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2004年的政策调整中，有些人提出批评，认为新一届政府接任伊始就借着这次宏观调控，中央加强了计划经济、体现了中央集权等。这些批评如果成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依据，客观上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混乱。
我认为，当前这个阶段的复杂矛盾可以归纳为两种挑战。
如果从建国算起，从毛泽东时代就有了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当年被毛泽东批评为“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现在利益结构固化到了一种难以调整的境地，这是第一种挑战。
此前，在讨论市场化改革20年经验的时候，中国体改研究会的马克说，你们讲了这么多，在我看来这些年的改革从实质上看就是一句话——放权让利。而我认为，早期的改革主要源于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应对经济危机发生时采取的“中央财政甩包袱”。
那时候搞改革的圈子里就有这个说法。具体过程是： 1981年搞了“关停并转”； 1982年提出的“拨改贷”和“利改税”；1983年厂长经理承包制；然后是1984年通过财税体制分级承包确立的中央地方财政之间“分灶吃饭”；这一系列措施缓解了中央政府的赤字危机。但也有很大代价，到1986年经济过热时期就已经发展到连乡镇级政府都积极建立本级财政，客观上使得过去一个中央政府经济演变成几万个地方政府经济，这也造成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尾大不掉”从财税体制上全面深化。
这次于2004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之所以还算有效，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手段类似1996年江泽民禁止地方政府的土地征占。1996年叫停一年，等于刹住了地方政府掀起的那一轮“以地生财”的“圈地运动”，接着就有了1997年软着陆成功。可见，那次就已经不是靠传统计划手段解决问题了，而同期国家在计划上的强力紧缩，反而导致经济衰退。而这次则是中央叫停地方政府掀起的“以地套现”为实质的改革以来的第三次“圈地运动”。先是停止半年的土地征占，半年后又出台了提高征地价格的高门槛政策，这被称为“紧缩地根”，也不是靠传统的计划手段来实现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占有土地资源资本化收益的地方政府反对是必然的，这其实也反映了198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调整越来越困难的问题。
正如清华大学一位教授所说，我们所谓的计划经济从来就不是名正言顺的，他说中国过去是“命令经济”。其实，这是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央政府经济”。在这种中央政府经济确立以后实行改革开放，如果说实质就是放权让利，那么随之就出现了“路径依赖”，很多产业资本领域的国内外私有企业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得以发展，虽然被海内外的意识形态认为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但其本质上只是地方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的地方政府经济。
对于这第一种挑战，政府当前应对得体，这次宏观调控期间查处14万件土地违法征占案件，应该说中央政府在法理上胜了，因此其政治意义大于上次。但是，中西部很多仍然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地方经济的增长受阻，进退两难。总体上国民经济依然是粗放的，而这和以往放权让利式的改革，应该说有直接关系。
2004年7月的国务院重大问题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很清楚地表示，很多人对这次宏观调控认识不统一，其实宏观调控是起因于中央对农业、农村形势的担忧，因为2002—2003年土地大幅度被征占，导致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同步下降，同期粮食价格上涨，进而引起CPI指数上涨。同时，对环境、能源等问题的考虑，也是中央决定调控的重要原因。由于土地问题引发的社会不稳、粮食安全系数下降导致的物价上升、能源短缺、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都属于中央必须面对的矛盾，必须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所以中央不得不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然而，地方看到的却是紧缩投资，最担心的还是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所以这些国家层次的重大矛盾显然不是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
因此我认为，短期看调控虽然基本上成功，长期看矛盾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种挑战越严峻，就越迫使中央加强权威。虽然不缺乏手段，但大部分手段本身受制于下面我要讨论的第二种挑战。
这是第二种挑战。
我对与这个观点有关的海外讨论的了解，是在1991年苏东阵营完全解体后，那时我在纽约。美国人对我说，中国要么接着被搞垮，要么自己出戈尔巴乔夫。我说“没门”！为什么？因为，你们在时代上错判了，中国现在刚刚进入后英雄政府时代，是综合竞争实力空前发展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这个后英雄政府时代可能还有一段时间的延续，面临的问题和苏联当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国外讨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问题已经很多年了，认为咱们这种单一制国家越来越容易出现问题。看来，这第二种挑战如今也更加严峻。
这些年来，随着经济基础的根本变化，在原始积累阶段曾经有效的传统意识形态，客观上很难再发挥当年那种国民动员作用，连对一般官僚的约束上也难以发挥作用。于是，搞任何形式的思想教育，只能说尚有积极意义，可如果从整体看，对利益结构复杂的不同社会群体的动员作用却不大。
不过，意识形态从来是不可能存在真空的，现在起替代作用的其实是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连各级党校也是以教授西方的理论为主，否则就没有职称。似乎大多数官员们都愿意简单地相信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等“新四化”。这种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西方话语体系归纳中国的问题“都是（社会主义）制度惹的祸”，不仅是包括官员在内的中产阶级茶余酒后的谈资，已经变成社会上的街谈巷议，而且也已经成为一种强势话语，而这恰恰是第二种合法性挑战的主要内容。
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是，目前执政党的确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应对办法，因为我们的上层建筑目前难以超过当年原始积累阶段的基本经济基础所制约的范畴。
在原始积累阶段的经济框架下，近年来形成的相对完整的产业资本和其市场经济条件下符合逻辑的对外扩张，包括近年来发展的对周边国家的工业品换资源，虽然形式上是平等的市场交易，本质上体现的也基本上属于西方工业化阶段的意识形态。
那么，在没有一个像传统意识形态那样能够整合民族、国家和官僚体制的上层建筑的条件下，第二种挑战隐含的问题就是更深刻的。
于是，思想理论界出现两个极端对立的东西，而且越走越远。
一方面是所谓的左派，包括西方传入的新左派、传统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其他如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也可以部分纳入。如果不是由于社会上三大差别拉大，这些不同思想流派本来是很难糅合在一起的。但是，这些理论体系过去主要来自西方，不像当年“延安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也就没有坚实的国内民众基础。
然而，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与这些西方左翼思想不同的情况：由于缺乏正确思想的引导，大量底层民众正在自发转向“革命”，对于底层民众真正起作用的是社会上保留的传统意识形态的革命记忆，何况现在的社会矛盾远比20世纪80年代之前要大得多。
近年来一位财经高官曾几次说过，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农民能够造反，是因为农民手里的武器和政府手里的武器没有本质差异，而现在则有着本质差异。他的分析不错。某种程度上，工具水平的差异，体现了生产力水平的差别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差别。
为了避免民众流血的悲剧，我近年来做了很多“解构革命”的调查，试图找到化解社会对抗性冲突的改良办法。
通过调查发现，尽管是底层民众为主的各国当代革命，也早就已经不依靠20世纪那种一般概念的思想武器了。真正值得中国人暗自庆幸的是农村改革还不那么激进，给军队提供兵源的农村还没有重建地主制度，至少在我国农村还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
也同样来自于西方思想体系的是另一方面的右翼。众所周知，高速增长本身就易于带来社会思潮复杂和社会不稳，而当前对国家稳定有更大威胁的，主要是以西方后冷战意识形态和资本集团为背景的各种右翼势力的挑战。
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的指导思想，主要是西方右翼提出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这新“四化”，已经在传统意识形态坍塌以后成为中国意识形态实际上的主流。这如果都是学术研究，也许无可厚非，但其背后难免有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国际组织及国内资本集团的支持，本来就占据了强势地位的主流，受到海外资助的力量影响愈发强大。
例如，我们现在推进的村民直选，由于中国的基层政府拿不出钱，拿钱的主要是欧盟和美国等西方力量，并且，这些给钱的外国人并不隐讳他们彻底改变中国上层建筑的政治目的，其中当然也有反面力量。而国内拿钱的人，也根本不必隐讳对现行政治的不满。于是，这种官方认可内外结合的主流就把农村社区自治的原意，演变为偏重“选举”过程所体现的程序民主。结果，一方面80%的选举难以成功，还积累了农村社区大量矛盾；另一方面，很多研究者认为这种基层民主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作秀”。
类似这些以国际合作交流和学术研究为名所建设的、已经形成强势地位的话语权，客观上是需要庞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的。
不仅外部力量，改革以来产生的、本质上是与地方政府结合的民营私人资本也有意地支撑着这套话语。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话语的部分关键内容逐渐成为政府文件语言，这使得执政党在必须做国家政治建设的时候所面对的源于西方的后冷战话语挑战，其实是更内部的、更深刻的、更难应对的。
既然这第二种挑战的经济基础和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已经客观形成，那么，上层建筑必然会出现与之适应的变化。我们其实早已培养了很多基本上是自由化取向的政府官员。
官产学媒四大强势集团，在资本的本质属性上本来就是结盟的。那，唯一剩下给平民和小知识分子的，就是网络这种便宜的媒体平台。
我个人对此很冷静，既无所谓悲观乐观，也无所谓对错好坏的价值判断。
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是不可逆的。其实，这种规律性的现象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都明确中国的第三条道路并没有矛盾。
宏观经济学会的王建曾经分析了一个根本矛盾：欧元问世后，两大主流的货币体系之间，必然出现生死争夺。这个分析，显然还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依据的。
目前我国还没完全介入全球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的搏斗之中。既然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的两大金融巨头之间早晚会出现拼杀，这对较晚进入那个阶段的中国来说，可能就是一块难得的生存空间，也可能是一种历史机遇。
中国有着非常庞大的实体经济，同时又由于上百年战争才夺取到相对完整的主权，使得中国还是“依赖于这种政治强权所派生的金融主权”相对也比较完整的国家。如果还没有彻底丧失强势地位的国家资本对中国内部的资源整合能够自主完成，那就还有很大的货币化推进经济增长的空间。
比如房地产，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以后，房地产业开始加快货币化，而货币化分配的结果就是房地产业的资本化。房地产资本空前绝后的陡然问世，也是中国出现了一个国家推动货币不断增发、金融资本高速扩张的时代的原因之一。而类似这样的过去以国家为名形成的庞大可变现资源从分配制转变为货币化、资本化，对于中国这种单一制国家，总体还是有利的。
樊纲在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之前就计算过，中国的国家资源有50万亿左右，其中社会资产有30万亿。以北京为例，如果把周边的农村进行改造后成为集中居住地，就能算出7万亿地产。我那时比较强调自我货币化，认为，如果其中有一半可以使用中国自己印刷出来的人民币来完成货币化，中国的现代金融资本经济总量就会大幅度增加，翻两番没问题。
看来，把资源货币化、资本化创造出新的增量后进行再分配，这可能是下一步改革的实质。只要其是以不开放本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为前提条件，中国就可以维持新世纪的金融资本经济（或称为虚拟经济）增长，如果再通过完善税制从富人那拿钱给穷人，逐渐实现城乡之间良性的社会经济互动，就能出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
2003年问世的新一届政府的决策科学化和学习机制的建立，这些年来也看得比较明显，我不赞同简单化地批评江泽民时代，其实，他在任期内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深化邓小平的“国家去政治化”，基本是顺应全球化主流给定的经济规律的。我也不同意庸俗化地批判胡锦涛时代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路线。近年来的政策导向变化，其实恰恰表现出执政党在大方向上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说2002年之前的政策思想都是邓小平确立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这难道就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吗？
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老先生向执政党建议做方向性调整：当社会确实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三大差别的时候，如果不能提倡“公平优先”，至少应该强调效率与公平并重，这才能让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资本化走得下去。
同理，只有国家资本总量增大了，才能应对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的国际竞争。这个理性的思考，应该算是不愿意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垮下去的普通中国人都能接受的逻辑分析。
至于很多讨论中提及的当代史问题，如果我们还认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就应该明白看到，在毛泽东时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有苏联投资的阶段和1957年后到20世纪70年代没有苏联投资的阶段。据此，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当然就会根本不同。有苏联投资的时候，必然形成庞大的以苏联管理体制为主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没有苏联投资的时候，则既要转变生产方式，又要和以往形成的苏联式管理体制的上层建筑做斗争，那就是所谓阶级斗争吧。
这些历史问题之所以被反复地、庸俗化地讨论，是因为人们忘记了：历史不存在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