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鲁迅先生当年曾为青年许世瑛开列过一个学习中国文学的基本书目，共举出十二种书，为首的就是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 。凡读过此书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不仅仅是一部以详记唐代诗人逸事趣闻为特色的精彩的传记文学作品，还是一部杰出的论唐诗风格流变与评价各位诗人艺术成就的专著。它通过对几百位神采奕奕、性格鲜明的唐代诗人思想情感和生活情趣的描述，使读者不仅可以看到有唐一代文坛的鼎盛之况，还可以从中了解古人对文学的认识以及政治、礼教、文化、习俗、自然对文学的影响，从而逐渐登堂入室，去领略中国古典文学那迷人的魅力。将此书列为案头必备之书，正是鲁迅先生慧眼独具之处。

一

《唐才子传》的作者辛文房，字良史，是元代前期的西域人。他以唐代诗人中号称“五言长城”的刘长卿的字为名，以被赞为“珪璋特达”的于良史的名为字 ，可见他是一位极为热爱唐诗又非常倾慕唐代诗人并具有浪漫气质的才子。可惜由于史料的残缺，今天我们对他的详细经历已很难弄清楚了，只能根据《唐才子传》和当时一些人的零星记载对他的事迹略知一二。

辛文房曾官为省郎。

元初著名诗人张雨（1277－1348）《勾曲外史贞居先生诗集》卷四存有《元日雪霁早朝大明宫和辛良史省郎二十二韵》诗一首，结句说：“怜君守华省，琢句废春宵。”可见辛文房亦深于诗道，并与张雨有酬和之雅。

辛文房当时的确有诗名。

元代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云：“王伯益，名执谦……同时有辛文房良史，西域人；杨载仲弘，浦城人；卢亘彦威，大梁人，并称能诗。”此处列举的杨载，为“元代四大家”之一，乃当时文坛领袖，“声名满天下”，辛文房名列其前，这分量就很不轻了。可惜他的诗作，今天仅存二首，皆为短制 ，已难窥其大端。唯元代诗人马祖常（1279－1338）所作《辛良史〈披沙集〉诗》有赞云：

未可披沙拣，黄金抵自多。悠悠今古意，落落短长歌。

秋塞鸣霜铠，春房剪画罗。吟边变馀发，萧飒是阴、何 ^[1] 。

梁代钟嵘《诗品》用“披沙简金，往往见宝”评论陆机的诗，辛文房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披沙集”也是取的这个意思。尽管这个集子今天已见不到了，我们还是可以从马祖常的诗中知晓辛文房的作品既有“秋塞鸣霜铠”那种金戈铁马式的豪迈之气，又有“春房剪画罗”这般小桥流水式的柔美之情，其风格和内容无疑是丰富多彩的。他对诗歌创作也极为认真和刻苦，以至于鬓边生出白发，恰如杜甫所说的“颇学阴、何苦用心 ”，这些都可从马诗的最后两句中得知。

辛文房曾游历祖国东南山水名胜。

在《唐才子传》卷六《徐凝传》后，作者满怀深情地写道：

余昔经桐庐古邑，山水苍翠。严先生钓石，居然无恙。忽自星沉，千载寥邈。后之学者，往往继踵芳尘，文华伟杰，义逼云天，产秀毓奇，此时为冠。至今有长吟高蹈之风，古碑、石刻、题名等相传不废。揽辔彷徨，不忍去之。胜地以一人兴，先贤为来者重，固当相勉而无倦也。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辛文房饱览山川灵秀，缅怀高人风仪，以胸中锦绣，化笔底文章。他因向往唐代诗家，乃“遐想高情，身服斯道”“游目简编，宅心史集。或求详累帙，因备先传。撰拟成篇，斑斑有据，以悉全时之盛，用成一家之言”，在元成宗大德甲辰年（1304）写成《唐才子传》一书 。从这部书中我们不仅可以领略辛文房那旁搜博采、驾驭史料的非凡能力，而且可以看出他洞晓中国诗歌的渊源和流变，对唐代诗歌的空前兴盛和辉煌成就有着精深的研究。他不仅是一位知名当世的诗人，而且称得上是一位卓越的文艺批评家。有斯人，乃有斯文，虽然透过渺远的历史烟云，我们仅能据这少许线索窥见辛文房风采的一鳞半爪，但这部才华横溢的《唐才子传》的问世绝非偶然，却是可以肯定的了。

二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代是诗国的巅峰时期。在这个时期，诗坛英杰辈出，群星璀璨，使人目不暇给，叹为观止。即以今天所见材料而言，清代康熙时期御定《全唐诗》共收诗人二千二百余人；日本学者据彼邦文献保存之佚诗，编为《全唐诗逸》三卷，又得诗人一百二十八人（其中八十二人不见于《全唐诗》）；近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补编》（含《全唐诗外编》《全唐诗续拾》），又得诗人一千五百人左右。悠悠千载之下，尚有如此众多的诗人有作品传世，唐代诗人阵容的盛大，可见一斑。

然而，在辛文房以前，却从没有一本唐代诗人的传记专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中被收录入传的诗人很少，传记也往往十分简略。名重诗坛者如岑参、李颀、韦应物、刘长卿、王建、许浑、皮日休等人均无传记。大量诗人的生平资料，散见错出，保存在唐宋人的诗文集、笔记小说、诗话、书目提要等文献中。南宋时计有功编撰《唐诗纪事》，以广博的见闻辑录了唐代诗人及其作品的大量资料，但他的宗旨“重在录诗 ”，对诗人的生平事迹未免罗列散乱，尚不足称为传记，《四库全书总目》乃将《唐诗纪事》归属集部的“诗文评类”，与史部的“传记类”相隔甚远。

时至元代，辛文房对上述唐宋以来的大量资料广为搜采，排比考订，并“触事兴怀 ”，间出精彩评论，精心结撰为《唐才子传》十卷。此书以独特的体例，不仅将隋大业初年至五代末年约三百五十年间近四百位诗人的神采风貌熔铸其中 ，使许多史传无名的诗人事迹不致湮没，而且保存了大量诗歌评论资料。清人伍崇曜称赞说：“其书评骘精审，似钟嵘《诗品》；标举新异，似刘义庆《世说》；而叙次古雅，则又与皇甫谧《高士传》相同 ”。颇能概括辛氏此书的神韵。

笔者以为，对今天的读者来说，阅读《唐才子传》似应注意该书以下这些特点：

一、本书名标“才子”，乃以是否擅美于诗作为立传取舍的标准，而不论其人德行、功业、身份如何。叛臣贼子如苏涣，传见卷三；“性险躁，谲怪而好利”如吕温，传见卷五；乐妓如薛涛，传见卷六；女道士如鱼玄机，传见卷八；至于终身未有功名的布衣之士，以及僧、道中人，只要以诗才见长，在本书中以传主身份出现者所在多有，不胜枚举。而著名宰相如姚崇、宋璟，硕学鸿儒如颜师古，虽亦有诗传世，但因不以诗才见称于世，本书皆舍弃不录。

二、本书入传者以时代先后为序；同时代者，则以科举及第先后为序。辛氏欲以诗人陆续出现的次序和诗风的嬗变阐明有唐一代诗歌的发展轨迹，完全摒弃了历代史传那种先儒术而后方外，重男子而轻妇女的成例。既不以诗人的门第尊卑或仕宦穷达别高下，也不以传主的职业贵贱或思想异同分等级。在今天看来，这一体例是科学的，在当时也是颇为先进的 。

三、本书突出了诗人参加科举的情况，从而显示了时代习俗。各篇除先介绍传主姓名、字号、籍贯外，有科名的均突出其及第之年，以及当年榜首或主试官员的姓名，此中颇含深意。科举作为一种选拔官员的制度，发端于隋，形成于唐，从此相沿不废。唐代科举分为制科和常科，制科以待非常之才，名目繁多，设置不定；常科主要有进士、明经两科，虽云并列，但两者地位的高下，及第的难易隔若霄壤 。唐人最重视的进士科，每年取中的不过二三十人，而其中“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 ”，故登第之难有如月中折桂。本书卷十《曹松传》叙曹松等五人都已七十多岁才进士及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围绕科举考试而产生的“行卷”的风尚，在本书中也多有反映。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选取自己平日得意的作品，写成卷轴，在考试前呈送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试官推荐自己。由于唐代科举的试卷是不糊名的，主试官往往以举子们平日的诗名大小决定是否录取，故行卷之风极盛。如本书卷六《白居易传》，记白居易年轻时诗名未显，到长安以诗向顾况行卷，顾况很轻视他，竟拿他的名字开起玩笑来。等到顾况看到诗卷中“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的佳句时，大为叹服，连忙致歉：白居易以诗行卷获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事实上，唐诗能如此繁荣，行卷之风的盛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了解了以上这些情况，将有助于读者对唐代社会的理解和感知。

四、本书对诗人事迹的记述，略于仕履行迹而详于遗闻轶事，而这一切又都围绕诗歌而展开。授诗、学诗、作诗、赏诗、评诗、献诗，多录名篇警句作为例证，所以辛氏展示给读者的，并不是一篇篇枯燥的生平履历表，而是一个个禀赋各异、面容鲜活的才子形象。如卷五《贾岛传》云：

尝跨蹇驴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遂吟曰：“落叶满长安。”方思属联，杳不可得。忽以“秋风吹渭水”为对，喜不自胜。因唐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旦释之。

此类逸事趣闻，使传主性格跃然纸上，深得丹青高手神似之妙。

辛氏还通过许多生动的事例，展示了唐代朝野上下对诗歌的重视程度。如卷四《韩翃传》，德宗指明将知制诰的要职授给“春城无处不飞花”的韩翃；卷一《王湾传》中，宰相张说把王湾的佳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亲笔题写在政事堂上；卷五《李涉传》叙李涉遇盗，盗匪不夺其财物而索其新诗，何其风雅！结果李涉反得到盗匪的“牛酒厚遗，再拜送之”。这些事例给读者印象尤为深刻，真可收“以一当百”之效。

五、本书各传之后时见简要评论，或论诗，或论人，或论事，不拘一格，随感而发。其论诗部分，涉及各家诗歌的艺术成就及风格流变，多取自前人旧评，如《新唐书》、唐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宋敖陶孙《诗评》、严羽《沧浪诗话》等。亦有自出机杼者，如卷八《于 传》论晚唐诗云：

观唐诗至此间，弊亦极矣。独奈何国运将弛，士气日丧，文不能不如之。嘲云戏月，刻翠粘红，不见补于采风，无少裨于化育。徒务巧于一联，或伐善于只字，悦心快口，何异秋蝉乱鸣也。于 、邵谒、刘驾、曹邺等，能反棹下流，更唱瘖俗，置声禄于度外，患大雅之凌迟，使耳厌郑卫，而忽洗云和；心醉醇 ，而乍爽玄酒。所谓“清清泠泠，愈病析酲”“逃空虚者，闻人足音”，不亦快哉！

此论从宏观上考察唐诗流变，尤其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深得儒家诗教之旨。在论人方面，辛氏鄙视那种出身显贵而虚度岁月的纨绔子弟：“又若以位高金多，心广体胖，而富贵骄人，文称功业，黯黯则未若腐草之有萤也 。”赞扬那些虽出身寒贱，却因勤苦向学而在文学上奋发有为的人：“汪遵，泾之一走耳。拔身卑污，夺誉文苑。家贫借书，以夜继日，古人阅市、偷光，殆不过此。昔沟中之断，今席上之珍。丈夫自修，不当如是耶？ ”这些观点，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六、本书文笔秀润可观，用典常入化境。如卷五《韩愈传》赞云：“公英伟间生，才名冠世，继道德之统，明列圣之心。独济狂澜，词彩灿烂，齐梁绮艳，毫发都捐。有冠冕珮玉之气，宫商金石之音，为一代文宗，使颓纲复振，岂易言也哉！”气势磅礴，颇有点韩文的遗风。又如同卷《朱放传》：“未几，不乐鞅掌，扁舟告还。贞元二年，诏举韬晦奇才，诏下聘礼，拜左拾遗，不就，表谢之。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文中“鞅掌”一词，人皆知出自《诗经·小雅·北山》，而“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八字乃暗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成语，既恰到好处又使人不觉，可谓出于神而入于化，天衣无缝。

下面谈谈这本书的资料情况。

辛文房为写此书，涉猎了极为广泛的文献，取材亦多可信。传文首录正史，全书有八十余篇采自《旧唐书》《新唐书》的列传、附传，有四十余篇采录《新唐书·艺文志》的附注。在唐代文献方面，辛氏所涉猎的有唐人自传、别传、集序、行状、墓志，并从各传主诗文及他人酬赠作品中勾稽事迹，这些多为第一手资料，尤为可贵。如王湾、张 、沈千运、康洽、王季友、朱昼等人向无传记，辛氏皆据上述有关文献广搜博采，熔铸成篇，成为研究者所珍视的资料。此外，辛氏择采唐五代人的笔记如《朝野佥载》《隋唐嘉话》《大唐新语》《唐国史补》《集异记》《明皇杂录》《刘宾客嘉话录》《因话录》《幽闲鼓吹》《唐摭言》《鉴戒录》《北梦琐言》等数十种，多取脍炙人口的逸事趣文，大大充实了传文的内容，也使本书的可读性大为提高。在宋代文献方面，辛氏主要采辑《诗话总龟》《唐诗纪事》和极为重要的《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种书目提要，广泛吸收了宋人对唐诗和唐代诗人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很多唐代诗人的有关资料是靠辛氏此书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如唐人所撰多种《登科记》久已亡佚，清代徐松撰《登科记考》一书，乃大量征引《唐才子传》中所录唐人登科资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三

犹如美玉亦难免瑕疵，《唐才子传》这本书也存在一些明显的舛误和不足。

当初辛文房在书稿完成后撰写《引》文时，就认为此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他说：

异方之士，弱冠斐然。狃于见闻，岂所能尽？敢倡斯盟，尚赖同志相与广焉。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最早对此书进行评论的是明代初年的杨士奇，他的《东里文集》卷十所载《书〈唐才子传〉后》一文在先肯定“于辛所录，宜有所取”之后，批评此书说：

然唐以诗取士，三百年间，以诗名者，当不止于辛之所录。如郭元振、张九龄、李邕之徒，显于时矣，而犹遗之，况在下者乎？而辛所录者又间杂以臆说，观者当择之。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举例纠驳《唐才子传》缺失云：

今考编中，如《许浑传》称其梦游昆仑，《李群玉传》称其梦见神女—杂采孟棨《本事诗》、范摅《云溪友议》荒唐之说—无当史裁。又如储光羲污禄山伪命，而称其养浩然之气，尤乖大义。他如，谓骆宾王与宋之问唱和灵隐寺中，谓《中兴间气集》为高适所选，谓李商隐曾为广州都督，谓唐人效杜甫者惟唐彦谦一人，乖舛不一而足。

公正地说，这些批评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周本淳先生将此书的讹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时间失次，二是地理讹误，三是误甲为乙，四是褒贬失实。其例甚多，详见本书正文注释。分析起来，辛氏致误的原因约有两点：

一、所采原书本身已误。如卷五《张仲素传》云：“魏文帝有云：‘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殊不知魏文帝从无此论，而宋代陈师道《后山诗话》将杜牧此语误属曹丕，辛氏乃沿后山之误。在诗人事迹方面，辛氏的重点是标举诗格，而不在于考述行迹，故多采笔记小说。而唐五代后期的笔记小说，因受到传奇的长期浸染，叙事务求新奇动人、曲折有致，往往虽叙述时人事迹，却大加渲染夸张，与传奇小说已难以区分，情况十分复杂。辛氏难以一一考辨所载事实的真伪，一旦采择入传，又往往踵事增华，则距事实更远。如《四库全书总目》所指出的本书卷七《许浑传》称其梦游昆仑一事，系节录孟棨《本事诗·事感》，而此事见录于早《本事诗》四十年的唐代卢肇所撰《逸史》一书，事主乃是许瀍。可能是浑瀍二字形近而许浑诗名较著，孟棨遂误为许浑之事 ，辛氏未加详考，不仅沿袭孟棨之误，又加臆评：“浑才思翩翩，仙子所爱，梦寐求之，一至于此。”完全曲解了许浑的性格。

二、所采原书不误，而辛氏误读误解。如所采《郡斋读书志》卷四上柳仪曹评陈子昂语，柳仪曹本指柳宗元，辛氏误解为柳公权 。又如《郡斋读书志》著录《雍陶集》时说：“唐志集十卷，今亡其半。”唐志，系《新唐书·艺文志》的简称，辛氏乃误为雍陶诗集名，在卷七《雍陶传》中说“有《唐志集》五卷，今传”，皆为典型的例子。

平心而论，辛文房作为一个西域人，在唐朝灭亡三百多年后，以一己之力，博访如此之多的史料文献，开创为一代诗人写传之先例，气魄固属非凡，其艰难也是可以想见的。所撰著的这本书，不但把一些零散的材料系统化了，而且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论点。书中尽管存在诸如此类的缺陷，但瑕不掩瑜，辛文房仍不愧为唐诗之功臣。《四库全书总目》说：“盖文房抄掇繁富，或未暇检详，故谬误牴牾，往往杂见。然较计有功《唐诗纪事》叙述差有条理，文笔亦秀润可观。传后间缀以论，多掎摭诗家利病，亦足以津逮艺林，于学诗者考订之功，固不为无补焉。”这个评价比较公允。

四

《唐才子传》写成后，在元代即已刊行。杨士奇《书〈唐才子传〉后》称其所见云：“十卷，总三百九十七人。”虽较辛文房《引》中所称人数少一人 ，但相信此书明初尚有足本流传，杨氏或少计一人亦有可能。明永乐年间编修《永乐大典》，将《唐才子传》全书收入《传》字韵内。到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传》字一韵适佚，世间遂无传本”。《四库全书总目》称：“幸其各韵之内，尚杂引其文。今随条摭拾，裒辑编次，共得二百三十四人，又附传者四十四人，共二百七十八人。谨依次订正，厘为八卷。”因此《四库全书》所收的《唐才子传》只是一个辑佚本，条目既已残缺，编次又迥异原刊，惟辑佚者据两《唐书》等史籍对传文作了一些订补，读起来显得文从字顺，对校勘者尚有参考价值。

所幸元刊十卷足本很早就已传入日本，得以完整保存。日人先后据以刊刻了几种版本，主要有14世纪后期刊行的“五山本”、正保四年（1647）刊行的“正保本”、享和二年（1802）天瀑山人据“五山本”以活字重印后收入《佚存丛书》的《佚存》本。清代嘉庆年间，《佚存》本回流中土，国内学人以《四库》八卷本与之对校，又先后刊刻了几种版本。其中嘉庆十年（1805）陆芝荣三间草堂刊本、道光二十二年（1842）钱熙祚刊《指海》本校勘较精，颇具价值。

清代光绪年间，宜都杨守敬从日本访得一个元刊十卷足本，乃是现存各种十卷本的祖本，最具原始面貌。遵义黎庶昌以珂罗版将其影印，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好的版本。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对《唐才子传》的笺注整理工作陆续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笔者所见的校注本有周本淳的《唐才子传校正》、舒宝璋校注的《唐才子传》、孙映逵的《唐才子传校注》、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其中周、孙二本各具特色，皆足称道；而傅本乃汇集了国内有关专家对唐代诗人的研究成果，探索《唐才子传》的材料出处，纠正其史实错误，补考原书未备的重要事迹，广搜博讨，抉微探幽，虽尚不能说毫无可议之处，但在目前却堪称有唐一代诗人事迹的材料库。不过，对广大读者来说，以上各本对语词的注释尚嫌简略，语言也不够通俗，未便阅读。本书据《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的要求对《唐才子传》进行全注全译，体例详见《凡例》，此处从略。

本书的译注，难点主要在于对辛氏原书所误之处的订正如何把握其详略程度，过详则有堆砌资料之嫌，恐为一般读者所厌；过略则其误仍旧，恐于学术性有所丧失。在本书的译注体例上，幸蒙业师程千帆先生指点迷津，使我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但做起来仍恐难免有畸轻畸重之处，其责在我。本书的内容，除采摭前贤著述外，主要参考并有选择地吸取了前列各校注本以及周勋初师主编的《唐诗大辞典》的研究成果，为避烦琐，书中未能一一指明，谨在此一并敬申谢忱。笔者身处偏邑，访书为难，幸得学长南京大学程章灿博士慨然以《唐才子传校正》一书相赠，本社同仁夏文琦、顾庆荣二先生均在京为我求访《唐才子传校注》一书；撰稿之初，同仁程小铭先生曾提供宝贵意见，付梓之前，编审叶光大前辈对拙作悉心审阅，匡所不逮，惠我良多，高情厚谊，深所铭感。笔者限于学识，又庶务繁冗，不敢企望文房“端居多暇，害事都捐”的从容环境，书中挂漏讹误，诚恐难免，希望海内通人、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1994年12月于贵阳八重书屋

[1] . 见《石田先生文集》卷二。按：第二句中“抵”字疑为“ ”字之误。 ，今简化作只。“阴、何”指南朝梁诗人何逊和陈诗人阴铿。两人作诗善于炼句修辞，风格相近。 5Pbt/Og9LSO75F6vzEyLY2lASgx6C2uDF9F9vyyh375JjYJR9ScMSVzhprXFvrw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