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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听到有些关于全球化和中国内部问题的相关说法，感到思想领域很多人其实是在把不同客观事物拼接起来形成逻辑解释，以支撑某种主流话语权。我多年来不参与类似争论，这里所提供的只算是一种经验层次的逻辑解释，供不同利益背景的群体自主选择。
先对于美国现在是否会打伊朗提出点个人看法。
我们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刊发的文章，主要讲当代金融资本阶段币权为核心的币缘战略与中国的因应和调整。其中，重点分析了“三角结构的美元霸权”——当人们把美元霸权地位放在币缘战略之核心的时候，就会看到之所以美国能够通过N个量化宽松QE政策不断创造增量货币来缓解自身债务危机，在于同时得有像垃圾消纳场那样的吸收过量增发美元的经济领域，才能够随时消化量化宽松政策过量发行的美元，这个领域就是能源和食品，简单说就是石油和粮食。客观上看，石油战略和粮食战略是密切配合美元霸权的币缘战略形成的“三角结构”——这三者紧密结合，才构成当代金融资本阶段的美国单极世界霸权延续条件——凭借一定的军事优势构造一个政治强权，而以政治强权来形成对美元货币体系的赋权，才有可能使金融全球化或者金融深化被粮食和能源这两个战略物资市场不断地把过度增发的美元增量部分消纳掉。
美元霸权的币缘战略通过这个三角结构，消纳了过量增发美元，所造成的巨大代价当然必须转嫁出去，这就是全球通货膨胀的本源。
同时，世界上那些大量购进粮食、大量购进能源和原材料的国家在“进口通胀”。因此，一旦美国把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价格打上去了，由于通胀并不发生在美国，这些实体经济国家也就等于替美国承担了美元大量增发的制度成本。
也就是说，包括中国这样的以制造业为主的所谓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自己国内的高通胀对冲了大量增发美元货币带来的全球通胀！美国可以在这个三角关系上不断增发货币，同时靠对外通胀转嫁来消纳过量增发的货币。
这是个金融全球化内在的经济逻辑。
只要人们愿意“去意识形态化”地看全球化，就会发现内涵性地体现着金融资本阶段币权主导的制度演变。
如果根据这个逻辑来看关于美国对伊朗打还是不打的分析，一般的说法还是传统的老地缘战略思路，那得出的逻辑结论当然就是美国不会打伊朗。而如果愿意用新的币缘战略思路分析，那就是巧实力运作——美国已经采取了能够把石油价格搞上去的最低成本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打法，据此看，石油价格实际上已经被打起来了。
如果从华尔街金融海啸发生以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新的币缘战略之下的巧实力战术，对于转嫁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作用，是高度有效的。
上一轮2009—2010年转嫁危机，是一次成功的币缘战略实践，造成了北非、中东街头动乱和政权危机。具体看：在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年里，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制造通胀，造成了2009—2010年粮食价格大幅度提升，特别是北非地区紧缺的小麦、面粉，价格上涨超过100%，玉米价格上涨超过70%。
与此同时，亚洲地区相对而言最为稳定，因为这个区域老百姓超过半数还是半自足的农民生产者，还能使外部风险内部化。其主食稻米的国际市场价格，也只涨了34%。
国际组织2008年曾经确定38个国家会发生粮荒。实际结果是：除了中国因战略性地保持着粮食进口依存度不到10%才未受严重影响之外，其他37个国家都变成了饥饿国家——这是上一轮2008—2009年西方金融危机的代价转移造成的，也是由于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客观上发生的三角关系的显著作用，使得粮食和石油价格受美元量化宽松的影响而大幅度上涨。
这个新的币缘战略，确实造成有利于美国只需采取巧实力就足以制胜全球的新格局。
如果看到以上这些现象，那就应该认识到，如果依据王湘穗提出的币权核心理论，则是美国人不必采用传统地缘战略时代的方式，去打那么一场地面占领形式的战争。既不必用老的方式打伊朗，也不必用老的方式打叙利亚。那么，只不过是所谓以币权为核心的巧实力运用，即只要使用各种手段把油价、粮价折腾上去，就能够靠制造进一步的全球通胀来消纳美国政府连续过量增发的美元，这就是新币缘战略最低成本的胜利。
中国入世以来逐步表现出宏观调控中的政府失灵，往往引起各界非议。但作为研究者不能跟着产业化的媒体走，主要原因不是新班子当家人没有过去那种所谓“铁腕”，而是没有面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经验。因为上一届政府留下的，只是1998年以后处置四年输入型通缩的经验。
近20年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确实越来越密切，但不同之处在于，人们逐渐理解了以G2（与所谓的“中美国ChiAmerica”类似，都指美国与中国构建战略合作关系）为名的中美之间实际的战略合作关系并非G1+G1=G2。因为两者的战略关系有一个要点，就是两国互相对应的“一高一低”，亦即，美国“低利率+高汇率”，直接对应中国“高利率+低汇率”。或者说是美国资本与制度对中国做双重输出，对应中国对美国商品和资本做双重输出。
一方面是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都在竞争着长期向美国输入低价商品，客观上保证美国享受了长期低通胀，而低通胀就能使美国在大量增发货币的同时维持资金低利率。于是，则由极低的资金价格而促进美国过剩资本投到那些因输入了高通胀势必造成高利率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不仅使得跨国公司低价资金只要进中国来投资就立即赚取了利差，而且随之变成了对发展中国家战略性的经济领域的极低成本实现控制的优势资本力量！这也是中国相对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出口中内资占比极低的根源。
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长期遵循“特里芬悖论”不得不维持美元汇价稳定，使得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收益就是低风险而有保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老有人说美国是“高增长低就业”——道琼斯500种工业公司指数是很好，原因之一是美国公司在国外的投资回报率很高，但这不可能同时带来国内就业增加。在中国，从上一个十年，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华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不足20%，到21世纪这个十年，已经超过30%，平均大约23%。这个很高的投资收益当然会推高美国资本市场股票价值，吸纳更多投资进去。
总之，发展中国家只要资本极度稀缺，就会竞争着吸引FDI（外商直接投资），那就得按照外国投资需求来改变本国制度。而美国对海外输出的投资几乎是占比最高的，
同期，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输出也是最多的，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回报率也在同步提高。
由此，我们大都可以理解为什么国内很多部门和大资本也都在说应该投资美元、投资美国国债、投资美国股市。确实，中国官方财经官员和垄断资本这样做，很符合G2所内含的美国币权主导的币缘战略体系要求。
中国近20年相继进入市场经济和资本全球化，得到最大的制度回报是人们欢呼外资大举进入，促推中国改制——“倒逼改革”！很多高官和高知都在为此弹冠相庆。
但是，高知们欢呼的这些东西其实恰恰没算那个“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账。
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是“双重输出”——大量向美国输出商品帮美国人降低通胀，使得跨国公司有条件以极低价格的资金回过来投资中国的经济命脉领域，控制战略产业；另一方面，以此再取得极高的资金回报率，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再大量吸纳中国贸易盈余作为FDI投入美国资本市场。
中国近年来被动承载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后果是典型的输入型通胀。一方面大量购进高价格原材料和石油造成国内PPI过高，传导推动CPI上涨。银行在CPI压力下不能负利率，只要国家推行宏观调控，那就会控制信贷、提高利率，导致国内资金市场价格过高。同期，中国金融业出现了政策性息差增加导致利润率虚高的现象。但是，银行利润越高，各地产业收益率过低的实体经济就越没法生存。这就是近年来中国加入全球化以来的规律性过程，而恰恰是输入型高通胀带动高资金价格，也就是银行的高利率，又使得能够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无法生存。
2011年南方出现的“老板跑路”，很多学者归结到中国政治体制上，却很少人深究：原来在中小企业里面很活跃的民间资金，为什么这几年迅速质变为高息集资，或者是投机性炒作中的高利贷运作，甚至更多地出现金融大案？例如吴英案。
要我看，其实是有复杂的经济背景的。
美国不断量化宽松向全球转嫁危机制造出来的高通胀，使得任何单一国家的一般意义的国内宏观调控政策不得不失效。现在的中国也因无力抗拒输入型通胀而出现政府失灵，这根本就不是社会上说的政府是否有宏观调控意愿或者是否宏观调控措施过量，而是完全没有国际话语权、更没有建制权的政府，单靠国内调控不可能缓解长期以来外部输入型通胀，因此，是政府无力加入全球治理而国内调控成本过大。
目前工业化国家，在亚洲地区的中国、韩国、日本这三国中，中国资金利息最高。这是一条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承接巨大外部性来倒逼金融资本化改革的道路。
这个问题只是借此提示各位，要看到美国量化宽松制造出来过量货币往哪去了。其中值得注意的点位是：对于大多数进口原材料和食品的制造业国家来说，大都已经被以美元币权为核心的新币缘战略使用软实力套住了，当我们国内的宏观调控仍然习惯沿用传统的产业资本阶段的老货币政策时，恰好就是因为输入高通胀而被动高利率，同时还试图维持低汇率来刺激出口。这样，就成了被金融资本剥下两张皮的牛。因此，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高一低”一样，除了逐步小幅调高人民币汇率之外，长期的高利率+低汇率恰好和美国低利率+高汇率构成一个完美的对接。这是发展中国家全额承担美元币权主导的金融资本泡沫化增发的制度代价！
因此，也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上层建筑的最大体制弊病就是：金融和外汇当局都客观上在帮助美国的金融资本集团对外转嫁代价。由此看，中美双方在汇率问题上的交锋，不过是表象的、有作秀成分的伪博弈。
因此，在中国今天讨论入世十周年的时候，人们应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当前处在所谓传统的产业资本阶段，美国处在当代金融资本阶段。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之间，是有着巨大差别的。
之所以现在无力应对这种输入性通胀，是因为输入性通胀背后是双方正好对接的“一高一低”，这一对接，就导致我们成为金融资本危机代价的承载者。
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的竞争是国家间竞争，而非微观的企业间竞争。
因此，只有维护经济主权的全球战略，才有国家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胜算。
这里借用微笑曲线，做个中美俄三国态势分析。诚然，俄罗斯属于资源型经济，中国属于产业型经济，美国属于金融型经济。如果把GDP数据做一条斜线，则看上去中国高于俄罗斯，低于美国。
但在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俄罗斯和美国都处在微笑曲线左右两个上端，中国处在底部。
当人们追随西方意识形态宣传，说到俄罗斯、伊朗、利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处于资源经济阶段的所谓非民主化的强权国家的时候，要明白他们虽然都属于比中国这种产业资本更低的资源型经济阶段，但是沿用这个观点，那意味着我们还停留在从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阶段来分析21世纪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竞争。
如果我们认识到世界已经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则分析思路就应该完全不同。
因为，虽然所处阶段不同，但资源经济主权一旦在国家手里或者以革命的名义重新收归国有，那么通过国家垄断，就不仅可以直接获得资源资本化收益，并且还在客观上可以间接地与美国币缘战略结合来“搭便车”地获取国家收益最大化。
这也是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和前卡扎菲执政的利比亚等靠所谓强人政治来维持资源主权的国家都遭到美国极端仇视的内因之一。
当然，在一般意义上都应该支持争取自由和民主的群众斗争，但那些意识形态应该与战略研究区别开来。因为，全球危机打击下的街头政治，往往成为新币缘战略和当代巧实力战术运作的主要领域。
与一般批判俄罗斯或委内瑞拉政治集权的主流思想不同，我认为俄罗斯和委内瑞拉选择石油资源国有化战略是符合最大多数国民利益的。何况，这两国都有一个把石油已经私有化或者被跨国公司掌控、又再收归国家的过程，例如，查韦斯掌权之前委内瑞拉石油3/4是跨国公司掌握，在掌权之后才强行把石油资源收归国有；俄罗斯也是普京上台后才想方设法拿回资源主权。
能够做这个收归国有的实质性变革的领导者，一定是强有力的政治家，并且都得到多数民众支持。如果这个支持至今仍然占多数，那说明该国人民已经从中世纪单一神教所派生的一元论的普世主义的西方意识形态迷信中或多或少地清醒过来了！
其实，对于资源经济国家来讲，维护资源经济的国家控制是第一要务，否则根本不可能占有微笑曲线左边这一端资源价格上升的收益。因为，微笑曲线右边的另一端，与资源开发出口相关的现货期货金融结算及其衍生品交易等，已经转化成西方资本市场收益，被跨国公司和垄断金融资本等西方利益集团占有了。
所以，当1989—1991年俄罗斯被打回到资源经济的时候，不仅前苏联、东欧的产业经济几乎都被打掉了，而且实体经济的货币化和资本化这种制度收益也被西方占有了。如此经济跌落造成的巨大反差，俄罗斯人潜于内心的一定是希望夺回在地化的资源主权，这是大多数俄罗斯人拥护普京的根源。且不管大选党派如何斗争，普京以国家名义采取特殊手段从大亨手里拿回资源控制权的做法，是受老百姓拥护的，因为这样就可以将国家政治强权和资源经济之间直接结合形成最大化的利益。
这个依靠强势政治家以民族国家或人民利益的名义夺回左边那半条微笑曲线的过程，在国家竞争战略的逻辑上很清楚。
因此，俄委两国因都处于西方主导的金融资本阶段，虽然本身仍然属于资源经济，但却直接采取国有化战略，遂造成在西方推进金融深化中“搭便车”而由国家占有机会收益！
其实，最值得调整战略思维的还是我们。
中国人应该明确知道，处在“强权化的资源经济”和“强权化的金融经济”这两者之间的中国，就好比处于微笑曲线的下巴颏，对两头都是吃亏的。
而在微笑曲线左右两头，无论左右之间的意识形态如何对立，二者利益内生性结合，却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互相“搭便车”，就能双赢——美国币缘战略炒起了俄罗斯资源价格，对于金融资本国家来说是成功对外转嫁了过量增发货币的代价；而对资源国有化国家也肯定是跟着获益，而且左右还能联手把代价转移给制造业国家。
诚然，他们之间即使不主观共谋也是双赢，代价转移到中国这里，我们就输惨了。因为，我们处在微笑曲线底端的下巴颏位置，就是承载双方转嫁危机之所在。所以，只要西方继续过量制造通胀，美俄无大碍，中国就有很大的变数。
在全球化挑战下的中国对外政治经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到底是哪个利益集团？
如果能够“去价值观”地看中国这种社会结构，其实最具“阶级自觉性”的，就是国有垄断资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政方针，也长期是这个唯一的“自觉阶级”在主导。
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其他阶层都不具有“阶级自觉性”，都还是所谓“自在的阶级”。在中国工人阶级于20世纪之初终于正式走上历史舞台之前，无论是农民小资产阶级，还是城市刚刚崛起的中产阶级，都处于分散状态。近年来瓦釜雷鸣的中资，不过是从一盘散沙升格为一盘碎石。总之，虽然社会冲突乱象频仍，但混迹其中的小资和中资都不是“自觉阶级”。于是，整个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群体复杂变化的历史中形成的唯一具有自觉性的阶级，就是遭人诟病的国家垄断资本。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条件进入工业化，更没有形成这种国家资本，一般也就无法理解国家资本作为经济基础对官僚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这也是一般国家大抵无法学习或理解所谓中国特色的原因。
我们既然进入产业资本阶段，就得遭遇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多的麻烦，但100年来连普通中国人都已经习惯于使用西方中心话语体系来理解东方的事情。诚然，由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无能和无德，搞得现在各种各样的社会讨论基本上还得用这套西方话语体系来做解释。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既然中国社会各阶层都不具有自觉性，如果遭遇巧实力不断渗透或直接介入所催化的政治变局，怎么应对？
以前中美之间战略接近，如果按照宏观经济和战略研究学者王建的说法，是个渐行渐近的过程。
那接着请问，美国什么集团主导这种中美接近呢？
过去的20世纪美国主流很大程度倾向于右翼，在冷战时期的20世纪50—9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是共和党代表的垄断资本主导，这跟我们国内最具有自觉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之间，似乎是某种较低摩擦的结合。毛泽东对尼克松说，他喜欢跟右派打交道……虽然有点过于直白，似乎对当年的中国意识形态宣传做了一个相反的解构，但这是大实话。因为在客观背景上，中美构建战略关系确实是在美国的共和党右派执政时期。那时的中美战略接近，当然符合美国传统地缘战略的利益，特别是符合美国冷战时期的地缘战略利益最大化。中国亦然，恰恰也是在被冷战舆论误以为是左派的前苏联处于产业资本主义鼎盛时期威胁对华核打击的紧迫时候，促成美国总统访华的。
任何研究者如果只能按照冷战遗留的意识形态化理论来讨论问题，就把自己低俗化了，思想库做战略研究的参与者当然会认同，苏东发生那些变局根本就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如果对比当前，恰是被传统意识形态误以为是美国左翼的民主党执政时期，尤其当美国国内矛盾在大选年恶化起来、有更多人认为“我们是99%”被1%的垄断金融资本剥夺的时候，依据民主党相对而言的政治传统，有些情况下总统也会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当前也试图以此为争取选票的政治性表述。因此，民主党强调变革，把增加就业当竞选武器，为此，批判中国的声音就会很大。
相对而言，民主党为了短期政治利益而完全不按照当年共和党与中国共产党形成战略同盟关系的需求出牌，这是完全可能的。近期看，除了振兴美国产业需要迫使中国提高制造业成本的经济策略之外，还在政治上提出“区别中国与中共”的策略，以及遏阻中国出现强势政治家而策动舆论战等，这些都可归于巧实力的战役动作。
因此，唯中国在国际环境上充满变数。
俄罗斯人要维护资源主权，就需要强势政治家维护国家强权。美国大选年，民主党要想靠大危机压力下的选票保持连任，就会有更为激进一点的动作，或者采取西方意识形态意义上属于更左翼一点的政策。总之，更偏向于出台不利于原来中美“结盟”时期的政策。
这一点，恰是我们在思想库讨论中分析不足，中国执政者应对准备也不足的。
我上一次座谈会给你们交的发言修改稿指出，日本因为放弃基本的国家主权而获得了在战后的美国地缘战略中“搭便车”的机会，所以日本可以极低成本地推进所谓“外向型经济”。因为所有的市场和通道都是美国人花钱、美国人派兵控制和保护的，日本不用花一兵一卒的军费开支就可以方便地占有能源原材料市场份额，并且不用投入国防力量就得到海上通道运输的便利。这个“搭便车”的制度收益，对于日本战后再工业化和日本政治崛起，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使日本从来就强调与美国紧密战略同盟关系成为一个前提。
美国人现在对中国人提出的要求，其实是不许“搭便车”。
表面上看有道理。因为，日本“搭便车”的前提条件在于朝鲜战争陡然爆发，这就造成本来被美军占领没有军队、连警察都只有棍子的日本，突然变成是美国战略前沿的一个不沉的航空母舰。再后来，则是美国跟苏联、俄罗斯之间进行战略对抗的主要军事基地。另外，日本也几乎不提所谓国家主权问题，日本政客知道在美国军事占领条件下提出完整国家主权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现在美国人一方面强烈要求中国人不“搭便车”，但另一方面却又绝对不许中国自己构建海外通道和资源产地的安全体系！这对于中美两国战略对话来说应该是个重大议题，中国方面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直接提出来讨论。
如果中国人在中美战略对话中进一步地解释到位，说明中国处在产业资本阶段和美国在金融资本阶段币缘战略之间，确实有非常巨大的落差。由于我们的产业经济扩张实际上向美国做了双重输出——既维护了美国低通胀、承载美国向外转嫁的通胀代价，又遵循“特里芬悖论”维护了美国的金融全球化，那中国就的确不是“搭便车”，而是金融全球化之中处于微笑曲线底端的代价承载者。美国如果坚持不许中国“搭便车”，那就意味着要打掉中国这个最大的承载美国金融资本化代价的主体。美国可以再找个承载者，但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种体制承载代价的能力这么大。
以上说法，只是沿用从西方引进的百年话语逻辑对现实问题做分析，不是我的本意。
21世纪的今天看地缘战略重组，无外乎三种组合模式——中美、中欧、欧美。
出于对这些年的话语逻辑已经形成的理解，应该是没有更多疑点的，但我总觉得这里面还是有问题。在哪儿呢？不妨从刚才说的道理来看。
第一，在这个全球危机爆发以来的地缘政治变动中，地中海沿岸国家已经构成资源、能源、粮食、制造业和金融经济等多元互动的结构性板块，逐渐构成了原来欧盟成之为欧盟的条件。欧盟成之为欧盟的一个条件，是因为区内贸易大于区外贸易，这就是欧盟发起的重要前提。
如果我们看地中海沿岸60个国家市场总量、经济总量、能源和原材料供应能力、货币量和经济量相关性等，都相对是一个良性结构关系。地中海一体化板块自身就是一个已经初步形成内部区域整合条件的地区。
历史上，无论是古罗马、古埃及、拜占庭还是奥斯曼，只要在欧亚非结合部形成一个大帝国，几乎都是控制地中海这一带，形成环地中海的地域概念。历史上就是这样，当代还是这样。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另类的可能呢？
当我们都认为这次债务危机不仅没有打垮欧盟和欧元区，反而使它更趋向统一的时候，我以为大家都看到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原来像利比亚这样的石油大国，过去由于石油资源主权国有，而在北非属于高福利国家，因为被欧盟军事运作打垮了，所以它的资源主权全数交给打它的国家，这是后殖民主义地缘战略下的石油资源的再殖民化，利比亚算是最典型的。如果伊朗、叙利亚这些产油国的资源控制权，也以政治借口进一步被西方改变了，那就是说在资源经济阶段的资源主权重归了币权主导国家，这对于西方来说是利益最大化的。
地中海区域整合的可能，在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美国人在阿拉伯地区驻军只有10000人的时候，它的三艘航母只是保持区域稳定，那这个区域的经济整合机会，就留给了更具有区域主导权的欧盟。
我原来认为欧盟不具有区域整合条件，因为只有纵向的整合才是成功的，那时我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说，美国占有资本、技术和贸易高端，对下整合加拿大的自然资源和墨西哥的劳动力。而欧盟各国之间如果产业结构是平的，那平面就不可能整合。可现在北非和阿拉伯的资源都被欧盟利用政治机会强行包纳进来了，欧盟对地中海地区就具有了纵向整合的条件。
所以，全球危机下的区域变化中，还可能有很多另类的区域战略或亚区域战略选择。
我们最近召开首届南南论坛发表的声明，第一条强调的就是资源主权，第二条强调的是社会合作，第三条强调的是可持续的安全。所针对的，一定程度上是近期开始的区域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