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近来,听到有些关于全球化和中国内部问题的相关说法,感到思想领域很多人其实是在把不同客观事物拼接起来形成逻辑解释,以支撑某种主流话语权。我多年来不参与类似争论,这里所提供的只算是一种经验层次的逻辑解释,供不同利益背景的群体自主选择。

(一)新币缘战略的“三角结构”是造成全球通胀的根本原因

先对于美国现在是否会打伊朗提出点个人看法。

我们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刊发的文章,主要讲当代金融资本阶段币权为核心的币缘战略与中国的因应和调整。其中,重点分析了“三角结构的美元霸权”——当人们把美元霸权地位放在币缘战略之核心的时候,就会看到之所以美国能够通过N个量化宽松QE政策不断创造增量货币来缓解自身债务危机,在于同时得有像垃圾消纳场那样的吸收过量增发美元的经济领域,才能够随时消化量化宽松政策过量发行的美元,这个领域就是能源和食品,简单说就是石油和粮食。客观上看,石油战略和粮食战略是密切配合美元霸权的币缘战略形成的“三角结构”——这三者紧密结合,才构成当代金融资本阶段的美国单极世界霸权延续条件——凭借一定的军事优势构造一个政治强权,而以政治强权来形成对美元货币体系的赋权,才有可能使金融全球化或者金融深化被粮食和能源这两个战略物资市场不断地把过度增发的美元增量部分消纳掉。

美元霸权的币缘战略通过这个三角结构,消纳了过量增发美元,所造成的巨大代价当然必须转嫁出去,这就是全球通货膨胀的本源。

同时,世界上那些大量购进粮食、大量购进能源和原材料的国家在“进口通胀”。因此,一旦美国把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价格打上去了,由于通胀并不发生在美国,这些实体经济国家也就等于替美国承担了美元大量增发的制度成本。

也就是说,包括中国这样的以制造业为主的所谓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自己国内的高通胀对冲了大量增发美元货币带来的全球通胀!美国可以在这个三角关系上不断增发货币,同时靠对外通胀转嫁来消纳过量增发的货币。

这是个金融全球化内在的经济逻辑。

只要人们愿意“去意识形态化”地看全球化,就会发现内涵性地体现着金融资本阶段币权主导的制度演变。

如果根据这个逻辑来看关于美国对伊朗打还是不打的分析,一般的说法还是传统的老地缘战略思路,那得出的逻辑结论当然就是美国不会打伊朗。而如果愿意用新的币缘战略思路分析,那就是巧实力运作——美国已经采取了能够把石油价格搞上去的最低成本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打法,据此看,石油价格实际上已经被打起来了。

如果从华尔街金融海啸发生以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新的币缘战略之下的巧实力战术,对于转嫁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作用,是高度有效的。

上一轮2009—2010年转嫁危机,是一次成功的币缘战略实践,造成了北非、中东街头动乱和政权危机。具体看:在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年里,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制造通胀,造成了2009—2010年粮食价格大幅度提升,特别是北非地区紧缺的小麦、面粉,价格上涨超过100%,玉米价格上涨超过70%。

与此同时,亚洲地区相对而言最为稳定,因为这个区域老百姓超过半数还是半自足的农民生产者,还能使外部风险内部化。其主食稻米的国际市场价格,也只涨了34%。

国际组织2008年曾经确定38个国家会发生粮荒。实际结果是:除了中国因战略性地保持着粮食进口依存度不到10%才未受严重影响之外,其他37个国家都变成了饥饿国家——这是上一轮2008—2009年西方金融危机的代价转移造成的,也是由于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客观上发生的三角关系的显著作用,使得粮食和石油价格受美元量化宽松的影响而大幅度上涨。

这个新的币缘战略,确实造成有利于美国只需采取巧实力就足以制胜全球的新格局。

如果看到以上这些现象,那就应该认识到,如果依据王湘穗提出的币权核心理论,则是美国人不必采用传统地缘战略时代的方式,去打那么一场地面占领形式的战争。既不必用老的方式打伊朗,也不必用老的方式打叙利亚。那么,只不过是所谓以币权为核心的巧实力运用,即只要使用各种手段把油价、粮价折腾上去,就能够靠制造进一步的全球通胀来消纳美国政府连续过量增发的美元,这就是新币缘战略最低成本的胜利。

(二)美国巧实力对中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

中国入世以来逐步表现出宏观调控中的政府失灵,往往引起各界非议。但作为研究者不能跟着产业化的媒体走,主要原因不是新班子当家人没有过去那种所谓“铁腕”,而是没有面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经验。因为上一届政府留下的,只是1998年以后处置四年输入型通缩的经验。

近20年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确实越来越密切,但不同之处在于,人们逐渐理解了以G2(与所谓的“中美国ChiAmerica”类似,都指美国与中国构建战略合作关系)为名的中美之间实际的战略合作关系并非G1+G1=G2。因为两者的战略关系有一个要点,就是两国互相对应的“一高一低”,亦即,美国“低利率+高汇率”,直接对应中国“高利率+低汇率”。或者说是美国资本与制度对中国做双重输出,对应中国对美国商品和资本做双重输出。

一方面是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都在竞争着长期向美国输入低价商品,客观上保证美国享受了长期低通胀,而低通胀就能使美国在大量增发货币的同时维持资金低利率。于是,则由极低的资金价格而促进美国过剩资本投到那些因输入了高通胀势必造成高利率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不仅使得跨国公司低价资金只要进中国来投资就立即赚取了利差,而且随之变成了对发展中国家战略性的经济领域的极低成本实现控制的优势资本力量!这也是中国相对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出口中内资占比极低的根源。

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长期遵循“特里芬悖论”不得不维持美元汇价稳定,使得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收益就是低风险而有保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老有人说美国是“高增长低就业”——道琼斯500种工业公司指数是很好,原因之一是美国公司在国外的投资回报率很高,但这不可能同时带来国内就业增加。在中国,从上一个十年,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华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不足20%,到21世纪这个十年,已经超过30%,平均大约23%。这个很高的投资收益当然会推高美国资本市场股票价值,吸纳更多投资进去。

总之,发展中国家只要资本极度稀缺,就会竞争着吸引FDI(外商直接投资),那就得按照外国投资需求来改变本国制度。而美国对海外输出的投资几乎是占比最高的, 同期,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输出也是最多的,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回报率也在同步提高。

由此,我们大都可以理解为什么国内很多部门和大资本也都在说应该投资美元、投资美国国债、投资美国股市。确实,中国官方财经官员和垄断资本这样做,很符合G2所内含的美国币权主导的币缘战略体系要求。

中国近20年相继进入市场经济和资本全球化,得到最大的制度回报是人们欢呼外资大举进入,促推中国改制——“倒逼改革”!很多高官和高知都在为此弹冠相庆。

但是,高知们欢呼的这些东西其实恰恰没算那个“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账。

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是“双重输出”——大量向美国输出商品帮美国人降低通胀,使得跨国公司有条件以极低价格的资金回过来投资中国的经济命脉领域,控制战略产业;另一方面,以此再取得极高的资金回报率,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再大量吸纳中国贸易盈余作为FDI投入美国资本市场。

中国近年来被动承载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后果是典型的输入型通胀。一方面大量购进高价格原材料和石油造成国内PPI过高,传导推动CPI上涨。银行在CPI压力下不能负利率,只要国家推行宏观调控,那就会控制信贷、提高利率,导致国内资金市场价格过高。同期,中国金融业出现了政策性息差增加导致利润率虚高的现象。但是,银行利润越高,各地产业收益率过低的实体经济就越没法生存。这就是近年来中国加入全球化以来的规律性过程,而恰恰是输入型高通胀带动高资金价格,也就是银行的高利率,又使得能够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无法生存。

2011年南方出现的“老板跑路”,很多学者归结到中国政治体制上,却很少人深究:原来在中小企业里面很活跃的民间资金,为什么这几年迅速质变为高息集资,或者是投机性炒作中的高利贷运作,甚至更多地出现金融大案?例如吴英案。

要我看,其实是有复杂的经济背景的。

美国不断量化宽松向全球转嫁危机制造出来的高通胀,使得任何单一国家的一般意义的国内宏观调控政策不得不失效。现在的中国也因无力抗拒输入型通胀而出现政府失灵,这根本就不是社会上说的政府是否有宏观调控意愿或者是否宏观调控措施过量,而是完全没有国际话语权、更没有建制权的政府,单靠国内调控不可能缓解长期以来外部输入型通胀,因此,是政府无力加入全球治理而国内调控成本过大。

目前工业化国家,在亚洲地区的中国、韩国、日本这三国中,中国资金利息最高。这是一条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承接巨大外部性来倒逼金融资本化改革的道路。

这个问题只是借此提示各位,要看到美国量化宽松制造出来过量货币往哪去了。其中值得注意的点位是:对于大多数进口原材料和食品的制造业国家来说,大都已经被以美元币权为核心的新币缘战略使用软实力套住了,当我们国内的宏观调控仍然习惯沿用传统的产业资本阶段的老货币政策时,恰好就是因为输入高通胀而被动高利率,同时还试图维持低汇率来刺激出口。这样,就成了被金融资本剥下两张皮的牛。因此,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高一低”一样,除了逐步小幅调高人民币汇率之外,长期的高利率+低汇率恰好和美国低利率+高汇率构成一个完美的对接。这是发展中国家全额承担美元币权主导的金融资本泡沫化增发的制度代价!

因此,也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上层建筑的最大体制弊病就是:金融和外汇当局都客观上在帮助美国的金融资本集团对外转嫁代价。由此看,中美双方在汇率问题上的交锋,不过是表象的、有作秀成分的伪博弈。

因此,在中国今天讨论入世十周年的时候,人们应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当前处在所谓传统的产业资本阶段,美国处在当代金融资本阶段。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之间,是有着巨大差别的。

之所以现在无力应对这种输入性通胀,是因为输入性通胀背后是双方正好对接的“一高一低”,这一对接,就导致我们成为金融资本危机代价的承载者。

(三)中国处在国家竞争微笑曲线的底部

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的竞争是国家间竞争,而非微观的企业间竞争。

因此,只有维护经济主权的全球战略,才有国家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胜算。

这里借用微笑曲线,做个中美俄三国态势分析。诚然,俄罗斯属于资源型经济,中国属于产业型经济,美国属于金融型经济。如果把GDP数据做一条斜线,则看上去中国高于俄罗斯,低于美国。

但在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俄罗斯和美国都处在微笑曲线左右两个上端,中国处在底部。

当人们追随西方意识形态宣传,说到俄罗斯、伊朗、利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处于资源经济阶段的所谓非民主化的强权国家的时候,要明白他们虽然都属于比中国这种产业资本更低的资源型经济阶段,但是沿用这个观点,那意味着我们还停留在从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阶段来分析21世纪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竞争。

如果我们认识到世界已经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则分析思路就应该完全不同。

因为,虽然所处阶段不同,但资源经济主权一旦在国家手里或者以革命的名义重新收归国有,那么通过国家垄断,就不仅可以直接获得资源资本化收益,并且还在客观上可以间接地与美国币缘战略结合来“搭便车”地获取国家收益最大化。

这也是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和前卡扎菲执政的利比亚等靠所谓强人政治来维持资源主权的国家都遭到美国极端仇视的内因之一。

当然,在一般意义上都应该支持争取自由和民主的群众斗争,但那些意识形态应该与战略研究区别开来。因为,全球危机打击下的街头政治,往往成为新币缘战略和当代巧实力战术运作的主要领域。

与一般批判俄罗斯或委内瑞拉政治集权的主流思想不同,我认为俄罗斯和委内瑞拉选择石油资源国有化战略是符合最大多数国民利益的。何况,这两国都有一个把石油已经私有化或者被跨国公司掌控、又再收归国家的过程,例如,查韦斯掌权之前委内瑞拉石油3/4是跨国公司掌握,在掌权之后才强行把石油资源收归国有;俄罗斯也是普京上台后才想方设法拿回资源主权。

能够做这个收归国有的实质性变革的领导者,一定是强有力的政治家,并且都得到多数民众支持。如果这个支持至今仍然占多数,那说明该国人民已经从中世纪单一神教所派生的一元论的普世主义的西方意识形态迷信中或多或少地清醒过来了!

其实,对于资源经济国家来讲,维护资源经济的国家控制是第一要务,否则根本不可能占有微笑曲线左边这一端资源价格上升的收益。因为,微笑曲线右边的另一端,与资源开发出口相关的现货期货金融结算及其衍生品交易等,已经转化成西方资本市场收益,被跨国公司和垄断金融资本等西方利益集团占有了。

所以,当1989—1991年俄罗斯被打回到资源经济的时候,不仅前苏联、东欧的产业经济几乎都被打掉了,而且实体经济的货币化和资本化这种制度收益也被西方占有了。如此经济跌落造成的巨大反差,俄罗斯人潜于内心的一定是希望夺回在地化的资源主权,这是大多数俄罗斯人拥护普京的根源。且不管大选党派如何斗争,普京以国家名义采取特殊手段从大亨手里拿回资源控制权的做法,是受老百姓拥护的,因为这样就可以将国家政治强权和资源经济之间直接结合形成最大化的利益。

这个依靠强势政治家以民族国家或人民利益的名义夺回左边那半条微笑曲线的过程,在国家竞争战略的逻辑上很清楚。

因此,俄委两国因都处于西方主导的金融资本阶段,虽然本身仍然属于资源经济,但却直接采取国有化战略,遂造成在西方推进金融深化中“搭便车”而由国家占有机会收益!

其实,最值得调整战略思维的还是我们。

中国人应该明确知道,处在“强权化的资源经济”和“强权化的金融经济”这两者之间的中国,就好比处于微笑曲线的下巴颏,对两头都是吃亏的。

而在微笑曲线左右两头,无论左右之间的意识形态如何对立,二者利益内生性结合,却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互相“搭便车”,就能双赢——美国币缘战略炒起了俄罗斯资源价格,对于金融资本国家来说是成功对外转嫁了过量增发货币的代价;而对资源国有化国家也肯定是跟着获益,而且左右还能联手把代价转移给制造业国家。

诚然,他们之间即使不主观共谋也是双赢,代价转移到中国这里,我们就输惨了。因为,我们处在微笑曲线底端的下巴颏位置,就是承载双方转嫁危机之所在。所以,只要西方继续过量制造通胀,美俄无大碍,中国就有很大的变数。

(四)美国大选年增加对中国影响的变数

在全球化挑战下的中国对外政治经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到底是哪个利益集团?

如果能够“去价值观”地看中国这种社会结构,其实最具“阶级自觉性”的,就是国有垄断资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政方针,也长期是这个唯一的“自觉阶级”在主导。

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其他阶层都不具有“阶级自觉性”,都还是所谓“自在的阶级”。在中国工人阶级于20世纪之初终于正式走上历史舞台之前,无论是农民小资产阶级,还是城市刚刚崛起的中产阶级,都处于分散状态。近年来瓦釜雷鸣的中资,不过是从一盘散沙升格为一盘碎石。总之,虽然社会冲突乱象频仍,但混迹其中的小资和中资都不是“自觉阶级”。于是,整个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群体复杂变化的历史中形成的唯一具有自觉性的阶级,就是遭人诟病的国家垄断资本。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条件进入工业化,更没有形成这种国家资本,一般也就无法理解国家资本作为经济基础对官僚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这也是一般国家大抵无法学习或理解所谓中国特色的原因。

我们既然进入产业资本阶段,就得遭遇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多的麻烦,但100年来连普通中国人都已经习惯于使用西方中心话语体系来理解东方的事情。诚然,由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无能和无德,搞得现在各种各样的社会讨论基本上还得用这套西方话语体系来做解释。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既然中国社会各阶层都不具有自觉性,如果遭遇巧实力不断渗透或直接介入所催化的政治变局,怎么应对?

以前中美之间战略接近,如果按照宏观经济和战略研究学者王建的说法,是个渐行渐近的过程。

那接着请问,美国什么集团主导这种中美接近呢?

过去的20世纪美国主流很大程度倾向于右翼,在冷战时期的20世纪50—9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是共和党代表的垄断资本主导,这跟我们国内最具有自觉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之间,似乎是某种较低摩擦的结合。毛泽东对尼克松说,他喜欢跟右派打交道……虽然有点过于直白,似乎对当年的中国意识形态宣传做了一个相反的解构,但这是大实话。因为在客观背景上,中美构建战略关系确实是在美国的共和党右派执政时期。那时的中美战略接近,当然符合美国传统地缘战略的利益,特别是符合美国冷战时期的地缘战略利益最大化。中国亦然,恰恰也是在被冷战舆论误以为是左派的前苏联处于产业资本主义鼎盛时期威胁对华核打击的紧迫时候,促成美国总统访华的。

任何研究者如果只能按照冷战遗留的意识形态化理论来讨论问题,就把自己低俗化了,思想库做战略研究的参与者当然会认同,苏东发生那些变局根本就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如果对比当前,恰是被传统意识形态误以为是美国左翼的民主党执政时期,尤其当美国国内矛盾在大选年恶化起来、有更多人认为“我们是99%”被1%的垄断金融资本剥夺的时候,依据民主党相对而言的政治传统,有些情况下总统也会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当前也试图以此为争取选票的政治性表述。因此,民主党强调变革,把增加就业当竞选武器,为此,批判中国的声音就会很大。

相对而言,民主党为了短期政治利益而完全不按照当年共和党与中国共产党形成战略同盟关系的需求出牌,这是完全可能的。近期看,除了振兴美国产业需要迫使中国提高制造业成本的经济策略之外,还在政治上提出“区别中国与中共”的策略,以及遏阻中国出现强势政治家而策动舆论战等,这些都可归于巧实力的战役动作。

因此,唯中国在国际环境上充满变数。

俄罗斯人要维护资源主权,就需要强势政治家维护国家强权。美国大选年,民主党要想靠大危机压力下的选票保持连任,就会有更为激进一点的动作,或者采取西方意识形态意义上属于更左翼一点的政策。总之,更偏向于出台不利于原来中美“结盟”时期的政策。

这一点,恰是我们在思想库讨论中分析不足,中国执政者应对准备也不足的。

我上一次座谈会给你们交的发言修改稿指出,日本因为放弃基本的国家主权而获得了在战后的美国地缘战略中“搭便车”的机会,所以日本可以极低成本地推进所谓“外向型经济”。因为所有的市场和通道都是美国人花钱、美国人派兵控制和保护的,日本不用花一兵一卒的军费开支就可以方便地占有能源原材料市场份额,并且不用投入国防力量就得到海上通道运输的便利。这个“搭便车”的制度收益,对于日本战后再工业化和日本政治崛起,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使日本从来就强调与美国紧密战略同盟关系成为一个前提。

美国人现在对中国人提出的要求,其实是不许“搭便车”。

表面上看有道理。因为,日本“搭便车”的前提条件在于朝鲜战争陡然爆发,这就造成本来被美军占领没有军队、连警察都只有棍子的日本,突然变成是美国战略前沿的一个不沉的航空母舰。再后来,则是美国跟苏联、俄罗斯之间进行战略对抗的主要军事基地。另外,日本也几乎不提所谓国家主权问题,日本政客知道在美国军事占领条件下提出完整国家主权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现在美国人一方面强烈要求中国人不“搭便车”,但另一方面却又绝对不许中国自己构建海外通道和资源产地的安全体系!这对于中美两国战略对话来说应该是个重大议题,中国方面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直接提出来讨论。

如果中国人在中美战略对话中进一步地解释到位,说明中国处在产业资本阶段和美国在金融资本阶段币缘战略之间,确实有非常巨大的落差。由于我们的产业经济扩张实际上向美国做了双重输出——既维护了美国低通胀、承载美国向外转嫁的通胀代价,又遵循“特里芬悖论”维护了美国的金融全球化,那中国就的确不是“搭便车”,而是金融全球化之中处于微笑曲线底端的代价承载者。美国如果坚持不许中国“搭便车”,那就意味着要打掉中国这个最大的承载美国金融资本化代价的主体。美国可以再找个承载者,但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种体制承载代价的能力这么大。

以上说法,只是沿用从西方引进的百年话语逻辑对现实问题做分析,不是我的本意。

(五)地中海经济区的一体化整合

21世纪的今天看地缘战略重组,无外乎三种组合模式——中美、中欧、欧美。

出于对这些年的话语逻辑已经形成的理解,应该是没有更多疑点的,但我总觉得这里面还是有问题。在哪儿呢?不妨从刚才说的道理来看。

第一,在这个全球危机爆发以来的地缘政治变动中,地中海沿岸国家已经构成资源、能源、粮食、制造业和金融经济等多元互动的结构性板块,逐渐构成了原来欧盟成之为欧盟的条件。欧盟成之为欧盟的一个条件,是因为区内贸易大于区外贸易,这就是欧盟发起的重要前提。

如果我们看地中海沿岸60个国家市场总量、经济总量、能源和原材料供应能力、货币量和经济量相关性等,都相对是一个良性结构关系。地中海一体化板块自身就是一个已经初步形成内部区域整合条件的地区。

历史上,无论是古罗马、古埃及、拜占庭还是奥斯曼,只要在欧亚非结合部形成一个大帝国,几乎都是控制地中海这一带,形成环地中海的地域概念。历史上就是这样,当代还是这样。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另类的可能呢?

当我们都认为这次债务危机不仅没有打垮欧盟和欧元区,反而使它更趋向统一的时候,我以为大家都看到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原来像利比亚这样的石油大国,过去由于石油资源主权国有,而在北非属于高福利国家,因为被欧盟军事运作打垮了,所以它的资源主权全数交给打它的国家,这是后殖民主义地缘战略下的石油资源的再殖民化,利比亚算是最典型的。如果伊朗、叙利亚这些产油国的资源控制权,也以政治借口进一步被西方改变了,那就是说在资源经济阶段的资源主权重归了币权主导国家,这对于西方来说是利益最大化的。

地中海区域整合的可能,在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美国人在阿拉伯地区驻军只有10000人的时候,它的三艘航母只是保持区域稳定,那这个区域的经济整合机会,就留给了更具有区域主导权的欧盟。

我原来认为欧盟不具有区域整合条件,因为只有纵向的整合才是成功的,那时我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说,美国占有资本、技术和贸易高端,对下整合加拿大的自然资源和墨西哥的劳动力。而欧盟各国之间如果产业结构是平的,那平面就不可能整合。可现在北非和阿拉伯的资源都被欧盟利用政治机会强行包纳进来了,欧盟对地中海地区就具有了纵向整合的条件。

所以,全球危机下的区域变化中,还可能有很多另类的区域战略或亚区域战略选择。

我们最近召开首届南南论坛发表的声明,第一条强调的就是资源主权,第二条强调的是社会合作,第三条强调的是可持续的安全。所针对的,一定程度上是近期开始的区域重组。 tpcw+/s0iuAJFxiWb7GspEgOo6Ati7fV0bLMfRlcfahQf6nymx5r/styKKpqs5Zq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洲持续发生着政府债务危机,这类政府危机考验的不仅是欧洲政治家的眼光,也是政治制度。

因为,欧元区的政治国家有一个基本的制度缺陷,就是当1999年欧盟国家开始发行欧元的时候,意味着加入欧元区的政治主权国家丧失了其经济主权的核心部门——货币主权。

欧元区的各国政治家要向市民承诺他们的社会福利会不断上升,同时还可以少干活,接着,在当选之后就得兑现。因为他们没有中国这样的完整经济主权——政府可以渐进地制造通货膨胀,迫使百姓承受政府债务转嫁而来的通胀压力,所以加入欧元区之后的欧洲各国政府不能不断地、逐渐地制造通货膨胀向社会转嫁压力,于是就不断地累积政府债务——每一轮竞选产生的政治家轮替,都得许下更多承诺,一旦承诺之后就加重政府债务,不能增发货币就得靠增发债券。当然国债评级就会下降,债务则无从化解。

美国和中国的国债评级都不差,这是因为两国政府债务的比重可以靠不断发行货币来减少——货币的分母会不断增加,债务作为分子就会下降。

所以,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制造业下降,虚拟资本经济又玩不起来。欧洲那些制造业较强的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相对来讲还撑得住。其他边缘国家却在不可能维持货币主权的情况下不断累积债务。最后,只能等着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救助,决不可能靠自己国家的力量。

但是欧盟很多政治家认为不该给钱救希腊债务危机,他们的道理是直白的:没救。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负债都比较高,能不能有效地把负债转嫁成社会的代价,这算是任何类别的国家政治体制内在的一种任务,如果不带有任何主观的价值判断,则应该知道:这种向社会转嫁代价是任何主义的现代政府都一定要做的。

当加入欧盟的所有主权国家仍然维持着所谓政治主权,而执政者维护其政治主权却是要靠向普通选民买好来获取选票,那这种维护就是要付出巨大代价——越是自由主义的、多党制民主的政治和治理,就越是会导致政府债务的刚性增加,这就是规律。

诚然,自由民主的制度值得向往,但其成本是相当高的。在这个政治制度下,要么政府有条件将债务向外转嫁,像美国强迫中国和日本这样的贸易顺差国家购买其国债。如果没这本事,像英国这样则只能傍美国大哥,大哥才允许英镑汇率长期高于美元50%以上,有时候甚至高80%,以使英镑在国际外汇市场上,或者说英国国债在国际市场上有相对比较高的信誉。这样的特殊条件,是大哥给的!

美国人作为大哥,有两个地处大陆之外的岛屿小弟在战略关系上最好,一个英国,一个日本。因为,这样可以用欧陆之外的岛国英国控制欧洲,用亚洲大陆之外的岛国日本控制亚洲,所以英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永远会跟美国保持紧密战略同盟关系的国家。对美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战略关系——英国和日本是永远这样公开表态的。

在亚洲外汇市场上,日元和美元是互补的,每当美元要下跌的时候,一定要日本政府大量增发日元买美元,这就把美元汇率撑起来了。因此,相对于美元化的地区,日本是美国在整个亚洲地区最好的宏观政策工具。

欧洲人比亚洲人聪明一点,欧洲人发行了欧元。但与美元有紧密同盟关系的英镑决不加入欧元区,因为一旦加入欧元区,英镑将大幅贬值40%以上。完全从客观角度看,这符合英国经济结构的要求。英国第一大产业就是金融,为了保持自己的币值稳定,只能取得美国特许,因为这个特许英国才有在国际金融竞争中的地位,并不是比谁资本市场管理运作技术高。可如果从实物产业来说,德国不知要比英国大多少,因为英国的实物产业已经完全退出了。英国第一大产业是金融,第二大产业是旅游,如果从产业角度来说,英国并没有国际竞争力,但美国赋予他仅次于美国的国际金融资本地位,这就导致了德国现在很难处理这个关系。

法国是整个欧洲大陆拥有最长时期国家政治史的国家,据说有1500年的政治国家的历史,在拿破仑时期曾经统一过大部分欧洲。其他国家基本上属于年轻国家,比如德国1832年立国,意大利1847年立国。所以,欧洲的整合一定程度上是在法国人的推动下进行的。

从这个角度看,有助于我们了解欧盟危机。不妨认定为:这是“一批维护政治主权的国家放弃了货币主权导致的客观结果”,这样看,就比较清楚了。

若愿意深入思考,则从中可以知道,既然欧洲危机的本质是政府危机,那么这个危机是否会爆发,就取决于美国是否认为它不再需要这个在金融资本竞争中处于对立矛盾、政治上却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战略关系的伙伴。

现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手来救希腊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洲这些问题国家都属于美国的战略同盟,大哥说一声给我去打阿富汗,谁不去?都得跟着去。大哥说大家去打伊拉克,谁不去?大家都去。美国不可能一国单干,那叫侵略!当年打朝鲜就是联合国军,有16个国家参战。当我们认定欧洲所谓的政府债务危机时,就不得不看政治背景。实际上,国际政治中美国仍然需要这帮小弟一块去打这个打那个,才能证明它不是侵略。也因此,美国控制着的世界银行、IMF就得出手去救欧洲。

可见,欧盟国家只要在政治上仍跟美国保持紧密的战略同盟关系,那欧洲的危机就不可能全面爆发,欧元也就还能维持,中国就不必急于调整外汇储备结构。

按常理,我们该建议中央考虑调整外汇储备结构,抓紧卖出欧元,因为欧元区的危机显然属于放弃货币主权才导致的主权债务危机,假如IMF和欧洲中央银行不出手相救,那就意味着欧元体系的瓦解——无外乎两种意见,要么欧元区开除希腊、爱尔兰等,进一步再开除西班牙,但只要一开除,欧元区就随即瓦解了,所以不可能开除。但如果要维持,欧洲这种纵欲贪婪的政治文化其实不足以靠国内经济来维持,因此这种维持决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维持,也是美国地缘战略需要的维持。

综上所述,欧洲危机本质是政治危机,但解决政治危机不可能只是靠传统政治经济学讨论的经济复苏,而是靠欧盟继续绑在美国战车上。 tpcw+/s0iuAJFxiWb7GspEgOo6Ati7fV0bLMfRlcfahQf6nymx5r/styKKpqs5Zq



人们看到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有严重问题,却很少有人注意日本属于长期稳态社会。从1991年日本进入衰退的20年(也有说是“失去的20年”),却一直是日本最稳定的时期,既没有高失业,也没有社会动乱,哪怕10年9换相,不论自民党党内派系斗争复杂还是执政党轮替,其政治和社会也还算是稳定的。

现在很多人想当然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日本自身的问题,而是从西方的所谓先进制度出发,来反观落后的亚洲,但这只是意识形态而非科学研究。

其实,我只是希望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把日本这幅图画尽可能画完整。还请各位注意,我讲的主要是这些年多次去日本,到处调查研究和与人交流形成的粗浅看法。

(一)从日本的视角看东亚地缘战略格局中的日本与中国

我认为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分析视角,因为中国很少有人从日本自身的角度看日本,特别是从日本自身的发展历程看日本在东亚乃至国际社会中的关系演变。

大家应该看清楚的是,在西方人长期推进殖民化以来,在包括东亚的这个西太平洋扮演主要角色、纵横捭阖的,从来都不是中日两国。

日本跟俄罗斯之间的历史关系大家也都知道。

其实,日本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乃至于二战期间和二战前后的很多涉及中日关系的地缘政治问题,背后都是一方是英美势力,一方是俄德势力。

由于一战德国战败之后不能搞军重工业,遂转移产业投资到俄罗斯。因此二战前的德俄在客观上具有某种产业联盟关系,都不可能就范于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只是由于二战之初德国打下的整个西欧都属于产业同构、缺乏能源和矿产,才不得不向东进攻俄罗斯。殖民主义列强纷争的产业资本阶段内涵性决定冲突性质的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日本,而日德两国二战的境遇相似。日本20世纪30年代本来受到美国军火支持,先向北去打苏联,却败于诺门坎战役,这才回头向南。也是打下中国东部沿海没有得到能源和原材料,但却已经得罪了欧美,遂不得不与欧美为敌进攻东南亚占据能源通道。

从19世纪中叶东亚遭遇殖民主义侵略和瓜分至今,传统的产业资本阶段的地缘战略仍然有很大作用或者影响。所以,在这块版图上先列强、后大国上演的一幕幕,都不是用中日两国关系变化就可以简单概述的。

因为,东亚近代历史本来就是一个西方大国博弈的历史,无论是从列强纷争,还是到双寡头控制,再到美国单边主义霸权与俄罗斯再度崛起在东亚的互动。

此外,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东亚原住民国家,是单一民族而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文化上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是,别忘了日本人在尚武文化中有一个非常坚硬的内核:日本人自以为是西方推进殖民主义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有色人种打败了白种人的国家!第一个打败的是俄罗斯(当然是在中国战场上);第二个打败的是欧美,二战初期日本人打败了整个西方在东南亚的势力,一直把他们打到印度边境去。日本人认为,在整个殖民主义历史上有色人种都是被白人欺压的,能够打败白种人的只有日本。所以,日本对战争认罪的人远不如内心深处保留民族骄傲的人多。

在美国使用核武器才造成日本承认军事失败之后的全球经济大战中,日本作为一个几乎没有资源和没有殖民地的外向型工业化国家,长期位居世界经济第二。虽说GDP赶不上美国,但日本1990年制造业主要产品总量曾是世界第一,泡沫化程度远比美国小得多。从这一点看,日本人也有理由自傲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没有“愤青”情怀,客观分析日本政治上的自傲内涵和社会上的超稳结构,才觉得那都是一般中国人不可想象的。

据此,我认为,对于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的情况,中国都还没来得及认真研究。

我在很多内部讨论中都讲,日本是世界唯一的20年零增长但却不发生任何形式的社会动乱的国家,唯一出过的一件算比较大的事儿就是那个制造了地铁毒气事件的麻原彰晃。

如果按照中国思想界沿着“左派幼稚病”的犯病传统下激进地纳入资本原教旨主义发展路径的不可逆趋势,来预言如果中国人在遭遇20年零增长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那将是一个非常不堪的状况!

我们研究日本,无权从中国高增长现状或者欧美的制度出发,片面地评价甚至指责日本的政治经济如何糟糕,应该承认它有很多的仍然保留下来的东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而不是现在像这种站在欧美的立场上的学者们大部分是以西方的价值观来衡量日本。

以上分析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方面。

但是,日本还有另一方面,中国人即使研究了也很难借鉴——主权缺失条件下的实用主义对外战略——日本、韩国这种地缘政治冲突客观造成的主权不完整国家,却得到了美国与俄罗斯对抗的地缘政治中“搭便车”转嫁外向型经济巨大代价的历史机遇。

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做的危机比较研究的一个内容,即:希望了解日本自工业化以来有过多少次经济危机?什么表现?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代价是怎样转移的?

大家知道,所有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只要没条件对外殖民,在其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化过程中,不仅都有经济危机,而且只有能把危机代价转移出去的国家才能幸免于难,否则就跌入了所谓的现代化陷阱!

很可惜的是,几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跌入了现代化陷阱,没爬出来。

日本19世纪末期明治维新时代师从西方,日本使团虽然遍访西方,但发现西方模式不可照搬,遂做了“师从德国”的选择。并且,主要是靠集权政治+军国主义打败了中国、霸占朝鲜半岛及台湾岛之后,再进兵满蒙,靠军国主义和殖民扩张,这才完成工业化的。

因此,它在早期的军国主义的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不属于以内向型积累为基本特征的东亚模式。并且,日本搞这种外向型工业化就得路径依赖地“脱亚入欧”介入列强纷争。只是命运多舛,后来被欧美打回原型了,所以它脱亚入欧走殖民主义道路的第一场“日本梦”变成了噩梦!

那怎么办呢?在美军占领条件下顺势而为,变成了“仰赖欧美”,在积极地配合美国制衡亚洲、抗俄抑中的战略中,极端实用主义地巩固这种从属关系,从中获取巨额战略利益。

于是,无论日本怎样长期排位世界老二,美国也不会打压势同手足的日本。

不妨看它二战以后的发展路径,因为它不可能挣脱开欧美二战之后对它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全方位控制,于是形成了一个以放弃主权完整为代价的“搭便车”过程——紧跟美国,利用美国以日本作为东北亚的最大军事基地来保护整个地缘战略防御圈,不仅节省了日本如果作为主权独立国家几乎所有必须支付的政治、军事开支,而且,还极大节约了日本的外部市场交易成本:不用按照西方的殖民化模式占有世界资源和产品市场,也就不必遭遇殖民地反抗运动,更没有美俄那种意识形态渗透和斗争、颠覆政权、出兵干涉,甚至局部热战等大国崛起势必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外部性问题。

所以日本战后的再工业化,乃至于达到和维持着全球第二位,半个多世纪以来都是相对最低成本的。其国际形象,也比中美俄都好得多。

我之所以强调说中国不能借鉴日本经验,是因为:只要在全球老二的地位上就必须向老大支付巨额赎买成本,甚至支付成本也不得不面对金融资本阶段的新法西斯主义强权诉诸军事冲突的“极端形式”;而当中国不仅成为老二而且主权相对完整,那就势必成为“被敌对”国家!

这个中日两个先后当老二的国家之间的客观异质性,搞得中国人的精英集团很囧。再怎么一厢情愿地去搞适应老大的“顶层设计”,也无法直接改变中国这种客观具有完整主权国家的基本属性。这也是越深改越触及主权问题的内因。

(二)日本的两个真实经验值得做客观研究

接下来,我们再看构建日本稳态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有两大块算是支撑。

既然提出要把日本这幅图画画完,往往是这个图画的角落起到支撑作用的部分,是人们很少关注到的。

第一大块,就是国内稳定上坚持重农主义的基本制度,内生性地形成土地均分制度派生的小农+村社为基础的内部化机制。

这个世界上真正全面完成了村内土地的均等化分配的,只在东亚的儒家文化圈(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而且都有暴力背景。也就是说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土地这个基本财产制度上,是彻底实现了平均分配的。世界上其他地区,包括亚洲的其他国家、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区,一般找不到类似的基本制度。

因此,东亚可以产生一个连带的、但是很少有人分析的组织现象: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一定的农村高度组织化特征,无论是日韩台的所谓农协、农会模式,还是中国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模式,还是越南的所谓村集体模式,乡村的组织内涵和层级大都是一致的。由此,也都是通过“综合农协”(日本称为JA)这样的农村高度组织化来形成村社制度内部的群体理性,而这些群体理性,也都在工业化过程中有效地内部化处置了外部性风险。

基于组织化才得以运作的所谓村社内部化机制,本来属于“东方理性”的基本经验,大多数研究东亚的中国人却很少谈到。

我们最近这几年开始组织中日韩的比较研究,从根本上来看内部化机制主要在工业化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我们说相对于国家稳定这个大局而言,土地均分制是基本制度。这在日本至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像中国这么大张旗鼓地鼓励外资内商进入农村占有土地这种事情,是极其愚蠢的,而在日本长期以来都是绝对禁止的。日本连一般的地方自然人都严禁占有农地、若自然人要进入农业,必须经过考试、履行一定手续,因为日本是一个农业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特别是耕地资源短缺,这个资源短缺到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自由交易的领域。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是清楚的,同样韩国人也是清楚的,只有中国的所谓的改革家们和学者们才是糊涂的。

我们只能说:这是东亚稳态社会体系中的一只脚,这个脚跟稳不住就出大乱!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这只脚在自断其足。

我们刚才说两脚支撑日本,这第一只脚就是平分土地之后的综合农协模式。这种模式就是不搞条块分割,把农业的产加销,金融、保险、房地产、旅游、超市、餐饮甚至医疗卫生全放在一个大系统内。没有中国这种条块分割互相摩擦造成的过大的制度成本,95%以上的农户加入综合农协,政府的支农惠农政策等给农民的好处,通过一个农协系统下达。然后,农协可以广泛地开展多种经营。在农村办超市、办饭店、办旅游、办金融、办保险,一概免税,法律规定50%以上的收益,返回给小农。这是日本能够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群体理性。这在东亚社会本来都是普遍存在的。

而与中国最大不同的,其实是第二块,就是日本的所谓综合商社为名的财阀垄断模式。

如果能够去意识形态化地看东亚财阀模式,或者从国家长期安全看,确实具有一定的整体稳定性。其与中国之不同,主要是其海外投资战略配合日本央行对外转嫁危机成本的一致性。我们中央现在对付西方金融危机成本转嫁的办法主要是以国家信用对冲——国内印票子,通过制造温和通货膨胀来向社会转嫁外部性危机。而中国在经济领域接下来的一种可能趋势,也许是国企集团向东亚财阀模式转型。

这个说法我曾经在上海讲过,马上就被那些唧唧喳喳的人误解为我认同日本财阀模式。

其实,无论我们如何主观评价,日本这第二种制度,也许与体改研究会秘书长S七八年前就曾经寄希望于中国的官产学媒四大强势群体结盟以形成一个精英治理模式可有一拼?在日本的政治领域,直白地说就是官、产和黑社会结盟。如果日本知识界也得遵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那么附在这种皮上的知识分子就只能犬儒主义。

把我分析的日本稳态社会的这另外一只脚画上,有什么道理呢?

日本社会20年经济零增长却仍然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其实是经济社会结构中的政商结合+黑社会“合法化”参与财阀合谋,共同维护着六大财阀控制全国经济。

客观地讲,人们如果愿意去西方话语地看东亚的话,类似日本这种政治经济紧密结合的制度在韩国、在中国某些地区,包括在中国台湾,都能找到类似的形式,虽然内容上未必完全一致。

至于意识形态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与我做的客观经验的归纳研究无关。

人们总得睁开眼睛看看,东亚各国的经济体制类别有很大的相似性。

日本城市中六大财阀和农村经济中的综合农协都具有内部化机制,其存在前提是它们得以分割控制全国经济。那么,就得涉及这种财阀制下的企业微观制度,那就是能够内部化处理市场外部性的所谓“年功制” 。企业内部当然不是充分竞争的,但这种内部论资排辈起码有稳定企业雇佣关系、长期维护员工忠诚度的作用。

说到此,算是把我认为应该注意的两只脚画上了,请你们批判。

再明确一下我的分析。

日本得以在20年经济危机和萧条打击下长期稳定,靠的是基本制度中的两个结构性支撑:其一是土地均分制+高度组织化,其二是财阀制度+企业年功制,二者都带来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的机制。

此外,就是东亚地缘战略中的极端实用主义——紧密结盟美国——战略性“搭便车”带来外部性成本极低的巨大利益。

这些,就是资源极度短缺的日本靠外向型经济再工业化迅速崛起、长期维持世界第二大国却没再次在世界树敌的基本经验!

(三)大国战略演变与日本参与东亚一体化的可能性

对中日两个经济体来说,实现区域整合的机会还没到。假如排除东亚地缘战略中的西方强权控制而只讲中日互动关系的话,目前大家都有些思考,已经看到了机会到来的曙光,当然是积极的,但不能以此为判断依据。所以,我认为机会还没来。

先回应一下W说的板块理论。其中,第一部分关于中国到底和欧盟、日本、美国至今的关系有什么摆布,W对欧盟的态度是一贯的,认为是敌人;对美国的态度也是一贯的,是正在朝友好的方向发展。所以,W现在提出这个战略就是南分北和、东连西进,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地缘战略摆布。W在说这个战略之前,谈到日本未来发展态势,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判断依据,第一个是经济上的,主要讲的是日本的贸易赤字和储蓄率下降,第二个是社会上的,那就是人口老龄化。但有一个数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引,那就是日本是目前发达国家中综合债务对GDP比重最高的国家,并且是长期最高。这三点似乎都是不利因素。

我想稍微补充一点。日本高债务跟其他国家不同,除了主要依靠国内储蓄对日本财政金融支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当我们看到战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以前的列强纷争到战后变成双寡头地缘战略,于是在战后同步推进的是双寡头的“双雁阵产业转移”。美国对西欧和对日本做雁阵式的产业布局,那么苏联也是向东欧和中国在做产业输出,双寡头都试图完成地缘战略的控制。也就是说,假如这个产业资本阶段上还是传统的地缘战略控制的话,那么美苏这两个产业输出,相对而言都是构成冷战对峙格局的战略条件。

接着看,后来的麻烦出在哪儿了呢?

在于美国人完成了雁阵式的产业转移,形成了雁阵式的地缘控制,乃至于后来升级到金融资本阶段,东亚就变成美元湖,而这个美元湖原来最大的短板就是中国大陆。但,因为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跟苏联交恶,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双方敌对,使苏联没有完成雁阵式的产业转移,只对中国转移一部分就不仅草草结束,双方之间还发生了对抗。其客观演化的结果,最终是中国补了西太平洋美元湖的短板。

再往深了说两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金融资本主义,美国操作币缘战略于欧亚大陆,用的是两只“把手”:一个是欧洲边缘的岛国英国,另一个就是亚洲边缘的岛国日本。英国在二战以后客观上让出霸权地位,但盎格鲁-美利坚模式本身仍然是一致的,因此构建的是通过英国制约欧盟的“把手”,内涵是传统的盎格鲁-美利坚全球战略体系。而日本则有所不同,主要是二战之后美军掌握日本军事命脉。而美国凭借军事强权扩张同时又赋权于国家信用体系扩张的内在作用,派生出当美国完成军事掌控的时候,其实也就客观构建了日元跟美元之间依靠美国军事强权维护日元信用体系的战略结盟关系。例如,我们都可以看到日本贸易顺差和长期债务率高的时候,其跟美国币缘战略是互动的关系。

刚才为什么说对日本而言机会没有来?

日本作为美元币权经济操控亚洲或者操控所谓西太平洋美元湖的“把手”这种战略作用,依然是非常强大的。我刚才提到的日本靠外向型经济长期以来只能搭美国便车才有巨大收益的分析。我认为,日本会一直抱着这个大腿,直到抱不住才算完!

因此,我说的日本的机会没来,在于这种日美互动关系的收益大于成本,日本才一定要把美国大腿紧紧地抱下去。所以,对它来说自主选择的战略机会就还没有来。

如果还是按照W的说法,那我这个东亚分析,客观上带来了另外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的机会也没来。直白地说,对日本来说还得继续抱下去,对中国来说可能刚遭遇怎么也抱不着的结果。

还有与之相关的另一个不太成熟的判断,就是中美现在由经济而政治的关系变化。

以往的经验是,中国对美的双重输出:通过出口更多造成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形成中国顺差,再大量投资美国政府债券导致美国的资本账户更多顺差。这两者都有利于美国金融资本全球化,被中美双方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是构成G2的战略相关性的基础。

但是,现在看来有变。主要是美国从中国得到的低价格消费品、极大压抑其国内通胀率,使得跨国公司得到长期维持低利率的资金,反过来以极低利率的巨额投资投入中国,不仅直接得到中国高利率、低汇率的制度利益,而且几乎控制了中国外向型战略产业,这使得美国通过债务融资,反过来成为在中国投资的债权。这个债务演化为债权的间接收益是美国在华公司盈利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20%显著提高到新世纪的超过30%,客观地造成道琼斯指数表现良好和美国经济复苏。

这些中国对美双重输出,虽然有利于代表金融资本的美国共和党,但却当然不利于在大选年试图从99%的反抗华尔街的百姓中争取选票的民主党。当前,奥巴马借贸易保护主义诟病中国和力促国内就业的经济政策,配合不顾一切地向中国转嫁即期政治成本,成为竞选策略!这些,恰配合了整个西方危机期间急着找到成本转嫁对象、在国际国内各种问题领域对中国意识形态化的全面进攻。这些紧迫的情况,已经不是中国多做“双重贡献”、努力维护美国大资本利益就能单方面奏效的。更何况,中国低技术含量出口产品的可替代性确实越来越明显。

总之,中美以往靠大资本构建的战略关系本来还可通过利益集团的对话勉强维系,但近年来因金融资本危机的全球深化而导致核心区越来越不顾长远地对外转嫁危机代价,遂致近期中美关系被偶发性事件生变的可能性增大。 tpcw+/s0iuAJFxiWb7GspEgOo6Ati7fV0bLMfRlcfahQf6nymx5r/styKKpqs5Zq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