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必定会在某种情况下死于非命。

——马尔萨斯

今天纽约市的人口是公元前10000年时全球人口的两倍。只有战胜了传染病，才有可能出现这个局面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要想知道过去150年的卫生革命规模有多大，我们先得知道人类从中逃出生天的陷阱究竟有多大才行。这就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在他的著作《人口原理》中描述的陷阱，他的描述也许说不上有多准确，但言简意赅。

马尔萨斯是家里的第七个孩子。他读的是剑桥大学，成绩优异，后来成了耶稣学院的研究员。他还加入了英国国教，在萨里郡当助理牧师时写下了上面的著作，并于1798年首次出版，当时正值英国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

这部著作提出了一个严酷的人口法则：考虑到人类的繁殖能力，如果不加以控制，人口就会迅速扩增。在人口成倍增加时，更多的人只能在同一块土地上打猎或耕种，或是开始去更加贫瘠的土地上讨生活。这样一来，人均产出总体上就会下降——每个人能够消费的资源也会同步下降。在消费的资源下降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数量会持续增加。

如果人口数量继续增加，甚至超过了上面的限度，人们就会吃不饱肚子。这反过来会让死亡率上升——死于疾病、饥荒或暴力。到最后，由于死亡率上升，人口数量会缩减，剩下这些人的人均产出又会升高一些。这样一来，消费又会回到维持生计的水平。科学进步无助于人类跳出这个恶性循环：更好的狩猎工具、更重的犁、新的作物品种，类似这样的技术进步是会让效率和产出都得到一些改善，但不断扩增、嗷嗷待哺的人口，很容易就能把这部分进步全都吃掉。总之，人口绝对数量可能会时升时降，但大部分人都只能永远在生存边缘挣扎，过着但求温饱的生活。

马尔萨斯的理论极为悲观。他坚持认为，历史上只有三种手段可以控制人口增加：罪恶、灾难或禁欲。在这位18世纪的牧师看来，罪恶包括卖淫、性病、同性恋和节育。

灾难通常是罪恶的替代品，包括战争、瘟疫和饥荒。关于这个话题，马尔萨斯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娓娓道来：

人口增加的能力远远大于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的能力，因而人类必定会在某种情况下死于非命。人类的各种罪恶积极而有力地起着减少人口的作用。这些罪恶是破坏大军的先锋，往往自行完成这种可怕的行为。如果在消灭人口的战争中，这些罪恶未能奏效，就会有各种疫病大行其道，杀死无数的人。如果仍不能完全成功，严重而不可避免的饥荒就会从背后潜步走近，以强有力的一击，使世界的人口与食物得到平衡。

罪恶和灾难这两种控制人口的手段都过于残酷，要避免这两种手段出现，就只剩下禁欲这一个选项了：马尔萨斯有个很渺茫的希望，就是道德上的纯洁自守能够帮助大部分人提高生活水平，摆脱仅能糊口的生活。要让人口保持较低的数量，就意味着不要有婚前性行为，要晚婚，还要性冷淡。最低限度的性生活意味着生的孩子也少，有助于确保出生的孩子生活水平更高，寿命也更长。马尔萨斯本人38岁才结婚，而且只生了两个孩子。但对于广大民众会不会追随他的脚步，他并没有什么信心。

马尔萨斯或许是有些悲天悯人，但在他进行这些分析之前的那些年，他的理论跟事实倒是大体相符：随着环境变化，人口数量时增时减，但全球人均消费量极低，甚至比今天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贫困线还要低得多。而且，马尔萨斯列出的这三种方法，在限制人口方面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对于有些情形，是人类降低了出生率——有时是通过这位心地善良的牧师会觉得很高尚的方法，但很多时候是通过他认为很邪恶的方式做到的。而对于大部分情形，战争、瘟疫和饥荒这样的灾难所起的作用更大。

在史前时期，传染病广为传播，在人类进化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对于人类的死亡，传染病的作用仍然相对较小，尤其是人类开始走出非洲，逃出人类摇篮的多种传染病的魔爪之后。 但是，在农业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之后，传染病又开始占据上风。事实证明，大规模传染病是农业和人类文明的感染了瘟疫的女仆，比如人类和动物聚在一起，挨挨挤挤地生活在城市和乡村中时，流感就会从猪（也有可能是鸭子）身上传到人类身上。而其他微生物也会借助近便之利来让自己传播开。

在人类文明存续的大部分时间里，瘟疫夺走的生命远远超过饥荒和暴力的总和，以至于马尔萨斯提出的土地和资源能够支撑的人口数量上限几乎从来没有达到过。疾病通常都能让人口保持在同时代的农业技术能够支撑的上限以下。用马尔萨斯的话说，饥荒确实是“接踵而来”的——尤其是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同一空间中生活，传染病也成了更厉害的杀手。文明，尤其是城市的扩张，受到了扩张本身带来的疾病的限制。

文明的兴盛和传播，以及不同文明之间日益增长的贸易往来，都让寄生虫有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范围。随着帝国在欧洲和中国崛起，并通过横跨欧亚大草原的贸易联系起来，新的人群也暴露在疾病之中。瘟疫曾经两次使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一蹶不振：第一次来袭时，它导致罗马帝国灭亡，也让伊斯兰教在罗马帝国南方的领土上得以崛起；而14世纪下半叶它的再次来袭，让黑死病夺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生命。

欧洲人发现新大陆时，他们身上的病原体来到的也是一片处女地。美洲的伟大帝国化为齑粉，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跟着哥伦布和后来的追随者一起到来的旧世界疾病的袭击。非洲人被带到这里代替原住民充当奴隶时，也带来了人类最古老的一些传染病，其中就有更致命的疟疾。到最后，跟1491年哥伦布登陆的时候相比，新大陆的原住民人口十不存一。当时，哥伦布登陆已经过去了300多年，但在马尔萨斯笔下，美洲仍然是一个人烟稀少、土地广袤的地方。与此同时，欧洲人通过暴力的奴隶制带走了大量非洲人，也在扩张奴隶贸易网络的过程中带来了新的传染病，非洲人口也因此大为减少。

但是，如果说流行病的暴发是借着全球化的车轮才成为可能，那么全球化也同样因这些流行病而束手束脚，步履蹒跚：由于瘟疫和热带热病，帝国建立之路一直走得踉踉跄跄。征服、殖民和贸易，都因帝国探险家在全新的疾病环境中面临的高死亡率而受到严重限制。

到此前从未接触过欧亚大陆疾病的人口最后一次大规模死亡时，全世界也即将迎来对抗传染病的巨大进步。19世纪初，仍然可以说英国最贫穷的人的生活水平并不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高出多少，而他们的身体状况甚至可能还要差些。对传染病最有效、最广泛的应对措施仍然是避之唯恐不及——逃走、隔离和限制进入。但也是在这个世纪，英国（继之以欧洲大陆和北美）的人口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人口死亡率也大幅下降了。在卫生革命的影响下，传染病偃旗息鼓，渐渐退却。此外，因为一些技术的共同作用（其中有些马尔萨斯可能会认为有违天地良心），出生率也开始下降了。说来有些讽刺，就在马尔萨斯写下《人口原理》时，他在书中写到的模型也开始分崩离析。

20世纪则发生了一场医学革命，包括疫苗接种和抗生素，全世界都在这场革命中取得了对抗过早死亡的巨大进展。在凶残的马尔萨斯循环中，更加健康的身体会带来更加贫穷的生活，而医疗革命帮助形成了良性循环，让健康与生产力得以相辅相成。马尔萨斯所说的灾难似乎也在全面退却。20世纪下半叶，饥荒、瘟疫和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大量减少，而因传染病减少得以活命的人数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

过去两个世纪，全世界在对抗传染病方面做出的共同努力——包括洗手、建立下水道系统，也包括使用青霉素、免疫接种和蚊帐——让数十亿人免于过早死亡，也让另外数十亿人不用遭受发育迟缓、疼痛、瘫痪、失明或一辈子都要反复发烧的痛苦。200年前，新生儿几乎有一半会在5岁前死去，死因主要是传染病。而今天，这个数字不到二十五分之一。 过去这些年，我们也跨越了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全世界死于非传染性疾病的人数首次超过了死于传染性疾病的人数。尽管新的流行病（包括新冠肺炎在内）造成了那么多痛苦和死亡，但这些疾病并没有扭转这一趋势。

由死于传染病的人数下降造成的变化，和这种人数上升带来的震撼一样巨大——从全球影响力到家庭生活，方方面面都深受影响。特别是，感染风险的降低，让城市化和全球化迈开了步伐。卫生和医疗革命让这些过程如同坐上了火箭，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全球互联的各个城市中。

但是，抗击传染病的胜利带来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让人们生活在一起的范畴。这些胜利也是出生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因为事实表明，只要孩子都能活下来，就能很好地阻止人们想要太多孩子。就全球来看，历史上每个妇女平均会生六个甚至更多孩子，现在已经下降到两到三个。 而这个结果也导致了只有夫妇二人和未婚子女的“核心家庭”模式在全球出现，以及人口老龄化。感染风险降低及其影响也是造成以下现象的重要因素：全球教育爆炸式增长（因为孩子更少的父母能够为自己已有的孩子投资更多）、女性解放（因为她们不用一辈子被拴在带孩子上了）和经济发展（因为更健康、受过更好教育的人也更有生产力）。最终的结果就是，世界上的人不但比马尔萨斯牧师那个年代的人健康得多，数量也大概是那个时候的7倍，而人们的平均收入跟1775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英国相比，也已经是那时的4倍。

现在全球每年仍然有数百万人死于原本很容易就能预防或治愈的疾病，但马尔萨斯陷阱也确实已经出现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有没有可能逃出生天。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取得的进步将如何影响全球文明的未来：会有多少人生活在这颗星球上，他们的生活能持续多久，乃至能否一直和平地生活下去？如果说抗击传染病的胜利让我们走得更近，让我们能跟数百万人生活在一起，也让我们能满世界旅行，那么冠状病毒带来的封锁和社交隔离就是一个痛苦的例证，在我们再次被新的疾病威胁摧残得四分五裂时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付出的心理、社会和经济代价有多大。

这是我们在过去两个世纪与传染病做斗争所取得的进步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方。这些进步所创造的，对新疾病的暴发来说是个完美的环境，而对让这样的暴发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来说，也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世界上的人和牲畜数量从未有如此之巨，商业从未如此全球化，全球也从未如此歌舞升平。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小、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世界上，各种新的传染病相继出现并传播开来，新冠肺炎不过是最新的一种。在现在这种全新的冠状病毒之前，当然还有旧的冠状病毒，以及艾滋病、埃博拉和禽流感。

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滥用对抗疾病最有效的手段：给农场里的动物滥用抗生素；不给孩子接种疫苗；出资研究新的生化武器，但在新疫苗、治疗方法和药物项目上的资金却严重不足；放任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不堪一击的医疗系统每况愈下。而我们面对疾病时的反应，也跟我们遥远的先祖不谋而合了：在这个全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对我们的财富和福祉不可或缺的时代，我们却需要断航，需要搞贸易限制。就全球来看，在新传染病的威胁面前，我们的反应太慢了。我们没做好准备，也没能步调一致、共同进退。

下一次我们必须做得更好，因为肯定会有下一次。从进化到气候再到人口统计，一系列现象都表明，很多传染性疾病往往会遵循周期模式：流感季每年会在南北两个半球之间来回移动，很有规律。麻疹和天花等流行病，随着社会上新的潜在病患数量攀升，每隔几年或者几十年就会重来一遍。6世纪、14世纪和19世纪晚期，黑死病带来的瘟疫造成了大量死亡，而这几个时代不但本就动荡不安，全球各地之间的联系也比其他时期更加紧密。一些流行病学家指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更长的周期的新阶段。这个周期中的第一次转变由农业兴起导致，让我们面对的疾病威胁比以前更大了；随后，包括卫生设施、疫苗和抗生素在内的干预措施带来了第二次转变，降低了疾病的风险；而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三次流行病学的转变阶段，再度面临更大的传染风险，而归根结底，这是新出现的疾病在全球化作用下满世界传播的结果。

最后这个观点很可能低估了人类应对疾病威胁的能力。我们正在夷平瘟疫周期。但传染性疾病还是有可能因我们过于粗疏，或是有太多误判而反戈一击，重新成为死神最趁手的武器。历史告诉我们，这种逆转对未来世纪的影响，会比其他几乎所有能想到的事件都大——远远超过气候变化，有限热核战争庶几近之。而就算这样的全面威胁没有成为现实，我们也可能会因为应对不力，而让新冠肺炎这样的新疾病扼住全球进步的咽喉。

但至少近代史表明，如果我们愿意，人类对这种新威胁的响应也可以迅速而有效。这也足以让我们相信，跟前几代人相比，21世纪的人类在抗击传染病的斗争中处于明显更加有利的地位，因为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从来没做出过有效回应。 qGjjIcaZCn0ydXCo74CnCeAqo6agXjUSviv7Tg525oF4pHZzfITCSh8lsG+LcHX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