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战争是否为人类进化所必需的因素，固然还是有辩论之余地，但是下述的事实却是毫无疑问的：从人类的最早记录起，到现在的时代为止，战争一直是他们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因素。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时代是完全没有战争的，也很少有一代以上的人是不经过大型战乱的。大战几乎和潮汐一样，具有规则的起落。

当一个文明开始变换的时候，这种情形就更为显著，而我们现有的世界性工业文明似乎就正是如此。在一两代之前，战争还被人认为是政策的工具，现在已经变成了政策本身。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战国（wariom）的状态中——在这种条件之下，战争支配了所有其他的人类活动。这种紧张状态到底会延长多久，到底它是否有一个明确肯定的答案，是否命中注定将盲目地走到它的尽头为止，固然是无人能说；但却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我们愈研究战争的历史，则我们对于战争本身，也就愈能有所了解。因为它现在已经是一个支配性因素，除非我们能够了解它，否则我们怎能希望调节人类的事务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我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到了1923年，我在康贝里参谋学院（Camberley Staff College）任教官，才发现除了一两次战役，战史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贫乏。这些学员对于战史的研究，本应具有极大的兴趣，可是不幸得很，却都不足以语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用英文出版的书籍当中，还没有一本是能够把全部问题包罗殆尽的。所以我决定来填补这个空缺。为了把这样一个巨大的任务紧缩起来，我采取的方法是：集中精力于我所认为的决定性会战（西方民族所打的）；再把其他的战争和战役，以它们为核心编织在周围；最后从此演绎出战争对于历史的影响。此外，为了使战争的故事能够尽量连续不断，我又决定在每一章的前面，加上一个“大事记”，在这里叙述战争、战役和会战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它们怎样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就其全体来说，我心目中所设想的这一本书，可以用一个风波动摇的海面来打比。叙述会战的各章就好像是波浪的高峰，而大事记则好像其间所夹着的低谷，一高一低彼此相接，这就是3500年来的战争史。

从1923年起，我开始搜集资料，到了1939年至1940年之间，就出版了两卷《决定性会战史》。但是我对于该书并不感到满意。第二卷出版不久，全部的存书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我对于这种损失并不感到遗憾，因为这使我有机会可以将全书重写过。自此之后，我又花了10年的光阴去进行这个工作，把原书的两卷扩大成为三卷，把原有的29章，改写了28章，删去了1章，另增加了23章新材料。此外，所有的“大事记”都是新写的，“导言”也是一样。所以这本书不是一个增订版，而是一本新著。

对于会战的选择，完全以我个人的判断为根据。我当然知道还可以增加其他的会战，不过有些会战的记录太不完全，无法做深入的研究；另外有一部分，仅仅是因为语文上的困难，是不得不从略的。

资料来源的选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只要有可能，我尽量采用当时参与者、目击者和同时代战史学家的记载，再用公认的近代权威著作来核对。但是我却累次发现，对于约米尼所谓的“激烈戏剧”的战争，古代史学家的了解和记载，似乎都比近代史学家更为完全。我想原因在于，过去史学家把战争当作一种自然程序，而今天的史学家则多认为它是一种残酷的祸害，所以对它并不太感兴趣。但是，我最大的困难却是对于最近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极难找到可靠的资料来源。大战结束以来，未经整理过的史料虽是大批地出笼，其中却有许多充满了宣传气味，尤其是俄国人的资料。因为可靠资料的缺乏，所以对于某几个主要会战，还是一直无法获得清楚的概念。

还有两件小事也值得一提。第一点是战斗兵力和损失的数字。这种数字通常都是不可靠的，而且为了宣传的目的，更常常受到故意的歪曲。今天如此，3000年前也是如此。所以对于本书中的数字，有许多都是我不敢断言其为正确的。另外一点是，所有的外国和古代的货币，其价值都是换算成为英镑，并以1913年的价值为准。

最后，我应该感谢那些给予我协助、忠告和批评的人。〔其中我特别要感谢文学硕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布里斯托尔大学历史教授大卫·道格拉斯；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院士、文学硕士、J. P. V. D. 鲍斯顿先生；索邦大学中世纪史教授爱德华·佩鲁瓦；牛津大学文学士G. 斯蒂芬森先生；牛津大学现代史讲师、文学硕士、特雷弗·戴维斯以及我的朋友与出版商道格拉斯·杰罗尔德先生，多年来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帮助我，提供极为宝贵的建议。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安东尼·S. F. 里彭先生为准备出版打印文稿所付出的大量心血。〕他们的贡献，其价值之大简直无法形容。不过对于本书的内容和一切错误，均应由我个人单独负责。

J. F. C. 富勒
1953年9月于克罗伯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