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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张蓉老师介绍说我是个“用脚做学问”的人，可是得跟大家很遗憾地说，我现在这脚不太行了，左右两个脚跟上都长了骨刺，走路超过半个小时就快走不动了。
说这话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是劝大家趁着年轻、脚上还没长骨刺的时候多走些地方，多去看看，别等到像我现在这个年纪了，50多岁了，快走不动了，再想多走走就顾不上了。我庆幸在年轻的时候，就像“阿庆嫂说她的丈夫”一样，脚比较野，到处走了走。其实这是很好的事情，现在临老了，就容易回首往事，前半生都留下什么东西让我记忆深刻的呢？无外乎就是走得最野的两次。
第一次是我在34岁，1985年，沿着黄河跑了一趟，历时四个月，行程2万多里，当然不是用脚跑，而是骑着摩托车跑。当然一路上风土人情，山河壮美，也确实领略了不少。到现在为止，记忆犹新。我会永远记得那天高云淡，会永远记得那一片蛮荒，会永远记得在那一片大自然的蛮荒之中自己显得是如此的渺小。跑过黄河，觉得自己作为年轻人的那种狂躁基本上被大自然磨平了。那是让人成之为人的，让人的宇宙观、自然观、世界观也多少得到改变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行为。虽然当时很多人说你不可能成功，因为我当时手头既没有驾驶证，摩托车也没有上牌子。
今天看来这是违法行为，现在法制健全了，这样的事就干不成了。当年可是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中华民族那种意气风发的精神刚刚被激发出来，不光是我，带着一个小小的队伍在沿着黄河跑，在我们的前后，还有很多人。
你们知道有一个作家叫王立雄的，写过小说《黄祸》、《天堂之门》的这个人，跟我的岁数差不多，他也是有点狂妄劲儿。他自己一个人买了几个旧的橡皮轮胎（内胎），到了黄河源头，把那几个橡皮轮胎绑到一起就往下漂。还没漂到龙羊峡，就散架了。幸亏人没有沉下去，否则今天就没有这个小说家了。他回来以后就成了作家。当然不是说因为他沿着黄河漂了回来就成了作家，我沿着黄河违法地骑着摩托车跑了一趟回来就成了学者，不是这样的。但是，趁着年轻，同学们，多接触社会，多去实践，你将来会受益匪浅。
第二次难忘的是1991年，那一年刚好40岁，我绕着地球转了一圈。
大家好像觉得很奇怪。我当时是去美国讲学，进修。在哥伦比亚大学待了半年，这半年就处心积虑地攒钱，然后就想尽办法办签证到欧洲去。当时许多在美国的中国人都说要办理欧洲签证几乎不可能，因为当时欧洲国家对中国非常不友好，正处在对中国政府的制裁状态之中，我又拿的是公务护照，工作单位又有点政府背景，估计很难办得成。我必须在银行存够了钱，拿着存款证明，有对方的邀请函等一整套程序。但我终于在要上飞机的那天上午拿到了最后一个签证。要不然，我就差点走不了。
那一趟大概花了不到2000美元。
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到处给人讲他花了3000美元绕地球一圈，我看了以后不太服气。我本科是学新闻的，对什么都有兴趣了解一下。我这个人又天生好动，到处乱跑，至今已跑了三四十个国家，几乎全都是自费。1991年我才花了不到2000美元转了一圈，而你花了3000美元转了一圈，吹什么？当然，现在我这种岁数一般不跟年轻人叫板，显得特没劲（北京话“没起子”），所以，我对此没有说话。再说我那时确实是没钱，所以就花得少。怎么做到的呢？仗着自己英语还行，到处查阅广告，找到了最便宜的机票，我飞越大西洋只用了200多美元，在纽约还买到了一张优惠价的EURO PASS（欧洲火车通票），在欧洲转了七个国家也只用了200多美元的路费，可以晚上睡在火车上，还是头等舱。火车站一般都在市中心，白天到哪儿就在哪儿转。加上从中国飞美国的600美元，俄罗斯飞回中国的400美元，一共花了不到2000美元。
不过，这第二次野游也算是违规的。当时国家有个规定，如果不经单位同意擅自改变出国地点，就是严重地违反了外事纪律。但我那时确实是想搞清苏东剧变的真实原因。大家知道，当时苏联发生“八一九”事变后，美国人奔走相告，弹冠相庆，说这一下铁幕垮了，下一个就是竹幕（美国政治家对中国的称呼）！我在美国的演讲中说了“no way”（没门），我认为自己还是有气节的。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自费去搞清苏东解体的教训，做有利于国家安危的调研，何错之有？于是我们单位的一把手让我写一个报告，证明我确实是去考察了，写出了考察报告，就可以不给处分。当然，写份报告相对于我已经占有的大量调查资料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情，于是我写了一个很像样的调查报告，并且在1992年9月30号的《中华工商时报》上发了一个整版。此前是内部刊物发的，题目叫《苏东七国私有化经验教训的分析》。
我认为，那一次的调查方法也是很有效的，你们学社会学的学生不妨做个参考。
到苏东国家，那里的人非常之好，你在一个车站下车，在车站旁的咖啡馆随便买一杯咖啡，就会感到背后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因为在那些地方很少有中国人。
例如，我去南斯拉夫，要路过克罗地亚，那两个国家正打仗呢。而我是从意大利过去的，意大利铁路上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保证把你送到南斯拉夫，如果由于打仗，铁路被炸了，哪儿炸了你就哪儿下来。
当然，现在大家都是独生子女，做这事让家长不放心。但是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工农兵出身，后来20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出来了，在机关也待不住，历来就是胆子比较大，因此对意大利人的说法也就没在乎。我是当过兵的，那怕什么，这辈子当过兵却没打过仗，看看别人怎么打仗吧。
火车到克罗地亚，果然铁路炸了不能再走了，下车到那地方一看，到处都堆着沙袋，玻璃上全都是贴着米字的那种纸条，身边都是当兵的，军人满街。于是，我只能随遇而安，在萨格勒布转了几天。然后，先去匈牙利，再下来到南斯拉夫。
我在这些城市很容易找到朋友。一般是到那不显眼的咖啡馆里，问那些盯着我的人：谁会说英文？肯定就有人想跟你搭话。你就跟他聊，聊聊之后，我就说，我上你们家去吧，这就去了，在他们家住。特别有意思的是，那正好是一个战争难民的家，家里住着从克罗地亚来避难的亲戚，我跟他小儿子住一屋。好在他家两口子都会说英文，我一边和他们聊，一边在老百姓中间做直接观察。
就这样，我这一趟去考察了七个苏东国家，回来后，就发现我调查得到的东西和我们的文件上、报纸上说的似乎不太一样。
如果没有这些直观的东西，如果只能是从书本上看，那不等于别人嚼过的馍吐出来又喂给你了吗，那好吃吗？啊，想想都难受，更何况下咽了！
你们的何慧丽老师说她要搞教改，我想，再忙也得抽个时间来。因为高校教改是个大事，如果我们的年轻朋友们，小弟弟小妹妹们将来都能从学校的教改中获益，咱们不只是培养出一批精英——怎么说呢？当然人往高处走是对的，可也不能只知道赚钱做官，或者做学问家，不应该是仅仅培养出这样一批人——而是培养出一批能下基层，能真的了解社会，真的能够了解实际情况，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和思想的人，那才叫人。
对不起，这又是得罪人的话。但是，现在社会培养出的人确实让我们吃惊，很难看到有谁还能像我们当年那样做事的。当然条件不同了，也不能强求。
最近，连最典型的海龟如汪丁丁，也在反思。他是学数学出身的，在海外拿了博士学位回来，现在在北大当教授。他在反思中写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批评当今中国照搬美国的汽车社会，说这东西确实给中国带来了GDP，确实使人们享受到了现代美好生活，但这对历史上从来就是人口密集生活在一起，对于没有多少空间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篇文章可以在网上查找得到。
这使我觉得很有意思。由此感觉到：只要是正直的学者，他就必然会反思，因为你不得不立足于脚下这块热土，这块热土的热度让你的心凉不下来。
都说我们国家的农民占世界农民人口的1/3以上，如果说那些所谓理论跟中国农民的实际之间的差距太大，那叫学问吗？
我来到人大后，有人告诉我说学院派要保持一种理论纯洁，这是在扯什么呢？难道教育部不主张我们的教学科研要瞄准国家重大问题，为国家的重大问题提供决策服务、提供研究支持吗？被强调为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是学院派的纯洁理论能解决的吗？
只要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必会反思。其实，那些坚持不反思者，无外乎利益驱使罢了。这利益又不怪他们，只能怪现行的教育制度。谁让教育部颁发了那么多的考核标准呢？如果你没有在国外的某某刊物上发表什么文章，就不能是学术带头人，这岂不是胡扯吗？这种教育体制是害人的，这样走下去是要不得的。它逼着教师就范，因为这考核的分的背后都是分房子，提工资，什么博导资格，能否当院长、系主任，都是搞这个。
在没有进入教育界之前，我曾经组织《中国改革》杂志的记者们编写了三次批中国教育的专题文章。到了学校以后，我收敛多了，毕竟是端教育这个碗，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批评教育体制。现在你们好歹有这么一个人想搞教育改革，这能不让我站出来支持一把吗？
我们当然应该尊重海内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我自己也经常出国，但不光是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我还想方设法找机会下基层搞调研。就拿2004年的事情来说，那年有几次跑出去，大都找机会做农村调查。例如一月份去印度，做了印度北方两个邦大概有六个村的调查。不过就是让印度的朋友带着，去村里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没有这种底层的观察，不参与进去，很难说你了解那儿的情况，如果你只看了文章，只看了统计数据，或上网查了资料，然后最后玩一个模型出来当然也好，也有用，那是现代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对吧？因为有人说马克思都说过，不能应用数学的科学不是科学，好像挺有道理，所以现在大家就都用。但是得提醒一句，真正学数学出身的人却说：别拿这玩意来蒙事。说得通俗一点，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研究。人家数学出身的人很难承认那种办法弄出来的模型就是科学。看来，大家需要把这种调查作为基本研究方式，好好掌握一下，只有这样调研才能得到真东西。
所以，你们何老师说要搞教学改革，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实际情况，说让我来讲讲，那好，我就支持。再加上，2003年7月她去兰考挂职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在农村搞起了好几个基层的农村合作社、协会、演出队等基层组织。这些年纪轻轻的人这样下去，能发动起基层的农民合作社，难能可贵呀。如果我们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们有10%，甚至仅仅5%，主动来做这样的事情，那对中国农民来讲，该是多么大的好事呀。
现在我年过半百了，真正值得回忆的也不过就是国内外的调研，认认真真地用自己的脚走了一趟，用自己的眼看了一趟，用自己的嘴去问了一趟，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了一趟，这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先给大家讲讲故事，说说能够让人回味无穷的社会调查。之所以要讲讲这两件事情，是因为这两件事情都算是“为人所不能为之事”，这非常值得回忆。无论别人说我发了多少文章，有多么大的社会影响，终究是过眼烟云。而且，我打算到了60岁退休的时候戛然而止，什么也不干了，因为我已经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尽了忠了。剩下的时间该是我自己的了，那时再努力把以往的调研上升到理性高度。
人不可无志，所谓“三军不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尤其是在座的各位小伙子们，别着急在学校里卿卿我我的，一天到晚地着急找对象，得干出点事来，那就“天涯何处无芳草”！别着急高兴，我后面这句话就很难听了——“何处黄土不埋人”。也就是说，你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失败。失败了别黯然神伤，连想都不要去多想，抓紧时间继续干！只要你咬咬牙，一切都会过去的。
做了这么长的一个开场白，是说我确实用脚做过学问，而且说的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这种好的学风，这就是实事求是，受益匪浅。希望你们这些差我几代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应该继承我们那一代人曾经有过的那种精神，使之后继有人。千万别相信那些所谓的学院派，那可能会害你一事无成。不仅是说你们，我自己曾经信过，后来才改过来。改也是因为被实践教训的，教训之后深刻反思，当然是很痛苦的过程，犹如大病初愈，感到从未有过的酣畅淋漓，所以才有今天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