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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汇报一下对各地资本下乡经验的一般归纳，再提出对社会企业的分析。
这2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能够和产业资本比较平滑的进行交易、低成本结合的乡村发展方式，大体上有三种。
第一种是村社集体形成的在地化产业资本。
主要是原来社区集体经济相对比较发达，最近20多年来发展比较快的这些地方。一是，当社区整体上完成工业化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之后，在地化的产业资本就形成了，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二是，那就必然出现一个规律，就是这种社区化的在地产业资本与其他存在形式不同的产业资本一样，也要推进产业扩张。
我们在各地调研所看到现象是什么呢？一般形式的外来产业资本向乡村扩张，必须要和资源所有者进行交易；而当外来企业把分散小农作为对象造成交易对象过多的时候，交易费用上升，交易无法进行。
我们都知道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道理：产生资本收益的内在机制是把资源资本化。我们也知道国内的一个道理，所谓不发达地区之所以不发达，是那里的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它的资本化的主动权不在地方手里。
比方说，陕西延安地下有油、有气，那延安的油气资源却不归延安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掌握，而是归中石油、中石化掌握。亦即，大多数地方矿产资源的开发一般归国家大公司掌握。20世纪90年代初开发延安油田的时候，当时的地委书记就说：现在是我们贫困地区在“扶国家的贫”。因为上头把下头的资源占有了，变现了，收益拿走了，可我们还是贫困。
这些年在各地调研和地方领导干部交换意见，我受到很多教育。中国是在政府控制的范围内实现资源向资本转化，这对于我们这种单一制国家而言成本相对比较低，只要上级有命令，下级就要把资源的开发权利交出来。资源开发、资源资本化所产生的产业资本收益，也就由上级的大型国有垄断公司占有。而地方和公众，尽管资源丰富，却仍然贫困。
但是，农村中形成的社会企业，或称“社区化的产业资本”，却根本不同。
比如江苏的华西村，它的产业资本形成之后也需要扩张，也必须要跟别人交易。如果它一点点的扩张，一家一户去跟周围其他社区的农民交易，则交易对象就是千家万户。因为苏南那地方人均不过半亩多地，华西村企业集团要想建厂区，要占别村的地，如果与邻村的一家一户的农民去交易，根本不可能。
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上半期，此类社区产业资本密集的地方都出现了一个现象——整村兼并。山东的集体企业、社区的集体经济也是这样做的，江苏也是这样做的，像华西村前些年就兼并了周围四个村。纳入华西总人口规模就变成了4万。对于华西的好处是什么呢？等于把周围的几千亩地变成它的了。它的企业如果占有这些土地，就用村内方式的交易，不用付征地费，那4千亩地，按照一般工业开发一亩地30万，占有4000亩地是多大的资本？华西支付的什么呢？不外是四个村的所有人享受华西人的村民待遇。给他们盖房子、养老、上保险。这等于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国家大包干以后农地对农民的双重功能中的福利保障功能给区分开了。注意，在土地相对比较稀缺的地方，土地更是村民们主要的保障。华西村用这种方式低成本占有了其他社区的资源，把他们整合进了华西，华西产业资本就扩张起来了。它用很小的成本，不过是支付了房子的建设投资，何况它自己有建设队建起来。所以说产业资本的低成本扩张，在社区内部的交易成本为零，不用单家独户去交易。
这是第一种模式，主要是社区内部长大的产业资本，对周边做整村兼并，在村社内部交易费用非常低，借此实现了低成本扩张。
第二种类型是村社出去的能人在外面形成的产业资本。
若看与第一种的区别，那就是社区集体自己没有形成什么产业资本，但它村里有能人，出去以后在外面形成了一块产业资本。回过头来，对本村进行全面改造，以整合本村范围内所有资源。这个类别中的典型案例，就是最近看电视报道那个企业家梁希森，自己在外面开发房地产挣了钱，回头把自己本村改造成黄牛产业基地了。这个本村出去的能人再回来整合当地资源的交易成本也比较低，因为他是先给本村人构建了福利保障体系，也是把土地上承载的农民福利功能剥离开来，才换得了村域范围内的全部资源。
费孝通老先生当年的理论研究指出，社区的血缘环境和地缘环境，使得商品经济的关系在社区内难以发育。但，毕竟社区的血缘环境和地缘环境是一种人文化的广义制度。他可以使得在外部形成产业资本的企业家，回来整合自己本社区的资源，只要承担村里的社会功能，相对的交易成本就会比较低。
第三种是政府推进本地化的经验。在发达地区已经变成有普遍性的政府经验了。
比如江苏浙江都是全省范围内搞“农村现代化试验”。早年江苏提出搞“农业”现代化试验的时候，对于老一代的省领导、省委农工部长的思路，我跟他们交流很多次，说你们改一个字行不行？改成搞“农村”现代化。后来领导班子换了才接受我们意见。核心内容是怎么把江苏这个地方可整合的农村资源整合成村社为载体的、在地化的、较大规模的产业资本。这是一个地方振兴产业经济的内在机制。
我们说改革是什么，改革是转换经济机制。如果改革工作没有把功夫下到转换经济机制的根本上，则事倍功半。
当年江苏要在水网地区搞农业现代化，大上农业机械，搞喷灌和滴灌，大量投资搞规模化大农场，基本建设投资上去了，农业成本过高、没有竞争力的毛病也出来了，投入产出比严重不合理。为什么建议他们改成农村现代化呢？就是因为江苏农村已经有了一批成规模的企业，然而这些企业需要完成社区化改制，否则对外部做产业扩张及其困难，尤其是那些镇级的企业对周边村扩张。因为，如果村这级土地完全由个体承包了，那镇级企业不仅和周围的村没有办法交易，而且直接去和分散农户就更没有办法交易，现在产权确定到个人化了，整合资源的难度极大。
所以，我们当时的建议是扩建中心镇。一个县市的范围内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乡镇，每个乡镇资源量都很小，哪个乡镇也不能按照资源与产业的合理布局去做整合。所以要搞中心镇战略，一个县域里面不要超过10个中心镇，最好是5个以下，其他的乡镇都改变成街道办事处，它还是一个镇级单位，但是变成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中心镇对整个周边多少平方公里的资源都可以整合。中心镇变成副县级，下设各分局有县级的职能。于是整体上来说中心镇的经济水平上去了，包括结构调整成本都会降低。
如果村级社区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之后，乡镇再要整合镇域资源扩充产业就很难。最难的是如何降低与社区产业的交易成本，这需要形成一个整合机制。同理，县域各级政府的工作是如何在本地资源的整合上降低交易费用，这本来就是一种机制问题。所以，改革如果就是转变机制的话，那发达地区的真实经验是什么？真实的、起作用的经济机制，就是如何以相对比较低的交易成本来形成产业资本并且促进产业资本扩张。
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竞争主要靠的是资本的规模，无论是区域性的资本还是行业性的资本，只要你能够在规模上打赢别人，就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就是世界范围内老是在搞500强。
前三种模式，都是社区内部的力量可以低成本整合资源，这就利于产业资本扩张。
上述三种产业资本下乡的交易成本比较低，主要归因于有在地化整合条件。
那么，最容易引发冲突的是政府招商引资请来的外部资本强行进入农村。
前不久和某个产业集团座谈，感觉这种外部资本下乡的方式引发对抗性冲突的风险，比江苏那种地方政府推进内部整合要大得多。
这个集团最典型的案例是改造济南东郊，那里过去就有好多问题村、上访村，群众一听说要改造东郊，不仅以往累积的矛盾爆发出来，不解决就拒绝拆迁。而且没有矛盾的老百姓都忙着房顶上加层、盖小棚，好等到以后跟企业交易出更好的获利条件。这样双方的利益根本上是对立的，凭空增大了很多城市化占地的交易费用。
其中也有个比较聪明的做法是利用原来的社区企业，通过合资控股让出企业占有的社区土地，这就使土地资源变成社区资本受益，至少有一部分让渡给社区群众，以减少外部资本直接进入村内对付单家独户的交易成本。否则，哪怕有一个钉子户，你敢去拔吗？过去大家知道很多报道揭露了现象，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城市化扩张自己去动钉子户，几乎没有一个处理好的。
现在，宏观环境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比如，为什么这两年农村中的群体治安刑事案件、社会冲突减少？农民负担过重引发冲突大幅度降低，可以说降低了80%，这主要是因为中央减免农业税，加重农民负担一票否决。所以现在农民负担引发的治安事件大幅度下降。但与之对应的是，土地纠纷引发案件大幅上升，尤其是现在城市拆迁的办法已经是非常铁的情况下，去年文件出台以后征地的补偿标准提高十倍以上。这些宏观条件变化，就导致外部的产业资本要想进入分散农户占有土地产权的社区，其交易费用大幅上升。
现在，只要发生冲突，政府立刻退出，站在农民一边。这是因为中央政府的态度变了。这种宏观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导致外部企业下乡的投资风险大幅度增加。
而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又是一个资源高度短缺的国家，最短缺的资源不是资本，是土地和石油资源，矿产等资源。现在石油资源、矿产资源基本是被中央政府垄断的。那些还没有被垄断的资源，现在贫困地区的政府搞招商引资，吸引分散的民间资本大幅度“西进”，去跑马圈水、圈煤，其实质是民间资本的原始积累，就造成了类似阜新矿难这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地方政府传统的执政方式造成的，是没有按照执政党的新的保持先进性教育而改变的那种情况之下形成的问题。这就是今天的政治环境。注意，中央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这四个字，非常明显地告诉你这应该叫做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适当把它激化成对抗性冲突是各地普遍发生的问题。
今天的中国，在产业资本形成之后，它面临的必然的趋势就是产业资本要扩张，但能够直接变现的资源被中央垄断了，没有直接变现的资源在农民分户经营手里，现实问题就是怎么跟农民交易，外部资本想进入乡土社会，凡是成功了的，必然有特殊的办法，而不存在沿用过去的手段就能成功的可能。外部产业资本介入乡村，要想整合地方资源，就得跟农民降低交易成本，没有技术含量是不行的。因为，强行征用是过时的办法。而且当各地“保先教育”逐步完成的时候，无论哪一个地方政府，当发生社会冲突的时候，都不敢再公开地站在企业一边。尽管让地方政府老老实实站在农民一边，牺牲企业家的利益，也不可能。但这时候企业投资风险就大幅度提高了，整体上看中国资本过剩的巨大压力就要出问题了，那就需要搞出另类发展模式来。
如果企业能够以乡村建设的方式来化解过高的企业投资风险，来减少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这就是社会企业的创新模式。
这种社会企业模式，清末民初就有。毛泽东肯定的新中国成立前几个“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企业家，其中有像张謇这样清朝“最后的状元”比较聪明，他最早提出“村落主义”，1895年开始在南通搞了20年的“在地化”的农工商企业，带动了县域经济与社会的综合发展。此外，创办民生公司的卢作孚是1925年起步，到20世纪30年代，以及整个抗战期间，也是体现社会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把重庆北碚变成了镇级综合发展试验区，整体改造这个离重庆四十公里左右的地方，让老百姓——周围各村的农民都能够随着他的企业在地化进程，改善一点自己的境遇。
可见，这种乡村建设方式早年的张謇和卢作孚就干过，这种方式当年是可行的，只不过取决于对在地化企业如何设计，如何选择一种低成本的进入方式与乡土社会有机结合。
民国年代的乡村建设中形成了世界最早的社会企业，应该是我们中国发展经验中的国粹。
众所周知，晏阳初当年下乡到河北定县，提出农民有四大问题：愚、穷、弱、私。所以他到农村去从教农民的孩子起手，从扫盲入手逐步发展，一直到1949年。梁漱溟早年是北大唯一没有学位的教授，中国近代史上之“最后大儒”者，在山东省邹平县做县乡村三级治理试验区。于是，中国历史上就留下了晏阳初的定县试验、梁漱溟的邹平试验。同期，还有黄展云、陶行知、卢作孚等，这叫乡村建设的不同流派。
分析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当年在农村问题上最大的不同观点，在于农村有没有地主与农民之间对立的阶级矛盾。今天的主流观点与当年乡建派的观点完全一致，认为农村没有阶级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好就能构建和谐社会。所以，领导干部要抓好如何稳定乡村这个历史意义的大事。因为乡村没有阶级矛盾，税费改革之后没有税了，对立矛盾必然缓和，同时也带来了组织空白和制度空白对乡村治理的威胁，我们不能把乡村治理留给黑恶势力、家族势力、非法宗教，留给各类非正规组织，还是要发展良性的正规组织，这就要搞乡村建设。乡土社会中留下老人和妇女，主要是帮助农民搞老人协会，让大家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还得帮助农民搞妇女协会，妇女们谁家有事、大家一呼百应。只有大家安全了，村里有点文化活动了，弱势群体也能够互相帮助了，这就稳定乡村。要不然现在一亿多人口外出打工，很多乡村就空虚化了，留下的属于弱势群体，被各种势力欺侮伤害无力应对。
既然是小农户分散的原子型经济根本抗御不了市场风险，那怎么办？乡建历来强调搞合作社。我们搞合作社其实也很艰难，农民不是不愿意，让他不拿钱入股咱们成立一个协会，那很容易，一忽悠就起来了，但是一下就垮了，大家没有利害关系。我们搞的合作社非常正规，社员每户必须交100元入社费。但是，农民不愿意交钱，不放心。咋办？那我先交一万，而且让我这些年轻朋友告诉农民，这是温老师从个人存款拿出的一万，我入社费一万，比你村里人多100倍，再说让农民交100，他就会愿意交了。对农民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是纯粹靠晓之以理，他可能不听，那就要动之以情。我告诉他们：我这1万入社费只做股，不计利息，以后合作社有收入了可以用于公益事业，这样说，社员又感动一把。我接着说：你们干好了，你们得好处；万一你们干不好亏损了，就先拿我的钱去抵补，不要用你们的钱。这样，我的入社费起了防范风险的垫付成本。对我个人来说钱不算小数，但对农民来说也不算大数，它有什么作用呢？在于有人带头，用带头人的钱来承担风险，用它的受益来从事公益事业，这样带动，农民就入社了，我们一发动，一般一个村有几十户，上百户就入社了。
这就是乡村建设运动通过有良心的、健康的、正规组织建设，来替代掉一些非正规的、不健康的组织。比如说，咱们村里的妇女协会建立起来了，大家知道云南有些地方毒品、赌博比较严重，妇女协会可以联合妇女帮助劝阻，防止家庭暴力。
现在城乡统一推行现代法制，有些观念在城市是对的，但是对付乡土社会，靠执法机构去对方成千上万的分散小农，同样存在交易成本过高的困难。所以我们的乡村建设其实是利用传统，改造传统。利用旧组织，发育新组织，利用旧制度，发育新制度。好了，我们做的事情先说到这里。
我和这里的企业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来北京找我，跟我说想学卢作孚，想按照历史上卢作孚在北碚搞试验区的办法搞乡村建设，也就是借鉴和利用我现在干的乡村建设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我比较熟悉，但企业如何运作，如何投资，如何盈利，这些是他们的事情，我不管。但是，如果两边结合得好，那就是我帮企业降低了投资风险，帮政府弱化了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那就可以让他们的项目相对比较持续稳定的发展下去。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
如果这个事情可以成，我就想把张謇、卢作孚的那种社会企业方式，和我们搞乡村建设的那种农村复兴的方式结合起来。这等于是把前三种方式在地化的机制借鉴过来。因此，可能要和地方的很多部门打交道。
很多地方投资搞农业产业化，搞得不成功，因为进入农业主要有两方面的风险——宏观和微观的不确定性。微观不确定性主要是外来企业和分散农户打不起交道，农户不可能执行签署的合同，市场价格高不给你了，价格低了追到你门口，不收就闹事。这不能怪农民不好，是因为政府和外来企业没有事先把机制建立起来。
我们乡村建设团队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机制性的建设工作。具体到这个项目怎么做，现在还说不上来，先要让我的助手们下去做调查，把底盘摸清楚了，我才有思路。至于和企业家们怎么结合更是下一步的事情。因此，现在谈的还只是一个思路的问题，我只是提出一个社会企业的概念。
总之，我们是来帮助大家稳定乡村、降低交易成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