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将欧洲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都铲除殆尽的时候，世界上所从未见过的最伟大革命，已经撒播了一种新制度的种子—这是一种以煤、蒸汽和机器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唤醒了民族主义，滑铁卢会战以后的一个世纪中，巨大的潜力被放出来了，它注定了要改变世界的面貌，提高战争的地位，战争开始由个别的战斗演变成了洲际间的两栖大战。早在1825年，就是距拿破仑最后失败只有十年的光景，司汤达（Stendhal）在《拉辛和莎士比亚》中已经有下述的感慨：“从1785年到1824年，世界上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在过去两千年间的有记载的世界历史上，从来不曾看见过在风俗、观念和信仰等方面发生过如此明显的革命！”

在司汤达所说的1785年之前，这个一直还是由蒸汽所推动的工业革命，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孕育期。它起源于1698年沙弗里（Thomas Savery）所发明的蒸汽抽水机，以及1705年纽柯门（Thomas Newcomen）所发明的自动蒸汽机。但是一直到了1769年——拿破仑和威灵顿两个人出生的那一年——格拉斯哥的工具制造者瓦特（James Watt），才开始集前人发明之大全，并于1782年发明了双冲程的引擎。同时在1769年，屈尼奥（Cugnot）在法国也建造了第一辆用蒸汽力推进的车子；1785年，卡特莱特（Edmund Cartwright）又发明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纺织机。这样我们才达到了司汤达所说的1785年了。

从1785年起，蒸汽动力的发展，以及一种炼铁新法的发明，英国赶前了一步，在拿破仑战争的时代中，在工业制造方面获得了近似垄断的权力。1818年6月2日，柯克兰尼勋爵（Lord Cochrane）〔后来的第十任邓唐纳德伯爵〕在英国的下议院中，曾经指出：“若非适合时机地采用了机器，则英格兰就会有全面衰亡之虞。”

〔可以用作推进剂的〕火药的发明，引起了一连串的其他新发明，终于改变了战争的技术。同样的，使用蒸汽为动力来源之后，也使军事方面产生了新的革命。军队的运动和补给可以使用汽船和铁路了。此外，对兵器的制造也带来了许多的改进，并且使它们有大量生产的可能。

在19世纪的前半期中，军事方面有两个最重要的发明，即为雷管和圆锥形的弹丸。因为1800年发现了雷酸汞，所以雷管才有制成的可能。七年之后，弗尔希士（A.Forsyth）〔牧师〕申请了雷汞装药的专利权，接着在1816年，萧氏（Thomas Shaw）在美国的费城也发明了黄铜制的雷管帽。第二个发明是在1823年才有的。当时英国第三十四团的诺尔顿（Norton）上尉设计了一种圆锥形的子弹，装上一个中空的弹底，使它在发射时可以自动膨胀，并封住枪膛。这项技术虽然被英国政府拒绝采用，但辗转传入了法国，1849年，法国的米尼埃（Minié）先生设计了一种米尼埃式子弹，却反而为英国陆军所采用了。1851年，英国陆军采用了米尼埃式的来复枪。这两个发明使步兵战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前者使步枪在任何天气中都能使用，而且大大地减少了不发火的机会。后者则使有来复线的步枪，变成了这个世纪中威力最强大的兵器。

雷管的发明，又使弹壳可以在发射之后就不必再用， 这样才使后膛的枪炮有了实现的机会。这种弹壳又使炮兵射击学方面产生了新的革命，因为它可以阻止气体不向膛后发泄。首先发明的是1847年的撞针式弹壳，接着又有镶边式的弹壳，最后在1861年才有中央发火的弹壳。当对燧发式和雷管式前膛枪之间的利弊争论在各国都还没有结论的时候，1841年，普鲁士当局却突然采取了一个果断的步骤，对某些团发给“追希”（Dreyse）式的后膛枪，以作为试验。这种步枪通常被人称作是“撞针枪”（Needle Gun），它是一种用枪栓的兵器，所发射的是纸包的弹壳。因为气体仍然从膛后泄出，所以其有效射程要比米尼埃式步枪较短，但是它在一分钟之内可以发射七颗枪弹，而后者最多却只有两颗。它的最大优点却还不是装弹的迅速，因为它是后膛装弹的，所以便于在卧倒的姿势中使用。

炮兵的发展则比较迟缓，尽管后膛和来复式的火炮早就为人所知道，但是一直到了1845年，这两个因素才结合成为一体，于是才造成了一种真正有效的后膛来复线式的火炮。因为成本太高，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立即采用，直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后，才有人把某些铁炼的前膛滑管式的68磅炮和8英寸炮改装成为有来复线的火炮。它们的射程和命中率都提高了，使对塞凡堡（Sebastopol）的轰击变成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在这次战争之后，所有的强国都开始试验有来复线的后膛火炮。

另一个在19世纪初叶开始发展的新兵器就是火箭，实际上在所有的使用火药推进的弹体上，它要算是最古老的一个。好几个世纪以来，它被当作是对付骑兵的兵器，在亚洲有极广泛的使用。1799年，提普（Tipu）苏丹在塞林伽巴丹（Seringapatam）的围攻战中，即曾使用火箭，这使一位著名的发明家康格里费（William Congreve）爵士想到了改良它的观念。据他自己说：他所制造的飞弹，其重量从二两 起（即为一种自动推进的枪弹）一直增到300磅为止。1806年，他的火箭在对于布洛涅的攻击曾经有过成功的试用，于是他预言：“事实上，火箭这一种兵器注定了会使整个的战术体系都要为之而发生变化。”这个预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终于兑现了。

当这些变化正在进行之际，蒸汽推进方式也有新的发展，其所采取的形式为轮船和火车，这又为一种全新形态的战船奠定了基础，并且也使陆军可以尽量地扩充其数量。虽然远在罗马时代即有一种脚踏的轮船，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水上机器推进工具。1775年，美国弗吉尼亚州人鲁门赛（James Rumsey）曾经建造了一艘最早的蒸汽船，其推进的原理为利用喷水机；用一具蒸汽抽水机在船头吸水，然后再从船尾上排射出去。可是他和其他发明家所设计的汽船模型，如与富尔顿（Robert Fulton）所设计的作一个比较，就不免黯然失色了。后者为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是具有特殊能力的发明天才。在1797年，他把一个建造潜水艇的计划献给法国的督政府，这艘叫魟鱼号（Nautilus）的潜艇， 1801年在布列斯特港口试航，曾在水下潜航达一小时之久。 1803年，富尔顿又在塞纳河上试验一艘蒸汽船，拿破仑也很赏识它的价值。 1804年7月21日，拿破仑对于用蒸汽推动船只的计划，曾经这样加以论断：“这个事实可能会使世界的面貌为之一变。一个伟大的真理，千真万确的事实，已经摆在我的眼前。”

富尔顿于1807年返回美国，在那里建造了一艘改良型的轮船，叫作克里蒙号（Clemont），它在32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内，从纽约走到了阿尔巴尼（Albany），共150英里。在此以前，他又曾发明了一种鱼雷，1804年9月间，英国的凯斯勋爵（Lord Keith）曾在布伦的港外用来攻击法国的舰队。1813年，他又建造了第一艘蒸汽动力的军舰，叫作狄莫罗哥斯号（Demologos）——以后又改名为富尔顿号——这是一种双连式船壳的建造，激水轮则夹在船壳的中间，并且用58英寸厚的木带来保护着。这一艘巨型的怪船很明显地表示出来有两件事是必要的：（1）一种比激水轮较不易损害的推进方法，（2）一种不那么笨重的保护方法。

螺旋桨式的推进机解决了第一个问题。1836年，瑞典陆军中的艾里克森（John Ericsson）上尉获得该项专利权。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就是用铁甲来代替木板，这是康格里费在1805年所最先建议的。但是一直等到克里米亚战争发生时，法皇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才命令建造一队浮动的装甲炮台，足以抵抗枪炮的子弹。一共造了5艘，具有4英寸厚铁甲的保障，上面装有56磅炮和辅助性的蒸汽引擎。它们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这不仅证明了装甲船是绝对必要的，而且装甲的使用又使威力较大的火炮也变成必要了。于是海军逐渐又都采用有来复线的火炮。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不久，法英两国都开始建造他们的第一艘装甲蒸汽军舰，即为光荣号（La Gloire）和战士号（Warrior）。后者长达380英尺，排水量为8830吨，其引擎能发出6000马力，速度为14.5英里 。它的兵器有28门的7英寸炮，装甲的厚度为4.5英寸。

当我们从海上再说到陆上时，我们发现在1801年，提费希克（Richard Trevithick）在英国已经设计了第一辆实际可用的火车头，而第一条真正的铁路却是斯帝芬森（George Stephenson）所建造的，时间是在1825年，地点是在斯托克顿（Stockton）到达林顿（Darlington）之间。虽然火车是英国人的发明，可是第一个明了铁路在战争中的超级重要性的国家，却是产生克劳塞维茨的那个国家，这似乎并非偶然。1833年，哈尔柯特（F.W.Harkort）曾指出，若能在科隆和明登之间建筑一条铁路线，再在美因茨和威塞尔（Wesel）之间建筑另外一条，那么对于莱茵地区的防御即大有裨益。波尼兹（C.E.Pönitz）认为，普鲁士为了对抗法奥俄三国，有普遍建筑铁路之必要。同时，具有绝顶天才的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也指出普鲁士的弱点，即它是夹在几个强大的假想敌国之间，而处于所谓“中央位置”之上，但若能建筑铁路，其国力即可大增，由一个二等军事强国升为一等的巨强。他说：“它可以在欧洲的心脏地区形成一个坚强的堡垒。动员的速度，部队可以迅速地由国家的中心达到它的周界上，以及铁路运输所构成的其他一切明显的‘内线’利益，都足以使德国要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居于优势的地位。”

当一条轨道都尚未铺设之前，这位杰出的天才在1833年，就曾为德国设计了一个完整的铁路网，其大致的规模与今天所实际建筑的并无太多的出入。13年之后，也就是李斯特逝世的那一年，普军一个军共1.2万人，携带着火炮和马匹，由铁路运往克拉考（Cracow），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使用铁路的大规模部队运动。在这次试验之后，普鲁士的参谋本部即开始对铁路的军事价值做了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虽然在1848到1850年间的革命动乱时代中，普鲁士对铁路运输的问题又获得了一些进一步的经验，同样的，奥俄两国也是一样，但是却一直等到1859年法意战争发生时，对于部队的铁路运输问题，才可以说是已经完全获得了解决。我们可以说，由于有了斯帝芬森的天才，才使克劳塞维茨的“全国皆兵”理论获得了生命，假使没有铁路，则19世纪下半期的巨型陆军即不可能获得其补给。

当约米尼（Baron Henri Jomini） 检讨在1863年以前的变化情况时，他的意见认为，战争又会变成“大量兵力之间的惨烈而极无理性的血战，所使用的兵器具有意想不到的威力。我们又可能再看见4世纪中那样的人民战争；我们又可能再被迫过着像匈奴人、汪达尔人和鞑靼人肆虐的那些时代中一样的生活。”他又进一步指出，除非各国政府能联合起来，禁止做毁灭性的发明，否则步兵就必须恢复其在中世纪中所使用的护甲，不然在尚未与敌人接触之前，整个的步兵营就都会同归于尽了。我们可能又会再看到遍身甲胄的战士，连马匹也需要同样保护。

可是从工业革命中所变出来的把戏，却要比约米尼所预料的还更进步。古代的人力劳动基础很快就被推翻了，劳动者被赶出了他们的家庭和村庄，被编入了工厂。这些工厂变成了国家财富的源泉和社会革命的温床。

普遍的贫困造成了大量的移民运动，在1831到1852年之间〔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民族大迁徙〕，有300万以上的人民从不列颠和爱尔兰迁往美国，还有许多不能去的人就转而信仰社会主义，这是工业革命所产生的一种新思想。

对于这个权力的时代，其精神上的铸造者为三位“卡尔”——即克劳塞维茨、马克思和达尔文。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战争论》（1832年出版）中，主张回到斯巴达主义的旧路，即要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军事机器。马克思在他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发表的）中，以阶级斗争的观念来当作其社会理论的基础。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1859年出版）一书中，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将世界末日的前景推向极致〕。这三个人都是“群众斗争”的先知者——第一个是在战争方面，第二个是在社会生活方面，第三个是在生物学方面。

当这个“机器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一致的呼声是要求一个和平的时代，可是各国之间的尖锐差异却造成了矛盾，足以加速民族主义的增长。等到欧洲以外的国家也开始工业化之后，这个问题就更变成了世界性的。从有限战争走向总体战争和极权主义的路线，也就变成了这个时代中的潜伏思想。

第一个无限性的工业化战争即为美国的内战。这是蒸汽时代中的第一次大战。而北军方面的目的也就是要求对方无条件投降，换言之，即总体性的胜利。它的性质是好像一次“十字军东征”一样，正因为如此，再加上它是工业革命后一切军事发展的总试验，所以在战争的历史上，它开辟了全新的一章。

当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正在进行之际，在北美洲有一个新帝国也逐渐形成了；因为美国革命也正和法国革命是一样的，〔“昭昭天命”中〕皆以“扩张”为其自然的产品。印第安人的领土迅速地被兼并了，许多新的州纷纷建立。1803年，美国人花1125万美元从法国人手中买得了路易斯安那的大量土地，使美国的面积增加了一倍；1819年，又从西班牙方面买到了佛罗里达，使面积又再度增加了。

获得了路易斯安那之后，美国遂开始与西班牙在美洲的属地接壤了，于是美国人就开始与西班牙人不断地发生冲突。1821年，墨西哥脱离西班牙独立；1822年，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和阿根廷也都纷纷独立。美国的门罗（Monroe）总统害怕某些欧洲国家对这些新成立的共和国有夺占的野心，所以他在1823年12月2日对国会提出年度咨文时，就宣布了三个原则，这也是大家所称的“门罗主义”。简言之，这些原则是要把美洲保留为美洲人的美洲，从此断绝了欧洲人向西半球建立殖民地的念头。所以这也是一个总体性的政策。

这样又创立了一种新式的扩张方法—用保留的方式来确保扩张的机会。虽然欧洲人感到缺少土地的恐慌，可是新开垦的世界都不准他们垂涎，这一大片土地都在冷藏之中，留待美国人去做经济性的开发。

1836年，美国人与墨西哥人因为对于得克萨斯（Texas）的争执，而终于引起了得克萨斯战争，1846年又发生了美墨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美国不仅确实地兼并了得克萨斯，而且还获得了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和科罗拉多之一部分，这些地区以后都变成了美国的新州，其面积与所购买的路易斯安那地区差不多同样大小。同时，美国又与英国签订了一个条约，获得了俄勒冈地区，即华盛顿、俄勒冈和爱达荷三个州。1853年，又与墨西哥完成了“加兹登（Gadsden）购地”事件，于是除了阿拉斯加以外，美国的本土已经与今天的面积一样大了。

所以不过在一个人一生的时代中（1783—1853），一个巨大但大部分却还是空洞的帝国诞生了。当它已经完成扩张之后，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地确保它，而是如何阻止内在的冲突发展，以免使其分裂。许多年来，由于经济生活之不同，美国南北两部分在政治意见上有很大的差异。南方是务农为本的，重视其蓄奴的利益。北方是趋向重商主义的，所重视的是航运和财政上的利益。前者为农民和借债的人，后者为资本家和放债的人。代表前者的为杰斐逊所领导的共和党（即后来的民主党），代表后者的为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所领导的联邦党（即后来的共和党）。当国界愈向外推进时，两党之间的裂痕也就日益增宽了。

这两派分歧的利益之所以无法协调的主因，是由于这个国家的宪法缺乏政治上的控制能力。在当时制宪时，其设计的目的本是为了控制一个松懈的分散组织，所以对这个迅速成长中的帝国完全不能产生凝聚的效力。

美国的组织本来是一个“邦联”（Confederation），它的组织条文是各州在1777年所同意批准的。这个邦联解散之后，才有后来的宪法。这个原有的“邦联”不过只是一个“坚固的友好同盟”而已，每一个邦（实际上是一个国家）都可以各走它自己的路线，国会并无征税的权力，也不能管制外国与各州之间的贸易，更不能强迫各州服从命令。1787年，在费城召开了一个制宪会议，由华盛顿任主席，开始考虑制定联邦宪法的问题。其中主持的人就是汉密尔顿。他建议把立法院分为两部分—一个参议院，一个众议院。前者握有宣战的唯一权力，后者则有权发行货币、管制贸易、征收租税、偿还国债和准备国防等。这个建议在1788年7月间被会议采纳了。

这个巨大的改变与法国革命的爆发恰好在时间上是不谋而合的，于是欧洲国家为了家务事整整地忙了20年，好让美国人可以自由地去考虑他们的内政问题。在这个动荡和战争的期间，南北两部分的各州都同时爆发了经济革命，使它们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南方，惠特尼（Eli Whitney）所发明的轧棉机，使棉业贸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结果是使南方的棉花种植者获得了政治的优势，于是他们与北方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增加了分裂的趋向。在南部各州，贸易关系是非常简化的，在北部各州则日趋于复杂。由于20年来欧洲一直在战争之中，所以新英格兰等商业化的各州都获得了繁荣的机会；又因为1810年到1812年和1812年到1815年两次与英国的战争，在长期封锁之下也迫使它们必须工业化。

对于北方而言，为了保护其幼小的工业以来对抗欧洲的竞争者，就有采取保护关税政策之必要；但对于南方，因为它们亟须出卖其日益增多的棉花，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利。这种差异迅速地发展成分立的要求。当1828年1月，所谓“可恶关税法”（Tariff of Abominations）公布时，危机遂一发不可收拾，当时在查尔斯敦（Charleston）的船只都下半旗以表愤慨。

同年，佐治亚州对于所有反对新税则的各州，发出了一个冗长的宣言。到了1829年，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主张抵抗，弗吉尼亚州也决定不接受新的税则。1832年，国会对一大批进口货品取消了课税，但这却只是使风暴更为凶猛而已，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立即召开了一个全州大会，宣布废止1828年的关税法案和1832年的补充法案。最后在次年的3月间，终于获得了妥协，于是争取州权的斗争算是结束了其第一阶段。

当这场斗争由经济问题发展成为政治问题之后，没有多久，这场争执又转入了道德方面，这就是奴隶制度的是非问题。在1781年到1804年之间，北方各州已经先后取消了奴隶制度。到了1819年，当时的22个州之中有11个州已经解放奴隶，而另有11个州继续蓄奴。这同一年中，在众议院中因为要投票决定使密苏里（Missouri）升格为一州时，于是困难就发生了。不管密苏里是放奴的还是蓄奴的，都足以使南北间的平衡受到破坏。最后终于又找到了一个折中方案：密苏里被承认为一个蓄奴的州，但另外又承认缅因（Maine）为放奴的州，以维持原有的平衡。这只是临时应付而已，并不能解决问题。小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总统早已认清了这一点，他曾在日记中这样记着：“我认为现有的问题只不过是一部大悲剧中的第一页而已。”

因为变成了一个道德性的问题，于是这个争执获得了宗教性的意义。结果所谓州权的问题又包上了一层政治神秘主义的外衣，因此这问题就可以永远地争论下去，永无解决的希望。

1829年，有一个叫作华克（David Walker）的黑人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目叫作《华克的呼吁》（ Walker’ s Appeal ），书中称赞黑人，说他们要比白人英勇，鼓励他们造反。结果在弗吉尼亚州发生了黑奴的叛变，论者遂认为是受这本小册与《解放者》（ Liberator ）报纸的鼓励。后者为波士顿的报纸，主编为格里森（W. L. Garrison），他的附从者被人称为放奴派。南方各州遂要求制止他们的活动，尽管反蓄奴的集会解散，黑人的学校也被捣毁，可是这种反蓄奴的宣传品仍然继续不断地流入南方各州。就这样纠纷一天比一天加深，除了中间因为得克萨斯州的问题和美墨战争曾经中断了一个短时间之外。上文已经说过，在那场战争之后，美国又获得了大批的新土地。这些土地的获得，和1848年在加州又发现了黄金，遂更使南北两方的裂痕愈形加深。

黄金的发现使这些新近获得的地区发生了强烈的社会骚动。劳动者离开了他们的田地，商人离开了他们的店铺，海员离开了他们的船舶，军人离开了他们的营房，都一齐去做淘金梦。任何的威胁和惩罚都无法使人们留在他的合法职位之上。因为美国国会尚未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一个政府，所以人们自己建立了一个。1849年9月间，在蒙特雷（Monterey）召开了一个大会，起草了一个自由州的宪法，并正式要求加入联邦。这个要求却遭到了南方各州的强烈反对，因为多了这一州又会使放奴和蓄奴双方在国会中权力平衡受到破坏。虽然如此，经过了一连串的辩论之后，在1850年终于还是获得了妥协。不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在这些新地区中，蓄奴问题还是要解决的，而这些地区最后又一定要升格为州的。结果是在经济和人口两方面，南方是已经固定了，而北方却仍在继续扩张之中。因为开发了西部之后，就好像是打开了一道水闸，使后者可以尽量向未开发地区发展。

此时，在法理的辩论以外的变化也推动了对立两方面，使他们越走越远。每年当中，都有成千累万的移民流入美国。他们对于政治不关心，其目的是为了发财。铁路每天都在延长，一英里又一英里地，在1840年到1850年之间，已经铺好了6000英里以上。1844年，又采用了摩斯（Morse）的电报。可是南方却并未跟着膨胀，反而却开始萎缩了，因为它们的公民中有许多都移民到北方和西部去了。

北方所反对的并不是奴隶制度的实际存在，而是这种制度有向新地区蔓延的趋势。所以只要后述问题保留着不解决，则双方的争端也就会永远存在。到了布坎南总统（James Buchanan）的任期中（1857—1861），由于经济不景气，这个争端达到了最高点。1858年，一个相当不知名的人物，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在这个舞台上出现了。当他与道格拉斯（S. A. Douglas）竞争伊利诺伊（Illinois）州的参议员时，他对于这个正烧得火热的问题发表了不少合于常识的言论，使全国人士都为之首肯。他大声疾呼：

一个房屋若是自动地分裂，那么也就无法再站住。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够忍受这种一半奴役和一半自由的情况。我并不希望这个房屋倒塌，但是我却希望它不再分裂。它不是这样，就应该是那样。

接着在1858年5月间，明尼苏达自由州加入了联邦；1859年，又有了俄勒冈自由州，于是放奴与蓄奴两方面的平衡终于完全打破了。妥协在这时已经走到了终点。10月16日的夜间，一个叫作布朗（John Brown）的狂热放奴派，率领了20多个从者，强占了在弗吉尼亚州中的哈普尔渡口（Harper’ s Ferry）兵工厂以支援一个奴隶的叛变，于是冲突无可避免。这个事件把双方的争执变成了白热化，虽然布朗迅速地被绞死，可是他的目的却达到了。不管是统一还是反统一，反奴役运动准备死战到底。

1860年11月6日正在举行总统大选之时，这个事件也在发展之中，当时有四个总统候选人：贝尔（Bell）、布雷肯里奇（Breckinridge）、道格拉斯和林肯。林肯的当选实际上完全是靠北部18个自由州的选票，在南方一票也不曾获得。这是一个最后的判决，无异向南方正式宣告，扩展奴役制度的梦想已经结束，北方在政治平衡局势中已经占了上风。

此后，在12月20日，南卡罗来纳州通过了独立宣言，而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等州也纷纷仿效。它们开始召集民兵，并占领联邦政府在南方各州中的要塞、兵工厂和海关，一共没收了1000门火炮和11.5万件兵器。1861年1月5日，代表南部各州的参议员私行集会，拟定了一个分裂计划，并号召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Montgomery）召开一个国会，组织“南方同盟”。

2月4日，南部各州代表在蒙哥马利集会，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即所谓的“美利坚联众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并选举戴维斯（Jefferson Davis，1808—1889）为总统。一个月之后，51岁的林肯总统向南部诸州提出了最诚恳的呼吁，其文章的结尾说：

我那些不满意的同胞们哪！内战的巨大危机是抓在你们的手中，而不在我的手中。假如你们自己不做侵略者，则冲突即不可能发生。 wMeHSqgp7naZgGr2hdYYsSc2SraGxpprkywvE3gdYh5voQ8Dbz699KshfZMn90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