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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家分晋”之后，中国正式进入了战国时代。与春秋时期相比，战国时期的国家之间的战争规模更大，投入兵力更多，竞争实际上更加残酷，国家实力薄弱就意味着亡国灭种，所以各国纷纷寻找富国强兵之道。
七国之中，魏国首先进行了变法。在魏文侯当政时期，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在政治上，李悝主张废除贵族世袭制度，任用贤能，严明赏罚，使得魏国吏治清明，朝野上下一片欣欣向荣；在经济上，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加产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在军事上，后来任用吴起为将，实施军事改革。经过严格选拔组成武卒。武卒凭军功可获得更高爵位，爵位越高，待遇就越好，所以武卒装备十分精良，后勤补给充足。与其他国家战时为兵、息战为农不同，武卒经过专业军事化训练，单兵作战能力极强。作为主帅的吴起爱兵如子，所以打起仗来更是气势如虹，所攻者取所当者破，大小七十余战，竟全无败绩。而且李悝修订法律，使得赏罚皆有所依，真正做到了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使得魏国在战国初期，一跃成为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汉初，因多年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凋敝，因而汉廷推崇黄老之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汉文帝二年（前178）和十二年（前168）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文帝十三年（前167），还全免田租。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
汉文帝生活十分节俭，宫室内衣服没有增添，帷帐不施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文景二帝还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员，并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生产。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
文景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当时社会安定，百姓富裕。到景帝后期时，国家的粮仓丰满，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散钱多得无法计算。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汉朝的物质基础也大大增强，是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一个伟大时代，同时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强汉”由此出现。
2017年吴京导演的电影《战狼》中有一句话至今听了都让人热血沸腾，那就是“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句话的原话是“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出自西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故事的主人公叫作陈汤，这句话深刻彰显了汉朝国力强盛的事实。
陈汤年轻时，家中贫苦，但他好学上进；成年之后，跑到长安找了份工作。但因父亲去世，陈汤没有回家守丧，就被免职了。出狱之后的陈汤申请去苦寒的西域做官，在西域他迎来了人生的转机。
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出使西域的使臣谷吉被匈奴的郅支单于杀害，郅支单于跑到康居避难。这成了陈汤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他写了一份假诏书，要挟他的上司甘延寿跟他一起干，并迅速组织了四万人，远征郅支单于，大获全胜，全歼郅支单于本人及其部众三千余人。
虽然说陈汤打了胜仗，但毕竟是擅自出兵，于是陈汤写了一份奏折为自己辩驳：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是对汉元帝的极大奉承，陈汤也没有被处罚，而是被封为关内侯。事实上，自汉武帝以后，周边国家基本上不敢再侵扰汉朝统治区域，反而屡屡受到汉朝的攻伐，到了东汉时期，班超更是把西域各国收拾得服服帖帖。
一提起宋朝，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一般会用“积贫积弱”四个大字来概括，但事实上生活在宋朝的人却过着幸福指数倍增的富足生活。
宋朝的“五最”。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朝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在宋朝时，中国的四大发明其中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如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的重要改革等。宋朝时的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宋朝时还发展起技术科学这一门新科学，在科技成就方面取得的成果远远领先于世界1000多年。这些辉煌的成就与宋朝的整合文明有着直接联系。
宋朝鼎盛时期，年财政收入最高时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以后平均每年的财政收入也可达8000万～9000万贯文，即使是只有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宋代的国家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宋朝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
据史料记载：宋朝当时的人口有2000万户，1亿多人，耕地达到7.2亿亩，GDP占全球的60％，人均GDP为2280美元。而幅员更为辽阔的大明朝年财政收入才为250万～1500万两白银。由此可知，宋朝的GDP几乎是明朝的10倍！
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曾经做过一个估计，从960—1280年，也就是从北宋到南宋，中国的人口增加了8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幅是三分之一。同一时期，欧洲的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00美元增加到500美元，只增加了四分之一。
后来有西方学者这样评价宋朝的繁荣景象：“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外国贵族穿的依然是粗布麻衣，中国平民穿的却是柔丝绸缎。“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当时的都城开封，位于豫东平原的中心，又称汴梁、汴京，为宋朝国都长达168年，历九帝，是著名的文化、经济、艺术、政治中心，其繁荣程度，后世难以企及。犹太人在这一时期已经定居中国。由此可见，生活在宋朝的人是非常幸福的。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翻开了新中国发展史上新的一页，自此中国全面走上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发展道路。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历程，新时代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成功案例和参照对象，且不断趋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当今的中国，正以更大胸怀、更广视野的全新姿态，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总体来看，历经40余年的渐进式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以下四个伟大转变，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一是从经济发展看，实现了从封闭型经济弱国向开放型全球经济大国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到2019年的90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稳居世界第二位。可以说，当今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经济大国。
二是从治国理政看，实现了从单极化传统管理向现代公共服务型治理的转变。中国治国理政模式实现了“权威—民主—法治”的动态平衡，基本形成了以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为核心职能，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框架和以大数据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共建共治共享、公共服务型现代治理新模式。
三是从城乡结构看，实现了从落后的乡村型社会向富足的城乡融合型社会的转变。1978年，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0％的典型农业型国家。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突破60％，多半以上的人口成为城市居民，并且产生了一大批人口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以及人口高度密集、经济一体化的超大城市区域，创造了新的财富、新的产品、新的文明、新的生活方式。对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国家，同时以高铁、互联网为主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得不说是巨大的进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乡村领域的具体落实。未来中国社会，将是一个城乡互动共融、协调发展的城乡融合型新社会。
四是从社会民生看，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的整体性转变。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就证明了这一点，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11元，恩格尔系数为57.5％；到2017年，分别变为了24445元（增长了78倍）和28.6％；到2018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4％。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6元，恩格尔系数为67.7％；到2017年时，分别变为10955元（增长了94倍）和31.2％，城乡居民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开始走向更加富裕、更加多元化消费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