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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研究实物遗存，简言之，就是研究物，这就是考古学的身份证。为什么考古学要研究物呢？因为人已经没了，只留下了一些物，我们要通过这些物去了解古人，乃至于了解所有人。物里面究竟有什么呢？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如果拿这个问题问学生的话，可能许多人的回答是：物里面什么都有。这么回答既显得乐观自信，也合乎考古学的追求。考古学不是说要重建过去吗？如果物里面没有完整的过去，如何能够实现重建？如果有完整的过去，那么就可以说物里面什么都有。是啊！的确令人无法反驳。物里面真的什么都有么？
也许我们需要从“物里面没有什么”这个问题开始谈起。物里面有过去吗？物是过去的遗留，物与过去有联系，仅此而已。过去早已消失了，考古学家通过物重建的过去，都是经过推理之后的论断，不同研究者的观点可能会截然相反，比如说二里头是不是夏都。物能不能直接告诉我们二里头就是夏都呢？当然是有可能的，比如找到相关的文字。可惜这个时候文字还不够发达，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具有标志性的文字。那么是否可以说夏是周人的臆造呢？这个指控也需要证明，周人要臆造出一个朝代来，而且要以后几千年的中国人都相信此事，是不是也不大正常呢？更何况二里头就在那里，时间上也有契合的地方。二里头是不是夏都，不仅需要物的更多发现，还需要考古推理的发展。
物里面有什么，本质上说，都是考古推理的结果。物本身并不会说话，都是考古学家在代其立言。由此，我们是否应该担心考古学家会无中生有呢？这样的担心逻辑上是合理的，不能否定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这么说来，物里面有什么似乎至少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物能够直接告诉人们的；第二层意思是考古学家揭示出来的；第三层意思是考古学家“附会”的。这第三层意思比较玄妙，值得单独拿出来说一下，因为如果纯粹是附会，那么就应该剔除。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按道理说，一件五千年前的古物，它只可能与创造它的人，也就是物形成之前的人，谈得上有联系，与之后的人是不应该有联系的。孔夫子是他生前时代的产物，而不是之后。但是，我们现在看孔夫子，是基于当代社会乃至历史社会的理解去把握他的思想的。我们是不是在“附会”呢？我想没有人会认为这是附会，而说这是阐释。
物所能直接告诉我们的信息并不多，有铭文的青铜器、刻有文字的甲骨、写有墓志的墓葬，因为有文字，可以告诉我们一些遗存本身之外的信息。有关遗存本身，如果没有考古学推理，就只能凭借常识加以甄别。这是个罐子，因为它长得就像我们认识的罐子；这是把刀子，因为它就像现在的刀子。而时代越久远，我们能够做的有效识别就越少，就像定义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一样，刮削器不一定是刮削的，尖状器的命名更没有理由——仅仅因为它有个突出的尖而已。如此这般，如果只用常识来判断，那么考古学所能得到的信息不仅有限，而且也不可靠。物里面究竟有什么，完全依赖考古学家去推理与解读。这个过程必定涉及考古学家所依赖的知识体系、方法论，乃至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就是所谓的考古学的内在关联（内史）与外在关联（外史）。因此，物里面有什么，并不是一个客观的、终极的问题——一旦确定就无须再问，而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
几乎所有考古学的门外汉见到考古遗存的时候，都会问到两个问题：一是跟恐龙的关系，二是年代。考古学与恐龙关系远了，公众之所以会问这样的问题，主要跟时代风尚相关，因为有关恐龙的影视剧深入人心。第二个问题倒是道正理当。近代考古学诞生之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年代，其实一直到现在，年代都是考古学研究最主要的问题之一。物里面有没有年代呢？除了带有年款的器物之外，很少有古代遗存能够直接告诉我们年代，尤其是史前的遗存。近代考古学家注意到，一定时代的器物有其特定的形制。尽管考古学家并不知道变化的速度，也不知道变化的原因，但是通过器物的序列排队，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存在阶段性的变化，这也就是考古类型学。如果不同类型的器物都存在着同步的变化，那么我们对时代阶段的划分就有更充足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考古学得到了地质学的帮助，地层的叠压打破是有规律的，晚的地层在上面，早的在下面（灰坑里面的地层可能相反）；如果有打破关系，较晚遗迹的开口还是在上面。我们可以确定，早期的地层不会有晚期的东西，晚期的地层可以包含有早期的东西。这是考古地层学最基本的内容。结合地层学与类型学，年代，更确切的说法是相对年代，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控制。就器物组合的整个变化序列而言，至少可以知道哪件东西更早，哪件更晚。如果有一件器物有确定的具体年代，那么整个序列的时代范围就大体可以把握了。
物里面有年代关系，自然也有空间关系，只要遗存是发掘出来的。近代考古学真正突破的不是年代关系，而是空间关系。考古学的前身古物学其实已经注意到器物形制与年代的关系，但是由于不能科学发掘，还不能得到较为准确的空间关系。近代考古学实现了这个目标，时间与空间关系结合，才有了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分布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遗存特征组合，才有了后来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我们可以确定这一点：只要是经过科学发掘出来的材料，必定都带有一定的时空关系，物里面有时空关系！但是考古学家并没有满足于此，他们希望通过时空关系，寻找物与历史记载的族属、当代族属的联系。他们由此假定一定时空范围的类似物质遗存代表一定的族群。物里面有没有这些东西呢？这层联系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联系是松散的，没有明确的对应关系。我们对现实之中物与人群关系的观察也会留下这样的印象。考古学家一直试图明确对应关系，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历史与传说的记载太过于模糊，同时物与人群的关系本来就只是松散联系的。因此，试图通过物来寻找人群的身份，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论是在理论方法上，还是在实践上。
也许因为这样的任务太过于艰难，或太过于模糊，由此产生了新考古学（过程考古学）。过程考古学提出要遵从科学，研究确实可以研究的东西。过程考古学注意到物是人类行为的结果，通过物我们应该可以研究导致物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所反映的更深层次的东西。物是人所致，这算不上什么新发现，考古学家早就知道这一点。问题在于如何去揭示这个过程。人是怎么导致物的？人为什么要这么做？物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有限的线索究竟能够说明什么？过程考古学提出要关注机制、关注系统，这样就可以做到“窥一斑而知全豹”；它还提出在归纳之外，要演绎，从理论原理出发进行推导，从而实现知全豹的目标。过程考古学所依赖的机制是文化生态（后期有行为生态）、文化系统与文化进化（后期有达尔文主义）。过程考古学注意到从物到人推理过程的困难，中间有太多我们不理解的地方，于是提出要发展中程理论。如今回顾学术史，更深切体会到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想法。过程考古学在这个方面有很突出的成绩。过程考古学还侧重研究物的废弃过程以及其他的改造过程，探索考察材料的形成过程，由此形成了若干新的研究领域，如谢弗这样的学者甚至提出要在物与人类行为之间建立一门新的学科——行为考古。
应该说考古学在这个方向收获不少，当然离重建过去的目标还是很远，充其量是搭建起了骨架。时空的研究是基础，现在有了骨架，还没有足够的血肉。我们从众多零碎材料中提取规律性的认识，这项工作看起来复杂，其实简单。真正复杂的是多样性，世界上的文化或文明如此多样，为什么会这样呢？简言之，物都是不同的。物为什么不同呢？因为历史、文化背景等不同所致。从这里来说，物里面有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关联。对于考古学研究而言，那么我们就需要从这些关联的角度去考察物。物本身浓缩了历史与文化、社会与个人，以及其他社会与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联系。因为浓缩的东西太多、太复杂，所以从整体上考察的时候，不免有点玄乎，有点类似望气。就像我们看清朝的物，家具、器用、建筑，多是繁文缛节，保守拘谨，一副衰败之相；而看汉唐的东西，朴拙厚重，气势磅礴，生机盎然。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就此有很精彩的阐述。当然，还可以从微观上进行研究，抓住某个角度的联系深入进去，比如性别的角度、阶级的角度、能动性的角度，如此等等。
我倒是很好奇，未来的考古学家会在当今的物中看到什么呢？当今的物复杂异常，显示出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当然，也会让我们看到诸如贪大求洋、粗制滥造、急功近利等等类似于“镀金时代”的特征。物是一个时代的记录，比写在纸上的记录更具体、更真实、更全面。有趣的是，物不仅记录了使用它的历史瞬间，还会记录自身寿命，它所经历的种种变化，如考古学家能够从英国船棺中看出它曾经经历过几次修理；更奇妙的是，物还会与产生它之后的时代联系起来。传世的物品成了传家宝，不断与现实发生联系。那些埋在地下的物质遗存，则是在地层中不断积累历史，我们今天由此可以看到环境的变迁。一旦这些东西出土之后，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它就开始与现实联系起来。古代的物中由此有了现实！就像孔夫子的思想在当今社会一样。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立这种联系，是牵强附会、生搬硬套，还是发扬光大、推陈出新，考古学史上有不少的经验教训。
说去说来，还是肯定了那个可能大而无当的观点：物里面有过去的一切，甚至还不止如此，物里面还有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物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对考古学研究来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剥茧抽丝，一层层地剥离，一根根地梳理，因此首先需要识别时空的叠压与关联。次之，我们知道物是人之活动的遗留，是众多活动累积的遗留。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些基本的模式，那么通过物来识别人的活动就会更有效率。当然，在解析某项活动之前，我们还需要把累积的不同活动甄别出来，这也是一次剥茧抽丝。再者，我们知道物的存在镶嵌着种种社会、历史、文化等之间的关联，由此还需要再来一次剥茧抽丝。这里衡量我们工作的标准就是对关联识别的长短与强度。至少三次工作的叠加，让考古学研究显得无比的烦琐，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工作中，考古学揭示出了早已湮没的人类历史，并把它置于扎实的知识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