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好学而博

《庄子·天下》说墨子“好学而博”，靠学习获取了广博的知识。墨子能够创立学说，建立学派，成为著名学者，重要原因是勤奋好学。墨子提倡“学而能”，即“学而知”，依靠学习增长知识才能。

《尚贤》中、下记载，墨子同“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划清界限，认为他们不是“学而能”者，是靠出身门第“既富且贵”，靠长相美丽受宠得到重用，他们未必是爱学习、有智慧的人，让这一类人治理国家，必将导致国家混乱。

墨子好学深思，苦读博览，到各诸侯国游说，还抓紧时间攻读。《贵义》载，有一次，墨子从鲁国出发，到卫国游说，车中“载书甚多”，门生弦唐子见了，奇怪地问道，老师，您车上装载这么多书干什么？墨子说：“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即过去周公旦早上要读100篇书，晚上还要接见70个读书人，跟他们座谈。所以他知道的多，能够辅佐天子，成绩卓著，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没有磨灭。我上没有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事情，下没有农民耕种土地的急难，我怎么能荒废读书呢？墨子把读书看做本分，视为职业需要。

墨子最初学的是古代传统文化，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儒学。鲁国是古代传统文化和儒学的中心。鲁国开国君主为周公旦之子伯禽，他一向尊重周礼。《左传·昭公二年》说：“周礼尽在鲁矣。”《吕氏春秋·当染》记载，周王曾派礼官史角去鲁国传授周朝的礼仪制度，鲁君把史角留在鲁国。史角的后代就在鲁国继续传播周礼的事业。墨子跟史角的后代学习过。

《淮南子·主术训》说：“孔墨皆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六艺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比较初级的六艺，指礼、乐、射（射箭，军事科目）、御（驾车，军事科目）、书（书法文字）、数（数学计算）。比较高深的六艺，指诗（《诗经》）、书（《书经》）、礼、乐、易（《易经》）、《春秋》（历史书）。墨子平日言谈、讲学，经常引用《诗经》、《书经》和周、燕、宋、齐等国《春秋》。墨子自称曾遍读百国《春秋》，可见墨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娴熟，也反映了墨学跟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

墨子在学儒的同时，发现了儒家的缺点，进而反儒非儒。《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烦琐不易实行），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孔子推崇周公，墨子标新立异，效法传说中的夏禹。

有一次墨子跟儒家信徒公孟子辩论，公孟子称颂古代，墨子对公孟子说：“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儒家立一个效法榜样周公，墨子就立一个效法榜样夏禹，比周公更古老。争强斗胜，比学术渊源的古老，是古代百家争鸣中的趣事。

二、锐意创新

墨子虽受业于儒学，却又不满足于儒学，他在学儒师孔时，锐意创新，提出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和系统学说。《鲁问》记载，有一次，墨子外出游说，他的学生魏越问道：“您见到四方的君主，将对他们说什么呢？”墨子胸有成竹，脱口而出：“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尚贤是主张任用贤能。尚同是要求把贤人政治推广到全国，和平一统。节用是节约开支。节葬是要求丧事从简。非乐是反对统治者举办大型乐舞，搜刮人民。非命是主张强力从事，不相信命定论。尊天事鬼是墨子假借天意鬼神推行其学说。兼爱是试图实行人人相爱互助的理想教育。非攻是反对大国攻伐掠夺小国。

这里从尚贤到非攻，共有十个论题，反映了墨子社会政治学说的基本观点。墨子曾就这些论题对学生进行系统讲授。在现存《墨子》中，每个论题都有相应的论文，是后学记录的老师的讲演词。从这些论文来看，墨子的观点，跟前辈孔子的观点是对立的，反映了墨子独树一帜的创新精神。

从墨子对学生的答话看出，墨子虽认为自己的观点自成体系，但在具体运用上还要结合各国的具体情况，分别强调学说中的不同重点，以解决他们的当务之急。然而墨子没有全盘否定孔子，他认为孔子学说中有“当而不可易者”，即有正确而不能改变的部分。

《公孟》记载，有一次，墨子跟儒家信徒程子辩论。墨子在辩论中引用孔子的话，作为自己论证的根据。程子立即质问：“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就是说，你反对儒家，为什么又称引孔子的话呢？墨子答道：“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就是说，孔子的话中，也有是真理而不能驳倒的部分。鸟遇热则飞向高空，鱼遇旱则潜入水底，这种规律就是大禹、商汤也不能改变。可见墨子突破派别偏见、服从真理的科学态度。他在创新中，没有完全否定传统中的正确成分。

《耕柱》记载，墨子在批评儒家“述而不作”的错误论题时说：“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继承传统），今之善者则作之（锐意创新），欲善之益多也。”在增进知识、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无论古今新旧，应该兼容并蓄，多多益善。

《鲁问》记载，墨子自称：“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这是墨子述说他所从事的业务。但这样做，恰恰也是孔子的专长，是一般儒者的业务。这说明，孔墨学说有相同的基础和依据，推崇的方面和呈现的结果不同。

儒墨同根同源，支脉流向不同。儒墨都从同一起点出发，分道扬镳，走不同的路。儒墨在统一的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呈现思想学说的多样性，各自代表不同等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易·系辞下》说：“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以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儒墨关系，也是这样。

《鲁问》记载，墨子自称“不耕织”，“功贤于耕织”，即不亲自耕田、织布，但比亲自耕田、织布功劳更多，贡献更大。墨子的身份是劳动知识分子、专职学派领袖，业务特点是宣传鼓动，擂鼓助战，不是亲自耕田、织布。

墨子从当时时代和社会需要出发，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愿望和理想，提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十大论题。墨子原创独到的学说，由战国中后期墨家传人继承和发展，推出被称为天下奇书的《墨经》。

《墨经》抛弃墨子天志、明鬼两个论题，专门研究逻辑学、哲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知识遗产，是中华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有重要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价值。经科学诠释和改造转型，《墨经》学说可以成为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谈话辩论

《耕柱》记载墨子与门徒的对话：

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睎者睎，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墨子弟子治徒娱和县子硕问墨子说：“为实现仁义的事业，要做哪些最重要的事情？”墨子回答说：“好比筑墙一样，能修筑就修筑，能夯土就夯土，能测量就测量，这样墙才能筑成。为实现仁义的事业也需如此，能游说就游说，能教书就教书，能做事就做事，这样实现仁义的事业就完成了。”

“谈辩”，即谈话和辩论，与此对应的学说门类是辩学，即中国古代逻辑学。“说书”，即解说讲习古代典籍，相当于聚徒讲学，传播知识。“从事”，即从事工农兵学商的实际业务。这是墨家学派内部的专业分工，类似孔门的四科，即《论语·先进》所谓“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的分类。

墨子在游说和辩论中，为了增强说服力和言词的表达效果，特别注意进行严密的推理论证，擅长运用譬喻等修辞，为墨子后学在《墨经》中系统总结中国古代的辩学，即逻辑学，准备了丰富的资料素材。

谈辩是战国时期流行游说之士的业务专长。《商君书·算地》：“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即战国游说之士的资材（赖以凭借的专长、才能、条件）是用口来谈话和辩论。《荀子·儒效》：“慎、墨不得进其谈。”即慎到、墨翟不能任意驰骋其谈话和辩论。《孟子·滕文公下》：“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战国游士善谈辩，是时代需要，不得已而为。

战国时期的“士”，即新兴的知识阶层，担负着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谈辩是他们的资质和才能，是他们从事社会活动、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荀子·儒效》说，当时的“辩士”们“率其群徒，辩其谈说”。当时诸子百家，无一不是如此。《孟子·滕文公下》载，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滕文公上》载，许行“为神农之言”，研究农家学说，从楚国到小小的滕国，“徒数十人”，有几十位门徒。《战国策·齐策四》说，田骈在齐国，“赀养千钟，徒百人”。

谈话辩论，是墨子宣传主张、从事社会活动的主要手段。《天志上》载：“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墨子长期居住鲁国，从鲁国出发，四处游说。《贵义》说：“墨子自鲁即齐。”从鲁国出发到齐国。《鲁问》说，越王“迎子墨子于鲁”。越国国王派人到鲁国迎墨子。《吕氏春秋·爱类》、《淮南子·修务训》说：“墨子止楚攻宋，自鲁往。”他曾多次游说齐、楚、宋、卫等国。《墨子》提到“鲁阳文君”12次，墨子与楚国封君鲁阳文君交往密切，经常谈话。墨子后人更远游越、秦等国。

古代流行两个典故。班固《答宾戏》说“墨突不黔”。东汉赵岐《孟子章指》：“墨突不及污。”指墨子四处游说，东奔西走，灶上烟囱来不及熏黑，就奔走他方。《文子·自然》和《淮南子·修务训》说“墨子无暖席”，指墨子忙于游说，没有工夫把席子坐暖，就动身往别处去了。这是成语“席不暇暖”的出典。

《公孟》载，儒家信徒公孟子对墨子说：“譬若美女，处而不出，人争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娶也。今子遍从人而说之，何其劳也！”即美女待在家里，不出门去，人们会争着向她求婚。如果她边走边炫耀自己美丽，就没人敢娶她了。现在你到处追着人游说，干吗这么辛苦呢？墨子说：“今夫世乱，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即现在世道混乱，求美女的人多，美女虽不出门，也会有很多人求娶，但现在求善的人少，如不勉力游说，人就不知道他的学说。

《鲁问》载，墨子对居住在鲁国南部边境的隐士吴虑说：“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即不如诵读先王之道，研究先王的学说，通晓圣人的言论，考察圣人的说词，向上游说王公大人，其次游说平民百姓。王公大人采用我的学说，国家一定治理。平民百姓采用我的学说，道德一定高尚。所以我认为，虽然不耕田给饥者饭吃，不织布给寒者衣穿，但功劳超过耕田让人吃饭，织布让人穿衣。所以我认为，虽然不耕田织布，而功劳超过耕田织布。

墨子说，在战场上，敲鼓而使众人投入战斗，比不敲鼓使众人投入战斗，而只是亲自战斗者，功劳更多。用游说鼓励众人推行仁义，比只是自己推行仁义，功劳更多。这道出墨子有充分自觉，认为自己作为学派领袖，努力宣传学说，使天下得到教化，是自己特殊的社会价值、功能和作用。 9bHY9crUrIeIxH2JIe3AiorxaXhRmMDG7mqzmoiXHFGV0AjSc8GQ73svYjMkfj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