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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报2007年12月5日消息，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圭叶村，因一枚由本村村民发明刻制的“公章”而闻名全国。他们将刻有“平秋镇圭叶村民主理财小组审核”字样的印章分为五瓣，分别由四名村民代表和一名党支部委员保管，村里的开销须经他们中至少三人同意后，才可将其合并起来盖章，盖了章的发票才可入账报销。这枚印章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公章”。
圭叶村民主理财公章
圭叶村是国家重点贫困村，每年镇财政给村上划拨办公费5000元，偶尔村里也会得到一些扶贫赠款，除此之外村里无其他收入。但是多年来，这些为数不多的公款怎么用、用在哪儿却常常引起村民们的不满和质疑。
2006年2月21日，村党支部书记谭洪勇召集10位村民集思广益。“能不能刻制一枚审核章，分成五瓣，四个村小组各选一个代表再加上一名支部委员，五个人各管一瓣，村里的开销须经过其中至少三人同意后，再把五瓣合并起来盖章。”会计谭洪源的提议得到村委会的认同。
2007年12月3日，记者目睹了这枚“史上最牛公章”。五块楔形木块组成的圆章恰好被套在一次性塑料水杯中，上面分别写着“平秋镇”“圭叶村”“民主理”“财小组”“审核”字样，使用时，需将五块楔形木块合并后组成一枚完整的公章。
这枚公章与其他财务审核公章不同的是，多了“民主”二字。按照他们朴素的逻辑，“民主就是为了实现大家的意图”，这比签字或者按手印更透明。
自从采用“五合章”后，村民们关于村委会的财务投诉没有了。理财小组的账目记录得格外详细，在谭洪源出示的账本上，2007年4月17日的支出是这样的：“米酒3斤×1.7元＝5.1元，豆腐2块2元，猪腿3.8斤×7元＝26.6元，漠沙烟1包12元，招待县委陈书记到我村考察工作（支出金额）45.7元。”
2007年7月18日，锦屏县纪委下发了《关于在全县农村推行“五合章”理财办法的通知》，认为“做好农村民主理财，是保证人民群众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基础性工作”。这种做法也在全国引起关注。
光明网发表评论说，“五合章”之所以成功是民主理财小组认真负责行使自身监督权利的结果，实现了乡村级治理从“为民做主”到“民自为主”的转变。
有专家认为，这种理财方式实际上暗含了“分权制衡”的原理。采用此方式真正实现了从结果公开到过程公开、从专制决策到民主决策、从纵向监督到横向监督、从对上负责到对下负责的转变。有了这些转变，村组干部们要想肆无忌惮地挥霍村民的血汗钱，起码不那么容易了。圭叶村作为中国近70万个行政村之一，民主理财的样本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
问题又回到了原点，“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产生变异。或许圭叶村“五合章”式的民主理财方式，最终只是村民自治过程中一个小小的样本，“史上最牛公章”的出现应该是当地村民民主意识萌生和发展的产物。“五合章”只是权力监督和制衡的载体，想效仿圭叶村做法的其他村庄应该看到，产生“五合章”的民主土壤的培育比“五合章”更重要。
五彩缤纷的花海，宽敞的道路，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来到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你会被这里的风景吸引。这里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体现着这里的不断发展。枫源村党群服务中心，“三上三下民主治村”8个大字，醒目地立在门口。
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之一，近年来，枫源村通过抓实群众路线，创新“三上三下”民主决策机制，迎来清风正气。
“‘三上三下’的提出，源于一位老村民的建议，他说要村民一起来决定村里的大事。”枫源村村主任骆根土介绍道，“我们村是三个村合并的，以前我们村干部很少有这样的意识：村里任何事情的决策，都应该由群众一起来决定，而不是由我们村干部来决定。”于是，随着这位村民的建议，“三上三下”民主决策顺应而生。
所谓“三上三下”，即“一上一下”为收集议题，村两委会从群众中收集议题，并通过上门下访征求意见；“二上二下”为酝酿方案，通过召开民主恳谈会，对方案进行深入讨论，进一步完善；“三上三下”为审议决策，方案提交党员会议审议，经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组织实施。“三上三下”通过的事情，无论大小，印成一本册子，发放到每一位村民手中。今年以来，“三上三下”又加入了新的内容——“三公开”，测评情况公开、实施方案公开、表决结果公开。
在村里做决策的时候，村干部会邀请专家一起参与。“前几年，我们枫源桥要重新改造，原先只有40米长的桥，水利专家建议我们造52米，村民和村干部一开始并不理解，但是专家说，这样是为了防洪考虑。”骆根土说，建造的时候造了52米，后来台风来的时候真的印证了专家的建议，洪水与桥就差了不到20厘米。“大家都认为，幸好当时听了专家的话。”骆根土庆幸道。
“‘三上三下’民主决策推行后，我们的大村变得更和谐了，村民也变得更和气了，矛盾越来越少越来越小，真正做到了‘矛盾不出村’。”骆根土欣慰地说。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枫源村在民主自治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并将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宽敞。
邓宝珊（1894—1968），原名邓瑜，甘肃天水人。辛亥革命时，参加了新疆伊犁起义。1917年后，在陕西任靖国军第四路营长、团长、副总司令。1924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任第二军旅长、师长。1926年后，任国民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代理甘肃省主席、杨虎城部新编第一军军长等职。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邓宝珊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在晋、冀、鲁奔走呼吁各方团结抗日。邓宝珊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居心和行为深为不满，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协力抗日。他指示所属部队必须“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往来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毛泽东同志曾致信邓宝珊：“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对邓将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49年邓宝珊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肃省省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有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约270万名各级人大代表，他们由直接或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任期五年，平时工作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具有极其广泛的代表性，熟知国情民意。
“四年多的履职经历给了我以前生活中从没有过的新鲜、忙碌、荣誉、压力，当然我感受更多的是作为代表的责任和担当。”全国人大代表王镇环说。
作为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铜冶炼厂焙烧车间的一名物资计划员，她曾这样吐露心声：“车间里的一点一滴都要从手上经过，不能有半点马虎；担任人大代表，每一个建议都牵动着老百姓的心，不能有半点虚假。”
王镇环对自己要求一直十分严格，凭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上进心，她从铣工到电工，再到物资员，走上了越来越重要的岗位，200多人车间的需求物资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
担任人大代表的这几年，王镇环延续了这种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参加调研、列席会议、搜集意见、撰写建议，她总是一丝不苟；每次参加代表履职活动，接受媒体采访，王镇环都积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期望。“反映群众的愿望是我们的职责，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王镇环说，成为代表以来，她通过全国人大这个平台提交建议21件，当得知建议被采纳时是她最高兴的时候，也更加坚定了履行代表职责的信念。
秉持着执着和坚持，扛起责任和勇于担当，四年多的履职路上，王镇环始终用行动诠释“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承诺和誓言。
他组织村民建起了农民公寓楼，他带领群众种上了花卉制种万元地，他怀揣一颗“倾情为民”的赤子之心，一心为民富，他就是甘肃省高台县十七、十八届人大代表，新坝镇新生村党支部书记丁万红，在换届选举中，他连续多次被村民选为村委负责人。
作为村里的带头人，他心里想得最多的是全村经济发展和群众致富的问题。为加快致富步伐，他提出了以种植业为基础，劳务输出和养殖业并肩发展的思路，先后引进东方花卉种子公司、酒泉天葵公司、欣地公司等企业，与村民签订花卉制种面积2300亩。在他的协调和双联单位的帮扶下，村上筹措资金48万元，完成6个社道路的修建，还修建了新生村万只肉羊标准化养殖小区，建成圈舍6栋90间，带动农户30户，饲养量达3000只，年收入实现132万元。能在家门口致富还不够，重要的是走出去致富。他瞅准镇集贸市场退市还路工程的有利时机，鼓励支持群众依托地理优势发展餐饮、销售、建材等批发零售业和服务业，组建起一支由70余家商业门店组成的三产队伍，镇集贸市场也从昔日的路边市场发展成了拥有20多个摊位、辐射周边2万多群众的综合性市场。
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村民们希望改善生活条件、建设新农村的意愿日益迫切。为此，他计划新建山区第一栋农民公寓楼，经过不懈努力，一栋可居住30户农户、电水暖一应俱全的标准化农民住宅楼在新坝大地上拔地而起，群众盼望已久的愿望终于实现，这一民心工程的实施，不仅为山区建楼开了先河，也使新坝街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现全村已修建农民公寓楼6栋，大多数农户都已搬入了新楼。
为提升村社的基础设施建设，他带领群众在市场周边及农民公寓楼前、新坝西街栽植绿化带500多米，发动群众实施危房改造76户，新建沼气20户、卫生厕所30户。与此同时，村上紧紧抓住国家水利建设机遇，为340户群众架通了自来水，发动群众改造农渠2100米，投入零工1880个配合完成摆浪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使村容村貌发生了较大变化，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
不待扬鞭自奋蹄。他说：“作为县人大代表、村党支部书记的我，能为全村群众服务，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