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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与其讨论中国说了什么，或者世界上对中国的说法是什么看法，不如看中国做了什么。我认为，中国其实不过是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这种工业化必然要求制度改变，而制度改变又是在中国必须面对的两方面环境下进行的，一是国内环境，二是国际环境。
我们先谈国内环境的约束，这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资源约束。
中国是一个资源和人口比例十分不协调的国家。也就是说，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但是可耕种土地只占世界可耕种土地的7%，而且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的约束。南方水资源相对丰富，但土地紧缺；北方土地相对丰富，但水资源短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要想进入工业化，其资源约束就是第一个重大困难。
第二个方面是制度约束。
与其他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似乎是唯一在全国范围内以战争形式完成土地革命的国家。在20世纪前50年，人们都知道中国有三次国内战争，但很少有人明确地强调这是三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战争。战争胜利的结果是给全国的农民按人口平均分配了土地。这个结果造成1949年建国时，全国1亿农户、4亿多农民在400多万个自然村里完全平均占有土地。这意味着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是一个平均分配土地的彻底的小农经济，于是它的资本积累的交易成本就非常高。因为我们知道，工业化最早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必须解决工业和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交易。小农经济越是分散，得到农户剩余的制度成本就越高。
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解决城市工业的资本原始积累问题，政府建立了农村的集体化制度。
尽管人们把这种在农村中建立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叫作社会主义，但它实际上的作用，主要是从农村为工业化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提取剩余。
农村集体化具有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主要是国家在财政极端匮乏的条件下，仍然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采取发动群众的办法提供了必要的基本保障。
对于中国农村的这种制度在国外已经有大量研究，但因为20世纪50年代是冷战时期的开始，他们对中国当年的资料掌握得很少，一般都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认识中国，简单地把那个阶段叫作中国的社会主义阶段。
在中国用农村集体化的方式完成了国家在城市的工业资本积累之后，必然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被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工业化大生产的阶段。
提醒大家注意两个非常相似的现象：中苏两国在不同时期都曾经被批为修正主义，实际上却都是服从工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
第一个现象是在苏联主导社会主义阵营的20世纪50—60年代。
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后，随即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三和一少”路线，对外加入国际分工，对内放弃斯大林路线。在那种情况下，正在经历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阶段的中国，客观上跟不上苏联的战略转变。不仅中国，其他仍在进行工业资本积累的国家，像越南、朝鲜、罗马尼亚等，也都跟不上苏联的步伐。由于这种客观情况，就发生了社会主义内部的争论，于是，就有了跟不上的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苏联为首的工业化国家则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双方由此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最终演变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解体。
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理论角度看，这只不过表明，苏联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必然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加入国际分工，实际上这也是不可逆的经济规律，而尚未完成工业资本积累的国家就不可能跟上这种战略转变。
第二个现象发生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
与苏联相差20年，大约在1975年前后中国也进入第五个“五年计划”，由于初步完成了工业化资本积累，形成工业化大生产，当然也就要求对外开放，纳入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而其他没有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比如因为战争或者冷战，没有条件进入工业化的越南、朝鲜、老挝、阿尔巴尼亚等，他们当然跟不上，因此也发生了中国与他们之间的争论。
这次，中国也同1956年二十大之后的苏联一样，被跟不上工业化步伐的后发社会主义国家批判为修正主义。
同样，在国内政策的变化上，中国也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放弃了农业的集体化和阶级斗争路线。
根据历史资料分析得到的初步认识，中国早在1952年中央政治局的讨论中，就明确认识到中国要做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且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也是如此开诚布公。当时明确提出的是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那个时期原来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被定义为“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毛泽东解释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后来因为朝鲜战争，中国才进入了国家资本主义。
因此，这个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苏联为了支持朝鲜战争，从1950年起进行了军事工业的投资，在东北兴建了军需工厂，使中国东北在很短的时间形成了在一般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形成的重工业。
一般条件下，中国需要经过几十年的农业和轻工业的交换才可能形成重工业的积累，但是因为朝鲜战争，仅仅三年中国就有了军重工业。所以，这就要求国家作出一个选择，那就是：你要这个重工业，还是不要这个重工业。如果要，那就不得不以这个重工业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如果不要，那就得回到原来的新民主主义。
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发生真正的战略变化，应该是在它从战争得到了重工业以后，而不是在此之前。
从这一点，就要涉及国际环境的约束，主要是指二战后形成的两大阵营之间争夺中国这个中间地带的斗争。
当时美国的战略防御不是设定在朝鲜半岛，而是设定在日本列岛。因此，美国把中国留在中间地带，是要争取中国成为一个“中立”的力量。当时中国的态度本身也可以说是中性的，并不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并不打算加入苏联阵营。
从这种国际局势出发，对中国来说，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1949年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战略本身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客观条件的。1953年提出的重大战略转变，也符合中国不得不因为朝鲜战争而纳入苏联阵营以后国际环境的改变。
可见，中国在这个特殊阶段发生的战略转变，主要是国家工业化的要求造成的。最初面临的资源约束导致新民主主义，亦即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制度选择。接着，又由于朝鲜战争改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因为，朝鲜战争后不可能再进行国际交换，只能在国内进行强迫交换，国家不得不长期从农业提取积累，因此，工农业“剪刀差”出现。
1957年中苏开始论战以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工业投资和技术援助，迫使中国暂停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于是，这种靠集体化和“剪刀差”来从农业提取资本积累的过程一直持续了20多年。
以上，就是我们在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阶段所做的。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初步完成了工业资本积累，开始实行对欧美日开放后，农村的这个集体化制度就不能实行了。这个变化，也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此前美国解除对华封锁，于是中国借机对欧美日开放，得到很多西方投资，其重点是改变中国偏重的工业结构。
这样，当然就增加了很多支农工业品的生产，导致化肥、拖拉机等农用工业品大量进入农业，农业的成本随之大幅度上升。同期，由于“剪刀差”的既定政策，农业产品的价格是锁定的。一方面农业产品的价格不能提高，另一方面农业的投入品价格非常高，于是导致公社、大队、生产队都出现高负债。
到70年代末期，中国农业已经成为投入产出为负值的产业。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种制度现象，实际上是政府作为当时最大的经济主体从不经济的农业退出（有人以前认为是农民从集体经济退出），这就是农村改革的基本原因。
因为在过去，政府是中国唯一的经济主体。所以，所谓农村改革，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农民，而是政府在农业亏损的情况下从农业退出，同时也就放弃了对农民承担的社会责任，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这些本应政府承担的职能随着家庭承包制，被加之于土地，那就得公平分配。
事实上，农民分户经营意味着农村回到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而这种时候，一旦政府不承担农民的基本保障，原来那种让农民感到有依靠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就很难再继续表现。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制度变化，才导致中国从家庭承包制开始真正出现了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从大包干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越来越明显，以至于刚才杜润生先生和秦晖
先生都说农民没有国民待遇。
下面我们再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做过什么。
当前的情况其实很清楚。按照世界银行的一种算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的第三位。但按照人均量来算，还是在100位以外。人们看到中国发生的非常显著的变化，看的是它的总量在世界上位置的大幅度提高，但按人均量算，中国却并没有很大的提高。
从经济制度研究看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实际上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
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危机压力之下实行了“拨改贷”的投资体制改革，以及“利改税”和“分级承包”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导致本来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家资本逐渐分化为部门垄断资本，国有经济内部产生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中央地方分权化的趋势。
2．中国的资源资本化。
1978年，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很低，与全国约1万亿的工农业总产值相比，社会存款才226亿。在国家实行“财政一本账，统收统支”完全承担扩大再生产投资职能，并因此造成长期赤字的压力下，银行系统才对国有企业贷款，其规模到1978年也不过1380多亿。而到1998年，GDP 达到约10万亿，广义货币却增长到近12万亿。前者的增长是算术级数的，后者则是几何级数的，最终形成1998年M2（广义货币）与GDP高达135%的比例（美国为67%）。世界银行1995年发展报告就指出中国的M2与GDP之比在转轨国家中最高，达到105%。截至2001年我国的M2与GDP之比竟然全球最高，达到160%。这个比值增加，表明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相对过剩的国家。这20年的货币增长速度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货币化进程加快，实际上指货币经济快于实物经济的增长。
经济货币化只是资源资本化的外在形式，是近20年的经济增长中最不可忽视的因素。
应该进一步指出，经济货币化本身也为政府收益增加提供了一个主要来源。中央政府通过不断增加货币供应来推动经济货币化和资源资本化。同期，还得通过不断推动企业上市，在资本市场的波动之中消纳过剩投资。这样，它既可以通过发行货币直接占有铸币税，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又可以通过通货膨胀稀释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静悄悄地向社会转嫁亏损。这样，中央政府的利益和金融、金融资产，或者直接称为金融资本的利益当然是一致的。诚然，这个金融资本阶段的经济规律在全世界都一样，谁也不可能违背。
3．资本的全球化。
人们只要尊重事实，那么无论站在怎样的立场，都不可能否认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主要是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这在中国，也并不因所谓的意识形态不同而例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国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国内外理论界都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国外资本和国内资本的特别是金融资本利益上的相关。这就是说，中国的资本当然会按照国际资本通行的运作规律办事。
综上所述，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国家资本积累阶段；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是资本自身的增长和发展阶段。如果这个观点和相关的描述可以成立的话，所有的问题也就可以得到符合经济规律的解释了。
我们再看中国今后的发展前景，有没有所谓“第三条道路”可走。
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按照西方工业化的内在要求所走的道路，其实仍然是那种传统的工业化扩张模式。这让我们不得不担心，今后继续这样搞，很可能走不下去。
根据现在已公布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每一单位能源消耗所创造的GDP总值远低于日本。日本每人每年平均消耗2吨石油。如果将来中国人比较节约的话，人均1吨，假定中国会在十年之内达到50%城市化率，就意味着中国将有7亿人生活在城市，那么在未来的十年之内，我们就只算城市人口，不算农村，每年至少也需要7亿吨石油。中国国内石油的总产量尽最大努力也只能达到2亿吨，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至少需要进口70%的石油，才能满足它现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方式。这还是按照日本标准的一半计算的结果。中国对石油的大规模进口，必将极大地造成世界石油市场的短缺和石油价格的上涨。
因此，尽管我们希望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但从国内资源紧缺的约束来看，中国走不成传统的西方式的工业化道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寄希望于中国加快城市化的话，平均每一个城市人口生活用水的消耗量是每一个农村人口生活用水消耗的20多倍，而中国又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已有100多个严重缺水城市，300多个缺水城市。
从这两方面的资源约束看，中国面临的国内的资源约束和国外竞争的不利环境其实并没有改变。再考虑到即使50%的人口实现城市化，仍然会有7至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仍然不得不维持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制度约束也没有可能根本改变。所以，中国恐怕必须选择另类道路。可目前看来，又实在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欧洲和美国提出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仍然是西方的概念，而中国人难以跟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