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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的具体起源时间已经无从考证，但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可以得知，人类与肿瘤斗争的历史可能比想象的要久远很多。肿瘤的历史远远久于人类的历史，据报道，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古生物学家在一块距今约 2.55 亿年历史的丽齿兽下颌骨化石切片中发现化石化的牙瘤肿瘤细胞，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软组织性肿瘤化石。考古学家在距今约 200 万年的人类下颌骨化石中发现了淋巴瘤的痕迹。葡萄牙科学家普雷兹在一具约有 2 250 年历史的古埃及木乃伊身上发现了前列腺癌，并找到了骨盆和腰椎转移的证据。英国杜伦大学和大英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在一具距今约 2 200 年的男性遗骸身上发现了锁骨、肩胛骨、上臂、肋骨、椎骨、股骨和骨盆的广泛骨转移癌的证据。美国纽约克劳斯医院的莱文森医生对一具约有2 000年历史的古埃及木乃伊进行CT扫描，结果在其腓骨上发现了不常见的恶性肿瘤。科学家们也通过考古研究证实了古代人类身体内宫颈癌、睾丸癌、直肠癌等多种肿瘤的存在。
在世界各国早期的历史文献中几乎都有关于肿瘤的记载或类似的描述。公元前 17 世纪，古埃及医生印和阗在《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中，详细记载了 8 例乳腺肿瘤病例，对乳腺癌的肿块或溃疡形成做了详细的描述。虽然相隔千里，但东西方对肿瘤的描述却惊人地一致，早在 3 500 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已经有“瘤”字的记载。《说文解字》解释云“瘤，肿也，从疒，留声” ［1］ ，《通俗文》又云“肉凸曰瘤”，即“留滞不去形成的有形而突出的病症”之义。《周礼·天官》中将医师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其中，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 ［2］ 。《说文解字》云“肿，痈也”，郑玄注“肿疡，痈而上生疮者”，段玉裁按云“凡膨胀粗大者谓之雍肿” ［1］ ，“肿疡”所指的病种即包含了现在的肿瘤。
“癌”字并未见于《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后世医家认为“癌，从疒，从喦”。“癌”之名义本为喦，《说文解字》云“喦，山岩也”，徐铉注云“从品，象岩厓连属之形”。又《正字通·山部》云“喦，通岩”，是其义也。盖癌之为状，高突如喦顶、烂深如喦壑，一似凹凸参差之山石状，故癌之一名初即为岩也。 ［3］ 古人所言之以“癌”为名者，则本谓体表之恶性肿疡病，言其高突烂深之状貌，一似于嶙峋之山岩状也，这是符合肿瘤发病特征的。 ［4］［5］
《黄帝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内经》中并无“癌”字的记载，《灵枢·刺节真邪》云：“有所疾前筋，筋屈不得伸，邪气居其间而不反，发为筋溜。有所结，气归之，卫气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为肠溜。久者，数岁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为昔瘤。以手按之坚，有所结，深中骨，气因于骨，骨与气并，日以益大，则为骨疽。有所结，中于肉，宗气归之，邪留而不去，有热则化而为脓，无热则为肉疽。凡此数气者，其发无常处，而有常名也。” ［6］ 其中关于“筋溜”“昔瘤”“肠溜”“肉疽”“骨疽”的记载是现存最早的关于瘤的文献记载，也指明了“邪气留滞，局部组织增生”是其临床特点。另外，《内经》中关于“肠蕈”“石瘕”“癥瘕”“癖结”“积”“伏梁”等疾病的记载，如《灵枢·百病始生》云：“虚邪之中人也……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留着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灵枢·水胀》云：“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着，恶气乃起，瘜肉乃生。” ［6］ 《说文解字》云“瘜，寄肉也”，《广韵》又谓之曰“恶肉”，即说明了肿瘤具有并非人体素有而为人体所恶的特点。虽然对于这些疾病的描述在名称上与肿瘤不尽相同，但根据其临床症状的描述可以发现，其与肿瘤的临床症状有诸多重合或相似之处，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中描述的“膈咽不通，饮食不下”即类似于当今“食管癌”的临床症状。这一时期关于肿瘤临床症状的描述多较为笼统，尚未形成一定的体系。
关于肿瘤形成的病因，《内经》也有诸多论述，其可作为中医肿瘤学病机理论的源流。《灵枢·上膈》云其为“喜怒不适，饮食不节，寒温不时”，指出“外邪侵犯、饮食不调、情志失常”均可导致“积聚以留”发为肿瘤。《内经》十分重视瘀血与肿瘤的发病关系，其中多篇文章均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素问·举痛论》云：“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泣不得注于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素问·腹中论》云：“伏梁何因而得之？岐伯曰：裹大脓血，居肠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 ［7］ 《灵枢·水胀》云：“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衄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导而下。”这与现代医学研究关于血瘀证与肿瘤的发生、增殖和转移均有密切关系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8］［9］
由于当时解剖学发展的滞后，人们对于肿瘤的认识并不完善，这一时期东西方的医生都常将肿瘤与外科的痈疽肿物相混淆。随着临床上的不断深入观察，人们逐渐尝试对肿瘤进行更为细致的区分。《难经·五十五难》云：“积者，阴气也；聚者，阳气也。故阴沉而伏，阳浮而动。气之所积名曰积；气之所聚名曰聚。故积者，五脏所生；聚者，六腑所成也。积者，阴气也，其始发有常处，其痛不离其部，上下有所终始，左右有所穷处；聚者，阳气也，其始发无根本，上下无所留止，其痛无常处谓之聚。故以是别知积聚也。” ［10］ 根据临床症状的特点不同将其分为“积”和“聚”两种，后世医家认为这是关于肿瘤良性、恶性分类的最早记载。 ［11］ 《难经》中虽然有“五脏积”的记载，但由于这一时期解剖学的局限，肿瘤的命名和分类仍较为粗略，大多以临床症状特点命名，尚未形成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肿瘤命名及分类方法。
汉唐时期，医家对于肿瘤的认识逐渐深入，对于其临床表现的描述更贴近于当今临床实践，较之《内经》中笼统的描述更具有实际指导意义。《伤寒论》中所述变症、坏症诸症与当今恶性肿瘤的临床症状有诸多类似之处。《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云：“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展转痛移。” ［12］ 对于“积聚”的临床鉴别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并指出“积聚”“癥瘕”等病变部位在脏腑，病程长，病位深沉，不易治疗。《诸病源候论》中就“五脏积”“七疝”“八瘕”分别对其症状及发展预后进行了详细描述，《千金要方》中也提出“五瘿七瘤”之说，这是医家对临床疾病不断细化和深入的认识过程。
这一时期关于妇科肿瘤的认识取得了较大的进步，《金匮要略》设“妇人三篇”专门论述妇科疾病，其中《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指出：“妇人宿有癥病，经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动在脐上者，为癥痼害。妊娠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也。下血者，后断三月，衃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 ［12］ 提出了癥病与妊娠的鉴别方法及治疗方剂，这被认为是最早的关于肿瘤临床鉴别诊断的记载。
关于肿瘤的病因病机，《金匮要略》中有了较前更深刻的认识，云：“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后世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在此基础上阐释肿瘤的发病机理云：“积聚皆由阴阳不和，风冷搏于脏腑而生积聚也。”“癖病者，由冷气结聚，饮食不消，停积于胁下，则成癖病。”“疝瘕之病，由饮食不节，寒温不调，气血劳伤，脏腑虚弱，受于风冷，冷入腹内，与血气相结所生。”“癥痞者，由冷热不调，饮食不节，积在腹内，或肠胃之间，与脏相结搏。” ［13］ 指出肿瘤发病是以脏腑气血虚弱等“本虚”为内在因素，外感邪气、饮食失节、情志不畅等“标实”为外在因素，两者共同引起发病。
《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云：“妇人少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而不渴，生后者，此为水与血俱结在血室也。”“妇人经水闭不利，藏坚癖不止，中有干血。” ［12］ 《诸病源候论》在阐述妇科肿瘤的发病病机时，云：“冷气入于胞络，冷搏于血，血冷则涩结，故令月水不通。”“产后而有癥者，由脏虚，余血不尽，为风冷所乘，血则凝结，而成癥也。” ［13］ 均指出瘀血内结是肿瘤常见的病理状态，这一认识至今仍具有广泛的临床指导意义。
《金匮要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痰饮致病理论，将痰饮分为痰饮、悬饮、支饮、溢饮，并对其临床症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与当今临床上肿瘤患者常见的胸腔积液、腹腔积液、心包积液、肢体肿胀等并发症状有许多类似之处。《诸病源候论》云：“产后脏虚，为风冷搏于停饮，结聚故成癖也。”至此，明确指出“瘀血”“痰饮”既是病理产物，又是致病因素。进一步完善了肿瘤的病因学说，为后世从瘀血、痰饮治疗肿瘤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的另外一大成就是在认识疾病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治疗方案。《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葶苈大枣泻肺汤、皂荚丸、十枣汤、鳖甲煎丸、大黄䗪虫丸、桂枝茯苓丸等方剂至今仍广泛应用于肿瘤的治疗。《千金要方》中收录了许多当时用于治疗癥瘕积聚的方药，其中包含了许多虫类药，如蜈蚣、䗪虫、斑蝥、蜣螂等，为后世治疗肿瘤提供了宝贵的用药经验。现代临床药理学也证实了这一时期临床应用的许多药物均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
宋金元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各个领域学术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加之国家对于医药学的重视，中医药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
“癌”一词最早见于宋代东轩居士《卫济宝书》中，“痈疽五发：一曰癌，二曰瘭，三曰疽，四曰痼，五曰痈” ［14］ ，但需指出的是，此处所言之“癌”与当今所言之“癌”的含义并不完全重合。其后南宋杨士瀛《仁斋直指方论》云：“癌者，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裂如瞽眼，其中带青，由是簇头，各露一舌，毒根深藏，穿孔通里，男子多发于腹，女子多发于乳，或颈或肩或臂……” ［15］ 从其临床特征上看，这最接近当今所言的恶性肿瘤的临床特征，也被认为是最早明确提出“癌”这一病名的文献记载。
“癌”字从疒，从喦。“喦”“岩”又相通。它指凡发病为肿块坚硬如石，表面如山岩一样高低凹凸不平，破溃后形成瘘道如岩洞深壑的体表肿瘤，这一时期，医家对此类疾病多以“岩”命名。南宋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云：“若初起，内结小核，或如鳖棋子，不赤不痛。积之岁月渐大，巉岩崩破如熟石榴，或内溃深洞，此属肝脾郁怒，气血亏损，名曰乳岩。” ［16］ 这是首次提出“乳岩”之名，后世亦有称“奶岩”“石奶”“翻花石榴发”“乳石”者，即当今所指之乳腺癌。又如“舌岩”即舌癌，“肾岩”“肾岩翻花”即指阴茎癌。这些记载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于恶性肿瘤的认识，对于肿瘤的发病过程及预后有了更详细的记录。
这一时期，医家对于肿瘤的认识突破了直观认识的局限，不仅对于体表肿瘤有诸多阐述，对于内脏肿瘤的临床症状及鉴别诊断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朱丹溪在《丹溪手镜》中论述噎膈时云：“大概因津血俱耗，胃脘亦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饮可行，食物难入，间或可入，入亦不多，曰噎。其槁在下，与胃为近，食虽可进，难尽入胃，良久复出，曰膈。” ［17］ 根据其临床症状的描述，其类似于现代食管癌和贲门癌，在当时没有内镜检查的条件下，根据患者进食后梗阻及是否呕吐等临床症状能有如此准确的鉴别诊断，实属难得。
关于肿瘤的病因病机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格致余论》云：“若夫不得于夫，不得于舅姑，忧怒郁闷，昕夕积累，脾气消阻，肝气横逆，遂成隐核，如大棋子，不痛不痒，数十年后方为疮陷，名曰奶岩，以其疮形嵌凹似岩穴也。” ［18］ 指出长期的情志抑郁会导致乳腺癌，这与当今乳腺癌的病因认识是一致的。《太平圣惠方》首次提到“痰毒”致病：“夫痰毒者，由肺脏壅热，过饮水浆，积聚在于胸膈，冷热之气相搏，结实不消。” ［19］ 这是第一次将“毒”作为肿瘤发病的病因的论述，也是后世“因毒致癌”理论的源头。至此，关于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痰、虚、瘀、毒致病的理论初步形成，后世关于肿瘤病机的论述多是在此基础上阐述、发挥。
《圣济总录》云“瘤之为义，留滞而不去也” ［20］ ，即指出不管肿瘤的发病原因是内虚还是外邪，“瘀滞”是肿瘤发病的核心状态。其对于肿瘤的发病原因的认识并未局限在发病局部，而是着重对人体整体环境，人体的荣卫气血阴阳脏腑功能的失衡，痰湿瘀毒的留滞是肿瘤发病的大环境，在当今看来，这种认识是有其科学性和前瞻性的 ［11］ 。
明清时期，医学论著不断涌现，医家对于肿瘤的认识更进一步深入，不乏建树者。一方面，医家对于肿瘤的分类不断细化和完善；另一方面，关于肿瘤的治法也不断丰富。
薛己《外科枢要》中，将肿瘤分为筋瘤、血瘤、肉瘤、气瘤、骨瘤。王肯堂《证治准绳》中，将关于肿瘤的瘿瘤、疣痣、恶疮、肿疡、乳癌、积聚、噎膈、反胃、关格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祁坤《外科大成》中，将失荣、舌疳、肾岩翻花、乳岩四种病证称为疡科“四绝证”，从其临床症状来看，均类似于当今的恶性肿瘤。陈实功《外科正宗》中描述“失荣”的临床症状时，云：“初起微肿，皮色不变，日久渐大，坚硬如石，推之不移，按之不动；半载一年，方生阴痛，气血渐衰，形容瘦削，破烂紫斑，渗流血水。或肿泛如莲，秽气熏蒸，昼夜不歇，平生疙瘩，愈久愈大，越溃越坚，犯此俱为不治。” ［21］ 这是对恶性肿瘤从发病到破溃过程的详细描述，对当今临床仍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清代《医宗金鉴》中对临床常见的内、外、妇科肿瘤的理法方药进行了更详细的论述。
在详细观察肿瘤发病的基础上，不同流派的医家也提出了不同的治法。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论述“积聚”的治法时，云：“凡积聚之治，如经之云者，亦既尽矣。然欲总其要，不过四法：曰攻、曰消、曰散、曰补。” ［22］ 并对四法的应用时机和方药做了详细的论述。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从内虚邪犯角度认识肿瘤，创立“温阳疏利”法治疗肿瘤。余景和在《外科医案汇编》中深入阐发“郁则达之”一法，将行气活血、托补、软坚散结等法均作为“郁则达之”的治疗原则。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重在阐发“活血化瘀”一法。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在前人基础上创立“养胃阴”一说。这一时期所创的犀黄丸、蟾酥丸、小金丹、噎膈散等方剂沿用至今，在当今临床用于治疗恶性肿瘤仍有较为广泛的应用和疗效。
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现代医学在肿瘤的发病机理及治疗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肿瘤临床实践及基础科研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助推了中医肿瘤学及中西医结合肿瘤学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中医肿瘤学理论体系，为中医肿瘤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3］ 。
相较于传统的肿瘤分类方法，以系统解剖学为依据的现代中医肿瘤分类方法更为科学和完整。虽然古典医籍中根据肿瘤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将肿瘤大致做了区分，但现代根据新生物的细胞特性及对机体的危害性程度，将肿瘤分为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分法更为完善。得益于系统解剖学及细胞学的发展，现有的肿瘤分类方法更具逻辑性和科学性，为肿瘤的诊治奠定了基础。
结合现代科学研究，现代中医肿瘤学扩大了对肿瘤发病因素的认识。在传统六淫致病的基础上，以及对辐射、烟雾、雾霾、汽车尾气、燃煤污染、工业废气等致癌因素的认识，完善了六淫邪气致癌理论。将某些新发现的发病因素且不宜应用“三因学说”分类的病因归类为“毒邪”，分为生物性毒邪、物理性毒邪、化学性毒邪，这极大程度地完善了肿瘤的外邪致病理论。结合临床实践及科学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七情内伤致病、饮食劳伤致病学说，以循证医学的证据说明了情志、饮食习惯与肿瘤发病的联系。通过流行病学及基因组学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先天禀赋不足或受之于父母的肿瘤易感体质也是肿瘤的发病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人们对于痰浊致病的理论有了新的认识，认为肿瘤的转移与痰浊的流动性和黏滞性有一定的关系。血液流变学的研究从微循环状态认识“瘀血”，认为肿瘤早期即存在“瘀血”状态，较传统理论对“瘀血”的认识更加完善，并认为“瘀血”与肿瘤的发生、增殖和转移均有密切关系 ［24］ 。
在病机方面，明确提出了“气滞血瘀，痰结湿聚，热毒内蕴，脏腑失调，气血亏虚，经络瘀阻”是恶性肿瘤的基本病机。在此基础上，不断有医家在自己临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理论提出了新的病机理论，丰富了传统中医理论，开阔了肿瘤的治疗思路。周仲瑛 ［25］ 、续海卿 ［26］ 、李俊玉 ［27］ 、凌昌全 ［28］ 等医家均提出“癌毒”理论，认为“癌毒”是恶性肿瘤发生的根本因素，其在肿瘤的发生过程中多与痰浊、瘀血、湿浊、热毒等病理因素相夹杂为病。但需注意的是，虽然都以“癌毒”为名，但其理论的具体内涵仍有不同之处。王三虎 ［29］ 提出“燥湿相混致癌论”，指出气机不畅，津液输布失常，导致阴虚内燥和痰浊水湿并见是肿瘤发病的主要病机。王文萍等 ［30］ 将传统中医理论与现代分子生物学相结合，提出“痰毒流注”学说，认为肿瘤转移是由于痰毒互结、流注于脏腑经络而引起，肿瘤转移是以脏腑虚损为本、痰毒损伤为标。张健 ［31］ 、贾小强 ［32］ 、徐力 ［33］ 等医家在经络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传舍理论”，指出肿瘤的转移具有“邪气淫溢，不可胜论”的特点，并且是按照“孙脉—络脉—经脉—输脉—伏冲之脉—脏腑组织”的途径进行转移。李忠等 ［34］ 提出“耗散病机假说”，认为人体正气对“癌毒”具有固摄作用，当人体正气虚弱时，固摄力量不足，癌毒更容易扩散，从而发为肿瘤的转移，而癌毒的扩散又能消耗正气，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同时提出固摄正气治法有效抑制肿瘤的生长，抑制肿瘤的复发转移。这些认识都为肿瘤的辨证论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在治疗方面，明确指出了“扶正祛邪”的基本原则。扶正培本即调节人体气血脏腑阴阳平衡，扶助人体正气，调动机体自身的抗癌能力，以补为攻，达到协助祛除癌毒的目的，中医学“补之、调之、和之、益之”均属于扶正的范畴。祛邪攻癌是通过活血化瘀、化痰祛湿、软坚散结、清热解毒等方法以达到祛除实邪，攻癌解毒，控制肿瘤发生、发展的目的。并且强调扶正和祛邪之间的权衡，重视“固护正气”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而不赞成一味攻伐，攻癌祛邪不忘扶正，扶正可以帮助攻癌祛邪，以达到祛邪不伤正、扶正不留邪的目的 ［24］ 。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家发动广大基层医疗工作者收集挖掘整理民间单方、验方，发掘了一系列有效的治疗方药。以现代药理学为依据的药物研究也为中药治疗肿瘤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如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即是从民间应用砒霜的经验中挖掘而来，并取得了非常卓越的临床疗效。
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是当今治疗肿瘤的趋势。中药在抗肿瘤治疗上有一定的局限，但对于辅助人体正气的恢复有非常大的优势。因此，将中医用于结合西医手术、放疗、化疗等抗肿瘤治疗的各个过程，能更好地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减轻治疗副反应，促进患者康复，提高治疗效果。
中医配合手术治疗。手术是治疗早期肿瘤效果最好的手段，但由于其对人体创伤大，手术过程耗气伤血，因此，术后的恢复是中医治疗的重点。“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大量临床实践表明，肿瘤患者术后配合中医健脾和胃、益气养血有助于机体的恢复，也能有效缓解术后胃肠道功能紊乱等并发症 ［35］ 。
中医配合放疗 ［36］ 。放射治疗在肿瘤治疗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于鼻咽癌、喉癌等可行根治性放疗；对于食管癌、乳腺癌等可行术后辅助放疗；对于某些晚期肿瘤并发症如上腔静脉压迫、骨转移等也可行姑息性放疗。中医理论认为射线属于“火热毒邪”，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放射性食管炎等毒副反应，临床多从热毒伤阴、气阴两虚角度出发，研制出了许多临床用之有效的方剂，通过口服及外用、含漱等治疗方式减轻了放疗副反应的发生，提高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还有一些临床研究结果表明，扶正固本的中药能增加射线敏感性，可以提高临床疗效。
中医配合化疗 ［36］ 。化疗、手术和放疗是治疗肿瘤的三大主要手段，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应用历史，对于肿瘤的治疗意义重大，能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但化疗治疗的副反应明显，临床上许多患者由于不能耐受或畏惧化疗副反应而中断或拒绝化疗，最终延误病情。因此，减轻化疗副反应是长期以来中医临床研究的重点。通过中医四诊合参，认为化疗副反应主要是脾胃失和、气血亏虚、肝肾不足证，因此，通过中药、针灸、音乐等治疗手段以达到健脾和胃、益气养血、补益肝肾的作用，能有效减轻患者化疗毒副反应，以达到减毒增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效延长患者生存期的目的。
中医配合靶向治疗等其他治疗手段。近年来，分子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内分泌治疗、介入治疗等新的治疗手段不断涌现，为肿瘤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但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副反应。近年来，中医辨证论治结合现代治疗取得了较好临床效果，中西医结合为肿瘤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几千年来，中医肿瘤理论体系一直在不断完善，临床医家对肿瘤的认识不断深入，肿瘤病因病机理论不断充实，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取得巨大进步。中医药凭借着几千年的理论积淀，依靠“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以人为本”的理论特点，积极与西医学融合，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医药在肿瘤综合治疗中的优势越来越突出，为国内外肿瘤学者所瞩目。
（刘绍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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