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诒让与墨学

墨学在汉至清2200多年里，横遭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和官方舆论机构否定与排挤的劫难后，终于在近代迎来再兴的机遇。在这段历史中，有一位过渡性和关键性的人物，即孙诒让（1848—1908）。本节以孙氏《墨子间诂》和《籀庼述林·与梁卓如论墨子书》两份文献为典型，分析孙氏在墨学研究史上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和杰出贡献。

孙诒让，字仲容，浙江瑞安人，清末著名古文字学家、教育家，晚年主持温州师范学校，任浙江教育总会副会长。父名孙衣言（1814—1894），是晚清儒者，治永嘉之学，1850年孙衣言中进士，官至太仆寺卿。孙衣言为官从政，多把孙诒让带在身边，教他治学、交友和求师。孙诒让的成长经历，与其父孙衣言的培育密不可分。孙衣言是孙诒让的启蒙老师、引路人和栽培者，鼓励孙诒让从事经世致用之学。

1853年孙诒让6岁，父孙衣言任武英殿协修。1855年8岁，父孙衣言入直上书房，授惠亲王诸子读书，父子二人住澄怀园逾三年。1858年11岁，孙衣言任安徽安庆府知府。1860年13岁，接触校勘学。1863年16岁，曾国藩召孙衣言携眷赴安庆任职。1865年18岁，父孙衣言应浙江巡抚马新贻聘，主讲杭州紫阳书院，兼浙江官书局总办，孙诒让随侍。

1867年，孙诒让20岁，中举人，侍父于杭州紫阳书院。1868年21岁，春三月随父至京师，预试礼部不第。1869年22岁，父孙衣言任江宁布政使。1871年24岁，春北上，应礼部试。1872年25岁，孙衣言任安徽按察使，晋京陛见同治皇帝。此年孙诒让始号“籀庼”。“籀”，是古代字体大篆，笔画较为繁复，在周朝流行，因著录于《史籀篇》而得名，以石鼓文（刻于鼓形石）和金文（刻铸于青铜器，又叫钟鼎文）为代表。“庼”，是小厅堂。孙诒让研究古文字学，著有《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和《籀庼述林》等。

1884年，孙诒让37岁，中法宣战，沿海戒严，与里人筹办团防。1886年39岁，赴京应礼部考试，开始接触中译西方政治科技书刊。1887年40岁，订阅国内各种时务报刊及书籍。1890年43岁，三月赴京师应礼部考试。

1894年47岁，京师应试。中日甲午之战，海陆军大败，孙诒让负责瑞安筹防局，痛心地说：“时局多艰，此后恐无复仰屋著书之日。”1895年48岁，《马关条约》签订，康有为、梁启超会同18省公车上书，陈请拒和，迁都，变法，成立强学会、强学书局，雪洗耻辱，孙诒让闻而感愤，给梁启超写信说：“每与同人论及时局，忧闷填胸，辄妄有缀述，聊作豪语，以强自慰藉。”“及读鸿议，乃知富强之原，在于兴学。”孙诒让与黄绍箕等人发起创办瑞安算学书院。

1896年49岁，梁启超撰《变法通议》，孙诒让给梁启超写信，赞扬梁氏“于中国贫弱窳败之故，洞究原本”。1897年50岁，孙诒让致书上海时务报馆汪康年，谓朝廷若非幡然改弦，万无挽救之术，建议于明春礼部试时，海内公车云集，宜订集数千人上书力陈危局，吁请早定变法之议，万一得达，斯亦中华强弱之转机。

1898年51岁，1月20日再致书汪康年，吁请公车上书时附列名字，称决计不应试，倘未到京，人不妨列名，则无论如何抗直，他均愿附骥，虽获严诘，在所不计。4月，清廷下诏，决定变法维新，8月，变法失败，康有为逃香港，梁启超逃日本，谭嗣同等被杀，孙诒让驰书鄂督张之洞，请求设法营救未果。

1900年53岁，八国联军侵北京，瑞安办团防，举孙诒让总其事。浏阳唐才常起事于两湖，事败就义，孙诒让闻而哀叹，作《浏阳二子谭嗣同、唐才常歌》诗。1905年58岁，京师大学堂聘孙诒让为总教习，未赴。1906年59岁，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孙诒让任学部二等咨议官，相当于教育界国会议员。2月，瑞安开办公立县中学堂，孙诒让任总理。瑞安成立商会，孙诒让为总理。

1907年60岁，5月，秋瑾被捕，孙诒让请张之洞设法营救未果。浙江教育总会成立，孙诒让任副会长。礼部设礼学馆，奏派孙诒让为总撰，未赴。湖广总督张之洞聘孙诒让为武昌存古学堂总教习，不就。1908年61岁，编修学术论丛《籀庼述林》，存文127篇。此年春，患寒咳，又患中风，后病剧，6月20日逝世。

二、孙诒让与《墨子间诂》

孙氏曾在21、24、39、43和47岁时，五次赴京应试不第，后绝意仕进，专攻学术。一生著述四十余年，著作数十种，涉及文字、校勘、考据、经学、诸子、历史等领域。《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为他立传。《墨子间诂》是孙氏凝聚毕生精力，费时数十年撰就的一部成名代表作，确立了孙氏在墨学研究史上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和杰出贡献。

1877年30岁，孙诒让至杭州，观嘉惠堂八千卷楼秘藏，得影印吴文定《墨子》手抄本，校正讹字甚多。这一年，孙氏正式从事《墨子间诂》的奠基工作。1892年45岁，草创《墨子间诂》。

1893年（光绪十九年）10月，孙诒让46岁，《墨子间诂》脱稿，共19卷。其中包括《间诂》15卷，《目录》1卷。这符合传统的说法。《隋书·经籍志》著录：“《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之后，加上《附录》1卷，《后语》2卷。《附录》1卷包括篇目考、佚文和旧序。《后语》2卷分上下。上卷包括墨子传略、墨子年表和墨学传授考。下卷包括墨子绪闻、墨学通论和墨家诸子钩沉。《墨子间诂》和所附资料，为后世墨学研究者提供营养，为近代墨学复兴铺路奠基。自署“光绪十有九年，岁在癸巳十月。瑞安孙诒让序”的序文中说，墨子“身丁战国之初，感悕于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谆复深切，务陈古以剀（音凯，讽喻、比喻、类推）今，亦喜称道《诗》、《书》，及孔子所不修百国《春秋》，惟于礼，则右夏左周（崇尚夏朝，违背周朝），欲变文而反之质。乐则竟屏绝之。此其与儒家四术六艺，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务为和同，而自处绝艰苦”。

又说：“墨儒异方，跬步千里，其相非宁足异乎？综览其书，释其纰驳，甄其纯实，可取者，盖十六七。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庄周《天下》篇之论墨氏曰：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墨子既不合于儒术，孟、荀、董无心、孔子鱼之伦，咸排诘之。汉晋以降，其学几绝，而书仅存，然治之者殊鲜，故脱误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转多沿袭未改，非精究形声通假之原，无由通其读也。”

这些论述，对墨子、墨家和墨学给予空前高度的评价，并正确总结了汉晋以后墨学几乎断绝、无人通读的悲剧历史。孙氏认为，《墨子》虽侥幸传世，但解释研究者很少，致使原典在辗转传抄中脱误甚多，古字古言，难以通读。

孙诒让说：“余昔事雠览，旁摭众家，择善而从”，“用相勘校”，“参综考读”，“研核有年，用思略尽，谨依经谊字例，为之诠释”，“用遗来学”。他借鉴东汉许慎注《淮南子》的方法，效法其《鸿烈间诂》的题名，自题《墨子间诂》，解释说：“间者发其疑牾，诂者正其训释。”即对《墨子》原文，间隔地从其疑问矛盾处，给出正确的校勘和训诂。

1894年47岁，孙诒让嘱吴门毛翼庭以聚珍版初印《墨子间诂》300部，后寄赠梁启超一部。1895年48岁，重勘《墨子间诂》。1904年57岁，重校并跋《墨子间诂》。1907年60岁，逝世前一年，校理《墨子间诂》，写成最后定本。

俞樾《序》说：“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梁氏1923年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此书（指《墨子间诂》）初用活字版印成，承仲容（孙诒让的字）先生寄我一部，我才二十三岁耳（梁氏1873年生，23岁，即1895年）。我生平治墨学及读周秦子书之兴味，皆由此书导之。”梁启超说：“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梁氏认为，以墨子为领头的“先秦诸子学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

孙诒让积三十年功力，完成《墨子间诂》，是清末《墨子》校勘训诂的集大成之作。1907年，孙氏在《墨子间诂·总目》后写道：“此书写定于壬辰癸巳（1892—1893）间，甲午（1894）夏，属吴门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质之通学。”方授楚《墨学源流》说孙氏“用力于是书，前后盖三十年矣”。30多年，占据孙氏学术生涯的大半，可见孙氏于《墨子间诂》所用功力之厚重。

三、孙诒让与梁启超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孙氏61岁，春患寒咳，继而中风，后病转剧，6月20日逝世。本年孙氏于病中编辑《籀庼述林》。这本书是他的学术论丛，收录专论127篇，可从中窥知他一生治学的全貌。其中收录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孙氏50岁时写给梁启超的信，题为《与梁卓如论墨子书》。 此信作于1898年戊戌变法前，“卓如”是梁启超的字。

孙诒让的学术专长，是对《墨子》的校勘训诂、文献整理，他不擅长对墨学义理的研究，而研究墨学义理正是梁启超的专长。孙诒让推崇梁启超，说他年轻热情，有专业知识，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接班接棒，继承发扬墨学研究的事业，而他自己则谦逊地承认力不从心，不能继续研究了。

这一封言之谆谆、盼望殷切、嘱托交棒、带有遗言性质的信函，收录在他临终前编改的文集《籀庼述林》。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16年（民国五年），这时孙诒让已死了8年，是他家人印的，没有标刊印者的名字。在墨子的研究史上，孙诒让这封信极其重要，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

孙诒让在信中高度评价墨家和墨学说：“曩读《墨子》书，深爱其撢精道术，操行艰苦。”“综西士通艺之学，九流汇海，斯为巨派。”“拙著印成后，间用近译西书，复事审校，似有足相证明者。”“盖此学晐举中西，邮彻旷绝，几于九译乃通，宜学者之罕能津逮也。”孙诒让称赞墨家操行艰苦，荟萃百家九流，是庞大的学派团体，认为墨学义理深远，与西方科学技术有相通之处，可以互相发明。墨学概括中西，囊括万有，需经反复解释，多次翻译，才能理解，过去学者很难做到。

孙诒让断言：“《墨经》楬举精理，引而不发，为周名家言之宗。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例，如欧士雅里大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惜今书讹阙，不能尽得其条理。”他认为《墨经》揭示的精要道理，是春秋战国时期逻辑学说的中心，是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开端。这里“名家”指逻辑学家，不是指先秦以邓析、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学派。

“名家”是个有歧义的词。清末学者翻译西方逻辑著作叫“名学”，逻辑学家叫“名家”。这在当时是一个最新翻译过来、非常时髦时尚、刚开始在学术界流行的词，被孙诒让敏感地拿来使用了。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有一派叫名家，以邓析、惠施、公孙龙为代表。孙诒让说的“名家”，依据上下文的意思，是指逻辑学家。“宗”是中心、宗主、出发点和基础。“窃”是指他自己。他说，他怀疑其中一定有“微言大例”。

孙诒让认为《墨经》有“微言大例”，现在多被引成“微言大义”，因为有“微言大义”这个成语。我看了1916年印刷的线装书原文，确实是“微言大例”。“微言”，即微妙的道理。“大例”，即基本规律。严复把公理或基本定理，翻译成“例”，如曲全公理（整体和部分的公理），他说是“公例”。“例”即范例。

欧洲论理家，指逻辑学家。“论理”是日本人对“逻辑”的翻译。孙诒让说《墨经》有跟亚里士多德演绎法和培根归纳法相似的内容，这在当时是一个最新的研究方向，孙诒让不可能给出具体的解释。孙诒让认为可惜的是，因为《墨经》文字错漏，不能充分把握其意义。

孙诒让在《墨子间诂序》中说：“盖先秦诸子之讹舛（错乱）不可读，未有甚于此书者。”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4月，孙诒让在《墨子间诂·总目》篇后补写题记说：“此书最难读者，莫如《经》、《经说》四篇。”孙诒让认为《墨子》在先秦诸子中最难读，而《墨经》又在《墨子》中最难读，因此可以说《墨经》在先秦诸子中最难读。

孙诒让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经》、《经说》上下及大小《取》六篇，文义既苦奥衍，章句又复褫贸，昔贤率以不可读置之。”孙氏承认自己对“《经》、《说》诸篇，闳义妙旨，所未窥者尚多”，即对《墨经》的宏大义理、微妙旨趣，没有窥察出来的还有很多。因此，孙诒让认为有必要把接续研究墨学的“旷代盛业”，交班交棒给他十分信赖的梁启超。

孙氏《籀庼述林·与梁卓如论墨子书》，在墨学研究史上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墨学研究在近现代将由清代的校勘训诂发展到义理研究的新阶段。在近现代，高举墨学义理研究大旗的第一人，正是孙诒让殷切嘱托和期盼的梁启超。

孙诒让此信的主旨，是期盼梁启超接续墨学研究的“旷代盛业”。他鼓励梁启超说：“以执事研综中西，当代魁士，又夙服膺墨学”，“宣究其（指《墨经》）说，以饷学子，斯亦旷代盛业”。

孙氏认为梁启超一贯推崇墨学，研究综合中西，是当代的学术精英，希望梁氏接续研究、宣传和弘扬《墨经》学说，以造福新人，让青年学子受益，使《墨经》学说代代相传。孙氏称此为“旷代盛业”，即空前宏伟的事业，寓意梁启超对墨学研究的作用，当代无人能比，同时寓意这一事业的长期性、持久性，是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课题。 V2TYOulryf1WADxU0EzACSSmDjrcPN2ZebKSafP/gUkGk+HlDEzNDKCXkXXrQZz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