗鼓地降临在地中海沿岸。（这种瘟疫以前可能也曾到访欧洲，劫掠过由5 000年前发展起来的由车轮这种新技术连接起来的大量新石器时代聚落。 ）

我们在说到的时候总是会加上定冠词表示特指的那种瘟疫，也就是鼠疫，往往通过受到感染的老鼠和跳蚤传播。跳蚤通过叮咬传播鼠疫，宿主不幸身亡之后，这些跳蚤也会“树倒猢狲散”，带着细菌又去寻找别的存身之处。普罗柯比指出，其症状一开始是发烧，这预示着你已经染病了，虽然这发烧好像一点都不严重，但用不了几天，就会“出现肿胀，而且不只是……腹部以下会肿，腋窝里面也会肿，有时候耳朵旁边还有大腿的不同位置也都会肿起来”。病程发展中会出现高烧不退、肌肉痉挛和癫痫，有时候还会伴有呕吐。宿主从体内开始腐烂时，身体的有些部位还会出现坏疽。不走运的患者——大部分人都是，无法得到现代医疗手段的治疗——继续下去就会陷入昏迷，最后死亡。

鼠疫致死率高的特点有助于让这种疾病留在一个地方不扩散出去，只要人类不到处乱走。美国学者威廉·伯恩斯坦在他讲述全球商业史的著作中给出的结论是，“鼠疫是贸易带来的疾病”。要把细菌运送到大篷车路线的下一站或下一个港口，“人类、啮齿动物和昆虫这些宿主，就必须迅速穿越海洋和草原”。 在将鼠疫杆菌远距离运送到其他地方的过程中，骆驼很可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骆驼可以染病，如果被人类宰杀和食用，还能直接感染人类。 但是，鼠疫仍然需要大量老鼠和跳蚤集中生活在一起，才能保证自己在新的地方迅速传播开来——古代贸易路线沿线的城邑为此提供的条件堪称完美。

席卷了整个帝国的那场鼠疫大暴发，起源地是亚洲。记录中疫病最早出现在罗马疆土上是在培琉喜阿姆，一个坐落在尼罗河三角洲东端的城市。 这里到海边的亚历山大不到260千米，所以鼠疫也很快传到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地中海第二大城市，尼罗河泛滥平原的肥沃土地上收到的粮食，也是从这里的港口出发运往罗马帝国。这也意味着这座城市会跟见多识广的老鼠沆瀣一气，它们登上粮食供应充足的船只，驶向君士坦丁堡、罗马乃至更遥远的地方。如果没有海上贸易，鼠疫杆菌恐怕不会越过培琉喜阿姆太多距离。但在亚历山大的啮齿动物帮助下，鼠疫无远弗届，一直走到了帝国疆土的尽头。

鼠疫蔓延到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时，普罗柯比也正在那里。他记录说，因为没有地方埋葬，城墙上的碉楼里堆满了尸体。这位历史学家指出，幸存者再次变得肆无忌惮，“邪恶横行，无法无天，日甚一日，罄竹难书”。 城里有50万人口，可能有将近一半死于这场鼠疫。 （不过也应该注意到，普罗柯比私下里仍然认为，皇帝比鼠疫更让人无法忍受：“有些人从未被疫病击倒，还有些人尽管遭到重击，后来还是痊愈了。但这个人，任何罗马人都别想逃离他的魔爪……他就好像是上天降下的第二场瘟疫。” ）

1543年，在袭击君士坦丁堡之后不到一年，鼠疫又蔓延到了高卢南部的阿尔勒。接下来30年，这种疾病一直阴魂不散，一次次反复出现。在查士丁尼的2 600万臣民中，有多达400万人在头两年死亡，而接下来的60年，还有500万人因这场瘟疫而奔赴黄泉。城市萎缩成小镇，城镇萎缩成村庄，而很多村庄干脆消失了。整个帝国的耕地减少了一半。

这场鼠疫让查士丁尼重建帝国的努力毁于一旦。衰退中的经济所能支撑的军队和兵员规模只有鼠疫暴发前的三分之一。查士丁尼的侄子查士丁尼二世，眼睁睁看着伦巴第人占领了意大利，斯拉夫人占领了整个巴尔干半岛，阿瓦尔人也跑到了多瑙河定居。因为查士丁尼鼠疫，也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鼠疫大流行，罗马帝国在几十年内就从鼠疫前那段时间地中海文明的复苏，以及尝试重建罗马帝国全盛时期那种辉煌的努力，向着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周边地区的凄凉晚景坠落下去。

地中海区域很快成为西北方的基督徒和来自东南方的新宗教——伊斯兰教之间的交战区。公元545年和546年，鼠疫在美索不达米亚肆虐，一次又一次卷土重来，大大削弱了波斯帝国的国力。然后是569年，阿比西尼亚人本来已经兵临麦加城下，却因瘟疫而不得不打道回府。 阿比西尼亚人之所以会去那里，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因为有个来自麦加的阿拉伯酋长曾在阿比西尼亚新建的一座大教堂里拉屎。但在一头大象带领下的大军，遇到的却是麦加居民的祈祷。大象在城市前面跪了下来，真主安拉派了很多鸟儿飞来，都带着扁豆大小的石头，丢在入侵者身上，被砸到的六万人全都死了。就在那一年——甚至有可能就在那一天——先知穆罕默德诞生了。

在波斯和罗马两大帝国都因鼠疫而奄奄一息之后，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幸存下来，随后越来越繁荣兴盛，这里几乎没有受到过瘟疫的侵扰。到630年，穆罕默德的军队控制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切断了通往印度洋的海上路线。几代人之后，陆上丝绸之路也中断了。丝绸、香料，很可能还有致病微生物，也都不再大规模交换。 “穆斯林隔离”虽然远远没有让贸易和交换完全停止下来，但有助于让欧洲不再受到来自东方和南方的新传染病的侵袭。欧洲人口稠密的地区之间出现了很多茂密的森林，让往来各地的人们举步维艰，这也进一步减少了贸易。以前的罗马帝国疆域内人口流动大大减少，人们也因此免遭新旧疾病的轮番肆虐。经历过之前一场场鼠疫和其他传染病（而且活了下来）的老人已经免疫，环境也对需要人口密度大才能大显神威的疾病不再友好：欧洲的人口数量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有7 000万，但是到公元700年，已经只剩下2 500万；就城市人口（最容易受感染的宿主）来说，罗马曾经有50万人，但是到公元800年，就连欧洲最大的城市也不过2万人。

剩下的人口退守到最高产的土地上种植庄稼，并将另外一些土地用来饲养牲畜，因此他们很可能得到了更好的营养，对疾病的抵抗力也更强。查士丁尼企图冻结物价和薪水，抱怨人们过于贪得无厌，但劳动力短缺让农场劳动力有了新的筹码。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农场，驱使奴隶干活的做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封建农奴制度：农奴向领主效忠，用劳动换取领主的土地。 黑死病也消失了。

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因为人口密度低，贸易往来也很有限，人们被传染病侵袭的概率大大降低，而这也让欧洲人口有了重新增加的可能。气候也在好转，甚至足以让英国开始生产葡萄酒（尽管编年史家对英国葡萄酒的质量未赞一词）。从黑暗时期的低点到1300年，欧洲人口增加了两倍。森林和牧场被改回农田。 在很多城市，包括米兰和巴黎，居民数量都一路攀升到了20万人。

正如轮番侵袭罗马帝国的一波波瘟疫预示着帝国行将就木时的那场鼠疫一样，在黑死病的大锤重重落下之前，疾病和争斗也已经到来。在北欧历史上，这可能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马尔萨斯的土地上限决定人口上限的理论，还真让土地有了成为决定死亡率的重要因素的机会。年成不好的结果可能就是饿殍遍野。而一连串荒年接踵而至时，就像1315-1322年那样，这片大陆上的死亡人数攀升至数十万人。

美国学者约翰·凯利在讲述这段历史的著作《大死亡》中写道，早在1316年，“随着食物变得越来越贵，人们开始吃鸟粪、家养宠物、发霉的小麦和谷粒，到最后陷入绝望，致人相食”。在罗马帝国走向终点时，气候变化对人口数量的减少可能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而14世纪发生的事情更是这种作用的体现。

随着长途贸易迅速发展，跨洲大流行病又一次出现了。1206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游牧王国下辖的各个部落齐聚斡难河源头，选出了新的可汗。这位新可汗名叫成吉思汗，他带领自己的臣民走上了一条征服之路。不到20年，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就都已经在他们手中。大汗和他的部将统治的疆域从东欧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只有印度、阿拉伯半岛和东南亚部分地区除外。

尽管“近在眼前而且明显在不断迫近的危险”（这是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在呼吁基督徒团结起来对抗入侵者时说的话）足以造成人心惶惶的局面，有些欧洲人还是看到了世界上最新、最强大的超级强权所带来的机遇。 1260年，尼科洛·波罗和马费奥·波罗两兄弟从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威尼斯殖民地苏达克出发，去里海北部金帐汗国的首都做生意，那里的大汗名叫别儿哥。结果，波罗兄弟俩到的是别儿哥的亲戚忽必烈汗在中国的宫廷。

过了几年，尼科洛的儿子马可·波罗陪同父亲重走了一遍这趟旅程。他记录了沿途出产的各种高质量商品：格鲁吉亚有世界上最好的苍鹰，波斯骏马和世界上最好的驴一起被出口到印度，巴格达人将从印度趸来的珍珠穿孔后又卖往欧洲。他笔下的伊朗城市大不里士是“一个大市场，商品来自印度、巴格达、摩苏尔、霍尔木兹等地”，拉丁商人也会来这里备货。霍尔木兹本身也经常有印度商人造访，带来香料、宝石、象牙、丝绸和金币。他还说，喀什是“很多商人的起点，他们从这里出发，前往世界各地推销自己的商品”。

75年后，生活在威尼斯的诗人彼特拉克为我们描述了船只东航的情景：

如果你曾见过这艘船，你也许会说这不是一艘船，而是一座在海面上移动的大山……这艘船正驶向顿河……我们的船只只能在黑海上航行，但船上的很多人都会在上岸后继续自己的旅程，一直到渡过恒河之后才会停下来……然后还会继续前进，最远可以走到中国。

有那么多东西可供贸易，而跟以前必须通过中东的中间人才能进行交易比起来，在蒙古帝国统一控制下的贸易要简单直接得多。跟罗马时代一样，贸易并不对等：布料和铁器流向东方，但远远不够为流向西方的丝绸、香料、兽皮、木材、盐、谷物和奴隶支付费用。缺额是用金币和银币补足的。

马可·波罗提到了他一路上走马观花看到的牧民们的饮食：“他们以肉、奶、猎获物和法老的老鼠为生。在大草原上，这些东西所在多有。” 他说的“法老的老鼠”，很可能是指旱獭，而蒙古旱獭完全可以成为移动的黑死病储备库。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他的经典巨著《瘟疫与人》中指出，在干旱时期，牧民们会集体迁移到北方的大草原上，那里是蒙古旱獭的家园。这可能就是“大死亡”——黑死病卷土重来的起点。1331年，一场神秘的流行病在中国河北让十分之九的人死于非命。 次年，蒙古帝国大汗图帖睦尔（元文宗）死于一种奇怪的新疾病，他的儿子们也随他而去。 到1338年，在中国西北邻国吉尔吉斯斯坦暴发了一场瘟疫，留下的记录是成千上万名受难者墓碑上的文字。

我们可以看到，麦克尼尔对发生在东亚的这些事情的描述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吉尔吉斯斯坦的瘟疫发生8年后，俄国编年史家记录了一场来到里海西岸的瘟疫。一年后，这场瘟疫也传到了黑海。

1347年，这场瘟疫袭击了围困热那亚贸易前哨卡法的蒙古军队。这个地方位于黑海北岸，就是今天克里米亚半岛上的费奥多西亚。20年后，意大利小镇皮亚琴察的公证人加布里埃尔·德·穆西根据道听途说描述了当时的情形。蒙古人（或者按照他的叙述，鞑靼人）

将被包围的基督徒围困在那里将近三年……但是，看哪，全军都染上了一种疾病，鞑靼人不堪其苦，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病死。这就好像是从天而降的箭雨，要把鞑靼人的傲慢击得粉碎。任何医嘱和治疗都毫无用处；鞑靼人身上一旦出现疾病的征兆——腋窝和腹股沟因体液凝固而肿胀起来，然后是溃烂、发烧——这个人很快就会一命呜呼。

尽管围城大军因死亡人数居高不下而只能撤军，解了这座城市的燃眉之急，但城里的居民也没好到哪儿去。无论是因为老鼠身上带着跳蚤从围城大军那里跑进了城，还是因为直接接触到了蒙古人扔过城墙的尸体上的跳蚤，守城的人很快也被感染了。那些还有点门路的人想通过海路逃离这种神秘的疾病，但在他们一路向西航行，在君士坦丁堡、墨西拿、撒丁岛、热那亚和马赛逐一停靠时，跟他们一起来到这些地方的，可能还有瘟疫——至少是跟随后来从克里米亚其他港口来的船只而来。

诗人彼特拉克的朋友薄伽丘也是一位作家，他在佛罗伦萨熬过了这场瘟疫，而他描述的早期症状与800年前普罗柯比的描述如出一辙。“疫病初起时，无论男女，腹股沟或腋下先有肿痛，肿块大小像苹果或者鸡蛋，也有再小或再大一些的。”而且，尽管“人们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诸如指派一批人清除城市的垃圾，禁止病人进入市内，发布保持健康的忠告，善男信女不止一次组织宗教游行或其他活动，虔诚地祈求上帝，但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瘟疫还是蔓延开来。

彼特拉克已经从威尼斯搬回儿时的家乡阿维尼翁，他写道：“1348年，这一年让我深恶痛绝，我们不但失去了朋友，也失去了跟全世界人民的接触……这样的事情，哪里有人在什么时候见过、说起过？这些年发生的事情也从来没有人在书上读到过——十室九空，城市废弃，农庄破败，尸横遍野。天地苍茫，可怕的孤独笼罩着整个世界。”

彼特拉克形容自己的家乡阿维尼翁是“世界上最阴沉、最拥挤、最动荡的地方，如居下流，天下之恶尽归于此”。这表明，阿维尼翁很可能也是相当多老鼠的家园。 这里是欧洲最四通八达的城市之一，当时也是天主教教皇的临时居所。

生态学家何塞·戈麦斯和米格尔·韦尔杜研究了哪些地区受黑死病的影响最为严重，发现很多城市损失的人口平均达到了一半。而且（大流行的时候经常都是这样），也是那些与外界联系更紧密、商队与朝圣队伍往来最频繁的城市，受到的影响最大。这些城市一直在遭受一波又一波的新疫情暴发，阿维尼翁的死亡率甚至高达70%。

教皇克雷芒六世给这座城市买了一块新的墓地，好安葬日渐增多、堆积如山的尸体，但很快被1.1万具尸体填满，于是只好为罗纳河祝圣，用这条河来当墓地。每天早上，都有数百具尸体被扔进河里。

跟以前疫病流行的时代一样，文明不堪重负的迹象之一，就是无法再对逝者保持合乎情理的敬重。彼特拉克写道：“我恐惧的目光无论投向哪里，看到的都是一个接一个葬礼：教堂里堆满了棺材，不再有最后的吊唁，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他们的尸身全都混乱地并排躺在一起。”

也就是说，尽管诗人在哀叹“尸横遍野”， 但是同时代人对社会崩溃的描述往往跟修昔底德对雅典瘟疫的描述非常相似。这表明，编年史家写下的可能只是他们自己认为是如实描述的话。 更广泛的证据表明，社会上其实没怎么出现混乱。

确实也有例外：我们会看到，最糟糕的混乱情形是反犹主义的致命大爆发。但可悲的是，发生在1146年、1189年、1204年、1217年、1288年、1298年或1321年的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 并不是由将近一半欧洲人的死亡而引发的。在欧洲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针对犹太人的袭击是一种地方病，而不是末日意识的唯一征象。

1349年，自我鞭笞运动再次兴起。鞭笞者走街串巷，唱着歌，鞭打着自己，以表示悔悟，威胁宗教权威。7月8日，他们来到了斯特拉斯堡。所有人俯卧在地上，只有一个人站着。这位鞭笞者拿出自己的鞭子，上面有很多皮制的尾梢，每根尾梢上缠着一根刺。这位领袖站在其中一个俯卧的兄弟身旁，一边用鞭子抽打他的背，一边念念有词：“从清除你罪过的痛楚中站起来吧，从现在起，远离罪恶，清白做人。”第一个承受鞭打的人就起来和领头者站在一起，拿起鞭子。这两位鞭笞者再一起走向下一个兄弟，鞭打他，嘴里重复着：“从清除你罪过的痛楚中站起来吧，从现在起，远离罪恶，清白做人。”他们就这样绕着圈走，每一个站起来的兄弟都会加入队伍，一起去鞭打还没站起来的人，直到200个鞭笞者全都站了起来，走成圆圈，一边走一边鞭打着自己。

但是，虽然搞得这么引人注目，这场运动还是很快就偃旗息鼓了。1349年10月，教皇颁发了一道针对鞭笞者的法令。而教皇对这项罪行的惩罚，对犯罪者来说也许有点过于“求仁得仁”：很多人被判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祭坛前被祭司鞭打。

如果需要证据来证明社会秩序即使在面对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力时也仍然有其韧性，那么这就是：人们熬过了黑死病，就像他们也熬过了麻疹和天花等流行病一样——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伦敦大轰炸，或是“9·11”恐怖主义袭击，又或是新奥尔良经历的大洪水——但基本上都没有因此出现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的那种暴政。尽管所有的电视新闻和僵尸电影都想说，我们总是离集体歇斯底里只有一步之遥，但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黑死病的袭击发生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但因黑死病导致的敌对行动中止仅仅持续了半年。 爱德华三世声称自己有权当法国国王，这个主张尽管很有争议，但可不会因为才死了一半国民就善罢甘休。

而且，在一个绝大部分人基本上能自给自足、维持温饱的世界里，大规模的人口灾难对经济造成的短期影响相对来说并不大。例如，尽管在1348年6月到8月疫情高峰期间，锡耶纳的宫廷和布业都关闭了，但当年秋天，政府和市场就恢复了正常运转。

马尔萨斯所描述的世界中的大规模死亡确实最终对整个西欧的社会和经济收入产生了影响，但影响的结果是，让幸免于难的劳工过上了稍微好一点的生活。1349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劳工条例》。前言中有国王爱德华三世对条例必要性的证明：“由于民众，尤其是劳工和仆役最近在瘟疫中大量死亡，很多人都看到了雇主的需求和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因此除非能拿到相当高的薪水，否则他们可不会提供服务。” 工人们利用劳动力供应有限的局面来要求涨工资，查士丁尼瘟疫过后，他们也干过同样的事。

爱德华三世跟查士丁尼的反应也是如出一辙。在人们纷纷跳槽去找新工作，或是找雇主要高价的时候，爱德华三世也试图阻止这种情况。但是，跟800年前查士丁尼的法令一样，爱德华三世的法律往好了说也就是起到了部分作用。突然间，工匠有钱了，开始能吃好穿好了，于是政府也试图禁止他们这么做。英国于1363年通过的《禁奢法》就控诉称，“各色各样的人穿着过分浮夸奢侈，跟他们的阶层和地位严重不符，对整片国土造成了极大破坏，使之贫瘠不堪”。法令严格规定了什么人可以穿什么，可以吃什么：仆役每天只能吃一次“肉或鱼，以及主人吃剩下的其他食物，比如牛奶、黄油和奶酪”。

跟查士丁尼瘟疫之后的情况一样，劳动力价格高企让人们不得不又去寻找能够节省劳力的设备。谷登堡的印刷术用木头和金属制成的印刷机取代了一笔一画的抄写员，新的用盐腌鱼的方法让渔民的小队伍也能在海上停留更长时间，更好的水泵抽干了更深的矿井中的水，省下了开挖新矿井的劳力。 在西欧，查士丁尼瘟疫之后，封建农奴制发展起来，取代了以奴隶为基础的农业体系，而现在，封建农奴制也最终因黑死病而土崩瓦解。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尼科·福格特伦德和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的经济学家汉斯——约阿希姆·沃斯指出，黑死病对所有劳动力总体上来说很有好处，对女性来讲尤其是一种恩惠。农场劳动力数量骤减，促进了在贫瘠的土地上所需劳动力较少的技术的出现，比如用畜力来耕种，这样就不需要很强壮的劳动力才能使用的重犁，让耕种成了男人和女人都能胜任的活路。牧羊女和挤奶女工的数量迅速增加，主要是为了挣钱和换取食宿。她们要想受雇，一个很常见的条件是必须保持未婚，也不能带孩子——要是出现了丈夫或是孩子，她们可能马上就会被解雇。这个条件有助于推高结婚年龄，同时也降低了出生率。而在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中，这样也能让工资保持高位。

但是，尽管欧洲西北角的农民开始享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地中海对岸和东欧的农民却不得不为他们的主人付出更多艰辛的劳动，失去了迁往他处的权利，也无权上皇家法院。结果之所以有所不同，部分是因为在相对更城市化的西欧，农民更容易逃往城镇，另一个是因为东欧的谷物价格没有像西欧那样暴跌（在一定程度上，这要归功于政府垄断了谷物交易）。 因此，在东欧，农业劳动力没什么讨价还价的空间，农奴制也一直维持到了19世纪。威尼斯甚至从高加索地区引入奴隶，帮助在克里特岛上种地，这不啻向查士丁尼时代的倒退。

黑死病祸害欧洲的时间比查士丁尼瘟疫要长得多。“大死亡”过去11年后，又有一场“儿童瘟疫”接踵而至。英国有多达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场瘟疫，尤其深受其害的是那些在黑死病之后才出生的孩子（年纪更大的有很多熬过了前一波灾难，获得了免疫力）。流行病也一次又一次卷土重来——荷兰在1500年之前一共经历了14波。

不过，还是有一些好消息：瘟疫不但越来越局限于部分地区，而且也没那么致命了，死亡率大幅下降到十分之一，而不是会有高达一半的人死去。 也许更高的居住标准起到了一定作用。在欧洲，住在砖石结构带横梁的房子里的人越来越多，住在由篱笆搭成、由烂泥涂成的小屋里的人越来越少。另外，褐鼠（对人类非常警惕）取代了黑鼠（相对更容易相处，带有鼠疫杆菌）可能也有助于降低感染的概率。

威廉·麦克尼尔认为，鼠疫在来到西方之前曾在中国肆虐，他这个理论有何影响？历史学家乔治·萨斯曼认为：“我们仍然没办法肯定，黑死病……在14世纪究竟有没有在中国和印度次大陆出现过。”他指出，整个14世纪，在蒙古人的资料中，或是曾到过高加索山以东任何地方的丝绸之路旅行者的记录中，都没有出现过对鼠疫或其症状的直接描述。 鼠疫在印度文献中出现最早是在17世纪，当时莫卧儿帝国的皇帝贾汉吉尔亲自记录道：“从上了年纪的人和久远的历史中，我们得知，这种疾病［以前］从未在这个国家出现过。”中国的人口在13世纪和14世纪减少了一半，除了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原因，流行病无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国最早对类似黑死病的瘟疫的描述出自1644年山西潞安（今长治）的一部地方志。

麦克尼尔的“鼠疫起源于中国或中国附近”的观点，在2010年似乎得到了对发掘出土的受害者的鼠疫样本进行的基因分析结果的支持。 但最近的另一些分析采用了更多样本，结果指出中亚也许是鼠疫的源头，跟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很接近。这跟萨斯曼关于鼠疫可能从何而来的观点更加吻合。

为什么东亚和南亚可能逃过了黑死病这一劫呢？对于印度，萨斯曼提到的原因有距离、高山和沙漠形成的地理屏障，以及有可能适合传播鼠疫的那种老鼠和跳蚤更少。而对于中国的情形，原因之一可能是沿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的性质：我们已经看到，古时候，欧洲和东方之间存在贸易逆差，来自中亚的奴隶，还有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和香料一路向西，而沿丝绸之路回到东方的主要是黄金和白银。这就表明，老鼠、跳蚤和疾病向西传播可能比向东更容易一些。另一个因素可能是，中国的城市相对来说更干净，人口也没那么集中，因此害虫也没有那么多。

福格特伦德和沃斯这两位经济学家指出，鼠疫对中国和欧洲接下来几百年间的命运沉浮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黑死病暴发的那个世纪，中国是全球技术进步的发源地，国家统一，由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职业官僚管理。然而，随着鼠疫在18世纪渐渐销声匿迹，虽然煤炭和蒸汽时代还没有到来，英国的人均收入，以及整个西欧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例，都已经是中国的两倍。这怎么解释？

福格特伦德和沃斯认为，中国和西欧的经济命运之所以发生逆转，是因为马尔萨斯陷阱体系在起作用：鼠疫在西方增加的收入比在东方要高，因为鼠疫摧残西方摧残得更厉害。鼠疫的影响，也许是两个世纪后欧洲出现了那么多殖民者和征服者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另一个方向，黑死病最后来到了冰岛，甚至可能也来到了维京人在格陵兰岛上的定居点。这些定居点与维京人在北美洲海岸上的殖民地文兰之间的接触有限，因此新大陆有幸逃过一劫，没有暴露在14世纪的这场瘟疫中。但一个半世纪以后，在面对重新发现这片大陆的欧洲探险家带来的严重得多的破坏时，这些美洲人再也没有获得命运之神的垂青。 oC5NwbNwiE1OA7rA8GKFvbHaUsIBKKGpCDPaGhiiaPZ7+h5/F0K6FD/dTw5wWu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