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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叛逆和冒险定义了我这一代的青春期女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从高中毕业的女孩，那么我几乎可以成为同龄人的典型代表。我是内布拉斯加州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孩中最尖刻、最叛逆的一个。在冒险的同时，我也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还会记得给祖母手写感谢信，谢谢她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和圣诞礼物。我常去的地方是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大学城，位于美国中部。我的几个好朋友出现在初版的《养育青春期女孩》中，我的母亲还要求我对文中的对话进行编辑，以达到“对青少年语言记录的准确性”。
我青春期的亮点包括参加素食主义和动物权利运动、17岁时打了一个眉环、染非常不自然的发色、穿邋遢的衣服，以及偷偷溜到离家几个小时路程的城市参加狂欢节和音乐会。我会嘲笑主流文化，叫我的那些成为大学预科生和啦啦队长的同伴“马菲”
。我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女孩和她们常犯的小过失的“典型代表”。我还记得大学一年级的一个滑稽而黑暗的时刻，那是在一家杂货店里，我听到一个刻薄的邻居对我嘟囔：“奥菲莉娅的复活？我看更像是奥菲莉娅的溺亡！”
这很有趣，但事实上，那个爱管闲事的邻居没有抓住重点。我们这些少女并没有溺水，我们只是从高高的跳水板上像炮弹一样俯冲了下来。20世纪90年代的奥菲莉娅们（至少在我的社交圈里的那些人）是打破限制的人、叛逆的人、崭露头角的女性主义者，以及讨厌循规蹈矩的人。我们听着纯女性的朋克摇滚，在去往莉莉丝女性音乐节的路上颠簸，并以我们的风格追求双性化。我们最不想要的就是得到那些穿着羊毛开衫、烤着小饼干、开着书友会的女性的认可。
令人毫不惊讶的是，我们也过着不被母亲完全理解的生活。青春期的女孩总是会有秘密，这是合理的，也符合发育和成长的需要。对暗恋、对毒品和酒精的尝试、对违规行为，我们都会严格保密。我们像水手一样骂脏话，中气十足地说出“没种”和“蠢货”这样的字眼。尽管我深爱我的母亲，但每次她和我的朋友闲聊时，我都感到很尴尬。我们急于远离自己的原生家庭，拥抱我们作为独立年轻女性的新身份。
借助白人中产阶级的特权、家庭关系以及自己的小聪明，我和我的朋友侥幸逃脱了很多惩罚。我会因为在宵禁时间之后才回家而被禁足，也会在青年交响乐音乐会上独奏，还在一家收容所做了志愿者。高中三年级，我和朋友有一个月没有参加管弦乐队的排练，我们逃课去市区打台球，在咖啡店里喝意大利苏打水……我很确定那个学期我还是得了A。我和同学都很关心学校的功课，认为我们一定会去上大学。我们家关于大学的谈话不是“上不上大学”，而是“上哪个大学”。
在1994年，我的一些朋友有了性行为，一些朋友还没有。性不是一种定义“酷”的标准，在我的同龄人中，它往往发生在长期的关系中。我嫉妒那些有性行为的朋友，主要是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同时也有了一个有保证的毕业舞会舞伴和一个可以在餐厅里牵手的人。我毫不怀疑性侵犯的存在，但我没怎么听说过。我们都有点儿敬畏第一个有性行为的朋友，但也意识到了“荡妇”和“种马”这种对女生和男生的评价的双重标准，所以相应地，我们女生之间也会相互支持。
晚上，我们在音乐课和家庭作业之间抽时间去看电视剧《飞跃比弗利》（ Beverly Hills, 90210 ）。我们是MTV时代的人，会根据新视频的首播、《互动全方位》（ Total Request Live ）和《金属迷聚会》（ Headbanger's Ball ）等电视节目来安排我们的时间表。我们想要朱莉娅·罗伯茨的腿、薇诺娜·赖德的格调，以及多莉·艾莫丝那样唱歌像悲泣一样的能力。我们渴望有一个由帕特里克·斯威兹、艾迪·维达、卢克·佩里和我们梦幻般的哲学老师容特先生组合而成的完美的、充满爱意的男朋友。
黑暗偶尔也会掠过我们在内布拉斯加州的舒适生活的边缘。在我上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名叫坎迪斯·哈姆斯的当地大学生被绑架、折磨和杀害。在她失踪之后，到嫌疑人被捕之前的那段可怕的日子里，老师叮嘱我们绝对不要独自取车，在晚上开车去任何地方之前，都要先用手电筒照一照后座。这是第一次在离我家很近的地方发生这样的暴力犯罪，我和同学都吓坏了。大约在同一时期，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萨拉发现了一个功能简陋的本地拨号聊天室，我们醒着的每一小时（费用是每分钟5美分）都用来在上面认识新朋友，和他们打字聊天，而他们大多也是镇上的高中生。几个月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和杀害坎迪斯的凶手共享了虚拟空间，还有可能偶尔给他发过信息。这是一个警示网络“关系”极具危险性的意外的早期教训。
抑郁，常常是难以名状的，却触及了我们中的许多人。尽管总的来说，我们对成绩和考试分数的焦虑没有现在的青少年那么严重，但我们和她们一样，也存在对不那么光鲜的自我形象的过分关注以及社交焦虑。我们大多数人想变瘦，而瘦女孩则想要更多的曲线。没有被首选大学录取时，崩溃的我们用大麻或布恩农场果酒来抚慰受伤的心灵。回首过去，我们面临的挑战似乎比今天女孩经历的要简单得多。我们这代人生活在科伦拜高中枪击惨案、“9·11事件”、“伊斯兰国”（ISIS）和Snapchat出现之前，我们的问题往往是区域性的，发生在家庭、学校或自身内部。
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代人都被开山辟路的前人认为是冷漠的，我们这一代当然也不例外。我们是第三代女性主义者，正享受着前辈努力的成果，但我和我的同龄人在流行文化和政治形势飞速发展的时期并不只是满足于吃马卡龙的小公主，我们想要在自己的生活和社区中创造改变。我想强调的是，这种情感在历史上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青春期女孩中得到传承和延续。
20世纪90年代的女孩是文化批评家，引领了一个开放包容、倡导行动的新时代。我和朋友在高中成立了一个同性恋组织GLOBE，它也是同性恋/异性恋联盟的早期产物；我们推动学校管理人员创建了一个回收利用项目；在1991年罗德尼·金被洛杉矶警察殴打之后，我们戴着黑色的臂章去学校表达抗议。我们关心事情的起因，但也陷入了一种不自觉的肤浅之中。我们在这些过程中收获的感受和友谊才是最重要的，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对我们来说只是课外活动的一部分。
如果说我们在对某个问题的认知上挣扎、迷惘了很久，那大概就是种族问题。当时，林肯高中是全州最大、最多元化的学校，但我大多数朋友是白人。我们的餐厅座位实际上是种族隔离的，而且我们学校的彩虹俱乐部——一个颂扬多元化和全体学生丰富文化背景的组织，通常由有色人种的学生领导，很少有白人孩子参加。我记得我注意到了这些分歧，也不喜欢它们，但我不知道该如何改变现状。
从我目前所处的有利地位——一个有两个孩子的41岁的母亲——回顾我的青春期，有许多方面值得我感激。我很庆幸，在我因外表感到最尴尬的时候，超大号的法兰绒衬衫正流行，要知道紧身牛仔裤和露脐上衣会让我脆弱的自信心荡然无存。我感到庆幸，因为我只需要在学校里忍受被霸凌，他们的嘲笑并没有在社交媒体上跟随我回到家里。我对一群女音乐家心存感激，她们通过咆哮表达自己的愤怒，这让我感到被理解。我很感激深爱我的父母，他们带着既恼怒又慈爱的心情，帮助我度过了那段喜怒无常、沉迷于穿孔和戴首饰的时期。
为本书访谈的女孩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和鼓舞，在这个新世纪里，她们正在做许多正确的事情。面对和自己不同的人，她们不再仅仅是容忍这些人，而是秉持了去接受甚至颂扬的态度。她们对自己的心理状态非常了解，能够用同理心和智慧来描述她们的同龄人。她们是自己信仰的事业的积极行动分子。她们以幽默和真诚的态度经受住了青春期的考验。今天的女孩需要爱、指导、深厚的友谊、被尊重的空间和时间，这样她们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理解生活。
当年，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