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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养育青春期女孩》这本书，是为了理解我同时作为一个少女的母亲和一名主治青春期女孩心理疾病的治疗师的经历而做出的一次尝试。我在1994年写完此书，希望为大家敲响警钟，让大家认识到青春期女孩正身处有害的文化氛围之中。那时，我的目标是宏大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心理治疗师、老师和父母，帮助女孩痊愈，并且改变这种文化。在某些方面，我觉得此书似乎完成了它的使命——许多青少年和广大家长读了这本书，也很喜欢这本书。母亲们告诉我，它帮助她们理解了自己的女儿。心理学家也逐渐放弃将青少年的问题归因于其不正常的家庭，转而帮助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去应对艰难的文化环境。教育工作者开发了许多方法来鼓励和保持女孩对数学和科学的兴趣。全美各地的组织，如奥菲莉娅计划
（Ophelia Project）、女童子军（Girl Scouts）和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即YWCA）等，都致力于为年轻女性赋权。
我非常感谢我的读者，感谢那些邀请我去演讲的社区，感谢那些和我交流并分享他们对此书的看法的人。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所有在《养育青春期女孩》这本书的启发和鼓舞下产生的积极改变。
25年后，我很荣幸和女儿萨拉一起对初版进行更新。在这本书的新版中，我们将探索对于女孩来说，哪些因素改变了，哪些因素没有改变，并研究美国文化给现在的女孩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我们希望这个新版本能帮助女孩，以及那些想要帮助她们成长为勇敢、善良、能干和自信的女性的成年人。
20世纪90年代，我在办公室里接待过有各种严重（甚至威胁生命的）问题的女孩，比如厌食症、有自残或自杀倾向。还有一些来访的女孩面临的问题包括：拒绝上学，故意不好好学习，经常与父母争吵等。这类问题虽然不像自杀倾向那么危险，但更加令人费解。很多来访者是性暴力的受害者。和这些女孩交流时，我才认识到，自己对20世纪90年代青春期女孩的世界缺乏真正的理解，而我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青春期经历对此基本没有任何帮助。20世纪90年代的女孩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斥着越来越暴力和色情化的电视节目、MTV（全球音乐电视台）视频，以及赤裸裸的色情广告。
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经常感到困惑和沮丧。这些感觉让我当时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女孩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唇环、鼻环和眉环（在当时算新生事物）对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怎么才能帮助13岁的女孩应对疱疹或生殖器疣等性传染疾病？为什么吸毒和饮酒在七年级学生中很常见？为什么这么多女孩说她们恨自己的父母？
与此同时，萨拉和她的朋友正在经历一系列跌宕起伏的情绪，像坐过山车一样。有时她们很快乐，对自己的世界很感兴趣；其他时候，她们仿佛搁浅了。她们对家人和彼此都很苛刻。初中阶段似乎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自信、适应性强的女孩有可能变成悲伤和愤怒的失败者。
我和朋友谈起处于青春期的女儿时，都很烦恼，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我们中的许多家长长期受到女儿们的“折磨”，她们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对我们这些母亲感到烦躁。我们想把女儿培养成独立而自信的个体，但她们似乎缺乏安全感，而且过于关心自己的外表和女性气质。一些难题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如何才能鼓励我们的女儿独立自主，同时又能保证她们的安全？怎样才能说服她们接受一个存在绑匪并且有可能在约会中被强奸的世界？我们如何在不惹恼她们的前提下为她们提供指导和支持？即使在我所在的这个中产阶级人口占多数的小城市里，女孩也经常经历创伤。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女孩从中恢复呢？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预防创伤呢？
作为一位母亲和一名心理治疗师，我努力去理解我所观察到的事情。我和朋友曾经也有过青春期焦虑，但我们那时基本上没有出现进食障碍、自杀倾向、割伤自己或离家出走的情况。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的女孩有更多的问题？
乍看之下，1994年青春期女孩的生活似乎应该更好。毕竟，我们一直在支持女性运动。这些运动有没有起到作用？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我的许多朋友——像我这样步入中年的中产阶级女性——很幸运，这种幸运是有史以来很少有女性拥有过的。我们拥有我们的母亲们从未想象过的机会。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女孩感到更加压抑。她们成长在一个更加危险、更加性化和媒体无孔不入的文化中。她们面临着一定要变得美丽和成熟的莫大压力，在初中阶段，这往往意味着吸毒、酗酒和开始性行为。女孩在一个更危险的世界中航行，她们受到的保护却更少。
我越是环顾四周，听越多的音乐，看越多的电视节目和电影，越仔细地审视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广告，我就越能肯定，我们教育女儿的方式是错误的，美国文化对青春期女孩是有害的。女孩接收到的关于性、美丽和她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的信息阻碍了她们的发展，并且她们中的许多人因此受到创伤。随着青春期的开始，女孩开始坠入一种有害的文化之中，这种文化对她们来说太难理解和掌握了。许多女孩变得不知所措，并为此而感到沮丧和愤怒。
1963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其著作《女性的奥秘》（ The Feminine Mystique ）中写到了“无法名状的问题”。她指出，很多女性很痛苦，但她们无法说出痛苦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的少女也面临着类似的无法名状的问题。她们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对的，但她们只能在自己或家人身上寻找问题的根源。我想帮助她们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下审视自己的生活。在《养育青春期女孩》这本书中，我对我所观察到的问题进行了定义和阐述。
25年过去了，如今的青春期女孩比20世纪90年代的女孩情况又好了一些，但她们也是在一个新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那就是数字世界。当我回顾这50年来女孩的生活时，我意识到，文化环境不仅改变了女孩，也改变了我们所有人。1959年，我13岁，伴随着羞怯、青春痘、激素，以及那个年龄段带来的自我意识。在20世纪90年代，我是一个青春期少女的母亲，也是一名主要接治青春期女孩的心理治疗师。现在，我有两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孙女——凯特和克莱尔，我又一次沉浸在了女孩文化里。
凯特、萨拉和我都属于“边缘世代”。我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出生，生活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乡村，是最后一代没有电视陪伴而长大的美国人。我的女儿萨拉出生在越南战争正式结束后不久，她是在没有手机、电脑或其他电子设备的环境中长大的最后一代人。我的孙女凯特出生于2001年7月，比“9·11事件”早两个月，是第一代“数字原住民”中的一员。
我生长在生活节奏缓慢的年代和地方，我儿时的全部世界就由家人和内布拉斯加州比弗市的小镇组成。我接触到的大多数新闻是本地的，我的玩具大多是本地制造的，娱乐方式也大多数是面对面的。孩子们除了一起玩耍、阅读和与人交谈，几乎无事可做。
萨拉这一代人经历了从本土文化到全球文化的转变。曾经庇护过我们这一代女孩的社群意识正在迅速消失。尽管女孩仍然保持着面对面的关系，但她们共享的文化是在遥远的地方由公司制造出来的，而这些公司对她们的健康和幸福毫不在意。在1994年，我的女儿和我的青少年来访者都属于一头扎进有害文化的一代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来自成年人的帮助是缺位的。这一代青少年叛逆，时常感到不安，并对父母不理解他们的经历、不去保护他们而感到愤怒。
今天，尽管成年人和青少年已经熟悉了资本主导下的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但我们正面临着新的技术浪潮，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应对。电子设备已经取代了面对面的交流，只有极少数女孩偶尔会主动选择或者被迫脱离互联网。青少年更喜欢待在家里或与父母一起外出，而不是独自外出或与朋友相约去探险。现在，他们周末会看网飞的电视剧，通过短信、Snapchat（色拉布）或Instagram（照片墙）等即时通信工具与朋友交流。
今天的女孩不太可能因为酗酒、吸毒、性行为或参加聚会而惹上麻烦，但她们更有可能抑郁、焦虑甚至自杀。许多女孩觉察到，在她们所处的由数字驱动的文化中，有些事情是不对的。她们睡觉时也开着手机，保持随时在线让她们感到压力很大。然而，她们也感受到深深的孤独，与家庭、社区和自然世界缺乏联结。她们也对昔日的男女生约会、独自阅读和与朋友通电话有着怀旧之情，但她们似乎很脆弱，也害怕独自外出。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我生活的小镇上，我感到很安全。我们现在知道，那时候的性侵犯和家庭暴力不会被广泛报道，也有许多有色人种是暴力的受害者，但我当时认识的孩子们可以到处自由地活动，危险似乎离我们很远。我女儿那一代人对美国各地发生的性侵犯、乱伦和暴力犯罪事件更加了解——电视上会对这些事件不断进行报道，犯罪率更高了，牛奶盒上印有失踪儿童的模糊照片。但1994年，科伦拜高中枪击惨案和其他校园枪击事件、海湾战争、“9·11事件”、“基地”组织、“伊斯兰国”（ISIS）、阿片类药物泛滥、气候危机、全球难民危机、美国的政治和社会两极化，以及白人至上主义的兴起尚未发生。
很大程度上，由于媒体对犯罪事件和危险的不间断报道，今天的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比起前几代人更加害怕和厌恶风险。尽管根据皮尤研究委员会的数据，美国的暴力犯罪率在1993年到2016年间下降了50%；但相比1994年，今天的青少年独自外出的频率更低了。
从1960年到今天，两种巨大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一方面，美国人对环境变化更加恐惧；另一方面，我们已经从个人对个人、基于社区的生活方式转变为主要依赖网络联系的生活方式。一位教授朋友告诉我，以前大学生在课间的声音很大，他们吵得他几乎什么都听不见；而现在课间休息时，走廊里非常安静，学生不再调情或聊天，他们都在看手机。
尽管如此，自1994年以来，我们的生活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好了——离婚率下降了，意外怀孕的青少年更少了。这一代人对性少数群体更包容，种族主义者也更少了。女孩很少因为她们的行为而惹上麻烦，她们更倾向于成为积极活动分子和女性主义者。
女孩，尤其是刚上高中的女孩，还表现出对父母强烈的爱和尊重。在我们最近进行的个人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中，很少能观察到20世纪90年代的女孩普遍存在的那种粗暴和愤怒的态度。父母们还表示，他们感觉自己和女儿们很亲近，几乎没有教养问题。
我猜想有很多原因使得父母和青少年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这些原因包括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以及人们开始认为世界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当情况变得糟糕时，家人往往倾向于团结在一起。同时，随着真正的社区逐渐消失，剩下的就只是家庭单位。由于现在的青少年不会惹那么多的麻烦，父母往往更热情，也更能接受他们的孩子。此外，与25年前相比，现在的父亲对女儿生活投入的精力要多得多。女孩需要感激她们拥有一个可以保护她们免受外在“风暴”的家庭。
在为新版的《养育青春期女孩》做调查研究时，我了解到的关于社交媒体的信息大多是负面的。自2007年iPhone手机问世以来，女孩作为一个群体变得更加孤立，她们关键的成长发育过程正在被打乱。我承认，数字技术有它的好处，但是，对社交媒体的正面评价也经常会被夸大。例如，我经常听到：“一个女孩可以通过发短信与祖母保持联系。”我的回答是：“嗯，当然，但如果是打电话或当面拜访，她和她的祖母可能会更亲近。”
另一方面，我们见证了社交媒体和网络在由年轻人发起的新兴活动中所具有的力量，比如Metoo运动和“永不再来”
（NeverAgain），后者起源于2018年2月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校园枪击案。全美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在推特和Instagram上能够“找到”彼此，并利用这些平台为“是的，我们可以”（Sí, se puede）和Black Lives Matter（意为“黑人的命也是命”）等进行积极的活动。
当然，我自己也使用社交媒体。我在Facebook（脸书）上有一个专业网站和一个作者页面。萨拉每天都要多次查看她的推特和Instagram账号。我知道很多人依赖社交媒体来进行娱乐，毕竟我们都需要从当今严酷的全球政治现实中解脱出来。我不会评判任何人对社交媒体的使用，相反，我想提出一些建议，让广大父母和他们的女儿更加有意识地去使用网络平台。我想，大多数人不希望自己的墓志铭上写着“她有2000个关注者”。
我和萨拉很幸运地在心理学家琼·特文格的书《i世代》（ iGen ）中找到了我们需要的研究资料。特文格收集对比了从1974年到2016年的各项研究，包括自杀率、犯罪率、每年看电视的频率、上网时间和读书量。通过在数百个维度上对不同代际的人进行比较，她得以对时代和青少年的变化得出极具洞察力的见解。
在这次的新版中，我们对一些女孩进行了访谈，她们和我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来访者属于相同的人口群体，我们为这些女孩和她们的母亲组织了焦点小组。此外，我还对其他的心理治疗师进行了访谈，而曾担任中学教师的萨拉则对老师和学校辅导员进行了采访。
在这本书的初版中，我写到了多年来我一直在见证其变化的来访者。而在这次新版中所讨论的大多数女孩，我和她们只见过一次面。这些访谈和焦点小组中的女孩并不能像之前的治疗故事那样展现出成长过程，但她们确实凸显了今天的女孩所面临的独特挑战，并为我们提供了她们生活的剪影。我们的访谈和研究揭示了那些已经发生改变的挑战，以及依然存在的危险和欢乐。
我们还邀请了来自全美各地不同社群的女孩阅读初版的《养育青春期女孩》，并分享她们的反馈。我们会询问她们觉得什么过时了，什么仍然与她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鼓励她们用说明文字、边注和斜线对书中的原文进行标记，并坦率地向我们报告她们认为需要在新版本中增加的内容。毫不意外，我们发现女孩仍然在与厌女症、饮食失调、性别歧视和身份认同问题做斗争。她们一致认为，社交媒体改变了青少年的生活。每个女孩几乎在每一章都写上了“加上对社交媒体的讨论”。
在新版本中，我们保留了初版中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并添加了现代女孩的新故事。我们反思了发生在女孩生活中的变化，囊括了最新的研究和为当下定制的建议。我们保留了早期版本中的一些语言，尽管它们现在读起来已经过时了。例如，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的女孩上“初中”（junior highs），而现在她们上“中学”（middle schools）。
我新增了“从过去到现在”和“倾听她们，理解她们”这两章，几乎所有的访谈都是由萨拉主持和记录的。我们为讨论焦虑增加了一个新的章节。在第16章“在太阳和星星下茁壮成长”中，我们为父母、青少年和所有与青少年打交道的人提供了具体的建议。我们的后记则为女孩在混乱时代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希望和指导。
重读《养育青春期女孩》时，我被它仍然具备的现实观照性所震撼。女孩继续与同龄人的烦恼、家庭的不和以及对外表的焦虑战斗。虽然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女孩的发展需求没有改变。女孩仍然需要她们长期以来需要的东西——慈爱的父母、正确的价值观、朋友、人身安全、独立行动的自由、对她们自身独特性的尊重、对她们成长为终有所成的成年人的鼓励。她们需要避免受到我们文化中最有害部分的伤害，并与我们文化中最健康、最美丽的方面建立联系。
1994年，我建议大家应共同努力来增强女孩的力量，使她们为自己实际所处的文化环境做好准备。今天，我和萨拉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可以培养女孩的情绪弹性和自我保护能力，我们可以支持和引导女孩度过骚动的青春期，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建立一种不那么复杂、更有益于培育女孩、更少暴力和性化、更能促进女孩成长的文化。我们的女儿们理应得到一个所有天赋都可以得到开发和欣赏的世界。我们希望这本书能促进一场关于“我们如何为青春期女孩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