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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62年，雅典城邦奴隶主民主派的领袖厄菲阿尔特当选为雅典将军，并进行了改革。他首先剥夺了贵族会议否决公民大会决议、控制公职人员行动的权力，宣布城邦权力完全分属于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公民陪审法庭。这些改革措施为伯里克利进一步推进雅典政治的民主化打下了基础。
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的民主政治臻于全盛。具体表现为：公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凡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皆有权参加。大会决定内政、外交、战争等一切国家大事，选举国家重要官员、十将军委员会及其他官员。公民大会有审判特别重要的国事案件的权力，它还是最高的立法机关，凡大会所通过的法律议案，经陪审法庭专门委员会批准后即成为国家法律。五百人会议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每50人为一组，轮流执政，处理日常政务，主持公民大会。陪审法庭是最高司法与监察机关，由各部落抽签选出600人组成，凡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可当选。国家最高军事机关是十将军委员会。伯里克利还实行公职津贴和观剧津贴制，使更多的公民能够参与国家管理及国家的文化生活。因此，雅典的民主政治比较充分地发挥了雅典公民多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雅典国家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兴盛。
在古代君主专制盛行的情况下，雅典民主为人类提供了一种集体管理的新形势，创造出法制基础上的差额选举制、任期制、议会制、比例代表制等民主的运作方式。雅典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广大公民直接参与，原则上公民都有权利决定和管理国家大事，通过选举担任各级政府官职。这种先进的古代政治制度，为公民创造了广泛的参政机会，激发了公民的自由和开拓精神，推动了雅典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性。
令人惋惜的是，它是城邦公民内部的民主，只有成年男性公民才真正享有权利。而妇孺、外邦人、奴隶均被排除在外。它在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促成雅典政治、经济、文化日臻繁盛的同时，又残忍地桎梏、限制了社会另一部分成员的自身发展能力。它既是伟大文明的催化剂，又是社会不公的暴力机器，这是其最大的历史局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主有着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民本与民主是相通的。作为中国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民本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今天仍然熠熠发光。
民本，就是以民为本。据《尚书》记载，夏启之后，太康即位。太康无视祖训，骄奢淫逸，终至失国。其昆弟5人作《尚书·五子之歌》5首劝诫太康，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就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之渊源。
三代以前，民智初启，敬天命信鬼神。及至夏商周，逐步认识到人自身的力量。《尚书·泰誓》里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有言：“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民意体现了天意，代表了政权的合法性。
孟子将民本思想上升到新的高度，他提出著名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孟子心中，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排序依次是人民、国家，最后才是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