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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是一个基本体制矛盾，也是内向型工业化原始积累派生的。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提出“三农”问题来讨论的时候，就曾经强调，产生中国的“三农”问题的根源是两个基本矛盾：第一个是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这叫作基本国情矛盾；第二个矛盾，是在这种基本国情矛盾约束下又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于是就产生了国家工业化从农业提取积累的客观需求，也就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
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适合工业、农业和城市发展的平原地区只占国土面积的12%左右，水土光热四种资源条件匹配的地区不到10%，又主要是在沿海地区，聚集了十几亿人口的大多数。“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乃是经济地理条件约束的结果，并非人为产生。
在近代史上的殖民化和解殖斗争中，中国的仁人志士们知道了必须加快工业化才能有真正的国家主权的道理。如同所有后发工业化国家一样，随之出现的问题是，靠谁来加快工业化？当然，在中国主要是靠长期战争打出来的强势政府，于是中国的国家工业化不是从一个分散的私人作坊起步的资本积聚的进程，这也就在根本上不同于至今没有进入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
1．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与政府公司主义。
大家都知道，原始积累是任何主义和体制条件下进入工业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至于这个阶段是由资本家来完成还是国家来完成，只是派生的问题。
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是由国家来完成的，也就由此形成了中国的政府公司化体制。至于应该叫什么主义，那是搞意识形态的朋友们关心的问题，搞经济研究的人关心的只是说清楚经济主体是谁。由于这个原始积累阶段的经济主体其实就是政府，因此，我们改革开放之前属于政府公司化经济体制，或者叫政府公司主义。
政府公司主义不是仅在最近60年内产生的，而是在19世纪末——当清朝开始推行洋务运动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了——也就是以湘淮两军借太平天国之战崛起而掌控的地方政府为主体直接从事工业化，当时先叫“官办”，后来“官督商办”，再后来，才是“官民合办”。
2．两个农业剩余对原始积累的贡献。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之前，政府公司主义的国家工业化主要是靠强制建立人民公社这种集体化体制从农业提取两大剩余：
第一，集体化能够成规模地集中土地，也随之成规模地集中农业收益，这就大幅度地降低了国家提取工农产品剪刀差的交易费用。
第二，这种体制能够成规模地集中使用劳动力，替代外部封锁条件下的稀缺程度趋零的资本要素。一般市场经济理论讲的是要素相对稀缺，但在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宗主国停止投资之后的资本稀缺程度趋零！即使有形成市场体制的愿望，也没有现实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高度组织化的农民劳动力，集中地、规模化地投入于基本建设，以此替代稀缺程度趋零的资本。
3．后期改革的“路径依赖”。
早期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进程之中形成制度，并且对其后的经济改革构成路径依赖。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被路径依赖所制约，从一个中央政府承担经济主体角色的中央政府公司主义，直接转制为数万个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单位——在农业几乎不再有可能产出剩余的条件下，仍然要靠占有农村土地资源、资金和劳动力来继续维持经济增长。
改革前后之最大的不同，在于此前公司化的政府主要为国家工业化提取资本原始积累，此后则是为国际资本提取剩余。此外，改革后政府公司主义的优势在于强力的宏观调控和扩张信用（例如1997年为应对金融风暴，用国债政策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外资）。
而在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则一方是提取农业剩余，另一方是劳动力集中使用替代资本（劳动力分散使用可以形成作坊，劳动力集中使用才可以替代资本）。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了剪刀差的情况，中国90年代以来物价指数的变动过程说明，无论是高物价还是低物价，都和政府如何导向改革，或者说是和制度变迁有直接关系。
大家知道，由于1972年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设备和技术改造国家工业，随后在70年代末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为代表的支付危机，财政危机下的1980年提出的城市改革思想是放权让利，措施上首当其冲就是财政分级承包，结果是一个政府、一本财政的统收统支体系，短期间演变成了当时70000个左右的政府都成为大大小小的经济主体——从一个中央政府公司化，演变成多少万个地方政府公司化。
于是，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公司化体制下追求地方工业化的高潮，因此，出现了三次“圈地运动”，都和宏观政策有关。
改革以来出现过三次“圈地运动”，可归纳为独具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发展的核心经验，也体现了农地征占与宏观政策的高度相关性。
三次“圈地运动”中的政府公司化与宏观制度相关性分析，也说明了征地问题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不同方式的原始积累及其资源资本化制度收益分配。
第一次是1984年完成农村大包干之后的“以地兴企”，发展乡镇企业。
国家实行财政分级承包制后，在资本高度稀缺条件下，地方政府急于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这种县级以下地方政府工业化平均每年带动上千万亩土地被乡镇企业占用，同时以1：1.2的占地就业比带动了农民非农就业——因此，不是资本而是农民劳动力和农村土地成为乡镇企业高负债条件下地方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
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农村工业化之中的乡镇企业制度创新，既没有引发对抗性冲突、也没有出现“三农”问题，出现的是农民收入和消费大量增加所导致的、典型的内需拉动型的黄金增长！稳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当年村内土地三年一小调，土地对于村民的保障功能因人均占地而得以强化；土地非农化的变现收益主要在乡村内部分配；农村企业收益替代政府财政功能、增加了对村内的支农开支和村民的社会福利开支。
第二次“圈地运动”是“以地生财”。
起因是1992年南巡之后各地大办开发区和1994年推进分税制改革时期的地方困境——大多数地方政府工业化尚未完成原始积累，却已经导致全国的“两个普遍”：金融系统无论是穷富地方都是普遍贷差，同时是地方财政普遍赤字。这种严峻的宏观条件下不可能遏止的投资饥渴，迫使地方政府把农地拿来作为弥补地方财政亏损和继续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于是，1992—1993年开始了第二轮“圈地运动”。接着出台的分税制改革，客观上也促进了圈地运动愈演愈烈，直到1996年宏观紧缩时被中央叫停。
同期，在农村资金非农化速度加快的同时，土地与劳动力两个要素的非农化比例愈益不合理，政府占地与带动就业的比例下降为1:0.8。加之农民在农业上的收入增速下降，税费负担却愈益加重，遂使“三农”问题浮现。农村衰败反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则是内需不足、经济对外依存度大幅度提高。
第三次是在1998—2003年银行市场化改革后出现的“以地套现”。
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金融危机促进银行的市场化改制。银行变成了商业银行以后就成为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的金融资本，其异化于一般产业资本的特性决定了金融部门“追大”和“追快”——银行更乐于追大企业和流动性强的股市、房市、期市。那些越是规模小的、没有流动性的，银行就越得离远，就导致银行必然离开农业和中小企业。而在这种金融异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工业化尚未全面完成，第三次“圈地运动”由此引发——政府只有拿到土地才能以70%的抵押贷款在金融部门套到现金，用于地方的产业投入。
由此，就出现了高增长、高投资、高负债！这时，如果在宏观紧缩之中中央政府把银根、地根抽紧，土地供应中断，客观上已经绷紧的地方债务链条就断了！可见，已经积聚起来的政府负债与土地金融连接的破产风险将有可能爆发。
这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演变，高增长=高投资+高出口（+高债务）。
在我归纳的上述两个基本矛盾制约下，我们能否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呢？当然不能。因为当前的高速度增长仍然造成了农村资源要素向外流出。
世界上的任何经济领域，只要它的基本三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是净流出状态，这个领域就一定衰败，这不仅是“三农”问题愈演愈烈的原因，而且导致恶性循环，使得我们变成一个对外经济依存度非常高的国家，一旦遇到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就会出现相对比较严重的反应。
这些年，当我们强调所谓出口外向型的发展导向的时候，它的问题其实跟我们原始积累阶段的利益流向差不多，也是两条渠道流出。大家可以看到，就像我们当年集中农业剩余一样，大量的一般商品出口，换汇，导致发达国家出现严重的经常项目逆差，拿到外汇以后再投资到发达国家资本市场，造成发达国家资本账户的大规模顺差或者资本过剩。
这是一个相似的获取剩余的经济流程，说明的是二元结构的普遍性——在我们国内是城乡二元结构，在世界上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
并且，这样的二元结构经济流程也就是今天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要刻意维护的。当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占有这种秩序带来的收益的主导国家是不会愿意改变的，比如美国就说这个制度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只是监管不力；而欧盟国家则要求改变这个制度以增加其发言权；至于那些长期被边缘化的第三世界和进步学者如斯蒂格利茨，则要求重建国际金融秩序。
我们超额的向外出口，发达地区地方资本拿到的是国内劳动力应该得到却没有支付给他们的那部分社会保障和劳工福利，通过廉价出口也分享给外资，同时还把土地、环境、资源也在出口中作为一种“租”让渡给外资了。
实际上，我们在一般制造业上早已经没有利润可言，出口的是劳工福利和资源环境“租”！
因为把“租”出口了，所以不可能在地方财政拿到合理的利润来源做二次分配。现在的二元结构也深化为体制了，外来劳动力来打工的人得不到国民待遇，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经济方式本身的利润几乎可以说越来越小，导致政府几乎不可能对外来打工者有二次分配。
于是，这个时期就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在世界上逐渐增加。
接下来我们看怎么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大家知道1997年那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国与其擦肩而过。这次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都能幸免于难？
因为，它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幅员辽阔，因为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的城市可以向农村转嫁危机的代价——当沿海或者城市出现经济危机遭受巨大外部压力的时候，企业出现大面积的破产倒闭，打工者失业了，怎么办？没有人向这些外来打工者支付失业保险、再就业培训，等等。所有政府对于城市国企职工支付的社会代价都不用向2.2亿农民打工者支付，他们承受的这些代价使得中国的经济危机可以软着陆——代价转移到农村去。他们回家了，家里毕竟还剩一小块土地。所以，为什么说一段时间以来，有关要求农村土地个体化私有这个思路越来越不被人们谈到，是因为危机来了。当土地家庭化占有的时候，打工者失业回来了还不至于发生太大的问题。
其实，上一轮1997年之后的危机已经导致了长时期的通货紧缩，在经济不景气阶段，也是农村承受了危机的代价，这次恐怕还得这样。这个看法没有预设的价值判断，好坏先不说，只是说这个现象正在发生。
近期很多人谈到的中国政府4万亿投资，我在向海外的朋友介绍中国这次应对危机的措施时讲到，我们在危机之前先走了一步，中国从2004年就开始强调、2005年加大了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投入，到这次经济危机发生之时再次决定大规模增加政府开支之前，中国政府在2008年第三季度用于新农村建设的投资已经大于城市，超过了政府投资的一半，这个政策的连续执行，使得我们有条件用内地和农村的投入所创造的新增就业机会，来化解沿海中小企业破产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
同理，我们在上一轮经济危机的时候，用3.6万亿左右的基本建设投资，大体上保持了7%～8%的增长率。测算下来如果我们的增长率低于7%，新增就业就会低于800万人。这一轮如果作出测算，如果我们经济增长率低于8%，新增就业就会低于900万人，现在我们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大约1000万，如果不能就业的人口超过200万，社会矛盾就会尖锐化，各种事件就会大规模发生。
因此，上一轮我们叫“保7争8”，这一轮大约是“保8争9”。上一轮2.4万亿的国债投资带动了其他投资总量达到3.6万亿。这一轮我们从2005年就已经开始，现在提出增加4万亿，各地提出的加总达到18万亿。而目前国内存款大于贷款的总量在13万亿左右，恐怕还得增发两万多亿的国债才有可能保证现在各级政府提出的投资的来源。总之，这一轮中国仍然会以国债投资拉动“保8争9”的方式来维持住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才能维持住社会稳定。
那么，新农村建设投资增加，客观上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起到打造“第二资产池”的作用——假如90年代不断增发国债是打造了“第一资产池”，现在则是打造“第二资产池”。
农村公共设施与城市的反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县级以下3万个乡镇和60万个行政村需要基本建设投资。
1.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
2.50%的村没通自来水，3亿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
3.7000万户农民住房待改善；
4.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
5.1.3%的行政村不通电；
6.100个乡镇、4万个村（占6%）没通公路。
持续增长的农村基本建设投资，能够拉动每年4000亿元人民币的农民购买力，这是城乡公共设施的差距。
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财政占GDP的比重大约和OECD国家中低水平的差不多，因此，那时基本上还可以实现财政在基本服务方面的公平性。
瑞典、挪威、丹麦属社会福利高水平国家，财政占GDP的比重是58%以上，而中国在激进改革期间大约从35%左右不断下降到90年代的只有11%左右，政府支付不了基本的行政开支，出现很多严重的问题，比如大规模腐败和武装走私。现在开始回升，2003年升到了21%，加大了财政保障公平的条件，于是开始阳光普照，对农村增加了投资。
这几年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也大幅度增加，就有可能打造“第二资产池”。在90年代末期，政府加大对城市的投资，而现在则需要在农村加大投资打造“第二资产池”。
这应该是与未来一个阶段我们防御全球金融危机有关的一个基本国策——加大农村投资，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农村屡次成为经济危机代价载体的状态，以使中国逐步实现相对稳定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