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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想说的是，这不是一部严格论证中国文化基因起源的著作，而是以之为中心的一系列文章的松散集合。当然，尽管组织有些松散，但内在的逻辑还是相对清晰、一致的，那就是文化基因不是从来就有的东西，它是一定演化阶段的产物，跟某些长期存在的因素密切相关。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介绍考古学的视角，我是名考古学研究者，这决定了我的出发点与看问题的角度；然后进入正题，讨论文化起源，即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才可以谈文化基因；接着讨论中国文化基因最重要的背景关联：农业与文明起源，或者说，就是整个史前农业时代（文明也是农业时代的一个部分）的影响；最后讨论文化基因的形成与传承。这中间还穿插着一些若即若离，但趣味性可能更好的文字。为了能够实现形散而神不散的目的，我以“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来统领全书。不仅因为它是本书所希望探讨的终极目标，也因为它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本书从文化整体的形成，到中国文化发展最重要的时代影响，再到中国文化的传承，逻辑上逐渐深入。换个角度来看，是由技术到社会再到精神。这构成本书的线索。
在我个人的写作中，这些看似松散的文字有着特别的分量。“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人出版发表的欲望不像今人这么强烈，写的东西首先是为自己写的，自己认为有价值才会去写作。我们现在因为科研压力、因为生存压力，不得不去写作，写论文、写专著。我也不能免俗，在大学里工作，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是硬道理。但是，我有些许自豪的是，本书的文字并不是为了实现什么目的而写的。我写作，仅仅是因为我思考了这些问题，不得不写作。我称之为“排毒养颜”，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写给自己的文字。也许正因为如此，总有一种敝帚自珍之感。也许这些文字并不见得有多么精彩，但我可以保证的是，这些文字都是独立思考所得。可能不见得正确，但是它有自己的价值与生命。
而今这些文字居然组织成了一本书，而且有一个明确的主题，这的确是有点出人意料的。它有内在的统一的逻辑与自己的观点，究其原因，可能与我个人的研究相关，因为我持续在思考这些问题。前人有云：“道尚贯通，学贵根柢”。既然能够作为一本书，必须有贯通的思想。就这一点而言，我多少是有一些自信的，虽然过程看起来有点偶然。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原来我的思考是有这么一个中心点的。也许以后真的可以就此写一部论证性的著作。现在还只能说是一种理论性的、探索性的思考。
许多时候，我却并不怎么喜欢那些论证性的著作，因为它太严肃了，严肃到有点矫情的程度。这样的书，其实是很少有人读的，读它的人多是为了参考的需要。我喜欢比较平和的讨论与思考，可能这样更加深入。一个人的情绪太强烈，显然不可能理性，不可能公允。最好这样的讨论源于生活，能够接地气，能够让人亲近。偶尔不妨来点幽默或调侃，这是生活本来的面目。简言之，它与论证性的著作是不矛盾的，各有各的生存空间。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我是在西方接受的学术训练，但是我骨子里却是比较传统的，这可能与我出身中医家庭有一定的关系。中国文化传统中，学者擅长写作随笔性的思考，有不少笔端充满灵性的文字。这是否就是一种“文化基因”呢？我想是的。这是有意无意的存在，在我的文化血脉里，就传承了这样的文化基因。我相信许多读者可能也是如此，无意中的共鸣，可能让我们发现沉淀在思想深处的共同记忆。
当代学术发展日益规范化，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学术规范增强的同时，思想性却受到不小的伤害，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曾有人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基础》若是拿到现在来，是不可能有发表的机会的，因为它连起码的图表都没有，它的开头居然从轻松的有关时间与空间的哲学讨论开始，居然没有引用前人研究的成果。然而，就是这么一篇论文，却是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如今，我们倒是看到许许多多学术规范的论文与著作，可惜我们从中看不到思想的魅力。我之所以看重这本小书，除了敝帚自珍之外，还因为它记录了我的思考。也许它的学术性并不一定那么规范，但它是独立思考的产物，是原创性的工作。
为什么要说文化基因呢？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说法，所有的表述都是带有价值判断的，提及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肯定——至少承认所谈论话题重要。文化基因是个有趣的话题，中国文化基因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所谓“文化基因”，就是指长期存在的某种文化特性，它由来已久，时不时地出现，它决定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就像自然的基因区分一个物种一样。我们都知道所有现代人类都属于一个物种，在自然基因上区别有限，真正决定当代社会人类群体区分的是文化。而文化是个包罗万象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把文化中那些长期稳定存在的结构提炼出来，称为文化基因。既然是结构，它就有结构的属性（经典的例子是语法），也就是尽管历史情境各不相同，这些结构仍能保持稳定。文化基因与结构不同的是，它具有独立性，可能会在一个时期出现，在另外一个时期潜伏；还可以有不同的组织形式。也正如自然的基因一样，有发挥重要影响意义的基因，也有大量的“垃圾基因”。就文化基因而言，我们希望发挥那些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基因的影响，而避免那些有负面意义的文化基因带来的伤害。
在《史前中国的文化基因》一文的开头，我就表达过我对讨论“文化基因”的犹豫，因为这容易予人以口实，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基因，好像生来就不同似的。不过，这个问题是可以化解的，文化基因是一个族群长期生产生活的产物，它是可以相互学习的东西——它的主要传递机制就是通过学习交流，就像自然基因可以混血一样，它与种族主义存在本质的区别。种族主义者认为不同族群之间存在不可通约的区别，即一个群体在生物或文化上存在别的群体永远不可能拥有的东西。文化基因是可以学习的，而且是可以努力去发现、去创造的。以往的表述中，我们习惯用“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之类比较大众化的说法。文化基因是个理论，是进化论用于文化分析的产物。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的作者）是主要的倡导者，这一理论影响到当代考古学的研究。考古学是研究文化的，研究物质遗存所代表的文化。这个理论可以帮助考古学家去解释文化的演变与交融，甚至帮助考古学家去解释具体的物质遗存特征的变化。
学术与思想观念都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总体上，就生产方式而言，我把人类历史分为狩猎采集、农业、工商业三个时代。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宠儿，有超过万年的历史，是世界上主要的农业起源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可能是世界上最为系统的农业文化、绵延时间最长的文明。但是，无论历史多么辉煌，都不能否认中国在农业向工商业时代转型时落后了，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又不忍回顾的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这中间不少仁人志士以生命为代价，寻找出路。经过一代代先贤的努力，而今我们终于看到一个工商业繁荣的中国，我们成功完成了时代转型。尽管也许还不到欢呼胜利的时候，但是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一个浴火重生的新的文明正在形成。
回望历史，在世界文明的舞台上，中国文明（或称中华文明、华夏文明）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存在。一般地说，中国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而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尤其是良渚、石峁、石家河、红山、陶寺以及中原地区一系列的重要遗址，不仅可以确认中国文明的历史超过五千年，而且还发现中国文明的早期渊源更加久远，就像我们在距今8 000年前后的裴李岗文化、高庙文化遗存中所看到的。我个人研究的领域是史前考古，侧重于旧石器时代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从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角度来看，中国所在区域一直是一片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旧石器文化的面貌与欧亚大陆西侧、非洲有所不同。当然，这里并不否认人群的迁徙与文化交流，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相对独立的发展历史。目前，我们有关旧石器时代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影响还只是在探索阶段，这种影响无疑是存在的，因为中国这片土地并没有消失过，人类一直在这里生存，文化一直在这里演化，文化基因在形成、变化、消失或传承。为什么中国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为什么中国文明会形成一个超大型的文明？这其中的文化基因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很值得琢磨的问题。
2020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是非常深远的，以至于《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著文提出新冠疫情可能重新定义历史：AC与BC（新冠疫情之后与之前）。他的观察力相当敏锐，不过他的解释相当粗糙，把中国与中华文化圈成功应对疫情归因于习惯于严格的社会管理，这种习惯来源于历史上长期遭受重大灾难的挑战。他似乎忘记了西方历史上遭受的灾难，包括瘟疫在内，丝毫不少于中国。肆虐中世纪的黑死病、1918年的大流感都给西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同属人口众多的国家，印度遭遇的灾难同样不少，但是印度社会并不习惯于严格管理。新冠疫情可能是过去数百年里，西方第一次在应对重大自然灾难的时候，不如中国或中华文明圈。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并不是在任何方面都是优越的，个人在群体遇到灾难的时候，为了整体的利益暂时牺牲一下个人利益是必需的。个体与群体本来是辩证的关系，西方将个人绝对化了，将之当成一切的出发点，然而，在重大灾难面前，个人是脆弱的。中国文化应该更多释放个人的限制，西方文化应该更多关注群体，并没有哪个文化绝对优越。不同文化之间本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是如亨廷顿所认为的，文明是冲突的。
就在我写作这篇序言的十月，新冠疫情还在世界蔓延，中国的生产与生活则基本全面恢复，为什么中国的表现如此一枝独秀？道理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尊重科学，科学成为每个人都认同的处理危机的方式。近代科学本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但是科学正在成为中国新的文化基因。相反，在近代科学曾经发源的地方，有人在焚烧5G发射塔、喝消毒水，社会精英阶层带头反对科学，愚弄民众。文化基因是可以学习的，既可以发扬、创造，当然，也可以遗忘、抛弃。
新冠疫情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来就已经有些疲弱的西方霸权势力又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宛如受到惊吓的人一般，这股保守、狭隘、僵化的力量不断掀起民粹的浪潮，搞起全面围堵中国崛起的闹剧。一时间，形势似乎有点严重，短期之内似乎不可能结束。在这些人的眼里，文化创造只属于某个群体，而中国人是不在其中的，中国人除了模仿，是没有创造力的。这种骨子里充满种族主义的偏见早就老掉牙了，他们还死抱着不放。他们可能忘记了，文化中固然有基因性的东西，但文化是可以学习、可以创造的。任何一个群体搞故步自封，那么他们离落后就没有多远了。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我们进一步走向世界，我们将更加勤于学习，更加大胆创新。我们学习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论是其他民族的，还是传统的。因此，新形势下需要我们发掘我们的文化传统，弘扬优秀的文化基因，创造新的文化基因。
2020年还发生了一件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我非常赞同这个认识。中国有超过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与领海，超过二百万年的人类历史，超过五千年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与周边地区有长期的文化交流和互动，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与沿线的国家、民族都有往来。我们不能让中国考古学研究看起来就像是对一个村庄的历史考察，只是展示一些古旧的物品。中国考古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去努力认识我们的文化，弘扬我们的文化。
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我们似乎觉得自己的历史就是个错误，把现实的所有困难都归因于历史。学习技术、革新制度、批判传统，我们曾经想废弃掉汉字，我们成功抛弃了我们自己的服装。我们可以这样推想，假如我们真正做到了彻底删除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当然，月亮还将悬挂在夜空，但不会再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那样的思念；沙漠也只是沙漠，但不会再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优美意境；晚霞、飞鸟都会有，但不会再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情画意。
人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离开它人不能生存；但人更生活在文化意义之中，离开它人生将索然无味。人之所以活着，不仅仅只是因为生命，更因为意义，没有意义，我们真的很难坚持活下去。而意义正来自文化，没有文化意义的生活是纯粹动物性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把别人的文化意义当成自己的意义，过圣诞，信上帝，不用筷子吃饭……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西方人，但这是徒劳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西方文化也同样如此，千百年的积累，不是你想认同就能实现的，更让人悲摧的是，别人未必会认同你，别人更不会因为这个而尊重你！
中国文化是我们存在于世的意义的基础，不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俗话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精神母体，失去她，我们将无所附丽。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在这样一个三千年未有的挑战中，在这样一个万年尺度的社会大变迁（从农业社会到工商业社会）中，我们的文化正在转型，正在革新，也正在复兴。我们需要破除一些迷信，一些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的迷信。我们并不是要闭关自守，相反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既要对外，也要对内。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我们不能依附于人而存在，我们需要对世界文明有独特的贡献。我们不想取代谁，但绝对不想被谁所取代。的确，在学习西方与批判西方之间保持平衡非常困难。任何学习都必定是有所取舍的，不加甄别、不加选择的学习既不聪明，也不现实（包括对我们的传统也是如此）。邯郸学步式的学习是千古笑谈，希望现实中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以上是我编写本书的背景与出发点，有人或斥之为民族主义，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指控。我所希望的是能够弘扬中国文化中美好的部分，希望所有中国人都生活在意义丰富、隽永、美好的环境中，希望中国文化能够历久弥新，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样的选择，就像西餐之外还有中餐一样。我尊重每一种文化存在的价值，也不拒绝向任何值得学习的对象学习。但是，如果把另一种文化凌驾于中国文化之上，视我们的（或自己的）文化如寇仇，那是我坚决反对的。
探讨文化基因，考古学可以做什么呢？考古学是一门以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简言之，就是研究物的学科，尤其是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物。这也就决定了考古学具有两个特殊的长处。一是超长的时间尺度。人类数百万年的历史中，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四五千年，文字资料较为系统的历史则更短，也就是说，人类超过99%的历史都是考古学研究的范围。于是，从长时段来考察也就成了考古学的长项。正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在长时段的考察中，我们更可能看清楚事物本来的面目与发展趋势。二是直接以物为研究对象。物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直接载体，相比于文字资料，它直接、具体。我常说一句话：垃圾即真理。人们说的话未必真实，但是他们扔掉的垃圾则不会撒谎。从这个角度来说，物质遗存比历史文献还要真实。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利用物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与此同时，人们会赋予物以文化意义，反过来，人会被物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所影响。在这样的情境中，人就是物，物就是人，研究物，就是在研究人，考古学由此可以深入到人们的精神领域，而不限于技术与社会层面的考察。
从长时段来考察，可以发现文化基因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人类文化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考察文化的演变中，我发现其发展至少有三个阶段，它与人类能力的成长密切相关。
跟动物相比，人类一项特别突出的能力就是能够制造工具。当代动物学家，尤其是灵长类学家，发现其他动物也有一定的工具制造能力。但人类的能力并不限于制造简单的工具，而是有一整套的技术能力。抽象地说，就是向外求的能力，人能够利用与改造外在世界。当然，这种能力是从石器的发明开始的。当前，考古学已经把人类最早的石器追溯至距今300多万前，从简单的石片、砍砸器开始，发展到两面加工、形制对称的手斧，再到预制台面技术出现，按照规划打制出特定形制的石片，再到可以生产形制标准的石叶、细石器。石器技术越来越复杂，效率也越来越高。
大约在距今30万年前后，人类祖先的语言能力有了突破，人类社会交往的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转变称为“社会革命”。
再到距今7万年前后，人类开始有了艺术品，这又是一个标杆性的发展，它表明人类文化有了精神内涵。从技术，到社会，再到精神，人类文化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完整面目。
我们说的文化基因主要是精神层面的，所以，当我们说起文化基因的时候，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Upper Paleolithic）或非洲的石器时代晚期（Late Stone Age）。当然，这个时候，文化基因还只是雏形，对后世影响有限。对中国文化基因影响最大的是农业起源与文明的形成，也就是整个农业时代，因为农业（包括畜牧、游牧在内）是文明的经济基础。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幸运儿。人类适合驯化的主要动植物都分布在温带地区，这里物种数量虽不如热带丰富，但是种群的规模大，适合驯化，而且因为存在资源的季节性，也迫切需要能够提供储备的农业。把新大陆（人类进入晚，缺少可以驯化的动物）与南半球（非洲、澳洲土壤贫瘠，缺乏相应的物种）排除，就剩下欧亚大陆的温带地区，其中欧洲的温带主要为地中海占据，最后，有利于农业起源的区域只剩下西亚的新月形地带与中国的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
尽管西亚的农业“软件包”（大麦、小麦、数种豆类、山羊、绵羊、牛等）要好于中国，但是这个软件包存在内在的矛盾，即作物农业与畜牧是矛盾的。中国的优势在于有华北（旱作农业）与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两个面积更加广大的农业起源中心，农业的内部结构不存在西亚那样的矛盾。中国与西亚的农业起源都始于1万多年前，对后世影响都很深远。在农业的基础上，两地都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后形成了文明。以西亚农业为基础的文明，包括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印度河文明都发展中断，而中国文明绵延不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有两大农业起源中心，有更加巨大的缓冲空间。
也正因为面积广大，中国文明的形成就不是一个由单点发生而后向周边扩散的模式，而是群星璀璨，逐渐向中心辐聚，逐渐融合。换句话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最早的中国文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不是我们后来熟悉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模式。距今八千年前后，在华北（包括北方边缘地带）、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一系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围绕这些文化形成了若干个文化区，它们就是后来文明星光闪耀的地方。辽西孕育了红山、江汉孕育了石家河、长三角孕育了良渚、北方边缘孕育了石峁、巴蜀孕育了三星堆……中原反而不那么显眼，但中原地区农业基础更加厚实稳定，在周边文明的实验结束之后，这里崛起了真正长盛不衰的文明。这些早期文明的实验有的侧重宗教礼仪（如红山），有的侧重水生资源利用（如良渚），有的侧重农业生产（如中原），还有的可能侧重商路交换（如石峁）……所以，我认为所谓中国文明起源不是仅仅指某个中心化政权的形成，而是一个体系的形成，这个体系向外与周边更大范围的群体交流互动，向内逐渐形成了“逐鹿中原”的趋势。
一万多年的农业时代，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它们给当代中国文化留下了难以抹除的深层结构，尽管经历近现代的革命改造。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它们嵌入在我们的精神文化中。
如今的中国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剧变，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已经让位于现代化的工商业；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城市正在取代乡村；相对而言，精神层面的文化有更好的稳定性，不过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历史上，不论朝代更迭，天下分合，中国文化传统的一致性一直得以维系，并未因为存在少数民族政权、分裂割据的局面而有所改变。但是近现代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中国文化遭遇到关乎存亡的危机。在不少人的观念里，只要物质富足，国家强大，至于精神文化，那就“顺其自然”吧！实际上，没有精神领域的发展，要实现前两者是不可能的。19世纪初，中国的GDP还是世界第一，但是其精神萎靡、力量羸弱，成了列强争相宰割的肥羊。一百多年后，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御敌于国门之外，以物质的极度贫困击退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中国人的风貌为之一新。
我们是谁？是什么东西定义了我们？是我们的文化，尤其是其中的精神内核。当我们试图抛弃它，染黄我们的头发，改变我们的饮食器用，皈依人家的宗教信仰，总之，尽可能地模仿他们，努力地成为他们，但是，我们能够成为他们吗？技术上世界可以统一，文化上应该丰富多彩，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文化呢？的确，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有优秀的部分，也有属于糟粕的东西，更多的恐怕是中性的，在条件适宜的时候，就会发生作用。如果我们简单地将其抛弃，那么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可以立足的基础。
上万年的农业生活给中国人留下了勤劳的美德，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给中国人留下了文化包容的优点。我注意到，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中国文化向外求的能力并不那么突出，至少比不过西方。我们在向内求方面，也不是特别注重，中国文化的宗教气氛并不浓厚。但是，我们在向社会求这个方面绝对是世界的翘楚，我们在偌大的国土上形成了一个广泛认同的民族。有人说，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是正确的，自古以来，“中国”更多是一种文化上的称谓。这种文化以极其强大的包容能力，把不同背景的人群熔铸成了“中华民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看看当代的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就会发现我们的这项文化能力确实不同凡响。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中国各个地方相互协助，众志成城，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正有我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奉献精神。这些是我们优秀的文化基因，为什么要放弃呢？历史虚无主义会让我们失去我们曾经拥有的美好的东西，让我们失去自信，失去自我，失去存在于世的根本。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里需要先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化基因是如何传承的？许多人会说，是通过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传承。泛泛而言，自然没有错。具体又是如何传承的呢？有人会说，言传身教。当然，这是传承的重要方式，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物质世界。
物是生产生活的载体，在漫长的历史上，人不断赋予物以文化意义，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文化意义，我们就生活在物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中，为之所熏陶，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水草木尚且如此，更何况人造之物！文化的传承，自然也包括文化基因的传承，都离不开真实的物。一方面需要我们阐释并发扬其意义，另一方面需要我们保护它，遗留下来的古代物质遗存，也称为文化遗产，承载着文化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将其破坏殆尽，我们的文化传统将无所依附。研究与保护文化遗产，这正是考古学的职责所在、意义所系。考古学不是一门直接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学科，它的着眼点是遥远的过去，好像严重脱离现实，好像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其实不然，它关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命脉，是建设当代中国文化的生力军，是我们真正确立文化自信的基础。
能在2020年完成这本书，我感到一种幸运。尽管我从来没有刻意要赶上这个时刻（这也不是刻意就能实现的），但是冥冥之中似乎有那么一点契合。在学术上，我们通常称之为“时代精神”，时代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尽管可能还只是一些端倪，我有幸与之邂逅。在现实之中，本书幸运邂逅到人大出版社的同仁，尤其是王琬莹女士。感谢她的鼓励与邀请，感谢人大出版社同仁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