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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太敢注射麻疹疫苗的孩子
（资料来源：《不太敢注射疫苗》，朱利安·哈内斯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2.0授权使用。）
21世纪初，全球两大致死元凶是心脏病和卒中。这也可以用来证明人类最伟大的胜利：直到最近几十年，大部分人都还活不到死于心脏衰竭的年纪，而是会被各种传染病击倒。传染病会夺走年轻人的生命，甚至在全球疫病的大灾难中横扫所有人。
新冠肺炎是可怕的灾难，它提醒我们，我们与传染病的战斗还远远没有完全成功，而且很可能永远不会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可能。人口增长、疫病横行然后复苏的周期，虽然远远没有过去那么剧烈，但也仍然伴随着我们。20世纪新出现的传染病，比我们已经根除的要多得多。冠状病毒已经证明，如果人们只能被迫仰赖对传染病的第一反应——逃之夭夭——来与之对抗，那么我们需要承受多么大的代价。
但是，尽管2020年是全球悲剧性大败退的标志，近年来我们在对抗传染病上面取得的进步仍然令人瞩目。2015年，在考虑写作本书时，我与数百名医生、公共卫生工作者和研究人员一起挤在西雅图威斯汀酒店的地下大厅，参加一场名为“根除疾病之路上的经验教训”的活动。那些上台的人，撇开他们的谦逊不谈，每一位都因自己做出的贡献而享誉全球：塔夫茨大学的杰弗里·马里纳，发明了一种稳定的牛瘟疫苗；佩德罗·阿隆索，负责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疟疾项目；来自卡特中心的弗兰克·理查兹，与寄生虫引起的疾病奋战多年；克里斯·伊莱亚斯，在盖茨基金会工作，该组织根除脊髓灰质炎的努力就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还有比尔·福奇，提出了在全球根除天花的策略，并由世界卫生组织于20世纪70年代开展。
在这五位演讲人致力于根除的传染性杀手中，有两种已经被根除，有两种已经处于被根除的边缘。至于剩下的那种祸害，在我们有生之年也非常有希望看到人类大获全胜。1980年，天花根除运动大获成功。20世纪前80年里，全球有数亿人死于天花。但从那以后，只有一个人死于这种疾病，是一名实验室技术人员，因科学样本意外泄露而感染。2011年，牛瘟在全球被根除，结束了一种曾杀死数百万头牛的疾病，而这些牛的主人，很多来自这个星球上最贫困的家庭。牛瘟很可能也是人类大杀手麻疹的源头。如果不加以控制，它很可能会再次变异，成为另一种可以跨物种传播的疾病。麦地那龙线虫（一种寄生虫，会导致严重的水疱、呕吐和眩晕）的发病数量，过去20年在全球范围内下降了99.9%以上。截至2020年4月，自然环境中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可致残甚至致死）已经被限制在两个国家。2000年以来，全世界有34个国家，包括中国、阿根廷和南非，在根除疟疾的工作中取得了巨大进展，死亡率平均下降了87%。
这些以及更早的胜利，来自数十亿人的共同努力。其中有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她推广了天花疫苗接种——最早能够有效预防天花的措施；爱德华·詹纳，他拿牛痘做实验，研制出了最早的疫苗；阿里·马奥·马阿林，他是最后一个在实验室以外感染天花的人，余生都在跟脊髓灰质炎做斗争；还有萨勒马·法鲁基，她因给儿童接种疫苗预防上述疾病的“罪行”而遭塔利班严刑拷打并残忍杀害。
我想说的是，最近数十年来，全球在改善健康状况的运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而这些人就是其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但是，在讨论历史的书中，“英雄”和“进步”都是会引发争议的字眼。这个问题的最佳展现，也许是在戴维·伍顿2006年出版的著作《庸医：希波克拉底以来医生作的恶》的一篇评论中。伍顿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历史学家，其《庸医：希波克拉底以来医生作的恶》一书指出，20世纪以前的医生为改善病人健康状况所做的努力，就算有，也是微乎其微的。伍顿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部著作的评论者、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史蒂文·夏平声称，《庸医：希波克拉底以来医生作的恶》一书并不是历史，因为该书记录了进步，并为之鼓与呼，还让诸多英雄青史留名。夏平认为，科学史学家的工作不是评判，而是用历史本身来阐释和理解过去。
伍顿反驳说，既然夏平和他一样，都承认医学确实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那么写一个故事来说说这些进步并没有错。
我同意伍顿的看法，即使这可能会让我跟一些历史学家渐行渐远。
而且，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全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从19世纪70年代的不足30岁，攀升到了今天的70岁以上，这确实值得人们击节赞叹。带来这个成果的重要原因包括下水道系统、消毒、疫苗接种和抗生素的使用等创新。
在完成这本书的几个月里，我的所思所想乃至形诸笔墨，大都与新冠肺炎有关，以及有哪些方法可以有效限制新冠肺炎给我们的健康和经济造成的毁灭性影响。这场全球疫病让一组全新的英雄形象从与传染病的战斗中涌现出来，从护士到医生，从搬运工到快递员，形形色色。因为有他们这样的人存在，我知道我们仍将与死于非命战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