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了趟南方，包括云贵两广与湖南，走马观花，带学生看了五省区的石器材料，了解了一点最新的发现。这些地方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去，一些材料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不过，随着了解的增加，尤其是考古新发现的增加，我有个认识也越来越明确，那就是我们以前的归纳或定义可能过时了，它们无法涵盖新的材料。比如说我们以前说南方旧石器时代流行砾石砍砸器工业，也就是模式I技术，这种技术一直持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然后为石片工业所取代。有趣的是，现在南方发现的石片工业越来越早，也越来越普遍，湖南的乌鸦山、条头岗等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都是以石片为主的，原料也非常好，尤其是条头岗遗址，色彩斑斓的燧石质地优良。云贵地区更是多样，每个盆地的情况似乎都有所不同，这里似乎从来就没有流行过砾石砍砸器工业。石器面貌的多样性不只表现在空间上，还表现在时间上，广东南海的西樵山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甚至更晚）又出现了细石叶技术，仿佛一种返祖行为一样，跟这里以及周邻的石器传统迥然不同。我们似乎越来越看不懂石器了，作为石器研究者，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了，石器究竟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研究究竟应在哪个（或哪些）层面上展开？

20世纪60年代后期，作为考古学新锐的路易斯·宾福德与法国知名旧石器考古学弗朗索瓦·博尔德合作，研究法国一处地层深厚、发掘细致的莫斯特时期的遗址。博尔德是石器的分类大师，他建立了一套石器分类体系，把石制品划分为近六十类，根据不同类别的组成，他把该遗址的材料区分为数个不同的组合。并且他认为这些组合还具有区域特色，可能代表不同的族群。这种做法类似于新石器考古，只不过用石器替代了陶器，以石器的技术类型特征取代了陶器的形制特征。同样在研究这批材料的宾福德注意到，史前的狩猎采集者可能跟民族志中的狩猎采集者一样，他们的遗址是由不同类型的活动所导致的，鉴于狩猎采集者流动的生活方式，他们可能在不同地方从事不同的活动，同一地点不同时期也可能从事不同的活动。由此，也就可能形成存在一定差异的石器组合。博尔德与宾福德就石器组合的意义展开争论，这个问题就是著名的“莫斯特难题”。究其本质，就是旧石器组合的意义问题。这个难题对于旧石器考古来说相当致命，如果我们弄不清楚石器组合的意义，那么我们研究石器还有什么意义？

在后来的研究中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恶化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20世纪80年代，分子生物学家根据DNA研究，提出现代人类的祖先都起源于非洲，年代在距今20万年前后，后来他们走出非洲，取代了世界各地的土著人种，他们与土著没有混血。这就是名噪一时的“夏娃假说”，或称“走出非洲假说”，它与人类多地区起源说针锋相对。近些年来，DNA研究发现现代人的祖先与土著群体之间曾经发生过混血现象。两个假说各退一步，又形成了两个新的假说，即走出非洲附带杂交与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无论哪一种假说，都肯定了人类曾经走出非洲，与不同地方的土著群体有过交往。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如果现代人类真的是从非洲走出来的，那么他们应该会留下能够代表他们的物质遗存。鉴于石器是最耐久的材料，也就是说，他们的迁徙应该表现在石器材料上。然而，让旧石器考古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们从石器材料上并没有看到这种大规模迁徙的证据，我们甚至都不能确定哪些石器遗存能够代表现代人。

分子考古学家说现代人的祖先距今6万至5万年扩散到东亚，而我们看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年代也就在距今4万年前。而且，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够看到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证据，如在中国南方、东南亚地区，石器面貌似乎一脉相承。有些变化，但远远谈不上本质上的改变。即便是在中国北方，我们能够看到的变化也就是沿着欧亚草原带有一些遗存，显示与欧亚大陆西侧旧石器面貌的相似性，最靠南的遗址莫过于宁夏的水洞沟遗址，至于华北中心区并没有看到类似的影响。我们现在似乎可以说，石器的变化似乎与人类体质的演化并不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即便是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他们仍然可能采用当地传统的石器技术；或者说，现代人的扩散过程是生物基因的扩散，与石器技术无关。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旧石器考古通过石器研究来探讨人类的演化其实是不可能的。这个新版本的莫斯特难题对于旧石器考古来说，其影响类似于釜底抽薪，现代人从体质上取代了土著人种，而在石器上却没有体现，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旧石器考古都没有贡献，那么这门学科还有存在的意义么？

20世纪70年代，剑桥大学著名考古学家格拉汉姆·克拉克写了第一本《世界史前史》。这是测年技术进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应用的结果，由此，可以比较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进程，建立世界史前史的体系。克拉克在书中提出世界范围的石器技术从早到晚、从简单到复杂，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模式：模式I为奥杜威技术，以简单的砍砸器、石片为代表；模式II为阿舍利（或称阿休利）技术，典型代表是有了手斧；模式III为石片工业，莫斯特的勒瓦娄哇技术可以作为代表；模式IV是石叶工业；模式V是细石器工业。克拉克的体系是以欧洲为中心来构建的，对东亚地区的情况基本没有考虑。或者说，在东亚地区沿用的还是莫维斯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的观点：这里是人类石器技术演化的角落，这里的人们与世隔绝，格外保守，他们一直都在使用模式I技术，没有进步。这种观点与中国近现代的发展面貌竟然非常地巧合（看来中国落后是有理由的，旧石器时代就已经落后了）。这个模式的荒诞之处在于，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时候，所谓的模式I技术又开始流行。难道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南方生活的不是解剖学上的现代人？要知道这里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由此，至少在东亚地区我们可以说，石器技术的进步与人类体质乃至文化发展都没有必然的联系。

一方面，以欧洲为中心的地区，从模式I到模式V，似乎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模式，石器技术越来越先进；而另一方面，至少在东亚地区，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进步模式。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克拉克时代旧石器遗址的发现没有现在这么多，他本人也不是旧石器考古专家，他的看家本事是研究欧洲中石器时代。即便是在欧洲，石器技术的面貌也是多样的，与阿舍利技术同时的还有克拉克当技术，就没有手斧；东欧的部分地区也没有手斧。从石器技术最古老的非洲来看，最开始也并不只有奥杜威技术，南非就有一些石片工业。总之，随着材料的发现越来越丰富，旧石器考古学家发现克拉克的五个模式已经是千疮百孔了，连最简单的归纳都算不上。有趣的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家似乎仍然愿意引用它。我想一者可能因为这符合我们的人类技术不断进步的心理模板；二者我们没有其他的参照体系可以利用；三者可能这是我们难得的与西方共同的学术话语，而且是西方人愿意接受的话语。

用几个模式来统括全世界旧石器时代的石器面貌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总体上看，石器技术不断进步是不争的事实，这主要表现在打片技术的精准度、规划的时间深度（产品的可预测性）、技术的复杂程度等方面，但这个线条是非常粗的。石器技术的进步只是人类工具技术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为人类运用的工具并不只有石器，还有竹木骨角等有机工具。也正因为如此，考古学家普伯（Pope）曾经提出一个“竹子假说”，认为东亚与东南亚之所以缺乏模式I之外的技术，是因为当地人们采用了竹子这样的材料。的确，我们从民族志中可知，竹子加工之后可以用作非常锋利的切割工具，还可以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容器以及其他用具。但是竹子并非东亚、东南亚地区才有的植物，世界不少地方都有，为什么那些地方不用呢？比如说印度次大陆竹子的分布就非常广泛，非洲的竹子也很多。东亚如今竹子分布广泛更可能与历史上长期利用有关，用得多，种得也多，中国南方农村房前屋后通常都会有竹子。有时是种的，有时是野生的，但离不开人的干预，比如把野生竹子周围的其他植物砍伐掉。“竹子假说”一定程度上能帮助我们解释东亚地区不同的石器面貌，但这种解释一方面难以验证，另一方面也不具有普遍性。

的确，当前旧石器考古学家所用的一些概念如工业、传统等，可以定义一定时空范围内石器组合的特征。但这些概念都是从一定的材料出发的，也注定有局限性。总之，我们至今也没有找到一套全球适用的模式，我们无法像分子生物学家一样，用DNA这种具有地域一致性、古今一致性的东西开展研究，全世界的旧石器考古学家甚至都没有一套共同的话语体系。从旧石器考古诞生以来，不断有人试图建立一种适用于全世界、适用于不同时段的石器描述技术。然而，迄今为止，我们仅仅实现了在基础概念上的一致，如打击点、台面、半锥体等，对于稍复杂一点的内容，如石器技术的命名，就已产生分歧。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某些石器技术的分布在时空上不连续，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一段时间流行，一段时间消失，甚至过一段时间重又出现。简言之，如果我们把石器看作人类行为、文化、历史与社会的产物，那么它就应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注定无法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广泛一致性。不幸的是，当代的旧石器考古学总是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石器，试图建立一门自然科学分支，这样的努力虽然不能说是南辕北辙，至少是偏离了轨道。这可能是当代旧石器考古学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的重要原因。

石器因为不会腐烂、难以侵蚀，所以幸运地保存了下来，但是它跟人类其他的物质产品如陶器、青铜器、铁器一样，都是人类在一定时代、一定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可能有人会说，旧石器时代年代久远，人类那个时候还比较原始，石器的复杂性难以比拟青铜、铁器。事实上，当代研究表明，高等灵长类如黑猩猩都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更不用说社会了。因此，哪怕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也是具有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关联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于石器的研究，也许的确需要一次大的方向上的调整，从自然科学式的研究回到社会与人文学科的研究上来。也许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石器研究可以向陶器、青铜器等方面的研究学习到什么？为什么没有铁器、青铜器之谜呢？因为考古学家能够较好地把握其存在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关联。为什么陶器研究也存在类似石器的困难呢？我们无法确立陶器组合与社会群体，尤其是族群之间的对应关系。究其原因，还是对这些背景关联认识不足。旧石器时代更加久远，背景关联虚无缥缈，这也正是石器研究显得格外困难的根本原因。因此，真正要解决石器之谜，真正突破莫斯特难题，必定要纵横交错地去构建背景关联的关系网络，唯有在这样的关系网络之中，我们才真正有可能把握住石器的意义。 CSckDYIRfjewCfOrV7/ybX1OISKLrua/bsPMnD+xT3QJo5s2fRXjg2GynseDpYX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