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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全党、全国各个地方都在胡总书记的带领之下，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刻体会胡总书记今年的“7.1”讲话精神，具体落实到工会工作，就需要对中国以往的历史和新时期的任务有清晰的认识，由此据以指导工会的工作实践，争取有所创新。
即使这个现在最提倡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北方总司令格兰特1868年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一次演讲就说：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关起门来，拒绝欧洲。格兰特此番用意在于，为了美国本土的工业化，不能现在就开放，否则这意味着欧洲那些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侵略。美国只有在本土工业化已经完成，实现了产业门类齐全、工业结构完整之后，才能对外开放。因此，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从1868年始，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实行了一段产业上“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产业资本的北方获得了对南方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整合权。（资本市场上不是闭关锁国的。战后欧洲投资者大量投资美国，以至于1873年美国铁路泡沫人们说是美国人剪欧洲人的羊毛。）30年之后，美国已经形成了本国庞大的工业基础和雄厚的产业资本力量，这时才开始“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美国从此成为超级大国。
美国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只有建立一个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后，才有可能、有条件对外开放，否则就意味着对民族工业的毁灭性打击。这个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而一旦一个国家实现了国内完整的工业产业体系，“走出去”就成为一种客观需要。看看我们25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和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趋势，这其实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的过程。
回首再看1972年之前的中国，封闭、不开放的批评如今值得商榷。因为那个阶段就如同美国1868年的情况一样，也是为了建立本国相对齐全的产业门类体系而自我封闭。大约是在“五五”计划前，中国基本上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后，为了改善外部环境，1972年中国恢复与欧美日的外交关系，大量吸引欧美日投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对外开放。然后从对外开放逐步推进到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的、中国对外开放造成高外债条件下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走过的这段历史说明，中国在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形成了庞大的工业基地和完整的产业门类才开始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对于这样的一个过程，理论界都很清楚：我们是20世纪70年代开放在先，80年代改革在后。
1.以军重工业优先的国企工业发展战略实乃形格势禁。
从微观角度说，国企现在存在着冗员多、效益低、体制不灵活等弊端。但从宏观角度看，从根本上说，中国当年建立工业体系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为了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看到国有企业曾经的历史功劳，也就容易看到其今天的问题所在。
一般的理论分析认为我国的工业化从1952年开始。但是，把这个时间当作起点是有偏差的。确切地说，我们国家的工业化从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技术装备精良的美军压境鸭绿江迫使苏联把当时的军事工业生产线搬迁到了中国东北，以支持中朝两国参加的这场对抗联合国16个国家的大规模使用现代化装备的局部战争。
派出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本来毫无准备的重工业，也改变了中国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战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诉全党，中国不可能在一片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1950年年初，毛泽东就提出要在城市发展私人工业，在农村保护中农和富农，以及地主的那部分工商业经济，以促进城乡交换和对外开放，以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逐步为国家将来的大工业提供原始积累资源。他明确指出，只有将来建立了国家的大工业基地，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中国共产党才能说服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在他们都同意的情况下走向社会主义。
但是，事情并不如人愿，尤其是在当时那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一场抗美援朝战争凭空从天上给中国掉下来个馅饼，换来了苏联出于国际局势需要而转来的军重工业。接收下来还是不要？如果不把苏联转移来的重工业维持下来，中国按照以往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的战略搞工业化的速度当然会比较慢，而且当时的国际地缘环境也要求中国必须大力优先发展重工业。中央政治局为此酝酿了好长时间，最后决定把战争打来的重工业维持下去。这样，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就不可能重新再回到以前确定的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为此，中国不得不改变以前确定的新民主主义战略。
当时的中国工业以重工业为主，尤其是军重工业，其比重达70%以上。要实现这些产品的交换在当时一片小农经济的中国来说客观上做不到。当时5亿总人口只有约5000万是城市人口，工业人口只占不到5%。农村吸纳重工业产品的能力特别差，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工农两大部类的有效交换。
伴随着工业产品要销售出去的需求，国家随着工业体系的建立就开始改造小农经济。从1953年合作化开始到1956年建立集体经济，再到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主要意见是工业部门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实现了重工业产品的下乡，实现了工农两大部类的交换。
毛泽东1953年提出战略转变时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们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必须有两个翅膀：一个是国家资本主义，苏联投资形成的工业体系；另外一个就是统购统销加合作化，这可以使国家垄断资源，投入到国家的工业化，迅速完成原始积累。
这个工业化资本积累过程在中国是个历史必然，只是和西方国家烧杀抢掠别国的方式不同，我们的原始积累完全是全体中国人民承担代价。
当年的经济战略改变是不得不适应战争形成的军重工业的结果。从历史角度看待这个过程，就会明白我国国有企业走过的历程：当年以军重工业为主的国企是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建立的。
2.后来发生迫不得已的战略改变也是势所必然。
当中国进入工业体系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时候，苏联已经是“五五”计划前后，基本上完成了自己国家的工业体系建设。按照马克思的基本原理，苏联这时必然要求实现产品的全面交换。于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要求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跟着它一起对外开放。跟不上这股开放潮的就是那些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它们的工业产品无法和苏联抗衡，更无法加入国际交换。当时所有没有苏联驻兵的国家都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这其中包括中国、南斯拉夫等，因为中国才刚刚进入工业化。结果，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形成了当时的大论战。
论战的结果是，刚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国因为苏联几乎彻底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并于1960年撤走专家而被迫停止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执行。中国从此之后不得不对依靠苏联形成的工业化进行转型。小农生产、地方国营和集体经济遍地开花，因为依照过去成功的基本经验就是发动人民群众。当时全民大炼钢铁，搞发散型的工业化，结果引发了今天所说的很多教训。但中国就是依靠着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勤奋好学的精神，自力更生地走出了一条自己国家工业化的历史道路。
同时，中国也不得不偿还苏联以往的援助，并对付交恶的苏联在中苏边境上的军事施压。为此，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用苏联要的附加值很低的轻工业品和农产品偿还，并同期大力发展国防力量，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避免挨打，维持国家安全。最终，当苏联用核武器威胁到家门口时，中国为了8亿人的生存不得不调整国际战略。
1972年，中国恢复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引进欧美日的投资，优化产业结构，最终形成一个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得以加入到国际分工。在这个历史转折中，中国国有经济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恢复与西方的关系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要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就要引进欧美日的投资。这一方面改变了过去的工业结构，转而生产化工、石油、纺织、化纤等符合民生需要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必须支付大量的品牌、技术和管理费用。结果造成以往的国有军重工业难以转为轻工业，于是这个产业几乎都被非国有企业的外资和合资企业占领。中国也不得不继续用原材料、轻纺工业和农产品的出口换取外汇偿还更大的外债。
20世纪60年代为了偿债苏联，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偿债欧美，中国都得作出很大调整。引进苏联的设备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调整错了吗？转而发展与西方关系保护国家安全的调整也错了吗？恐怕不应该那样批评。那个年代是全民奉献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政府是一个英雄的政府，有功于这个国家流血牺牲才换得的独立。
我们切不可否定以往的成绩，否定维护主权独立的英雄的政府和作出艰苦奉献的伟大的人民。
自力更生没有对错，改革开放也没有对错。因为，规律使然。
中国走到今天，意识形态切不可被全盘西化搞乱，切不可相信“资本主义就是好”，尤其是做工会工作的同志。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尤其珍惜如今的和平环境和稳定。中国低起点工业化的历史和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现实，使得我们只能是被动应对，由此要作出很多的调整和牺牲。包括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虽然传统行业和农业受到的压力很大，但中国不得不加入，因为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工业化体系。如果中国的转型做得好，就可以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不能平稳过渡则很多问题都会出现。
那么，外在压力和内在扩张下的工会工作能做什么？需要认真分析。
今天，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是占据高端的设备制造业还是技术、科学？其实，真正让外国投资大量进入中国的只有两个重要体制因素：其一是土地、石油、矿产等生产要素被政府垄断，导致非市场化交易的价格低。人们知道，大资本之间的交易成本比较低，大资本和分散小资本之间的交易则成本太高。所以，越是民营化程度高的浙江省，外资就几乎不去，越是垄断化高的上海、北京等地区，外资则大幅进入。这是外资进入中国的本质原因。其二就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还比较低廉，这使得国外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形成“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外国产品可以以成本优势行销世界。
从世界产业链的分工看，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中国的优势就在于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因为中国是一个劳动力绝对过剩的国家。有研究认为，中国人口在2030年会达到18亿人。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答记者问的时候说过几个数字：8亿多劳动力，这是美国人口的近3倍，比欧洲国家人口的总和还多。面对着这样的劳动力大军，市场供需规律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工资的上扬。
那么，如何办好工会？如何保障工人的权益？如果严格执行有关政策，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还会保持下去吗？现在，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广东和以一般贸易为主的浙江这两个中国经济典型的地区都出现了平均利润大幅度下降的情况，大部分已经下降到5%以下。
另外，中国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升企业设备和技术的更新，于是不断变成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些产业解决的就业岗位和劳动密集型的相比，当然就更加少。
只有资本不断流入才能不断创造就业，只有经济不断增长才能创造就业，而增长的比较优势又来自于劳动力价格低，这不是个天大的矛盾吗？
当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不得不依靠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比较优势的时候，能实现对劳动力价格低的现状的改变吗？珠江三角洲工人加班加点，工价还是十年不变。在劳动力绝对过剩的情况下，如果完全讲市场决定，劳动者就完全没有谈判地位，就不会开展有组织的工会工作，也不会有工人运动。只有在西方发达国家那种殖民化和工业化并行的阶段，才有可能形成劳动力谈判能力的提高，形成有组织的工人运动。
但是，中国今天不可照搬欧洲18—19世纪工业化高度扩张时期的工人运动式的历史经验，也不能照搬那个时期形成的理论和思想，因为我们是内向性的积累和工业化。中国要学西方式的工会工作经验，必须是已经形成庞大的产业资本并且已经传递到外国去扩张的时候。虽然我们并不主张，也不设想中国的产业资本一定要走上向外扩张之路，但是，任何一个产业资本形成之后必然会扩张，这个规律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都如此。
2002年中国钢铁、洗衣机、电视机等产量都是世界第一。当中国工业品的产量已经在全球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时候，已经形成的产业资本客观上怎么能不向外扩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规律我们能逆吗？如果不能逆的话，18、19世纪在欧洲本土上形成的、适合欧洲经验的工人运动形式适合我们吗？那么，我们的经验是什么？指导思想是什么？如果没有新的理论和思想进行指导，具体的工会工作怎么能够有创新？
因为我们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现有的工会理论又无法适应这些情况，所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的时候提供的数据表明他在困惑，我们大家也都在困惑着。
任何一个地方的党委工作在主要追求增长的目标之下都可能有某种偏差，把邓小平同志说的“发展是硬道理”已经变成了发展主义，GDP增长优先。到下面去看几乎都说投资者是我们县的座上宾，但绝对不会说劳动者是座上宾。最近社科院做的一个调查显示，东部沿海地区90%以上的地方官员不打算执行保护劳动力的政策，50%以上的企业则不能执行。因为按照现有的规定，完全执行起来则必然导致企业成本提升，竞争力不足，企业就会垮台。在广东做的调查也表明，劳动者保障的覆盖面极低，有的企业连基本的劳动社会保障都没有。
执行目前这一套工会法、劳动法等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的时候，宏观层面和执行主体都面临着困惑。这需要我们考虑中国特色、面临的国际环境、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并重新反思以往的理论和思路，工会也要开展调查研究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工会工作同样不能再照搬。如果仍然照搬传统苏联意识形态的那一套，或者照搬欧美当时解决问题的思路，工会工作会面临很大的难题。
工会一个重要工作是保护职工的权益。结合以上的问题，建议要根据党章、宪法和现行有关的劳动权益保护的法律，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开展维权，而不是拘泥在国有企业上。
首先，要在私营企业、股份制合伙制等私营企业开展工会工作，对职工权益作出必要的保护，这应该是当前的工作重点。要力争做到实处，开创新局面。因为只要我们的党章和宪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员工应该能够提供的保障目前还是能够提供的。而私营、外资企业则属于另一种关系，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
其次，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矛盾是国际化的问题。国外的大公司都有公司守则，强调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承担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而我们的工会干部还不是很把握跨国公司的公司守则，建议培训的时候学习一下。
外资和合资企业其实是和我国的体制做交易。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中国并非唯一看重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我们的经济仍然是在货币化和资本化的进行中，外国过剩的大资本在寻找资源资本化的收益机会。
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都是过剩的，他们的跨国公司只有占有资源或者进入实际生产领域，才能在资本市场上取得很高的收益。而中国的经济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上还不是资本经济，1997年十五大才提出资本经济概念。只要中国的资本化还在进行当中，还没有完全实现把我们的资源变成资本，外国大资本就不会停止进军中国的步伐，就不会停止对中国资本化收益的攫取。因此，我并不认为对外资企业强调劳动力的合法保护对他们会有什么损害。
最后，要抓紧对进城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否则很难保住安定团结的大局。传统乡土社会下的农民很讲究相互帮助，农民在社区中比较团结。不过现在，已经有1亿4千万的农民、9800万的农村劳动力进城，他们最没有正规组织保护，连最基本的医疗保护都没有，如果他们受到了压迫也无处申诉。这将严重影响我国的安定团结的稳定大局。
工会工作要承担起这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同样是劳动者，是工人，他们同样面对的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问题。只有工会组织才能够实现对进城农民工权益的保护，至于怎么组织和帮助则需要工会积极想办法。
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精神高度相关，也和安定团结的稳定大局高度相关。他们代表了中国最大多数的人，帮助他们维护权益，也就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