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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从历史事件中，从王朝更迭的历史大格局中吸取经验教训，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夏商之所以灭亡，就在于失去民心，失去民心就失去了民，失去了民就失去了天下。所以，得民者得天下，失民者失天下。
得民者得天下，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这是从技术层面讲的，“仁政”的根本是要树立一种观念，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所谓民，即民众；所谓君，是指某一具体的国君；所谓社稷，是指国土、国土上的资源以及依赖这些资源生存的人口，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朝代。这三者中，孟子认为民众是最宝贵的。
1866年（清同治五年）11月12日，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诞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县）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孙中山，原名孙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名逸仙。
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联络留日革命志士，合并反清团体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而组成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后在《民报》发刊词中，又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学说。以《民报》为阵地同君主立宪派、改良主义者进行激烈论战。1907年至1911年（宣统三年），联络会党、新军，先后发动八次武装起义，其中以1907年4月27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最为著名。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于12月25日由欧洲返回上海，29日在十六省代表会上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次年1月1日到南京宣誓就职，组成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任职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资产阶段性质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孙中山先生一生坚持民主革命，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和完善其民主思想。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为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实现国家统一、振兴中华而殚精竭虑的一生。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点论述了“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毛泽东也指出了实行“集中”的原因：“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毛泽东强调要深刻认识发扬党内民主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他还强调：“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里，毛泽东科学地揭示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民主集中制包含了民主和集中两个并列的方面，二者既相互矛盾，又辩证统一。
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终于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正当全国人民处于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毅然发动了内战。沈钧儒、张澜、黄炎培等民盟领导人和各界爱国人士为反对内战而积极奔走。
沈钧儒积极支持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愤怒批驳国民党制定颁布的违反法律、滥捕滥杀、蹂躏人权的法令，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容忍，把他列为特务重点监视对象之一，对其行动严密监控，企图迫害。
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后，国民党将民盟作为首要打击对象，并强行解散民盟。民盟解散后，沈钧儒说：“民盟一定要搞下去，国内不能公开搞，我们只有去香港！”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开幕。沈钧儒与云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开展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大量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毛泽东亲自致函李济深、沈钧儒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沈钧儒、章伯钧等冒着风险、乔装打扮，从香港进入解放区。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沈钧儒代表中国民盟发表重要讲话。
1949年10月1日，沈钧儒参加了开国大典，同日当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