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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是一门通过研究物质遗存来了解人类过去的学科。物质遗存研究构成考古学的基本特点。然而，物质遗存（也称为考古材料）自己不会讲话，所有可靠的信息都需要通过推理才能获得，所以，我们可以说，考古学研究的关键就是考古推理！我曾经写过《考古推理的结构》《考古学研究透物见人的问题》等文章，这些文章代表一个阶段的认识，更多是框架性的认识，最近的认识有所深化，这里想就如何发展考古推理做些讨论，或许有助于大家认识考古推理的过程。
某种意义上说，考古与刑侦很相似，工作人员到一个地方，首先都是保护现场，测绘，照相，取样，送实验室分析……然后都是基于现场有限的物质遗存展开推理。所不同的是，刑侦专家很熟悉物质遗存所代表的生活，因此，往往凭借蛛丝马迹就能够得出非常肯定的推理；他们所苦恼的是没有关键的证据，并不是所有物质遗存都具有同等的效用。考古学家就很不一样，那就是我们对远古的生活相当陌生，完全没有体验，如果缺少可以参考的知识网络的话，就不知道推理该如何展开。同时，物质遗存又经过漫长的改造过程，包括自然与文化改造过程，其中又有太多我们不了解的地方。至于说关键的证据，考古学家遇到的困难较之刑侦专家更大。通过比较不难看出，两者都需要从物到人的推理，成功推理的前提依赖于两点：一是从物到人的充分关联性；二是找到关键性的证据——从物到人关联中的某些重要信息。
相比刑侦而言，考古推理所不同的是增加了时间维度，这个维度是如此之深，以至于生活在现在的考古学家对人类过去的生活相当陌生。而考古推理的目的就是要由古及今，由物及人。这个目的能够实现的前提就是古今能够沟通，物与人密切相关。古今若不能沟通，人与物若不相关联，那么考古推理就不可能存在。古今如何相通？人与物何以关联？我们不能假定古今必定一致，人与物必定相关。古今相通是有层次的，有些内容古今一致，也就是著名的均变论所定义的，作用于过去的同样作用于现在。还有些内容古今不那么一致，但是可以相互借鉴，或是形同，或是类同，比如手势语言与计算机语言，虽然差别极大，但都可以归为语言沟通（communication）的门类。有没有古今完全不一致的东西呢？这样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们总会在某个层次上是一致的。无论古今，都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总体上本来就有一致性，剩下的问题就是，在什么样的层次上具有古今一致性，一致性是强还是弱？
同样，物与人的关联性也是有层次的，至少有三个层次。最简单的莫过于物与人的时空关联性，物与人同时共存于某一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共存关系。共存关系是近代考古学研究的出发点，通过它可以进行分期断代，区分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次之，也是更进一步的关系，就是物与人的行为关联性。物与人不仅具有时空上的共存关系，而且存在行为上的关联，即人的活动中运用到某些物质材料，并留下物质遗存。这里空间关系无疑会成为研究的焦点，因为它反映人类行为与物质遗存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再者，就是物与人的文化关联性，即人在长期生活过程中赋予了物以特定的意义，如松竹梅“岁寒三友”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这些意义是长期历史过程的产物，这里历史文化传统就成了研究的焦点。两相比较，行为关联侧重空间性，文化关联更侧重时间性。
考古推理的复杂性就在于我们要把从古到今、从物到人结合起来，要由古物到古人，两者的叠加让难度倍增。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并不能从古物中直接看到古人，而是必须经过“今”——今天的理解。“今”是沟通古物与古人的桥梁，它是考古推理的关键所在。正如前面所说，刑侦推理之所以比考古推理更容易，就在于刑侦专家更熟悉物质遗存的背景关键，即他们熟悉从物到人的关联性，熟悉行为系统中哪些属于关键的变量，不存在古今不一致的问题。考古推理的困难之处就是古今不一致，我们需要发展方法跨越这种不一致性。
不过，涉及古今的推理中并非都不一致，科技考古领域如天文考古、DNA考古、同位素分析、放射性碳测年等，都是符合古今一致原理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历史考古，可以采用直接历史法，古今之间没有多少空缺的环节，基本不需要跨越古今之间的鸿沟，考古推理也不存在问题。排除这些推理之后，我们现在知道了考古推理的症结之所在，主要涉及对史前时代古人生活的理解。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古人，如何能说理解古人呢？我们可以研究类似古人的生活，也就是所谓的中程理论研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中程研究并不是居中的，而是偏向对古人的理解这一边，就是要发展对古人生活的理解。
人类社会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狩猎采集、农业、工商业。每个时代的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形态、人地关系、意识形态都有很大的不同。老一辈中国考古学家都生长在传统农业社会之中，惯于从农业社会的角度去理解，如果研究对象本身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社会，那么这样的经验就很有帮助。如果研究对象是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就不那么容易理解，比如把周口店称为“北京猿人之家”。“家”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居室里有猪）。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末尾阶段，大体熟悉农村生活。下一代中国考古学人大多生长于工商业社会，五谷不分，对农业社会缺乏体验，更别提狩猎采集社会了。
当然这种体验是可以学习的，比如考古学家去狩猎采集者群体中开展民族考古调查，实际体会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如果不能得到直接的体验，至少还可以去看民族志，只是这么做效果会差一些。狩猎采集社会早已消失，传统农业社会生活正在迅速消失中。不过，后来的研究者可以通过实验的手段来体会。考古学中把民族考古、实验考古以及类似的工作称为“行动主义的研究”。对于考古学者来说，这样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以石器打制实验为例，跟从来没有相关经验的人讲如何打制石器，他是很难体会到的。当年石器打制大师博尔德（Bordes）与克拉布特里（Crabtree）见面，两人惺惺相惜，彼此都能体会石器打制的技巧，但是其他没有相关经验的人则无法体会到。有了体验，就有了发展考古推理的基础；没有相关的体验，所谓考古推理都是纸上谈兵。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古人也是人，那么就可以运用适用于所有社会、所有人的一般性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家首先应该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然后才是考古学家。考古学家首先要理解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与人，然后才能去研究具有特殊意义的古代社会与古人。当然，我们知道，社会科学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大多需要考虑社会历史背景与具体实际情况。反过来说，适用于一个社会的理论也许不适用于另一个社会，但可以用作借鉴与参考。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考古学家还可以利用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的成果，如废弃过程研究，在此基础上，考古学家拉什杰（Rathje）发展出了“垃圾考古学”，甚至可以贡献于当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考古学家谢弗（Schiffer）则更进一步，希望建立物与人之间关系的普遍原理，他称之为行为考古学。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古代社会与古人生活，但是理解还不等于考古推理，还需要建立系统的事实材料，还需要建立系统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有从事实材料中挖掘有用信息的能力。这些是常规的要求，高精度的田野考古工作就是为了提供系统的事实材料。所谓系统的知识储备，是指研究者具有有关古代社会的知识，以及有关人类社会的普遍认识等。
中国考古推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非常缺乏中程研究，许多时候即便遇到了材料，哪怕是进行了高精度的发掘，我们还是不能了解材料所蕴藏的信息。目前考古学主要依赖科学分析手段，这些手段无疑是有用的，不过它们更多是在古今一致性较好的方面，而在古今一致性较差的方面，还是需要中程研究的。由于缺乏中程研究，通常只能依赖常识进行推理。如果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遗存，误差还相对小一点；若是史前时代，尤其是旧石器时代的遗存，拿现代或农业时代的常识去推测，往往只能得出想当然的结论。许多年前，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就一直呼吁发展中程理论，而且他也身体力行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在他的倡导下，取得了不少精彩的中程研究成果。
其实，每一门学科都需要大量的中程研究，并不只有考古学有这样的需要。理论关注的通常是非常宏观的方面，具体的材料往往是纷繁芜杂或残缺不全的，要沟通两者，不是简单凭借收集大量材料，进行归纳推理，就能够实现的。在艺术领域，沟通美学与艺术创作的是艺术史；在社会学领域，中程理论指一些限定范围的研究，能够提炼理论又不脱离经验事实的研究，与考古学所谓的中程理论有所不同，不过目的还是类似的，都是希望跨越宏观理论与经验材料之间的鸿沟。
中程研究并不是考古推理的全部，但它是目前考古推理中最薄弱也最困难的环节。我们要发展考古推理的话，当然要发展那些古今一致性好的方面，如科技考古与历史考古，更要发展古今一致性不那么好的方面，只能通过中程研究跨越古今之间的鸿沟。中程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材料，而不仅仅是去解释材料。这是前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经常忽视的，批评者更是以类比不具有逻辑的严密性，否定中程研究的作用。不能理解古人的生活是考古推理最常见的问题，再精致的数学模型、科学分析都无法弥补这个缺陷。
考古学科之外的人常常对考古学有一种误解，以为考古学发掘出了历史。考古学家只是挖掘到一些物质遗存，并不直接就是历史。让物质遗存成为历史还需要一个推理过程，这个过程正是考古学研究的中心，也是考古学研究的本质。忽视这个过程的人往往把考古学家看作材料的发掘者或发现者，忽视这个过程的考古学研究者则是忘记了自己工作的本质所在。我们可以说，考古学研究的秘密就是考古推理，而考古推理的秘密在于如何处理古今一致性的问题。在弱古今一致性的领域需要发展中程理论，跨越从材料到历史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