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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商品社会以来，人们追捧的是演艺明星、学界大腕、著名企业家，而那些踏踏实实在基层做工作的人们已经被淡忘了，看来这个社会有点失衡。当年毛泽东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没有学问的，咱们还是应该尽可能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和些。
自从2003年以来，我觉得自己去农村调查研究少了，出席公共场合各种会议多了，这让我非常不安。到退休我还只剩下七年时间，而我能做的事情本来应该更多的是去把握基层的实际情况，更多地去做发展中国家跟中国的比较研究，给后人留下些做研究可参考的材料。
在我内心深处，怎么说呢，比较真实的想法是我们这代人犯了太多的错误，应该自我反思，应该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这样才能老老实实俯下身子当一块铺路石，让后面的人踩着我们走过去的时候能稳一点。这不是自谦，而是在实地调查中不断反思的结果。
今天向大家汇报，最近中央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我们现在宏观调控局面之下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解决有什么关系，和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其必要性和紧迫性体现在什么地方。主要有这样几个内容：
第一，2004年初，中央提出宏观调控以后的国际外部压力意味着什么？
第二，就中国国内而言，这种不同压力又代表了怎么样的复杂利益关系？
紧接着，我再跟大家汇报一下：宏观调控并非只是企业家关心、政府官员关心，每一个老百姓其实都在实现调控的问题上有非常深刻的感受。
大家应该记得，我们1997年软着陆以后那是什么局面，大家还应该记得1994年曾经出现物价上涨24%的问题。如果再往前一点，上点岁数的人也许记得，1988年物价指数涨到超过18%的时候出现了什么？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搞再就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都与前两次宏观调控有关。
大家知道，自1988年那次通货膨胀之后，政府宏观调控，大幅度调整利率，接着就出现了三角债。然后就是国企的困境，大面积关停并转。1994年发生通货膨胀以后，1997年虽然软着陆成功，接着也是大面积的企业不景气。而且不光是国企问题，民企也开始不稳定。
现在，我们又面临着新一轮的宏观调控，情况会怎样呢？
实事求是地看1988—1989年、1993—1994年和1997—1998年，我们的经济发展表现为一种周期性危机爆发，这个问题首先要解释清楚。
我们先从第一部分宏观调控的问题分析入手。大家看到最近中央政治局在强调，要各地贯彻中央的宏观调控。很多企业包括各个地方都在担心，宏观调控到底持续多久，国家计划会不会进一步卡紧，人民银行会不会紧缩银根，银行利息会不会进一步提高。如果这些大家担心的现象都出现，肯定会导致各个地方的经济建设放缓，所以人们现在对宏观调控普遍持有一种不那么认同或不那么适应的态度。
在最近一系列会议上，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以宏观调控政策来实现经济减速，也纷纷表示不理解。尤其是那些在中国周边资本市场以中国概念来炒作金融投机的大投资商更是持负面评价，因为中国一提出宏观调控，周边股市的中国概念股就纷纷下滑。而2003年中国经济态势表现非常好的时候，国际上大的机构投资人都在中国概念炒作上挣了大钱。现在，他们说丢钱了。丢钱的当然会有意见，当然会不满。还有人说，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你们这个发动机要减速，整个世界经济的车怎么能走得下去呢？于是，批评声一片。
可见，国际上的批评，其实是有很强的利益相关的。什么利益相关呢？就是国际上金融资本泡沫在放大。那么，为什么东北亚地区反映更强烈呢？原因之一是日本2003年增发了20万亿日元，大家知道，这些增加的货币资本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获利。到今年（即2004年）日本计划再增发140万亿日元，当然也大部分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你们知道，这些所谓世界硬通货国家，货币发行早已经脱离了传统的货币理论。它的发行并不必根据自己国家的生产，也不必根据国际市场交易，总之，可以不根据实质经济需求。那货币发行主要根据什么呢？要我看，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与政治的联盟的需求。
日本为什么超发日元？是因为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中国的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一，超过了日本。此前日本是世界第一，大概4000多亿美元，2003年中国官方外汇储备就达到大约4000亿，民间外汇存款还有1000多个亿，加在一起总共达5000多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香港的大约1000亿外汇储备，中国就有6000亿左右。于是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而这部分外汇储备过去又有大约70%是美元，美元外汇储备中又有70%～80%是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因此，中国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就意味着中国在美国资本市场的份额增加。这就导致了一个大家都能从报纸上看到的说法：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那就意味着中国在美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是最高的。因为，美国是典型的资本经济，尤其重要的是金融资本经济，那美国自然会明白中国的资本投资在美国资本市场的作用。大家知道，外资进入美国资本市场最高时达到3000多亿，2003年中国在美国资本市场上买美国政府债券、进入美国的资金规模大约是1500多亿。而美国如果有经济危机，那往往是外资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总量大幅度下降。
记得2000年我在美国杜克大学进修的时候，有些参与资本市场的华人朋友们问我华尔街股票市场会怎么样，我说有个规律，只要把握了，你们就可以挣钱。什么规律呢？就是你们看外资流入美国的速度和规模，如果外资流入美国的速度下降，规模也大幅度减小，那美国资本市场肯定要下滑；反之，则会上升。
2003年中国增加了对美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是导致中美关系形成历史上的最好时期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家也知道，客观上现在美国是世界上的一超，或者叫独霸天下，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都跟美国有紧密战略关系。而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超发20万亿日元，就导致日本可以增加180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使日本从原来4000多亿的外汇储备在超发的情况下进一步超过中国，再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以此来跟美国建立更为紧密的资本同盟关系。
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这个道理没有，这个国际战略格局变化不靠老百姓的情绪，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靠大资本之间的战略关系。
2004年发生钓鱼岛事件以后，日本就说，中国如果在钓鱼岛这个问题上与日本发生冲突，美国是不会坐视不管的，是会站在日本一边的，等等。也许这是因为2004年日本新增发的140万亿日元将会进一步提高日本在美国资本市场的份额。
这其实仍然是资本的力量。
大家也明白，很多青年朋友认为，现在政府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了，老反复去跟美国讨论台湾问题，这样不对。而其实，这些反对也只是情绪的表现，你不得不看到台湾的战略地位。如果我们把台湾统一了，而且军事上也统一的话，那么中国的战略前沿将从台湾向西太平洋延伸几百海里，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物资运输，完全在中国的控制之下。因此，日本对台湾问题必然做出最强烈的反应。从国际地缘战略来说，日本为什么自甲午海战之后强迫清政府割让台湾，那是因为要保证海洋运输。日本是几乎没有工业化资源的国家，到目前为止，是世界第一大进口国，而它的石油70%以上来源于中东，是从中东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再从台湾海峡向上抵达日本。
由此可以说，中国的台湾是日本人的生命线。
但对中国来说，我们的主权不可放弃。别看这是个岛，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东南沿海对外开放。而一旦它追求正式独立，就不可能是一个平和的过程。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独立、区域独立，从来就都必然伴随着冲突、战争，很难短时期解决。因此，我国沿海这一带，还有可能在冲突的状态之下有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条件吗？绝对不可能。
所以台海的战略地位重要，当然是西太平洋地区所有的经济体都要关注的。
客观来说，当一个国家的领土上有外国基地和大量外国驻军时，就意味着其主权不完全独立。以此看日本、韩国，都是美国驻军的国家，因为本土上有大量的美军，在伊拉克问题表态上就紧跟美国，一步不离。
在这样的周边形势下，中国的压力非常之大。原因其实还不仅仅在经济上，很多问题是关联在一起的。日本2003年超发的20万亿日元、2004年的140万亿日元，极大程度上助长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泡沫，变成了大量的国际热钱，又要重新去寻找投机获利的机会。我们知道，“金融大鳄”这个提法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逐渐被中国人所熟知的。可大家知不知道，咱们现在还在面对一个更为可怕的金融大鳄，血盆大口已经张开，正等着要吃你。因此，国际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压力。
我们内部当然有分歧，最为模糊的估计是国际热钱以各种名义进入中国的比例，绝对值已经高达1000亿美元，可能1000亿美元这个数太大，大家对其没有概念。我们简单解释一下，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大约20亿美元热钱进入泰国，摧垮了泰国的金融体系，泰国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大约40亿美元的热钱进入韩国，就把韩国的金融体系搞垮。最后为了重建货币体系，韩国的老百姓捐献自己的黄金首饰。因为国家需要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其所发行的货币才能保住兑换率。而以往没有出现金融风暴之前，则不必这样。因为全世界已经放弃金本位，就是不再以储备多少黄金从而决定发行多少货币了。但为什么韩国老百姓要捐献自己家里边的这点金首饰帮助政府来发行货币呢？是因为货币体系垮了。同样道理，你们看印尼，看马来西亚，看看周边的那些东亚国家，都是不过几十个亿美元国际热钱——就能叫作金融大鳄，就能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而且根本不会看到鳄鱼会流下眼泪，这不亚于战争造成的破坏。
但是大家也应该记得，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40多亿美元国际热钱流入香港，最后大败而逃。为什么？根本就不是因为香港有最自由的资本市场制度、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最民主的什么制度，现在香港的一般人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完全是猴吃麻花——蛮拧。实际情况是，中国人讲面子，不可能香港刚一回归，刚宣布是一国两制的典范，就立刻让香港经济垮掉，这是不能允许的。于是政府站出来说我手里有1800亿美元外汇，加上香港外汇储备是2600多亿美元，咱们就对决一次。你不过是40亿美元热钱进入，你要多少我有多少。所以香港根本不是靠自己，而是背靠一个强大的祖国，成功阻击了亚洲金融风暴。因为中国大陆的货币市场不开放，任何热钱进来，国家银行照单全收。正是在这种垄断货币体制下，我们才没事。我们说东亚金融风暴发生，唯一幸免于难的应该是香港。再看今天进入大陆的1000亿美元相当于什么？大家很清楚，50倍于当时搞垮泰国的热钱，25倍于搞垮韩国的热钱，难道不是很大威胁吗？
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在2006年放开金融体系，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办人民币业务。这对于本届政府，对于十六大以后产生的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是重大考验。这个国际压力一般在地方层面上、企业层面上是感觉不到的。不研究国际战略的人，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紧张。那是因为国际热钱大量进入，更由于我们这种单一货币体制，不论进了多少外汇，不论是美元、日元，全都由国家的银行统一收购。因此，进来的外汇就有很大部分变成本币增发的压力，当然就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基础因素之一。如何防范曾经发生过的金融风险？不能说这个风险没有，客观上它已经有了，因此中国目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一点，我想大家很难从一般文件、报纸、电视上看到。跟大家把国际上的重大风险和已经在我们国内发生作用的情况，做一个归纳，介绍一下，以免大家不理解。
为什么现在中央出台宏观调控政策？最近我见到香港大学的一个金融专家，他告诉我，进入中国的热钱60%来自于日本，40%来自于美国，也就说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资本泡沫经济——日本和美国，目前等着从中国榨取利润。这点也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我们必须看到金融资本在泡沫经济的压力下，它的行为当然不可能超脱规律，那就是泡沫化金融资本只能到那些制造业为主的国家榨取投资利润。这就是当前我们说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国际方面的问题。它难道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背后充满利益关系的局面？
那我们反过头来再看国内。
大家也可以再回忆一下，1994年，消费物价指数上涨高过24%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你们记不记得？1994年中央就决定要加强宏观调控，要适度加强计划调控，一定程度上紧缩银根，控制信贷规模，主要是因为1992、1993、1994连续三年经济快速增长，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很多瓶颈制约。当时电力紧张、交通紧张、煤炭紧张、原材料短缺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于是1994年中央决定要适当紧缩，否则国民经济运行不健康。而结果呢？可能地方的同志不爱听，其结果是各个地方都不执行。跟今天的情况何其相似！1994年中央也想软着陆、缓刹车，别把整个经济的增长一下打下来。但是那时各地正在大干快上，收不住。结果就是一听中央这方面要刹车，要适度从紧，各地就赶快拼着抢着上，要在被卡住之前抓紧跑几步。这一抓紧可了不得，造成了整个宏观环境更紧张，原材料价格更加上涨。这么一涨，就涨出24点多的物价指数，明显是通货膨胀，恶性循环肯定发生。
其实那个时候你们也看到，与现在一样，也是进口大量增加，银行超发货币，这些事情都与今天非常相似，而那个时候还同样发生了“圈地运动”。从1992年到1994年连续三年，各地政府大规模圈占土地，大办开发区。那几年办了8000多个开发区，我们这次是5307个，那个时候比这次还要多，因为那次村村都办开发区，也是抢占农民土地，然后开发区从银行套钱，然后政府跟企业分肥。
这不过才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在座的都应该记得，至少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很清楚。在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如果抓紧再多跑两步，就会出现真正的恶性膨胀。1996年，中央不得不急刹车，中央政治局决定，不能再批一亩土地，即严禁任何新增土地审批，那就是所谓的一刀切了。这是上下摩擦出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各级不可能自觉适应中央宏观调控的结果，造成不得不急刹车。另外，中央政府也禁止任何计划项目的审批，要求各省计委不得向国家计委报项目，报也不批，一下把经济打入低谷。这才有1997年软着陆成功，1998年之后只能靠增发国债拉动经济。
这个教训，难道不够大吗？今天我们国内出现的情况与上述教训很相似。
首先是2001年开始第三轮“圈地运动”，大规模圈占农民土地。这次比上次（1992年）整个房地产投机狂潮更为严重。为什么呢？时间仅是上次的一半。上次用了五年时间才圈占了3000多万公顷的土地，这次在两三年的时间就圈占了5000多万公顷的土地。而根据2003年国土资源部查处结果，在这轮圈占土地狂潮中，总计16.8万个案件是违规违法的。如此严重的问题，怎么处理？它仍然是地方与中央双方不适应，最后导致要急刹车。2003年初温家宝总理发批示指出，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引发了各地农民上访告状，群体治安事件愈演愈烈。然后接着发文件，连发三个文件，我们叫“三道金牌”，说一定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审批制，一定要严肃查处各种各样的土地违规案件，一定要严厉惩处在土地征占过程中有贪污腐败行为的干部。文件出台，各地没有动，反而进一步加剧，发文件也不管用。当年6月底开了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中央领导同志跟地方各省书记、省长在电视上会面，各省都表态坚决拥护中央政策，但是会议完了继续圈地。批示没用，发文件没用，开会没用。最后迫使中央不得不组织五部委联合工作组，派出去十个工作组下去查，各地纷纷启动地方保护，提出违规不违法的各种理由。十个工作组下去查了一圈，最后，只撤销了一个人的职务。这难道就是中央派出十个工作组查处的结果吗？2003年10月15日领导同志听汇报，非常不满，要求进一步调查研究、组织专家座谈，要出台治本之策。当年11月初国土资源部组织专家组开会，四个人参加，我是其中之一。我说：既然是中央要求拿出治本之策，请允许我说句老实话，这是政治问题。中央行政能力弱化，到下面执行不了。不是要跟中央保持高度政治一致吗？不是要维持安定团结大局吗？土地征占引发了大量上访告状恶性事件，这难道不是政治问题吗？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手段处理。于是就提出，不拿掉一两个高官，这问题解决不了。
治土地违规案不拿下高官就解决不了。上一次是1996年中央严令，哪怕任何一亩地都不许批了；这次呢，说是任何开发区，都不得再批，哪怕承担代价！但是，这钱就砸进去了。上次仅房地产一项，造成3600亿元银行占压资金，造成银行不良贷款大幅度增加。这回得多少？提醒各位，尤其是在座的企业家朋友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别以为你可以跟中央权威玩，玩不得的。真逼到那个份上怎么办？只好采取行政手段，拿一把手说事，谁敢不听，就地免职。奉劝各位，不要试图考验中央政府的意志。
很多地方同志说，我们发展经济有什么错啊？你是没有错，但你并不承担中央的责任。中央面对的问题很清楚，那就是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紧迫的程度。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这和上一次调控一样，电力紧张、煤炭短缺、石油短缺、天然气短缺、大量的原材料紧张，还包括交通运输紧张。现在为什么在严厉整顿交通秩序，查超载？越是“瓶颈”，就越频繁出现违规。所有这些一系列紧张都会导致“瓶颈”制约越来越严重。这个情况其实跟上次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刚才说土地问题，狂征乱占耕地，使2003年一年耕地减少了3000多万亩。咱们号称有19亿多亩耕地，2003年跌到剩下18.51亿亩，直接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大家说中央一号文件好，其实中央一号文件每次必提的政策是要老百姓搞粮食，怕出粮食安全问题。
一个大国，难道是我这样坐在书房里的学者读了两本书，就说，放开进口吧，靠国际市场解决问题吧？！意识形态化的学者就是不愿意真去做学问，查查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跟中国进出口的关系。那两个数据形成的曲线很容易做，20世纪90年代我发表的文章里就写过。中国在1995年净进口2000万吨粮食。后果你们知道吗？世界市场小麦价格上涨几乎达到100%。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不满：你们富了，有钱了，你们大量进口，国际粮食价格随即上涨，导致我们穷国饿肚子，因为我们买不起。
大家熟知的莱斯特·布朗，1994年写了一本书叫《谁来养活中国》，我不知道在湖北是否有反应，但它在北京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他的话没落地，中国就大规模进口粮食，西方就开始嚷嚷，说“谁来养活中国”正在成为现实。然后接着出现一股唱衰中国的风潮，从美国开始弥漫整个欧美上空。然后就有美籍华人章家敦，号称在中国工作了十年，回去写了一本《中国崩溃论》。他这边话没落地，那边中国又高速增长了。中国经济一增长，马上就出了新的中国威胁论了。
我参加过很多国际会议，不仅是发达国家认为中国严重威胁了整个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也这样认为，墨西哥、印度、巴西，所到之处，发展中国家都在问，中国怎么了？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因此我们的国际环境相对而言就不那么好了。
最近莱斯特·布朗来中国，中央电视台组织我去跟他对话，讨论他的一本新书，我们翻译为《B模式》，副标题是“拯救地球”。这本书出来，变成了中央党校省部级高官科学发展观研讨班的参考书之一。对话时我就问他，10年前你是唱衰中国第一人，说“谁来养活中国”，然后就有人跟着说中国崩溃等。我问你：你1994年出版《谁来养活中国》，接着中国回答你的是1996年我们的粮食达到历史最高产量，我们不仅自己养活自己，还粮食过剩，过剩到我们不得不出口，中国人这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吗？他听完了以后，一点笑容也没有，跟我说，你们粮食高产的代价是什么？一方面你们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另外一方面你们大规模超采地下水，结果使你们整个大华北平原区，包括河北、山东、辽宁南部一直到河南这一带地下水严重超采，地表河流全部断流，这就是你们的代价。他说：我现在提出了B模式，就认为A模式需要改变，中国仿效的就是那个A模式，正在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
现在又登珠峰、又乘热气球的那个企业家王石，万科的董事局主席，前不久我们共同参加另外一次国际会议，在所有参加会议讨论问题的中国人之中，他和我同时被国外的朋友们称为是最为另类的。我解释说，因为中国面临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局面，所以必须加强宏观调控，经济减速是为了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当然我做了一大套数据图表来解释。而到会的其他国内的学者，仍然在鼓吹着这种所谓高增长。到会的大多数企业家也对现在的中央调控政策不理解，而唯独王石站出来说：你们错了，算什么企业家，我认为你们现在就是投机心态。王石说，很多人投资于钢铁，投资于重化，投资于电力，竟然说最多三年就回本。最为极端的是一个企业家说他投资一个钢铁厂一年就可收回投资。王石说，你们是干什么的？有谁愿意回忆，当年你们最初投资搞原始积累的时候多少年回本？没有十年八年的你们能回本吗？那是在轻工、纺织、一般制造业和一般贸易领域，你们尚且需要十年八年才能收回投资，现在怎么可能设想在重化、钢铁领域中，一年到三年也能收回投资？如果有这种想法肯定是投机。而如果投机造成宏观政策调控卡了你，那我认为你吃亏是活该，因为你不过就想投机取巧。他说，我这个企业按说在房地产行业算是好的，一般的房地产业最高利润率5%～8%，我是12%，我投资一项也得八年才能回本。房地产行业的利润还算比较高的，重化工的利润不能算高，随便放眼望去，世界范围内钢铁行业的利润是多少，有超过10%的吗？一般都在5%左右。如果你想一年回本，那你一年是100%的利润，怎么可能呢？只有投机才能这样，对不对？只有牛市你才能挣钱，所以永远爱说是牛市，不愿意说熊市。这点我理解，但是我们看看，宏观形势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会议结束被人们包围的还是王石。
这话如果是我说的话，你们肯定会意见很大，王石毕竟是你们的同行嘛，可能意见小一点。
接着，再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对中央强调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这跟我们上一部分提到的中央现在加强宏观调控，其实是相关的。
大家看到，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把过去单纯追求GDP增长目标，转变为追求综合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中央同时强调了五项统筹。
很多人对统筹这个概念缺乏正面理解。不仅国内，国际上也无法明白中国提出的统筹是要干什么。进入新世纪以后，世界银行在归纳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时候强调了三个“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主要内容，叫非中央化，或者叫去中央化（decentralization），就是不再讲中央的集中体制，然后是地方化（localization），再就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最近几次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没有公布之前，要征求各国专家的意见，我参加了讨论。我对他们这个概括有些不成熟的不同意见。怎么说呢？现在提出统筹，其实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中央权威的强化。这点，我想大多数地方的同志还不理解。而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讨论过一些倾向性的问题。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后果之一，是资源紧缺所带来的资源泡沫和国际问题复杂化。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既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相对而言资源又非常紧缺，人均资源的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得多。经过近几年的过度开发，从1949年中国开始进入经济建设的增长时期到现在50年来，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了10倍，但是我们的资源消耗量翻了40倍以上。
一个例子就是石油。过去我们是贫油国，到后来发现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使我们成为石油出口国。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期我们还是石油出口国，从90年代中期进出口平衡，90年代后期开始进口，到现在则是大规模进口，国内油田逐渐枯竭。前不久，美国的那位布朗来到中国的电视台对话的时候，他说不仅中国这样，整个A模式就是西方主导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已经出现的不仅是金融层面上的资本泡沫，而且出现了资源环境的泡沫。所以他把中国现在的经济纳入国际分析，说全世界都在透支资源环境。他说，如果说1989年前后，就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的关系是100%，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就是120%。经济每增长100%，导致120%的资源消耗，他把这叫作资源环境泡沫经济。
金融资本泡沫是怎样产生的？本来应该是生产产品，需要多少商品交换就对应发行多少货币。但现在就全世界范围看，已经是99%以上的美元货币根本与商品交换无关，主要在资本市场的虚拟的泡沫经济中运转。这是一个不断涨发的泡沫经济，早晚一定要崩掉，这对人类、对现在的市场经济都是一场灾难。
我们且不说那些金融危机，单看中国自己国内的资源储备，根本不能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而我们一旦扩大进口，客观来说就是求之于人，这样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造成了一种不可持续的国际国内的严重问题。
先讲2003年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大家看得很清楚，2003年中国为了9.1%的GDP，消耗了全世界10%的能源、30%的矿产、40%的水泥。我们人口近年来占世界人口的17%，这当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相当强烈的反应。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机构——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话我提醒大家记住。他说：20世纪日本和德国崛起，曾经因为改变国际秩序而引发过两次世界大战；而21世纪中国的崛起，也必将因为改变国际秩序，而对人类、对国际社会构成重大挑战。他倒没有说再发生世界大战。
相对地，我们领导人提出和平崛起，但如果大家注意看到我们的刊物，在《改革内参》上，有过两三篇文章在讨论，我们说的和平崛起，国际社会根本就不会相信。
为什么？因为如果沿着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发展，从来就没有和平崛起的先例。而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的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放在河里的那块石头，是什么？坚船利炮。发达国家在资源短缺、缺乏市场的情况之下，往往靠坚船利炮打出去。300年的殖民地战争，占领了世界上四块大陆，北美、南美、大洋洲、非洲，大量向外转移贫困人口，然后从这四块大陆掠夺资源，支撑发达国家所谓工业经济和自由贸易。这段历史越来越少地被我们国内的知识分子记起，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经常被谈及。
我是国内知识分子中去发展中国家比较多的人，最近这几年主要的精力是在搞发展中国家跟中国的比较研究。如果换个角度看欧洲，如果欧洲没有通过300年殖民战争大量移出人口，今天欧洲的人口会是多少？现在欧盟，把整个东欧、西欧人口加在一起共5个多亿。但是把欧洲在海外的人口计算回来，已是10个多亿。如果把在海外的混血人口再计算进来，有多少？恐怕人口总量比中国多。那在这个小小的半岛型大陆上，你能够相信个人利益最大化？相信谁块头大、谁膀大腰圆，就该多吃多拿？
说白了，无论你想还是不想，当然中国想和平，咱不想战争，可客观上没条件了，世界上不会再有四块大陆让你去殖民化。稍微往外走点人，就说你们是“人蛇”。世界各国现在大都采取了严厉的制度审查中国签证，哪怕是过境。你们看凤凰卫视闾丘露薇这次随温总理去欧洲访问的时候，她说现在只要你是中国人，各国差不多都是拿放大镜查你。
目前的这种情况不能简单化地解释。当你大量进口的时候，实际影响了国际价格，也影响了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这就叫作改变国际经济秩序。这对周边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难道不是挑战吗？当然是。因此，一方面在国内我们看到原材料短缺，看到“圈地运动”的兴起，看到投机经济的泛滥，这些都是中央不得不下决心调控的内容。但并不完全是因为国内。原材料不够用要进口，大量进口就会带动国际问题复杂化。
我们不能说布朗先生的分析是错的。在座的各位，要么是年轻人，要么是自己有孩子的人，请想想，再过20年，当中国人口接近16亿的时候，按照现在耕地下降的速度，那时还剩多少？我们现在已经有1/3以上的省份，人均耕地低于一亩；而人均面积高于一亩的省份大部分是干旱地区，有土的地方没水，有水的地方没土。我们的经济地理就是这样一个客观约束。
我们又都知道，不论是农业经济，还是工业经济，不论农村还是城市，都往往适宜在平原地区发展。而中国的地理状况是特殊的三大梯级分布状，这个结构决定了人口、资本、经济往往都集中分布在东部。因此，大家不要怪一江春水向东流、孔雀东南飞，只要是市场经济，连麻雀都东南飞。这是规律，逆不了。因此区域差别就扩大，中部渐渐地和西部拉平，赶不上东部。对不起，这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地理规律决定的。所以，区域差别扩大是不可逆的。
再进一步看，哪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是在增长过程中出现贫富区别拉大问题的呢？
中国也出现贫富区别拉大，当然是同城乡差距拉大同步。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分配研究的专家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难堪的结论，中国现在已经非常大的贫富差距不可能缩小，只可能进一步扩大。
请你们翻开《邓小平文选》，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曾经这样说过，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最后造成贫富两极分化，那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今天怎么评价我们取得的一切呢？难道不是贫富两极分化在拉大吗？
也正因为小平同志当年有这个论断，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陆学艺拿了社科院重点课题40万元课题费，做了全国的抽样调查分析，结果认为中国出现了十大阶层。中国语言文字比较丰富，但在英文翻译上“阶层”与“阶级”是一样的。他分析的结果，也非常让人不高兴。因为最高阶层是官员，第二阶层当然是企业家，第三阶层是知识分子，……而最后第九、第十阶层是工人和农民。大致如此。
我们不仅不能失败，还要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我说这话的时候你们笑，我可一点没笑。为什么呢？这恰恰是对执政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最好的解释，不理解十六届三中全会为什么要统筹吗？对不起，按照一般市场规律走下去的结果就是黄金分割，二八开。中国人改得了华盛顿共识吗？改不了。华盛顿共识是什么意思？因为二八分割规律，只有20%的人能够享受现代化，那80%的人就该承受经济危机转嫁的恶果。在我们国内呢？每当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损失代价很大。当然政府埋单，但政府只替国有银行、国有大企业埋单，经济危机产生的巨大代价、损失也是遵循二八分割这样一个定律，向中西部和弱势群体转嫁。
这规律你认也罢，不认也罢，反正它是规律。
在座的各位知识分子，你们可以把文章写出花来，但是基本规律其实是简单的。
我们的责任不是用各种各样的模型把事情说复杂到谁也看不懂，而是要把事情抽象简化为基本规律，甚至简化为基本常识，这样才有助于认识这个世界，大众才能从你的研究中受益。
大众关心什么，还不是我会不会受损？现在小的有产者或小中产阶级们开始着急了，担心的是在银行有100万或者50万存款能否保值。有些人有外币，那到底存美元，还是存日元，还是存欧元呢？有些人开始做外汇交易，投机心态总是有的。有人甚至做外汇期货。现在的中产阶级大概占人口百分之十几吧？已经担心起来了，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
但是作为中央政府关心的是什么？是我们面临的三大差别如何调解。我们说，当中国三大差别拉大并且已经形成了阶层的时候，面对如此普遍的社会问题，你们认为中央政府应该怎么办？难道应该继续鼓励这种分化吗？而要想缩小这种差别，一般的靠市场是解决不了的。
我再讲一个例子。2003年两会召开，温家宝刚就任总理答记者问，大家说他大脑像计算机一样能储存数据，你知道他回答问题说出的第一组数据是什么？是我们中国有7亿多劳动力啊，而发达国家劳动力总和才不过4亿多。后来我发表文章说温总理的数字可以修订，因为农村60岁以上老人不退休，没有谁给发退休金，他还得干活。为什么不能休息呢？是因为税制，农民直到临死都得交税，农业税是按人摊的，初生婴儿要交税，连百岁老人都要交税，世界奇闻。农村十几岁的辍学孩子成千上万，也得下地干活，如果把这些半劳力、失学的和不能退休的都算上，中国劳动力总量是多少？8个亿以上。几乎是发达国家劳动力总和的两倍。
请问：什么主义、什么政府、什么制度、什么政策，能解决8个多亿劳动力的就业？而一般所说的基本人权——劳动就业权怎样保障？国务院发展中心有一位研究员算了一笔账，说按照中国现代生产力水平，农业需要多少劳动力呢？他说大约需要1个亿劳动力，而我们农村有5个亿劳动力，那就意味着要转移4个亿。请问，往哪转？靠什么转？他进一步分析，如果按照中国要达到的一般中等程度的发达国家的水平，十几亿亩耕地只需要4000万～5000万劳动力。就是说我们大约应该在2020年前奔小康，2030—2050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多少人口呢？16亿。大概有8亿人能变成城里人就不错了。因为城市消耗的资源，远比农村消耗的资源多得多。咱们知道城里人生活用水是农村人的27.5倍。生活在现代化城市的人要每天洗澡，甚至很多人洗澡喜欢多享受一会，那就多消费好多水。城里人都讲究穿羊毛衫，多穿一件，那鄂尔多斯高原就多几亩沙化的戈壁滩啊！越城市化，越讲现代消费，结果资源就越遭破坏。你们待在城里，大家知道所有城里的水泥路面、硬化路面，下面都是沙漠，因为不能渗水。这还不包括那些大广场，用大理石铺砌，不渗水，结果就是地下沙化。早晚有一天，你们看的那个美国电影《黑客帝国》暗喻的情况会成为现实。这个电影透露出了深刻的危机感。将来，你只有在虚拟世界中才是风风光光，可以转着弯地跳跃，可以躲避子弹；一旦离开虚拟世界把脑袋后面的那个芯片拿掉，回到现实世界，就是断垣残壁，一片狼藉。好莱坞也有思想者，包括《未来水世界》的暗喻，将来海洋是越来越大，北极南极冰川融化，整个世界多数国家进入水下，剩下有限的几块大陆，只有原来的山区还浮在水面上。思想者告诉我们，大家现在喜欢开汽车消费石油，都是用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最后的结果就是人类自己把自己毁灭。
我们接着再看国务院发展中心算的账：全球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力总规模9000万人。这意味着把全球发达国家制造业停了，全转到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工厂，也不过增加9000万劳动力。所以，从温家宝总理2003年两会说出的第一个数据看，他最担忧的就是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人口大国。在一般市场条件之下，中国的劳动力是一个绝对过剩、无限供给的要素吗？边际效益率不断下降到零以下吗？今天就是这个现象，就是我们打工一族的实际情况。
农民工为什么拿不到工资？为什么超时加班？为什么没有任何节假日？为什么没有劳动权益？就因为它是绝对过剩要素。在经济学冷酷的轴线上，它只是一个表现为收益不断下降的要素。但是人本身呢？我们说一个最不该引述的情况，为什么中国黄色产业过剩？为什么屡禁不止？为什么抓黄永远也抓不完，甚至变成了某些部门赚钱的手段？就是因为人多。色情服务作为一种古老的产业，在中国的价格之低，甚至低到了几块钱，这就是市场的作用。
在经济学家用模型演绎的市场中，人只是一个变量，这就是它的残酷性。对于包括人在内的所有要素都被去人性化，才能非常标准地转化为数据。
测算我们的劳动力转移的前景问题，尽管温家宝总理提过，但我们的经济学家至今还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很好的回答。解决中国目前高达8个亿的就业问题，既不能靠市场，也不能靠计划，两者都不可能。这几年全国范围内的拖欠工资，有人说拖欠1个亿，有人说拖欠更多。不管多少个亿，总之，这是必然现象，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难道不信规律？因此，乃至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竟然迫使总理去给农民讨工资，那也不过才给熊德明那个村20多户农民讨到了工资，整个云阳县的农民仍然拿不到工资。
我老讲那个故事，就是2003年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颁奖晚会开始之前，我看到熊德明一家瑟瑟缩缩地待在位于王府井的那家豪华饭店里。在王府井那么豪华的地方，她一个养猪的农户，似乎感到自己无地自容。电视台的年轻朋友对农民挺好，说：“温老师，你找她去说说话吧，也可能你们可以聊到一块。”我就过去了，用四川话说：“你不简单喽！”她一看我跟她说家乡话挺高兴。我问她：“要是没有家宝总理去要工资，你怎么办？人家都说你应该去找劳动部门。”她说要不到。我说为什么呢？她说那个不管事。我说那就像报纸上说的去打官司，你可以找法院嘛。她说那个也不管事，打不得。农民对这些问题的判断其实是非常有直感的。我说，那怎么办呢？她说：“哎，多养几头猪嘛。”聊起来以后，我说其实最担心的是这次你有总理帮你要工资，可将来你的老公、你的孩子再出去打工，哪个企业的头都不敢要。既然你有本事要到工资，那我就不要你。为什么？你们看，每一个工地，每一个工厂门口排队的打工者上百个，我要十里挑一。我们现在使用的是打工者最好的年龄段，老板就要最好的年龄段、最好质量的劳动者，占有最多的剩余价值，给你的只是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那点工资。谁敢说不是这样？工伤也好，病了也好，要交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只能交给打工当地的政府，被那些发达地区的政府扣下了。然后，无论打工者是因伤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得回到你的不发达地区去，靠你的贫困地区政府来解决。
这公平吗？这难道不是问题吗？
我请问在座的各位研究经济学的朋友，有谁给我一个经济学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们不同意中央加强统筹、加强调控，给我一个办法。
解决三大差别且不说在我们这解决不了，所有比我们更早转向市场经济、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解决了的。
我们去看看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典型者，如墨西哥，据他们的学者说80%的城市化率，比我们至少高40%吧。按照国家计委测算，我们未来要达到城市化目标，到2020年才会实现50%以上的城市化率，墨西哥现在就是80%的城市化率。人家怎么实现的呢？有人去了解吗？那就是靠大型贫民窟去实现，而在大型贫民窟里面的就是这些大量的无地农民。他们的土地被征占了，或者买卖了。私有制条件下，任何大农场主都大规模占地。任何城里有钱人，也都可以在乡下包一块地，至少弄个别墅。我们中国已经有1个亿的中产阶级人口，谁家手里没有几十上百万？而农民动不动就要现金开支。家里有个病人他能不卖地吗？家里有孩子要上学，他能不卖地吗？
也许我说得太极端，我可以做自我批评，希望大家别计较。但幸亏不仅仅是我说的。大家知道在中央电视台的颁奖晚会上，王小丫说：“温铁军有一句话，说农民头上三把刀：上学、告状和医疗。”那是2003年非典刚刚起来，中央台叫我去谈农村问题。我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个“城市老爷卫生部”。教育、医疗、卫生、司法，所有应该提供的普遍服务都是高成本。中央台把节目做出来，台里边领导审查，要把这段话删去。我说也是天公作美，刚要砍，因为非典，卫生部长下台了，编辑紧急请示台领导就用上了。后来这句话就变成社会广泛流传的一句话：“农民头上三把刀：上学、告状和医疗。”然后，在党中央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你们看看总书记的讲话——他是一个语气平和的大政治家，他说：“农民现在有三难：上学难、告状难、医疗难。”我现在真是感谢中央领导。他们这样说了，我的这些刺耳的话就没毛病了，要不还老担这份心。
根据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现象，你一般讲的现代化上层建筑，就无法和这个产生剩余过少，并且高度分散的小农村社经济结合。
农村玩得起现代化吗？中国玩得起布朗先生说的“A模式”吗？
三大差别客观上拉大，确是必然趋势。经济学家们已经指出，它不仅现在拉大，将来还得进一步拉大。按照一般的市场方式，能够解决三大差别吗？
我问过墨西哥学者，墨西哥难道不比中国更市场化、更自由化吗？不比中国更美国化、更全球化吗？解决问题了吗？他们承认，不仅没解决，反而内部矛盾在激化。
你们上网可以搜到我的一篇在墨西哥的现场考察报告，叫《现场目击墨西哥蒙面军》。从2000年到2004年这四年期间，我先后去了四次墨西哥，为什么？我目的很清楚，当时不能明说，现在做完调查我就可以说了。我去墨西哥的各种考察各样会议，就是为了每次都找一个机会，去深入到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界一带印第安土著民族生活的那个拉卡多尼亚原始森林地区，了解为什么这一带发生农民起义？他们的农民战争已经坚持了九年，至今还控制着1000多个印第安社区，而且在1994年起义时就宣布打响了“反全球化”的第一枪，尽管他们和所有农民战争差不多，打开监狱，释放犯人，宣布农民夺取政权等，政府军一镇压，就退入深山。政府军一次屠杀了大概几十个连女孩子都在内的农民老百姓，就发生了墨西哥全国的抗议。政府不得不跟起义者谈判，他们表示愿意和平，只要政府允许土著自治。这一谈判，就从1994年谈到现在。直到现在他们都还是统一戴着滑雪帽，露一双眼睛，统一穿军靴，但服装乱七八糟、非常土的一支军队。即使这样，他们的军队得到了山区大批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老百姓也都像他们一样，军队戴着黑的滑雪帽，老百姓就用围巾把脸蒙住，露一双眼睛，老人妇女儿童都一样。他们对外完全开放，西方地区记者蜂拥而至。可中国大陆人就我一个去了，我见了他们民选代表、四个司令，他们的自治委员会等。考察以后，请他们帮我安排，由向导带着进了他们的游击区，坐独木舟进去，在他们的茅棚里面住了几天。
今天请问在座的学者，有人愿做这种事吗？
几年来我不仅做墨西哥的调查，还跑到印度北方去做农民起义的调查，了解农民为什么要闹事。最后的结论很简单，无地必反。占1/4以上的大量的农村人口没有土地，难道不反？而今天我们的学者大声呼吁土地私有化，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刚才说的三把刀，你非要逼他砍下来，农民就得卖地，成为无地农民。现在已经有4000万无地农民了，你们想把无地农民增加多少，能不出乱子吗？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回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五项统筹和综合发展观，能不感慨吗？如果不及时做出决策，把这种单纯追求GDP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加剧，转变为追求综合发展的新战略，后果将不堪设想。
十六大强调五项社会统筹，其中的城乡统筹是排第一的吧！
我们如果不能实现这种城乡、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人文等方方面面的统筹，难道就为了追求这种GDP，就得造成社会撕裂、国家出乱子吗？我们这代人给后代人，给咱们会场前排座的带红帽子的小孩们，留下什么？难道给他们留下一片混乱？
所以说，城乡统筹可能是某些人的大忌，可能是我们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的大忌。这意味着不能完全用市场方式来整合中国经济，不能完全用市场的方式缩小三大差别。其实，别说中国整合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整合不了。
于是乎就有更为极端些的、急于成为经济学家的人问我说：温铁军，你为什么不同意中国也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让农民放弃土地进城，不就是进入贫民窟吗？既然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大规模贫民窟，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出现贫民窟呢？我没法回答。但是，那进入贫民窟的是你吗？为什么不问你自己，是不是愿意在贫民窟中生活？这种人已经异化为非人类的思想，甚至有反人类的思想。
可能我这话说得不全面，虽然要政府发挥作用，但政府也有失衡的时候。这个社会要真打算实现综合发展，需要社会各界的综合努力，需要多方面的参与。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话不是一般性地给政府辩护，而是为新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辩护，我针对的不是别的，朋友们，针对的主要是三大差别。而如果我们面对三大差别再一般地强调市场化，就可能会偏激地走向连市场经济也要追求的帕累托均衡的反面了。
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到现在，出现了三大过剩：劳动力过剩，工业生产能力过剩，金融资本也过剩。中国的M2与GDP之比曾经超过200%，世界最高。而全世界范围内也是资本过剩。在前不久的那次国际论坛上，我就问所有到会的人，如果你们真的相信过剩是全球化的问题，那中国带着自己的三大过剩，加入本来已经过剩的全球化，是会改善原有的问题呢，还是会恶化原有问题？没有人回答。
我看我们不必等，还是老老实实地眼光向内，走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条路，中国特色不能放弃。
因此，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不仅是综合发展战略，而且进一步把它变成科学发展观，这是有现实意义的重大战略提法。我认为，如果一旦确定下来，我们担忧的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缓解。是否可以解决？我还不那么乐观。所以，说来说去不外乎是希望大家注意，科学发展观不是一个虚的、云里雾里的东西，它既和中国宏观调控的一系列政策相关，也和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所面临的三大差别拉大、三大过剩加剧，以及如何缓解这些问题高度相关。尽管这是客观问题，但宏观问题与微观领域中的情况是高度相关的。无论是做企业的，还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恐怕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找不到正确的、合理的办法。
其实也跟我刚才分析所说宏观调控一样，假若一个企业家听了刚才那部分，他应该已经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形成反应，形成决策，我应该怎么办？或者你是一个手里有点余钱的老百姓，也应该形成反应。所以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不会回答具体应该怎样，希望大家还是讨论刚才讲的这两个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