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

在1558年加来尚未丧失之前，从理论上来说，英国人为了安全，必须在欧洲大陆上作战以来保护其海岸，换言之，欧陆变成了英国防御上的外围。自从加来丧失了，所依赖的就变成了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了。可是当1586年危机爆发时，虽然伊丽莎白女王有一支私人的舰队，共为战船34艘，但却并无国家性海军的存在。不过一到战时，有许多武装的商船都可以临时拼凑成军，一直到国协时代 为止，都还是这样的情形。此外，伊丽莎白也没有常备性的陆军——封建时代的民兵是早已不存在了——虽然依照撒克逊的古例，政府仍有权召集民兵，但除了伦敦地区以外，其余都只能算是毫无纪律的乌合之众。在战场上，是绝对不能对抗西班牙高度组织的精兵。

最大的困难，是诚如弗尔特斯纠对于伊丽莎白的评论：“因为它的简单性，她痛恨直接的行动；因为它的必定性，她痛恨确信；因为它的费用，她更痛恨战争。” ^[1] 因为思想上有这三种主观态度，而尤其是最后者，所以她宁愿依赖外交手段；又因为她缺乏必要的实力，来使其有效化，所以在斗智的战争中，经常受到帕尔马公爵的欺骗。直到无敌舰队（Armada）都已经出发了，他还在不断地提出和平建议，以来掩护其在尼德兰的一切准备，可是伊丽莎白对于这些建议却大都深信不疑。

虽然如此，巴宾顿阴谋的暴露，遂显示岀危机已经到达，1586年12月25日，伊丽莎白接受了群臣的劝告，命令其留在朴次茅斯的舰队动员起来，在1586年至1587年的冬季中，在英吉利海峡内保持着一个支队，以防吉斯人拯救玛丽女王。1587年3月间，玛丽已死，当主力舰队正在朴次茅斯动员时，德瑞克爵士在普利茅斯〔的23艘船〕也准备就绪了。他的任务是想要阻止西班牙舰队从各港口中驶出集中，当它们向英格兰或爱尔兰前进时，应尽量地加以截击，并阻止它们登陆。 ^[2] 照惯例，这些命令下达了之后，伊丽莎白害怕这有挑起战争的危险，马上就想作极大的修正。 ^[3] 德瑞克却深知女王的老脾气，所以在4月2日就马上出发，在新的命令到达之前，他早已在4月19日到了加的斯。他自己这样记载着：我们在这里留到21日为止，在此期间，击沉了一艘比斯开船（Biscayan），重1200吨；焚毁了圣塔克鲁兹的船一艘，重1500吨；另外还有31艘，其重量为1000吨、800吨、600吨、400吨、200吨不等。此外还带走了4艘装补给的船〔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那里。〕 。此后，在补充了必要的补给之后，他又向里斯本进发。从那里他在4月27日这样写道：“西班牙国王对于侵入战的准备，其规模之大可以说是古无前例的。”

里斯本是西班牙舰队的指定集中地，虽然圣塔克鲁兹已经在那里建立他的司令部，可是他还没有集中一个人。这是一个有坚强防御的港口。在港口之外向北去为卡斯卡斯堡垒（Cascaes Castle）所控制的投锚地，在它的紧邻又有圣朱利安要塞。5月10日，德瑞克在卡斯卡斯湾中投锚。这个港口中发生了极大的恐慌现象，所有的船只都纷纷砍断它的缆索，向最近的避难所逃走。被毁的船只吨数以千为计算单位，损失的物资更为巨大。以后据西班牙方面的计算，共损失船24艘，货物总值17.2万“达卡”。 ^[4] 德瑞克并未携带陆上兵力，所以不能据守这个港口，于是他又转往圣文森角（Cape St. Vincent）—里斯本与地中海之间的战略要点。他们守住了这个要点，使敌人处于极为不利的状态。因为所有的船只都是分别地向里斯本集合。

在这里他们又使葡萄牙的渔船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此外还毁灭了许多吨数的制桶材料 。德瑞克若能留在这里不走，甚至可能完全阻止西班牙舰队的集合，但除非他能获得增援，否则是不可能的。5月17日，德瑞克写信给英国大臣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hingham）爵士说：假使在这里再有6艘船〔或者女王陛下其他舰队的更多坚船〕，则我们便可以久留〔阻止他们集中〕，下个月就是西班牙舰队从各地回国的主要时期，一定可以使他们蒙受更大的损失。〔依照我的愚见，我们伟大的王国将因此占得先机。〕

结果他无法久留，于是又转往亚述群岛。离开圣文森16天之后，6月8日，他在圣米迦勒（St. Michael）的附近，发现了一艘大船，第二天就追上了。这是圣腓力号（San Felipe），是西班牙国王本人的一艘东印度船只，上面所装的货物价值11.4万镑，还有许多的文件，都是记载着有关东印度贸易的秘密 。6月26日，德瑞克回到了普利茅斯。他已经使西班牙舰队在这一年之内不再有出发的可能性。这对于英格兰而言，实在是太幸运了，假使真能如腓力的意愿，无敌舰队在9月底以前出海，则帕尔马公爵即可能已经渡过英吉利海峡。诚如他在致西班牙国王书中说的：假使侯爵能准时到达，则登陆将不会有任何困难。英国人和荷兰人都无力抵抗您的舰队。 ^[5]

此时，圣塔克鲁兹已经在赶紧补充他的损失，到了1588年2月底，也就一切准备就绪了。可是他本人在1月30日却突然地死了。于是远征的行动再度搁置。他的死亡对于西班牙而言，是一个可与德瑞克的突袭相提并论的大祸，因为他是西班牙能力最强的海军宿将。腓力现在就派西多尼亚（Medina Sidonia）公爵〔古斯曼（Don Alonzo Perez de Guzman）〕去接替他的任务。这位公爵虽然是出身高贵，可是对于陆海军却从来没有经验。他上书国王要求辞职， 但是腓力不准，只另派了一位合格的海员狄亚哥（Don Diego de Valdez）充当他的海军顾问。此外当西多尼亚公爵的舰队到达了海峡，就将任命帕尔马公爵为远征军总司令，率师前进。

当西多尼亚正在准备的时候，帕尔马公爵的主要准备则有如下述：从安特卫普和根特开一条运河到布鲁日，在华顿河（Waten）上建造70艘登陆艇，每艘可载30匹马，并装有上下起卸的跳板。在新港（Nieuport）建造200艘平底船，在敦刻尔克集中28艘战船，在汉堡、不来梅（Breme）、恩登（Enden）等地招募海员，在格拉沃利讷（Gravelines）制造2万个木桶，在新港和狄克斯莫德（Dixmude）等地为步兵2.06万人，〔在科特赖克（Courtrai）和华顿为〕骑兵4900人，制造营幕。 ^[6]

最先应分析这个时代中的海军发展，然后对于下述的作战才可以有较好的了解。 ^[7]

16世纪的战船，与以前各世纪不同的一个主要因素，即为重炮；尽管这种杀人的利器从14世纪起即已开始装在船上，可是一直到15世纪，这种火炮的威力才有足够的强度，能够一炮击毁当时的船只。这种兵器有两种显明的不同形式，一为前镗（muzzle-loader），一为后镗（breech loader）。后镗炮的原始形式为一种“拼拢式”的火炮（built-up gun），即由许多根铁棒所组成，在上卷中已经有所详述。它的药室与炮管是分开的，在发射之前，用螺旋装上去。〔根特的杜勒·格里尔（Dulle Griette）和爱丁堡的蒙斯·梅格（Mons Meg）属于这一类型；前镗炮则是用金属铸造成钟型，炮管和药室为一体，配有炮耳。〕

一共有两种主要类型的前镗炮——加农（cannon）和寇非林（culverin），都是装在炮车上。前者发射一吨重的铁弹 ，只有中等的射程。后者炮身较长，炮弹较轻，而射程也较远。这两种火炮的性质有如下表：

此外还有半加农，其弹重32磅，以及半寇非林，弹重9到10磅（寇非林亦可称之为长炮）。长炮中还有许多较小型的，例如“Saker”，弹重5磅，“Minion”，弹重4磅，以及“Falcon”，弹重2.5磅到3磅， ^[8] 不过这些火炮全都只有杀人的效力。另外还有一种叫作皮里尔（Perier），射程较短，所发射者为24磅的石弹，到此时已经变得落伍了。

在16世纪开始时，在海上航行共有两种主要形式的船只。一为圆船（hulk），另一为长船（galley）。前者是用以载运商品，而后者则为标准的战船。但是不久，大洋的航行和火炮的进步又开始使船只的构造有了新的改变。在洋面上，风帆要比桨更重要，而用风帆的船只又更适用于使用船舷上的火力。

第一个转变时期是在15世纪，此时小型杀人性的海军火炮开始被采用。它们是装在两个炮台上面，一在船头，一在船尾——在过去未有火炮时，这种平台上是装置弓弩的，其目的为了射杀登船的敌军。亨利七世的大船摄政号（Regent）上即装有这样的火炮225门——主要都是旋转式的火炮。

亨利八世带来了第二个转变期。他采用了前镗式的毁船火炮。因为这种兵器是太重了，不能容纳在炮台之内，而且也不宜于作对付登船敌人之用。它必须装在上层甲板上，在主甲板上更好，必须在船只两侧开辟炮孔。第一艘装重炮的船为玛丽玫瑰号（Mary Rose），建造于1513年。

最后一个转变时期为船上的炮台逐渐变得没有需要了，而舷侧火力重量的增加，更要求甲板空间的增加。圆船逐渐发展成为正规的军舰，这种船的长度比宽度要大过三倍以上，而不像一般的圆船只相当于宽度的两倍。在16世纪中，这一类船中最著名者为德瑞克的复仇号（Revenge），这是一艘纯粹英国式设计的船。这种船是“竞赛”用的，又可以称为“平甲板”（flush-decked）式〔蒙森（Monson）的叫法〕。虽然它的船尾和船头并不与腰部是完全看齐的，可是比起西班牙的战船〔和三桅舰〕，却要低到25%—45%。这个事实使多数的英国船只都显得比西班牙的要较小，虽然双方海军中的最大船只其吨位是大致相等的。所谓“大帆船”（galleon）者，并非西班牙所独有，通常为四桅的帆船，具有当时一般船只所有的索具，但是其船壳的构造却比较接近长船，与宽度之比较大，也较为平直，船头低下，与长船相似，而不像圆船的船头拱起。 ^[9] 这个时代中的英国战船，大约是两个船员摊一吨，而在西班牙战船上，则三个多人摊一吨。

火炮对于海军战术的影响，要比对于海军造船术的影响更大。在长船（快船）的时代中，主要的兵器为船头上的触角，而主要的战术行动即为硬撞。虽然在接近敌人时，快船是可以采取纵队的形式，可是攻击的队形却是成横线的，正像陆战中一样，战斗就是突击或冲锋。在装有火炮的战船上，其主要的兵器——重型的毁船加农——不是装在船头上，而是在两舷上。当它们接近敌人时，一定要调动位置，使其侧面对着敌船——对于旧时代的快船而言，这是一种自杀的行为。所以在攻击时，其位置是与原有前进路线成直角的，为了使这种调动有秩序，并集中打击力量以对付敌人，所以在接近敌人时应采取纵队的阵容。

这个彻底的改变在当时尚未为人所认清，舰队进入战斗时还是蜂拥而上，其主要目的还是要攀登敌船。可是在英吉利海峡中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一经交手，纵队战术即开始成形了，这个理由可从双方舰队在军备方面的差异上获得解释。根据刘易斯（Lewis）教授的记载，可以表列如次 ：

英国人所有的长程火炮，要比西班牙人所有者多了两倍，反之在重炮弹中程火炮方面，则西班牙人也比英国人多了两倍。这种在射程和弹重上的差异，可以说明双方在战术思想上之不同。英国人集中全力在长程战斗方面，而西班牙人则注重中程和短程战斗。西班牙的战术目标为先使敌船丧失战斗能力，然后再攀登它。英国人的目标却是在远距离击沉敌船，或迫使它易帜投降。虽然英国人的火炮具有较大的射程，但是在长射程中，其威力却并不足以发生决定性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火力并不准确，在远距离时能击中目标的弹丸并不太多。火力的不准确使海战也和陆战一样，变成了缠斗不休的状态，直到有来复线的枪炮发明了，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所以在理论上，西班牙人宁愿依赖接近射程的打击力量，这样可以较易命中。

腓力对于英国人所将要采用的战术早已有所认识，所以当西多尼亚公爵开航之前，他曾经给予下述的警告：“你应特别注意敌人的目的是想作远距离的战斗，因为火炮的射程较大；反之，我们的目的却是要接近敌船，钩住它们并登船作肉搏战。” 可是很明显，他并未充分认清英国人的真正优势并不在于其较长程的火力上面，而是他们海员的技术较为优秀，事实上，他们的船只也比西班牙的更轻便，易于操纵。西班牙人惯于在良好天气中航行，而英国人却惯于与恶劣天气搏斗。西班牙的船只在外形上与其说像一艘船，不如说像一座堡垒。上面挤满了陆军的士兵，而真正的海员却感到人手不够，其地位也只比划桨的奴隶略胜一筹而已。在英国人的战船上，水手不仅驾船而且也打仗，虽然也是被迫服役的，但却每天还有四个便士的酬报。最大的区别，也是最大的优势，却是西班牙人仍继续使用快船时代的旧战船，船只分成集团以横队迎敌；可是德瑞克或霍华德（Howard）却介绍了一种新战术，大致以纵队的形式接战，这也是海战革命的先声。

对于英国海军将领而言，在西班牙舰队驶出之前的几个月当中，他们所遭遇到的极大困难却来自伊丽莎白本人。这个女人虽然具有很坚强的性格，可是在英国的历代君主中，她也许要算是最鄙吝的一个。而且她也真的害怕西班牙，这是不无理由的，因为西班牙在当时，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国家。她一直都只想和平，可是她却不了解，只要她仍然鼓励私掠的行为和支援尼德兰的叛乱，则和平永无可能。

在秋季中，一个小型的英国海军支队，在帕尔默（Henry Palmer）爵士统率之下，与一个荷兰的支队联合在一起，一共只有90艘小船（只适合于内河与浅海中之用）， 开始封锁佛兰德斯的港口；但是一直等到11月27日， ^[10] 英国女王才召集了一个战争会议，讨论下述诸问题：可能的登陆地点，陆上兵力的使用，所使用的兵器和国内的安全。12月21日，她任命霍华德勋爵（Lord Howard of Effingham）为“陆军中将，总司令，海上舰队和陆军的总管”。 ^[11] 尽管德瑞克在她的海军将领中是能力最强的一个，但她却宁愿选择霍华德，这不仅是为了提高其舰队的威望，而且也因为霍华德的地位较高，容易获得部下的服从。德瑞克以后被任命为海军中将，在技术方面做霍华德的顾问。关于霍华德，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曾经这样评价说：“诚然他并非一个内行的海员，但是他却能知人善任，而且从善如流。〔他不会让任性妨碍自己为女王服务，而是依赖海上的老手进行管理；女王有一支栎木建造的舰队，有一位柳条似的舰队司令。〕” ^[12]

自从他从加的斯和里斯本回来，德瑞克就一直要求再做他那种冒险的突袭——在出发港口内去攻击西班牙舰队。假使当时他获得了准许，去再作一次这样的攻击，则西班牙舰队可能将永远无法出海了。最后，在霍华德已经受命为统帅后的第三天，他才奉命率领30艘船只，向西班牙海岸进袭。可是接着，女王又害怕触怒西班牙人，收回了这个命令，并将舰队的员额减少了一半。 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使得霍金斯在1588年2月15日，曾经上书沃尔辛厄姆，表示严重的抗议。

他说：“我们必须有所选择：是接受一个不光荣和不可靠的和平呢，还是〔正直而勇敢地〕决心一战，以求得一个安静的和平呢？照我看，最可靠和最有利的途径，就是决心一战，〔花费无疑更少，安全更有保证，既是在国内外区分敌友的最佳方式，〕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公意。”

霍金斯的意见正是与德瑞克一样的，认为攻击即为最可靠的防御。但是当他这封信发出不久，英国女王又获得了圣塔克鲁兹侯爵逝世的消息。于是她相信西班牙舰队现在又出发不成了，而且她也认为帕尔马公爵正处在困难情况之中。 所以她就陷入了后者所布置的和平陷阱中，并派遣和谈代表团 往尼德兰。关于这一点，霍华德在3月10日也向沃尔辛厄姆提出警告，说请女王小心，不要陷入敌人的圈套。 此时，也不断有情报传来，说西班牙的舰队马上就要出海了。

假使伊丽莎白在天性上不是那样的趋向外交，则她应能认清帕尔马的建议实在是一个诡计，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为腓力相信他自己是在替天行道。他认为这是十字军的行动，其目的是想要把英格兰再收入天主教的怀抱。每一天，5万个教堂中都在做弥撒，腓力的海军船只都是以宗教圣哲命名的；他们的乘员禁止发誓、争吵、赌博和与不正当的妇女交游。船上都挂着帝国的旗帜，上面绣有基督和圣母的神像〔和箴言：“耶和华啊，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Exurge Deus et vindica causam tuam）〕。

腓力对西多尼亚公爵下达了下述的命令：“你接到我的命令之后，就应率领全部舰队出海，直向英吉利海峡进发，一直驶到马尔格特点（Margate）为止。然后再与帕尔马公爵取得联络，并保护他渡海。” 他又警告他应该避免与英国舰队接触，并且说假使德瑞克在海峡中出现，那么除了后卫行动，应该对他不予理会。他又给予西多尼亚公爵一个密封命令，那是留交给帕尔马的，告诉他假使这个远征失败了，他应该采取何种行动。

腓力交给西多尼亚公爵指挥的舰队一共有船130艘：20艘四桅大帆船，44艘武装商船，23艘圆形船，22艘差船，13艘轻快帆船（pinace），4艘中型帆船和4艘长船。 这些船只的总吨数为57868吨，火炮总计为2431门，驾驶的海员为8050人，所载陆军为18973人。加上划船的奴隶和其他人员共计总数30493人。 ^[13]

全部舰队分为10个支队，其番号如次：

（1）葡萄牙支队，由西多尼亚公爵指挥，10艘四桅船和2艘轻快船。

（2）卡斯蒂利亚支队，由狄亚哥指挥 ，10艘四桅船，4艘武装商船和2艘轻快船。

（3）安达卢西亚支队，由皮德罗（Pedro de Valdez）指挥，10艘武装商船和1艘轻快船。

（4）比斯开支队，由李卡尔德（Juan Martinez de Recalde）指挥，10艘武装商船和4艘轻快船。

（5）古普兹可亚（Guipuzcoa）支队，由阿昆多（Miguel de Oquendo）指挥，10艘武装商船和2艘轻快船。

（6）意大利支队，由柏登多拉（Martin de Bertendora）指挥，10艘武装商船和2艘轻快船。

（7）圆船（Urcas）支队，由约安·哥米兹（Juan Gomez de Medina）指挥，共23艘。

（8）差船（Pataches）支队，由安东尼奥（Antonio Hurtado de Mendoza）指挥，共22艘。

（9）中型帆船（galleasses）支队，由雨果（Hugo de Monçada）指挥，共4艘。

（10）长船支队，由狄亚哥（Diego de Medrado）指挥，共4艘。

当西班牙人正在作种种准备时，伊丽莎白却仍在与帕尔马谈判，而德瑞克则被拘禁在普利茅斯，不准出海。3月30日，因为他感到不能再久候了，他写了一封措辞极为强烈的信给女王的战争会议，据柯白（Cobett）说，这是纳尔逊（Nelson）所建立的新英国海军思想的起源。

他这样写道：“假使陛下与诸位大人都相信西班牙国王是的确想要侵入英格兰，那么毫无疑问，他在西班牙必正在作充分的准备，而帕尔马的侵入也必须以这个舰队的行动为基础。〔我以为这是最可怕的。〕若有方法阻止其舰队的行动，则他们即无法以征服者的姿态由海上来临〔我确定他们想这样做〕，而帕尔马也被阻止在原地了。〔我圣明的大人们啊，〕除了上帝的保佑，时间和地点的争取实为我们制胜的秘诀。〔我最恭顺地请求诸位坚持之前的做法，〕假使我们能有50艘船，开往敌人的海岸边作战，则比更多的船在我们自己海岸边要大为有利。而我们出发得愈早，成功的机会也就愈大。”

4月13日，他又直接上书女王说：“在一切军事行动中，有利时间和地点的获得即等于胜利的一半，反之若是丧失了，则不可能重获。” 4月28日，他又上书说：“〔最尊敬的陛下〕请恕我的直率陈词，因为我的良知逼得我必须指出危机的严重性〔依我愚见这确定无疑〕。假使〔我和其他人一样渴望的和平，〕和平即不可能，则在西班牙的巨大军事准备必须迅速地加以阻止。将你的兵力送往远方〔更靠近敌人海岸之处〕去对抗他们，对于陛下和臣民而言，都是比较最廉价和有利的，〔敌人则需付出更高代价〕。”

结果，霍华德奉命将他的舰队主力开往普利茅斯。当他派遣了一个支队，交给西莫尔勋爵（Lord Henry Seymour）指挥，以去监视英吉利海峡。 之后，他本人于5月21日从英国北海方面出发，两天之后与德瑞克会合在一起。于是他就任最高统帅，而任命德瑞克为他的副帅，并自任战争会议主席。 此后，霍华德就致书布尔莱（Burghley）说：“我准备在此停留两天，以为舰队加水，以后，若是能获天佑，即将乘着第一次顺风的便利，驶往西班牙海岸。我的意图是停在英格兰与该国海岸之间，以来监视西班牙兵力的来到。”

此时，不断有谣言和情报从西班牙和公海上传来。4月间有一个谣言传来，说西班牙舰队将要进犯苏格兰。 5月16日，又谣传在里斯本已经集合好了300艘船，并且说他们都正在严加戒备之中，以防德瑞克的袭击。 5月28日，又获得了西班牙舰队已准备就绪，即将出发的情报。 于是霍华德于5月30日率领舰队出海，德瑞克所一向主张的英勇计划似乎可以实现了。可是到了6月6日，受了逆风的压迫，英国舰队又退回到海峡中。几天之后，他接到了沃尔辛厄姆传来的命令，又可以证明英国政府还是在怯懦不前。女王又命令霍华德不要前往西班牙，而只是留在西班牙与英国之间的地区中，作无目的的巡弋。 6月15日，霍华德回报沃尔辛厄姆说：

关于我们应前往西班牙海岸的观念，我相信这是我们本国中所有具有最丰富经验的人经过深刻讨论后所作的判断。假使女王陛下认为可以与西班牙国王拖延时间，那实在是受了欺骗，大错而特错，可能会造成极大的灾难。因为这种对于和平条约的不正当利用，即足以明白地证明西班牙国王是想等到一切〔如他谋划的〕都准备就绪才开始行动。海洋是宽广的，但是我们若能留在他们的海岸边上，则他们就会不敢出海了，否则我们即可以打击他们的背面。

对于伊丽莎白和她的政府而言，比这种错误的战略更糟的，还是他们的行政。我们一再地发现霍华德对于补给的缺乏表示抱怨，一部分是由于逆风之所致，一部分是由于这个时代的效率不高，不过主要的原因却是伊丽莎白和她的大臣们都是鄙吝成性的。早在5月28日，霍华德即曾致书布尔莱说：“我的好勋爵，在这里所有的船长、军人和海员，照我看，其英勇的程度实为在英国所仅见的。可是当他们志愿为女王陛下捐躯赴难的时候，居然没有肉吃，那才是未免可怜了。” 以后在6月15日，他又曾向沃尔辛厄姆提出同样的控诉。自此，霍华德和德瑞克两个人所写的一切文件，都可以大概分为两大类：一是“让我们攻击”，二是“看上天的分上，给我们送粮食来”。6月15日，霍华德向沃尔辛厄姆所上的报告中，曾经有下述的内容：

弗兰西斯·德瑞克爵士，霍金斯先生，弗罗比先生，以及其他具有最伟大判断力的人们的意见—这是我个人也表示同意的—都一致认为对付西班牙舰队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在他们的海岸边，或在他们的港口中，将他们击败。我们的补给仍未到达，若是这种天气还继续不变，那我真不知道哪一天才会到达。

最后，6月17日，英国政府对于第一点算是表示让步了，并授权霍华德可以照他认为是“最适当的”办法去做。 6月23日，补给品也已经送达，于是霍华德报告女王说，他马上就要出发了。他补充说：“看在耶稣基督的分上，陛下，你应该彻底地醒觉，注意到包围在你周围的叛国阴谋，像一个伟大的国王一样，发挥你的力量以来保护自己。假使你真能如此，则没有什么可怕的理由。反之，你若不能如此，则必将遭到危险。”

船只补充了给养之后——可能是在6月24日——霍华德、德瑞克和霍金斯就立即率领舰队岀海。霍华德把舰队的主力控制在海峡的中流，德瑞克则率领一个支队，共20艘船，向阿善特（Ushant）进发，霍金斯则率领另一支同样大小的支队，向西里（Scilly）前进。不久，风向又转向西南，于是舰队必须返回普利茅斯。从那里，霍华德于7月16日，向沃尔辛厄姆报告说：“此时我们在西班牙海岸上留有4艘轻快船，但是你应注意为什么我们的补给会如此短少〔及其恶果〕。” 由此可知他的撤回并非完全是受风力的影响。最后在7月17日，他又上书给同一位大臣说：“我从未看见过士气有比今天再高昂的，可是我还是寸步难移，因为我缺乏金钱。”

这就是当时英吉利舰队的情形，并且注定了四天之后，即将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会面。它的组织如下：（1）皇家海军，34艘，以皇家方舟（The Ark Royal）为其旗舰（重800吨）；（2）伦敦支队，30艘；（3）德瑞克的支队，34艘；（4）霍华德（Thomas Howard）勋爵的支队，38艘，全为商船与近海船只；（5）15艘补给运输船和23艘志愿船，以及在北海边上的西莫尔勋爵的支队，共有船23艘。

5月20日，当英国舰队尚集中在普利茅斯时，西班牙舰队〔顺塔古斯河而下〕出海了。 但是大西洋上的风涛是那样的险恶，6月9日，西多尼亚公爵遂率部进入拉科鲁尼亚（Coruña）避难。在那里使他感到惊慌的是许多补给品都腐烂了，并且有大量的饮水都已经从新制的木桶中漏光。他也发现有许多船需要修补，有许多人都已害病，在召开了一次战争会议之后，他送了一个建议给西班牙国王，主张暂停这次远征，到明年再图大举。腓力拒绝考虑这个建议，于是在采购了一些新的补给之后，尽管天气恶劣，西班牙舰队在7月12日还是再度开航了。7月19日，可以望见理査徳（Lizard），在那里西多尼亚公爵暂息了几个钟点，以等待其全部船只赶到。第二天，他向东航行，在午夜前不久的时候，从一艘捕获的英国渔船上，获得了英国舰队在那天下午已经出海的消息。 这实在是不确实的。

当西班牙舰队正在可以望见理查德的时候，弗莱明（T h o m a s Fleming）船长——他是留在海峡中监视敌军的4艘快船中之一的指挥者——就报告着说他们来了。这是一个完全的奇袭，霍华德和德瑞克发现他们自己现在的处境，正是和他们意图中所希望敌人的处境完全相同——即为在对方的海岸上或港口中攻击对方的舰队，并把他们击败。虽然如此，在这个星期六，7月20日，霍华德还是马上率领其舰队中的54艘船，毅然地驶出了海峡。还没有走到艾地斯东（Eddystone），即发现西班牙军，可以明显地看到其全部的舰队，向西排开直到福伊为止。 霍华德于是收帆，只留着光桅杆。

因为在伊丽莎白的朝代中，从来不曾颁发过关于战斗的训令， ^[14] 所以不可能说出霍华德所采取的是何种战斗序列。更可能根本上无序列可言，仅仅只是“跟着我的领袖”，因为在当时，他的舰队甚至尚未组成支队。此外，虽然有人形容西班牙舰队的阵容是好像一个新月形，但也无记录足以当作确证。我们所能确知的是，它也还是依照惯例，分为主力、前卫（右翼）和后卫（左翼）。柯白认为根据假想的战略情况，这三个集团的船只，是可能组成两个区分（Division）——或半独立的舰队。 主力部分，由西多尼亚指挥，在前面迎击霍华德，他是被假定留在达特茅斯（Dartmouth），而前后卫则都留在后面，以对抗德瑞克，据说他是留在普利茅斯的。这里的附图即表示他所假想的阵容，若从后方看去，则也似乎颇像一个新月形。

因为德瑞克在海峡中并未露面，所以西多尼亚认为他一定还在普利茅斯港中熟睡未醒。可以击毁他的机会是太明显了，所以西班牙舰队的总船长（Captain General）李弗亚（Don Alonzo de Leyva）和其他的人员都力劝西多尼亚应乘德瑞克尚未驶出海峡即先将其击毁。这也是常识，因为要施展他们的侧舷战术，英国人必须有宽广的海面以供调动之用，而西班牙人则依赖攀登的战术，所以希望在狭窄的水面上作战。假使李弗亚的建议能够立即被采纳，则英国的舰队也会像勒班陀之战中的土耳其舰队一样，遭到一次惨重的失败。但是西班牙国王的命令却是一个拦路鬼，所以西多尼亚拒绝听信他的建议。

说来奇怪，在7月20日这一整天之内，西班牙人都不曾看见英国的舰队。一直到第二天凌晨1时，他们从几个俘虏的口中，才知道德瑞克和霍华德都已驶出了普利茅斯。西多尼亚立即投锚，命令他的各支队指挥官摆成战斗序列。

当他们正在采取这种行动时，月亮升起来了，把他们的位置显示了出来，使英国人看得很清楚。接着，西班牙人注意到有8艘英国船所组成的一个小队从普利茅斯港口出来，迎着风向海岸与西班牙舰队左舷之间疾驶，他们错误地认为这就是英国主力舰队的前卫。哪知道霍华德和他的50多艘船，却顺着风向艾地斯东的西方行驶，距离西班牙舰队只有两个“里格”。 在拂晓的时候，西多尼亚不禁大吃一惊，他发现大批的敌方舰队正使他居于逆风的地位，准备来攻了。他认清了现在已经无法避免战斗了，于是升上王室的旗帜，这也是全面备战的讯号。

英军占着“天气的便利” ，他们排成一条单长线——西班牙人称之为“en ala”。 依照柯白的记录，他们首先经过了西班牙的前卫，即后方区分的右翼和下风方面，一面行驶，一面从远距离发炮射击，然后打击在后卫的部分上，这只有在采取密接纵队时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效果马上就显示了出来，西班牙后卫中有一部分船长立即发生了可耻的恐怖现象。 为了阻止部队溃逃，李卡尔德立即乘葛兰格林（Gran Grin）号赶上，于是又马上受到了德瑞克、霍金斯和弗罗比歇的包围，他们把强烈的火力向该船注射，其程度的强烈是在海上战争中所空前未有者。接着皮德罗的坐船〔圣母玫瑰经号（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也参加了战斗，不久，西多尼亚公爵也在他的旗舰圣马丁号中加入了战斗。可是直等到李卡尔德的船只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西多尼亚公爵才能集中足够的兵力来救援他。霍华德于是摆脱了这次战斗，不久，西班牙舰队军需处处长和金库所在的圣萨尔瓦多号（San Salvador）被击中起火，退出了战线。霍华德遂用信号通知他的部队，赶紧趋向这艘正在燃烧的船，结果又引起了一场新的战斗，此后他又命令撤退了。

两国舰队的这第一次交手，在精神上是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证明英国船只和炮手都远比西班牙的优秀。后者因为未能攀登敌船和放弃了圣萨尔瓦多号，在精神大受打击。诚如西多尼亚公爵所说的：“敌人的船只是那样轻快便利，所以对于它们有无可奈何之感。”

那天夜里，霍华德指派德瑞克守夜， 接着就在“皇家方舟”号上举行了一次战争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西班牙人一定会趋向怀特岛，以便在英格兰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基地，并为其舰队寻找一个投锚地——很明显这是唯一的正确路线。西班牙的各船长也的确劝说西多尼亚公爵采取这条路线，因为英国人的战术使得西班牙人的弹药消耗得太厉害，所以他们认为必须在英国的南部海岸上占领一个港口或碇泊所——实际上即为怀特岛——于是西班牙舰队可以掩护着弹药补给，源源地自西班牙流来，并且坚守等到与帕尔马公爵取得合作之后再行动。 为了阻止这个可能事件的发生，英军的战争会议遂决定向敌人立即实行追击。德瑞克在复仇号上点起船头上的大灯，率领舰队在夜间采取行动。

当深夜之后，突然他的灯不见了，于是在他后面的船只有些徘徊不进，有些保持着航向不变。结果乱成了一团，等到7月22日日岀时，还不曾看见复仇号的踪影。

事实的真相有如下述：当德瑞克听说皮德罗的船只已经损坏了，不能动弹，于是他熄灭了他的灯，偷偷地前进，因为据说皮德罗船上存有大量的珍宝。在上午的时候，他捕获了敌船，把它护送进入了托尔拜港（Torbay），才又回来加入大队。 很明显，他这次行动是完全为了见财起心，其他的人员都感到不平。弗罗比歇说：“他想使我们对于这1.5万达卡不能染指，可是我们见财有份，否则我就要请他肚子里流出鲜血来偿还我。”

英国舰队中途发生了混乱，使西多尼亚公爵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有时间改组他的后卫—现在改由李弗亚指挥；至于前卫部分则仍保留旧有的组织不动。因为西莫尔的支队尚未遭遇着，所以他又扬帆前进。英国舰队等到了7月22日黄昏才重新集合完毕。此时风已经息了，双方舰队都停止行驶，在波特兰（Portland）和圣阿班头（St. Alban’s Head）之间，彼此相隔在炮弹射程之内。

次日拂晓时，风从东北面起来，这就使西班牙人占了风向的便利，西多尼亚公爵马上发出全面备战的讯号，战斗又续起。不久弗罗比歇的坐船凯旋号（Triumph）——1100吨，为英国最大的船只——和另外5艘船受到敌人的包围。西多尼亚公爵看见了这种情形，立即率领他的16艘最好的四桅大船，去阻止霍华德救援凯旋号。可是在突击之下，经过了一度激烈的战斗，西班牙人却被迫放弃，像一群绵羊似的被赶开了。据霍华德的记载：从上午到黄昏，这场战斗都是光荣地继续发展着，统帅也始终在热烈战斗之中。也可以说有史以来，都不曾看见大型炮弹会具有这种可怕的威力，也从来不曾见过如此激烈的战斗。虽然轻武器的数量也多至无限，可是在巨炮声中简直使人分辨不出来，〔有人会以为这是一场规模不大的激烈战斗，双方距离只有火枪射程的一半〕。

第二天，霍华德的记载又告诉我们说：几乎不能再战，因为大部分的弹药都消耗完毕了，于是他只好派快船和小艇到岸上去接运新的弹药补充。并且把他的舰队分为四个支队，由他自己、德瑞克、霍金斯和弗罗比歇四个人分任指挥。这是第一次，我们发现英军正式企图在混乱中整理岀一个秩序来。在此以前，除了第一次交战，英国的船只也还是蜂拥而上地实行混战，在他们中间只有几艘最杰出的船只，担负着最重的战斗责任。现在这些船长就要分别率领自己的支队了，虽然这并不是说，霍华德和德瑞克已经决定此后采取纵队的战术，可是因为每个支队都会随着他们的领袖行动，所以这也就是朝这个方向走的一个具体步骤。此外为了便于进攻，霍华德又规定在夜间，每个支队中应抽出6艘武装商船来牵制敌人，使西班牙人经常在紧张戒备之中。

不幸，风又息了，于是这个牵制性的攻击必须放弃。此时，西多尼亚公爵决定以40艘船只为其后卫，而主力则继续前进，但不久，在怀特岛以南几英里远的地方，又因为无风而停止了。

第二天，7月25日星期四的上午，霍华德发现李卡尔德的旗舰圣安娜号（Santa Ana）脱离了大队，留在较南的位置上，遂命令霍金斯放下一些小艇去攻击它，接着，在西班牙方面，有3艘中型的炮船也向这些小艇划去。但是〔总司令〕霍华德的〔皇家〕方舟号和〔托马斯·霍华德勋爵的〕金狮号，却使他们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于是风又起了，双方舰队再交手，一连激烈地打了几小时之久。卡里爵士（Sir George Carey）对于这一点曾有下述的记载：“因为弹药消耗得太多，在这个时候，火力还是非常强烈，好像是在陆战中用枪弹一样，而不像是在海战中用炮弹。不过谢谢上帝，在这样的激战中，我方居然并无一两个人受伤。” ——对于这样一场激烈的战斗，似乎可以算是一个反高潮。

西多尼亚公爵对于这一天〔他的主保圣人圣道明之日〕的战斗本存有很大的希望 ，但是当他发现他的船只这一次又赶不上敌人时，就放弃了一切夺占怀特岛的希望，派了一艘快船去通知帕尔马，说他就要来了，同时立即向加来前进。于是霍华德也向多佛转进，以求与西莫尔勋爵和温特尔爵士（Sir William Wynter）的兵力相会合。

这一天的战斗真正决定了这整个冒险事业的命运。西班牙人并未被击溃，截至此时，其损失也极有限，但是英国人的拒绝接近战术，即拒绝为西班牙重炮所轰击，却使双方的弹药都消耗殆尽了。 霍华德可以从附近的港口中获得补充，而西多尼亚公爵则在尚未达到佛兰德斯之前，即完全无法获得接济。

7月26日星期五的拂晓时，霍华德说：“西班牙人在英军的前面，像绵羊一样地退去了。”这并非由于他们害怕英国人，而是因为炮弹打完了。星期六的黄昏，西多尼亚公爵到达加来附近，就投锚在加来与格里内角（Cape Gris-Nez）之间。英国舰队所投锚的地点，距离敌方在长炮的射程之内。 此时，西莫尔和温特尔的兵力都已经与霍华德会合在一起，于是他所统率的兵力增到了136艘船，其中46艘为“大船”，而西班牙舰队的实力则已减到了124艘。

战术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因为霍华德在弹药方面，至少可以获得一部分补充，而西多尼亚公爵则完全不能够。所以霍华德现在可以从心所欲地进到轻兵器射程边缘上，用他的长炮作为真正毁船性的火力。现在已经到了紧急关头——西班牙舰队已经受困了。但是若想攀登西班牙的船只，则毫无疑问是一个无希望而成本昂贵的行动，因为他们军人的训练和装备，都是最适宜于应付这种攻击的。

这种情况是早已在预料之中，在西班牙舰队尚未进入加来碇泊所的前些日子中，沃尔辛厄姆即曾将一个命令送达多佛，搜集一些渔船、沥青和柴薪，以来制造火船。这个建议可能是得自霍华德和德瑞克，他们一定能够看清楚，假使敌人不能控制海峡，则势必被迫进入某些港口或碇泊所。

在7月28日（星期天）的清晨，英国方面又在皇家方舟号的主舱内召开了一个战争会议。 会议决定，攻击的时机如此迫切，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从多佛取得火船，于是直接在舰队中选择了8艘200吨以下的小船，改装作火船之用。因为准备时间太仓促，连船上的炮都来不及拆卸。

当他到达了加来，西多尼亚公爵立即派了他的秘书去催促帕尔马公爵赶紧采取行动。可是当他出发不久，以前那个乘船前往的使者又回来了，说帕尔马还在布鲁日，截至目前，尚无一人上船。接着，他这位秘书也回来了，说在14天之内，帕尔马是不能使其陆军上船的。

真正的事实似乎并不是帕尔马部队上船的行动迟误了，而是因为朱斯蒂尼安所率领的荷兰舰队封锁了港口，使帕尔马无法出来。必须先把朱斯蒂尼安的船只赶走，否则他的部队即令已经上船，也还是毫无用处。这支封锁港口的荷兰舰队，对于这次战役具有极大的贡献。否则即令有西莫尔爵士支队的拦截，当西班牙舰队正在怀特岛附近的时候，帕尔马即可能有渡过海峡达到马尔格特点的机会。米特伦对于荷兰舰队封锁的效力曾经有下述的评论：“荷兰〔和西兰〕的船只始终继续留在帕尔马的船只前面，不断地以火力来威胁他们，使他们感受到极大的不便。因为害怕这些船只，海员〔和水兵〕们都〔夜以继日〕秘密地撤退了，因为他们害怕陆军登船之后，帕尔马公爵就会强迫他们冲出，以来突破荷兰舰队的封锁线，照他们看来因为港口的平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西班牙舰队方面也极感失望，因为加来的总督已经向西多尼亚公爵提出警告，说这个碇泊所非常危险，同时他们又接到从帕尔马方面传来的坏消息。如路易斯（Don Luis de Miranda）所记载的：“我们全夜都在投锚之中，而敌人投锚的地点距离我们只有半个里格远。只有决心等候，因为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预料敌人必将来攻，所以在星期日一整天中，我们都在加强戒备。” 上述的记载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英军用火船进攻的机会至为明显，所以西多尼亚公爵已经命令用巡逻艇组成了一个支队，以便在火船放出时，即可加以拦截。

午夜已经过了，这是星期一的清晨，在万籁俱寂之中，西班牙的哨兵看到了有几艘潜装的船只向他们接近了，然后突然地发出了火焰。安特卫普的“地狱燃烧者”（hell-burner）在他们记忆中还是很新的—3年前曾经使帕尔马损失了成千的人员——在火光照耀之下，西班牙人感到心旌动摇了。西多尼亚公爵发岀了一个送命的命令，叫各船砍断锚索。他的原意是等到火船过去之后，再来重占这个投锚地，又是在混乱之中发生了恐慌现象，在黑暗之中，有许多船互相碰撞。有一个西班牙军官这样写道：〔运气偏爱英国人，〕这种火船使英军大获利益，因为只用8艘火船即使我们全部溃散，他们虽拥有船只130艘，都不敢作这种企图。

当火船等已流远——实际上并未造成任何损失——西多尼亚公爵即命令放了一声号炮，通知其所属舰队再集中到加来去。有少数船只〔葡萄牙大帆船圣马可号（San Marcos）和其他一两艘船〕立即遵从了这个命令，但是多数的船只因为丧失了两个锚，专靠剩余的一个锚已经系留不住了，于是沿着海岸向东北漂流。最后西多尼亚公爵才认清了因为风向是〔南〕西南，所以这些船只是无法向他的旗舰圣马丁号靠拢的，于是也命令起锚，驶往中流随着其他的船只走。

拂晓之后，霍华德的部下发现他们已经居于有利的形势，胜利正在向他们招手：沿着海岸向敦刻尔克方面，西班牙舰队都分散着流开，不可能再回到加来碇泊所了。搁浅在沙滩上，紧靠城镇的炮口下，是一艘中型炮船卡皮塔那号（Capitana），上面有雨果所率领着的800人。现在霍华德对敌方舰队有了攻击的机会，他本来已经前进了，可是这艘大船对于他似乎是一个太具有诱惑力的香饵。于是他竟然不去追击逃走中的敌人，而先去攻击这艘孤船。经过了一番苦战，才俘虏了它，雨果也战死了。

德瑞克、霍金斯和弗罗比歇却立即发动船只，去追击敌人。他们的弹药已经极感缺乏，所以尽量地接近敌人以使弹无虚发。这种行动现在不算冒险，因为西班牙人的炮弹也早已打完了。在这种追击战中，他们的目的是想抢到西班牙船只的上风位置，而把其余的残敌向下风往西兰的海岸上赶去。米特伦对于这次战斗有下述的评述：

英国船只善于把握风向，进退灵活，随时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他们常常非常接近西班牙船只，时而左舷时而右舷，不断地将大小炮弹向敌船发射。

沿着海岸向敦刻尔克，战斗在不断地发展，大约在上午9点钟时，双方舰队正在格拉沃利讷的岸边交战。这场战斗直到下午6时才结束。 在西班牙方面，艾斯塔德（Estrade）的记载是颇有趣味的。他对英军火力的厉害有很生动的描写。

他说：“我们正在向北和东北航行，秩序异常混乱，彼此间距离都不一致。英军占着我们的上风，向我们作巧妙的射击，各炮并能彼此合作，〔我们挤在一起，而他们彼此保持合适的距离〕使我方损失惨重。 ”

这种对于英军炮术的赞扬也与温特尔的报道相符合。温特尔在8月1日致书沃尔辛厄姆说：“〔我以一位谦卑绅士的名义向你保证，〕我的船只〔上的半加农、寇非林、半寇非林〕已经发射了500发炮弹，有时与敌船距离极近〔最远也没有离开他们火绳枪的射程〕，彼此说话的声音都能听见。所有的人员都有良好的表现，毫无疑问，敌人所受到的损失极为惨重〔时间会证明这一点〕。当人员都已疲惫不堪，而且弹药也都已消耗完毕时，我们才停火，但仍然尾随着敌人追击。〔他的路线依然和我之前说过的一样，即北北东和北偏东。〕”

大约是下午6点钟的时候，战斗达到了最高潮，西班牙舰队的毁灭似乎已成定局。可是风向突然转变，向着敌人吹去，这使久战的疲兵大感欣慰。于是霍华德和德瑞克立即摆脱了战斗， 而李卡尔德的另一艘船，665吨的马利亚·约安号（Maria Juan）也在此时沉没了。随着这一阵风，会战也告一结束。西多尼亚公爵被迫退出了海峡，到了敦刻尔克以下〔背风〕的地点，与帕尔马携手的机会也就愈来愈小了。

当夜幕将垂时，风力增大，西班牙舰队中有3艘船〔包括圣马特奥号（San Mateo）和圣腓力号〕都被吹上了〔西兰的〕海岸。7月30日（星期二）拂晓时，西多尼亚公爵从他的旗舰上，看到英军的109艘船正处在他这个分散了的舰队后方，距离不过半个里格而已。根据杜罗的记载：

公爵放了两炮来集合他的舰队，并派了一艘快船去通知各船以船头向风和保持〔非常〕接近〔西兰〕岸边的位置。因为同样的原因，敌人也留在隔离很远的位置，知道西班牙舰队是一定会全军覆没的。在旗舰上的驾驶人员和在这个海岸上有经验的人员都告诉公爵说：假使风向仍保持着西北不变，则西班牙舰队中将一艘船也救不住。所以每个人都应上岸去。只有上帝才有能力阻止它。这时舰队处在危险之中，在六英寻半的深水中，根本无处可逃避。幸亏是天意，风向转为〔西〕西南，〔公爵下令全体船只跟随旗舰冒险沿着西兰海岸向北行驶〕于是船只都没有损失。

在整整一星期的战斗中，尽管西班牙方面已经用去了10万发以上的大炮弹，可是英国船只中却并无一艘受到重创。阵亡的人只有一位船长和20余名海员。 反之，专以格拉沃利讷一战而论，西班牙军即死了600人，伤了800人。

7月29日黄昏时，西多尼亚公爵召开了一次战争会议，决定假使风向转变，西班牙舰队即应再度企图控制海峡，尽管在此时，他的船只是既缺乏补给，又缺乏炮弹。在另一方面，若是不再能进入海峡，那么唯一可行的路线即为绕道北海回西班牙去。因为风向始终不变，结果采取了后述的路线。

这是一个令人丧胆的冒险，不仅因为他的多数船只现在都已经损坏，而且所有的补给也不够这样长程航行之用。虽然如此，尽管一方面碰着恶风，把他们向北吹，而另一方面又受到了德瑞克的追击，可是西多尼亚公爵还仍然有机会来挽回这个厄运。这就是他可以在福斯（Forth）登陆，以来鼓动苏格兰人反对英国女王。可是此时他却一心只想回西班牙去。8月2日，经过了福斯，西班牙舰队结成一个整体，向奥克尼（Orkneys）群岛进发。第二天，霍华德放弃了追击的意图，于8月7日返回了英国北海方面的诸港口〔唐斯（Downs）、哈里奇（Harwich）、雅茅斯（Yarmouth）〕。

8月8日，他从马尔格特碇泊所上书与沃尔辛厄姆说：“我祈祷上帝让我们可以听到补给的消息，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挨饿的。”此外为了预防敌人再卷土重来，他又力劝英国政府应注重国防。〔“很少有人注意到西班牙的海上力量；但是我向你保证，全世界从未见过他们这样的武力，我们俘获的一些西班牙人参加过勒班陀之战，他们确实承认与我们之间最可怕的四场战斗远比那场大战激烈，还说某些战斗中我们发射的炮弹相当于他们在勒班陀之战中的二十倍……爵士，我请求你在给我的兄弟斯塔福德（驻巴黎大使）的下一封信中写上，我希望他让贝尔纳蒂诺（西班牙驻巴黎大使）知道，女王陛下的破船敢和他主子的好船较量；虽然战斗中他们三艘大船对付我们一艘，我们还是干掉了16或17艘敌舰，其中有三艘现在海底捕鱼。”信中他又加了一句：“爵士，如果今晚还没有听到关于食品和弹药补给的消息，我将直奔多佛看看那里能弄到什么，要不然我们就该挨饿了。”〕

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更是悲惨，当西班牙舰队向本国返航时，一路的损失极为巨大。许多船只都中途沉没 。

他们在5月间从里斯本出发时，一共为130艘船，其中有63艘是认定丧失了。有2艘是为敌人所夺去，3艘在法国海岸边丧失，2艘在荷兰海岸边丧失，在格拉沃利讷之战被击沉了2艘，在苏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海岸边，一共损毁了19艘，还有35艘失踪，不知下落。英国人却连一艘船都没有损失。

那些在爱尔兰海岸边上失事的船只，其人员逃上岸后，又都为英国人所残杀，可是有些船虽未失事，但其乘员所遭受到的苦难却更有过之，因为创伤、疾病、饥饿和口渴，死亡者也数以千计——有些船只断水达到了14天之久。最后到了9月中旬，才有一个使者从艾斯柯列尔（Escorial）先赶回来 ，说西多尼亚公爵已经于9月12日回到了该港。当这位使者把这些坏消息报告腓力时，他正坐在桌前。听完了之后，腓力却并不改常态，只是这样说：“我应感谢上苍，使我具有这样大的权力，假使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很容易地再建立一支舰队，只要泉源不断，则一道流水虽有时被阻止，也并无太大的重要性。” ^[15]

这显然是上帝的意志，他勇敢地接受他的失败。他对于这些英勇的将士在这次遭殃的十字军远征中所受到的苦难，却并非毫不关心。他倾其全力来抚慰他们，使其各安生理。他不但没有责备西多尼亚公爵，反而命令他重返加的斯，并继续做他的总督。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作风就完全不同了，她的第一个考虑就是裁减费用。她与腓力完全不同，在她的个性中，是毫无侠义和伟大的气概〔尽管劳顿教授竭力为她的卑鄙开脱〕 。而且假使她的心灵和她的头脑是一样女性化的，则在刚刚胜利之际，实不可能坐视她的英勇海员们因为贫困和疾病而走上了死路。

霍华德的书信可以作为铁证。8月10日——这是他追击归来的第三天——他写信给布尔莱说：“我们中间疾病和死亡的数字很奇怪地增加了，在马尔格特所看到的情况是十分凄惨，因为无处可收容他们，有些人就死在街头上。” 8月29日，他又写信给布尔莱说：“在这种忠勇的服役之后，再看到这些人员挨饿，实在太使人伤心了。所以我宁愿打开女王陛下的钱袋，以来多少解除一点他们的痛苦，假使对于这些人，不能有较好的待遇，而听任其穷困潦倒，以病以死，恐怕将来我们再也难找到人来服兵役了。” ^[16]

虽然当时很少有人能够认清，可是这次战役对于海军战略和战术上，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极为广大。从这里逐渐演化出来许多原则，在蒸汽船尚未出世之前，所有的海上战争都莫不受到它们的限制。

第一，这次战役证明基地对于制海权的重要性。德瑞克在1588年对于加的斯和里斯本的攻击，对于保护英格兰不受到侵入的观念而言，实在要比在英吉利海峡中击毁西班牙舰队的方法更为可靠有利。假使在1587年能够再来一次这样的攻击，西班牙舰队即可能永远不会出海了。反之，因为西班牙在英格兰附近没有一个海军基地，这也就是西班牙舰队不能完成其任务的主要原因。自此，因为很少有可能性迫使一个敌人在海上接受会战，所以把敌人舰队封锁在其本国的港口中和同时使敌人无法在英国海岸附近建立其海军基地，这两点遂变成了英国海军政策的基础。

第二，这次战役也明白地证明，在会战中依赖武装商船的失策。在这次海峡的战斗中，它们几乎完全未作实际性的参与，最多只有助威的作用，使对方感到这个舰队庞大无比，在心理上造成一种威胁而已。作为是突袭者，它们也还有其用途，但是作为是会战中的主力，则是害多于利。假使英国人不使用它们，就可以节省很多的金钱而不会影响战局。

第三，双方的炮兵都未能达到其目的。英国人的长炮威力和命中率都不够，除非在接近的距离，否则不能击毁敌人的船只。诚然，在接近的射程中，西班牙的加农炮也同样能达到这个目的，可是他们的船只太不灵便，而海员的技术也较差，所以无法〔靠近敌人〕发挥其优势兵器的威力。这种不决定性继续成为海战中的通常现象，而加农炮也有变成了海军主要兵器的趋势。

在历史方面，照梅里曼（Merriman）在《西班牙帝国的兴起》一书中的说法，这次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其最大的影响即为使腓力的朝代蒙受了极大的灾难。 ^[17] 话虽如此，战争还一直拖延到1604年，双方在筋疲力尽之后，才签订了和约。这个和约对于英格兰而言，是既非有害也不有利，同样对于西班牙也无任何重大的后果。西班牙的领土既未增加一亩，英国的也未减少一亩，两国的王朝均未改变，政策和宗教也都未受到任何影响。那么，这次会战的决定性又在哪里呢？

诚然，这一战使英格兰免于侵入之危难，但这却也是有条件的，因为〔拿骚的朱斯蒂尼安的〕荷兰舰队对于这次胜利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霍华德和德瑞克的所为。即令霍华德和德瑞克的兵力不出海，西班牙舰队也不一定就能赶走荷兰的“海上乞丐”，因为他们的船只吃水较浅，可以在〔弗兰德斯和西兰的〕近海活动，而笨重的西班牙船只却不能够。不过姑且把这个假设摆开，则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对于英国人而言，要算是自从哈斯丁会战之后，第一个最具有决定性的会战。它救了英格兰，也使西班牙的国威受到了致命的重创。它使全世界认清了这个巨怪的脚是黏土做成的，西班牙权力大厦是建造在沙土上面的。这个帝国的安全和海市蜃楼一样不可靠。这是一种幻觉，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都使世界上的人对之望而生畏。而凭着西班牙的资源、财富和人口，是不足以造成这种威望。

自从1492年格拉纳达的征服起，西班牙完成了许多惊人的伟业。突然，她的子民伸出了他们的手来，伸到这个已知世界的极限。他们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在南美、中美和北美，到处建立殖民地，跨过了印度洋，使人们对他们产生了不可以击败的神秘感。他们完成了这些近似神迹的事业，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使他们的信念粉碎了，幻想消失了，这本是他们狂热的基础。30年之后，西班牙开始衰颓了，并不是因为与英国的战争时间太长使其国力匮竭，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已经丧失了，这才是一个致命伤。

这个精神上的崩溃也还另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无敌舰队起航之前，西班牙人并未能了解海权的真正意义。假使他们真的懂得这一点，那么在他们企图充分控制其分散的土地之前，必须先控制海洋。制海权对于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为了防止其与新世界和印度 之间的贸易被切断和确保其在尼德兰的立足点，他们都必须先控制海洋。因为缺乏制海权，所以霍金斯和德瑞克之流，才敢于〔在加勒比海域横行无阻〕到处抢掠西班牙的运宝船，洗劫西班牙的殖民地，甚至驶入加的斯和里斯本的港口，公开侮辱西班牙的国旗。因为缺乏制海权，联合省区才会丧失，它直接造成西班牙舰队的覆亡。西班牙一向即未曾获有制海权，而当西班牙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时为尤然。从今天事后看来，也许要比1588年还更为清楚：这支无敌舰队从一开头起，就是命中注定了要毁灭的，不仅是因为他们在航海技术和战术两方面都不如敌人，而且因他们的指挥官对于海洋根本上缺乏认识。

从第一眼看来，似乎是很奇怪的，只有两个民族不曾为西班牙的神秘所迷惑，那就是英国人和荷兰人，都是弱小民族。但是再想一下，就会感到毫不足怪了，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海权国家，即令他们的地位是如此微弱，可是却至少能控制着他们的本土附近的海面。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才能击败西班牙的舰队，并且开始向帝国主义的道路迈进。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他们彼此间又成为劲敌了。

这两个民族所学会了的一个教训即为：尽管是小国，其资源和本国的权力都极为有限，可是只要他们控制了海洋，则照样可以赢得和守住巨大的海外领土。反而言之，即令是泱泱大国，虽然他们可以在海外获得广大的土地，可是除非他们能够控制海洋，否则一旦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即会感到无法应付了。

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好像是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在一个商业的时代中，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也许在1588年，对这一点还并无太明确的认识，可是在以下的一个世纪中，这个耳语的声音就变得愈来愈大了，终于成为每一个英国人的呼声。

〔理查德·哈克卢特的《航海记》在1589年首次出版，他在给沃尔辛厄姆爵士的“书信体献词”中赞美了这种帝国精神：

“于是在最杰出的女王陛下这个最具声名、无与伦比的政府中，她的臣民在上帝的特殊帮助和祝福下，足迹遍布世界最遥远偏僻的角落……领先地球上其他所有的国家和人民。在女王陛下之前，这片土地上哪个国王的旗帜能在里海看到？他们哪一个和波斯的皇帝打过交道，像女王陛下那样细心周到地为她的商人赢得巨大的特许权益？在女王的统治之前，谁见过君士坦丁堡苏丹的高门里有一个英国人？谁在叙利亚的的黎波里、阿勒颇、巴比伦、巴尔萨拉（Balsara）发现过英国领事和代理人，更有甚者，谁之前听说过在果阿有英国人？在汹涌的普拉特河中，之前可有英国船只的踪迹？谁能接连不断地穿越以往认为不可直接通过的麦哲伦海峡，沿着智利、秘鲁海岸的山脉，以及新西班牙 的所有背面，比以往任何一个基督徒走得都要远？谁能穿过广阔浩大的南海，击败敌人登陆吕宋岛，与摩鹿加群岛、爪哇岛的王公们结成友好的同盟，互通贸易？谁能两次越过著名的好望角，抵达圣赫勒拿岛，最后满载着中国的商品回到家？谁能像现在这个繁荣昌盛的君主国的臣民这样做到这一切？” 〕

所以西班牙舰队的被击败，其历史上的重要性是这样的：它为大不列颠帝国奠定了基础，使英国人获得了西班牙所丧失的威望。这种威望和对于其国运所具有的信心，促使英国人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最后他们的旗帜飘扬在世界之上，成为亘古未有的海洋大帝国。这个帝国从兴起到衰颓，中间差不多经过了300年以上的时间。

[1] 《英国陆军史》（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rmy ），弗尔特斯纠（J.W.Fortescue）阁下，1910，卷1，p.130。若无国会的帮助，她的岁入根本不够战争的担负。

[2] 《卡姆登学会文集》（ Camden Society Misc. ），《弗朗西斯·德瑞克爵士的难忘服务及其他》（Sir Francis Drake's Memorable Scrvice, etc.），1843年，卷5，p.29。

[3] 伊丽莎白推翻了之前的命令：“……她清楚地表示不愿见到你强行进入上述国王的任何港口或锚泊地，或者进攻他的任何城镇、港口内的船舶，或对该国采取任何敌对行为……”《西班牙战争海军相关论文，1585—1587》（ Papers Relating to the Navy during the Spanish War, 1585—1587 ），朱利安·S.柯贝特（Julian S. Corbett）编辑，海军档案协会（Navy Record Soc.），1898年，p.101。

[4] 《无敌舰队史》（ La Armada Invencible ），塞萨雷奥·费尔南德斯·杜罗（Cesáreo Fernandez Duro），1884，文件2，卷1，p.335。

[5] 引自《从沃尔西覆灭到击败无敌舰队的英国史》（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fall of Wolsey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出版日期不明，卷12，p.324。

[6] 伊曼纽尔·范·米特伦（Emanuel Van Meteren）关于无敌舰队的描述，《哈克卢特航海记》（ Hakluyt Voyagas ），人人图书馆，卷2，pp.375-376。

[7] 以下大部分叙述基于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教授的《无敌舰队的枪炮：英国和西班牙军备比较研究》（ Armada Gu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Spanish Armaments ），《水手之镜》（ Mariner’s Mirror ），卷28、29，1942—1943，以及他的《英国海军》（ The Navy of Britain ），1948。

[8] 关于这些类型和这一时期的其他火炮，见《西班牙战争时期海军相关论文》（ Papers Relating to the Navy during the Spanish War ），附录A。

[9] 《帆船：6000年的历史》（ The Sailing-Ship, Six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萝莫拉·安德森（Romola Anderson）和R. C. 安德森（R. C.Anderson），1926，p.126。

[10] 《威廉·蒙森爵士的海军论文》（ The Naval Tracts of Sir William Monson ），奥本海姆（M. Oppenheim）编辑，1902，卷2，pp.267-286。

[11] 《关于西班牙无敌舰队失败的国家文件》（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约翰·诺克斯·劳顿（JohnKnoxLaughton），1894，卷1，p.19。她称他为“获得我们著名嘉德勋位的爵士，英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及其领地和岛屿，加来及其边界，诺曼底、加斯科涅和阿基坦的海军事务大臣，以及我们所说的英格兰和爱尔兰王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总司令……”

[12] 《德瑞克和都铎王朝海军》（ Drake and the Tudor Navy ），柯贝特（JulianS. Corbett），1898，卷2，p.186。

[13] 关于补给，见《英国皇家海军》（ The Royal Navy ），威廉·劳尔德·克劳斯（Wm. Laird Clowes），1897，卷1，p. 560。转自杜罗，文件110，卷2，pp.82-84。

[14] 《战斗指令：1530—1816》（ Fighting Instructions, 1530-1816 ），科白编（1895，海军文件），p.27。

[15] 引自莫特利（Motley）的《（荷兰）联省共和国史》（ History of the United Netherlands ），1860，卷2，p.535。格拉沃利讷战后不久，腓力接到报告说无敌舰队获胜了；随后又说是战败了，但损失不明。直到西多尼亚公爵归来他才了解全部信息。

[16] 同上，p.183。尼尔（J. E. Neale）教授为这种吝啬找了个借口：“令人遗憾的是，与无敌舰队的战斗只有百人丧生，而流行病随后在舰队中肆虐，杀死了数千人。但是疾病也杀死了大批西班牙人，让此事不足为怪了。”《伊丽莎白女王》（ Queen Elizabeth ），1934，p.299。

[17] 《西班牙帝国的兴起》（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卷4，p.552。 b/zb9IRMiBg38tOmYYCsr2ISACVvjn9H7irpe0yw9dhgM8r3rHC1BAl0Pnmxn4Z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