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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多年前的1985年，农村政策领域的学者大都在研究大包干以后的农业发展、粮食问题和经济作物的结构调整等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作为主要研究方向。20多年后，当人们普遍在大声疾呼城乡统筹、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市化时，我的观点反而显得保守了，一再告诉大家城市化是一种趋势，但并非必然趋势。城市化也并不仅仅意味着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我们切不可眼中有“数”、心中无“人”。
这些年来，也因为这些说法，我在社会上受到了很多误解，今天想利用这个场合，跟大家多说些相关的研究情况。
1.城：“城乡”统筹好！但“城市”统筹了吗？
城乡统筹当然好，但是，最容易实现统筹的城市内部统筹了吗？我们讲“城乡统筹”，最该首先统筹的应该是城市内部。
比如，城市中的农民工群体，被所在的城市真正容纳进来了吗？北京有一个打工青年艺术团，创办之初被工地的老板打，被黑社会欺负，现在终于得到了团中央、文化部等的肯定。现在电视上如此火爆的国家大剧院，如果不包括2亿左右的流动打工者，那么它是什么，是国家的吗？是人民的吗？
2.乡：“农业现代化”与“现代农业”之辩。
今天我们强调城乡统筹，集中农民上楼，节约土地用于规模化生产，在发达国家，特别是比较强调多样化、多元化、生态和环保的欧洲，现在的农业是什么样子呢？已经变成景观农业了，强调农业的多样性。当现代农业在中央政策层次上提出来的时候，我们之中的大多数还没有转到这个方向上来，可是海外已经来找我们说，中国终于出现了农业政策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如果可以比较的话，2007年“一号文件”中提出的多功能的现代农业概念，意味着中国开始把农业政策指导思想调到了欧盟20世纪90年代末或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强调的方向和内容上。
我们知道，世界农业开始追求产业化、商品化、区域化、规模化等一系列的“化”，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福特主义大生产成为工业发展的主导趋势，并且由于工业是强势产业而影响到农业，从而把农业的指导思想变成了产业化、商品化、区域化、规模化……其实，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短短半个世纪里，人们把农业搞成了立体交叉污染最严重的、制造了负外部性最严重的产业。
经济学早就指出农业现代化的这个两面性问题：传统农业，尽管其生产者未必能得到很高的收益，但因为其经济过程和自然过程高度一致，所以是一个正外部性最大的领域。当福特主义大生产从美国席卷全世界的时候，小农经济国家也跟着要搞农业产业化，这种农业尽管短期内能为生产者增加收入，就像我们的官员今天都会讲的“千方百计让农业为农民增收多做贡献”，但结果是什么呢？是由于农业脱离了和自然性状相结合的基本特征而造成了负外部性最大化。今天中国农业污染已经成为占总量1/3乃至一半的污染行业。
不仅如此，这种农业在制造污染的时候还制造了食品不安全，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乃至子孙后代的安全。今天我们大家都更多地看病吃药，因为我们把农业化学化了，农民是“家家都种卫生地”——谁都不愿意使农家肥了，主要使用化学肥料、农药、除草剂；“户户都养化学猪”——使用重金属抗生素，还得加上点“蒙汗药”和激素才能“瞎吃瞎长”。最近一个国际组织发表报告说，大城市周边的大规模养殖场中（如万头牛场、万头猪场等），牛、猪们联合起来打嗝、放屁排出的废气对大气的污染程度，比城市里的汽车尾气污染还严重。很多人以为不可能，其实那个报告是认真的，当然两种废气的化学成分不同。
当我们开始追求这种化学化农业导致的高产的时候，欧盟、日本却因为农业规模相对较小，早就告别了福特主义大生产。日本政界著名的“阿角”——田中角荣曾提出一个理想，要使日本农民经营规模达到户均2公顷（这和中国人“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梦想是一样的），但是日本直到80年代初都没实现。于是田中角荣提出“国土整治论”，从此日本开始了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谓之“农村综合整治”，于是乎，日本80%以上的农田实现了归集地表水为主的灌溉，也达到了户均2公顷。就在这个阶段上，他提出了农业政策调整转向，即不再以追求农业经济收益为主，不再让农业主要为农民增收做贡献，也不再单纯追求农业作为一个所谓产业的发展，而强调农业是村社为核心的区域发展中的一个部分，同时强调食品安全、区域发展和农业经济。这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农业政策调整后提出的“三农”问题。
中国90年代初期开始强调的“农业问题”改成“三农”问题是个复杂过程，其中，我发表以“三农”为题的文章是在1996年。而日本早在80年代就强调“三农”问题了，只不过内容不同。日本转向后，带动韩国和中国台湾也跟着转向。
继日本之后的是20世纪90年代欧盟政策的调整。欧盟农场规模大于日本五倍以上，大约平均在10公顷以上——欧盟各成员国内部不一样，但平均规模比日本要高很多——因此欧盟转向晚于日本，到1996年污染过重才开始转向。
恰恰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东亚小农经济和欧洲小农场国家先后顺应规律地转向农村综合发展之时，我们却逆向了，开始在农业现代化的大目标之下强调农业产业化！诚然，农业要提高效率的主观愿望是无可厚非的，也符合西方农业经济学教科书，但是由于缺乏对世界不同资源条件下农业差别化发展的了解，客观上造成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农业的化学化程度大幅提高，亩均化学化程度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远高于发达国家，当然也就造成严重的食品不安全。这又带动了整个医药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虽然都核算进了GDP，可这样高增长的结果不是害大家吗？
“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农村”是什么？我们那些志愿者搞了一些生态建筑——生态办公室，是半地下的礼堂，能坐300人，外表像大棚一样的，因为是半地下的，可以冬天不用暖气，夏天不用空调；生态农宅，大约180平方米，建筑材料成本只有2万多元。我们没有使用钢筋水泥，所有这些基本上都是木结构、草土墙，全部建材都可以回收，以此形成新农村建设的生态化。
这些在农村基层的事情做了差不多三年之后，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其内涵是人类社会将步入生态社会，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如果转变及时、调整力度大些，大概对以往所犯的错误还能是个挽救。
依据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这个指导思想，我们应该重新建立分析框架，来看看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1.认识论：一元论向多元论的回归。
生态文明的一个内在的重要观点是从一元论回归到多元论，即把世界本来是多元的这样一种客观事实重新加以确认。
生态文明是个内涵性的改变，它首先改变的是认识论。要认识到世界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认识到人类历史进程不是被斯大林主义教条化了的单一的五个阶段论的线性发展，就像我刚才说，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发展过程，但不是必然的、唯一的、一般的发展过程一样。我们多年来被这样一条单线式的思维禁锢着，这使我们很难突破，很难创新。而生态文明的提出，对于所有的学科来说，都需要重新构建其分析框架，这样我们才能回归到社会和物质世界的本质上。
并非今天，其实“五阶段论”与“亚细亚形态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曾发生论战，随着强调马克思通过自我反思才提出亚细亚形态的这批知识分子被打成“托派”，中国就被纳入了一元论的、单线式的、五个阶段论的、教条化的意识形态解释系统。
多元论的发展本是世界的常态，只有理解和包容才能真正和谐。
2.重新梳理不同的人类发展路径。
我们从清末开始照搬、延续到今天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一般都会受到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科学哲学”的制约，其实大致可以归为“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元论的制约（当各位都在自己的学科中勤奋耕耘的时候，千万别耕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家的“田”）。甚至可以说是被中世纪宗教神学“一神论”派生的哲学所制约——宗教上只许信一个神，和社会科学只许有一个真理是一样的。
然而几千年来，包括美洲、非洲、亚洲等，都属于非地中海文化派生的多神宗教、多元社会，存在着与“西方中心主义”一元论历史观解释不同的、异质性很强的人类历史发展路径。只不过，非洲、拉美、南亚，都先后被殖民化了。而非殖民化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很少，但其无论是制度形成，还是制度改进，最终总还是受到自身有社会历史内涵的一定文化因素的制约。中国属于以黄河、长江为主的大河文明，而西方大多数属于以欧洲半岛为中心的海洋文明。以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共中央过去战争年代难以服从斯大林领导的第三国际、强调独立自主，后来的和平年代也强调自力更生，现在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今天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也和当年日本韩国不一样。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梳理不同的人类发展路径，形成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思考，然后才有条件重构生态文明的新的分析框架。
（1）“西方中心主义”文化。
“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内涵的个体性，是以地中海周边特殊的资源地理环境为条件的早期西方文明的产物。它内含着那里的人类告别蒙昧进入文明之初的早期采集和狩猎的生产方式，必然形成以个体为基础的社会文化表现，以及后期的冲突、契约命题。除了西方以地中海沿岸为主形成的早期采集狩猎文明外，所有以早期灌溉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群体性为基础的社会文化的其他各大陆文明都不是这种个体性特征。
中国近年来曾经发生过网上热炒教科书问题，因为有人指出书里有“让孩子‘吃娘奶长大’的内容”。在欧洲，随着文艺复兴制作的话语体系具有了“政治正确”，“吃娘奶长大”的概念其实得到的是一种发扬光大。
据说古罗马就是两个双胞胎男婴靠“吃娘奶长大”然后形成的城邦国家。所谓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被中世纪以后的文艺大师所复兴出来的文明内涵，其中就包括对“吃娘奶长大”的文化的肯定。（当这类文明终于被自己内涵的内部矛盾灭亡的时候，整个古罗马、古希腊就都进入了长达2000年左右的被殖民化的历史进程。直到1847年，当大部分大陆的历史已经进入了近代史的时候，意大利——古罗马早期文明的发祥地——还只是个地理概念而非当代的政治国家概念。）所以，西方对外的杀戮掠夺，乃至于对殖民地的疯狂征占等，都是那种文化中的内涵。
文艺复兴的实物有很多。各位真到欧洲去，要去那些大的博物馆，如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日耳曼国家博物馆、意大利国家博物馆，在那里好好待上几天，好好看看他们表现的是什么，文艺复兴到底在复兴什么？其实复兴的是个体文化为基因的海盗文明。其中，什么叫谈判，什么叫契约，什么叫谈判和契约之间的对立统一，乃至于今天的所谓自由契约理论到底来源于何处，在这里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都有很好的形象表现。
灌溉农业文明也有很多文化表现，比如埃及最古老的博物馆所展示的就是大河灌溉文明。
（2）真实的美国发展经验。
什么是真实的美国发展经验？很少有人注意，我这里做了一个简单概括。
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关门和开门：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是个典型的殖民地国家，为欧洲提供原料，并且为欧洲提供产品市场。美国完成了南北战争之后，战争英雄格兰特将军1868年当上总统，上任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关门，闭关锁国，不许对欧洲开放，他说“直到我们有足够的实力，我们才能重新开放”。经过不到30年，经历了美西战争以及美国对亚洲的侵略等，直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终于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这时才重新开门。
美国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同样遭遇到贫富差别、城乡差别、区域差别拉大。东西两大海岸和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的差别非常大。1929—1933年的大危机，美国同样逃不过去，生产过剩必然造成危机，而危机在欧洲表现为战争，在美国表现为历史机遇，美国抓住了历史机遇，安然度过危机并成为工业化大国。美国不用像中国今天这样费劲，因为欧战帮它解决了问题。
成为金融资本帝国：因为欧战，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央银行，于是美国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成为金融资本主导的帝国主义国家。靠金融资本牟利比任何产业都轻松得多，它可以追求通过印票子占有收益。当苏东解体之后，美国就可以对全球印票子，于是全球化顺理成章地被美国倡导了。（那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我们跟着嚷嚷什么呢？）
（3）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制度的后果：制度收益归谁？制度成本归谁？
制度是不同原始积累方式所形成的，是派生物。我们强调制度，不错，我多年来一直强调制度。很多人以为当我说制度是派生的时候就不重视制度，其实我只不过指出了制度从何而来。
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制度，制度收益谁得到了？制度成本谁来承担？就像今天有许多人在谈论农民问题，其实农民只是没得到制度收益，而承担了制度成本而已。
这种单极霸权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发展极端不均衡，从而引起极端对立，结果一定不会是好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拉美国家开始左倾化甚至游击队遍地。我先后到这些游击区去过好多次，目的就是为了考察为什么在美国的家门口，完全照搬美国的制度反而闹得社会不得安宁、游击队很强大？
1.城市化的一般比较。
当城市化成为一种必然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比如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是靠贫民窟实现的？
做一点比较就可以知道，当我们讲着一系列“化”的时候，很少去做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殊不知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很少有人去想想，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人口超过1亿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城市化加速的过程中都必然出现的大型贫民窟？我们不是没有，在一些老工业城市，过去的工人区已经变成了贫民窟了，但这些产业转型期间形成的贫困，并不像印度、孟加拉、巴西、墨西哥等这些国家的贫民窟，二者差别是很大的，这些贫民窟动辄上百万人。非洲等地一些后起的国家也在追求工业化，比如最近闹事的肯尼亚，为什么肯尼亚闹事能一呼百应，就是因为空间平移了贫困。本来原来还是分散在四里八村的贫困，因为追赶工业化，大量人口向首都聚居，没地方待，就待在河沟、路边等地方，住在板皮子、棚布搭成的大面积移居区中。现在得到外援的总统，尽管掌握着国家机器——军队，而原有的总统却可以在贫民窟一呼百应。当贫民窟人口超过几十万的时候，想要对什么发言，就靠发动这些贫民窟的百姓上街。
中国现在是2亿左右的进城打工人群，如果按人数算，我们进城打工的打工者数量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人口，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出现这些事情？当然个别事件另当别论，在中国还没有演变为大规模冲突，其背后的重要原因在于我们今天都认为是绝对负面的体制——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千万别只讲一面。
我从1985年开始强调打破城乡二元结构，20多年之后我开始保守了，开始希望放慢脚步，不要一味强调城市化，甚至建议是不是有可能以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县域经济的发展带动城镇化？而不要只讲城市化。
我越来越退步，越来越趋向于保守，什么原因呢？就是怕乱。在座的各位恐怕大部分都属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成熟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后，一个重要的诉求就是稳定，谁都怕乱，乱起来大家谁都受不了。
2.中印发展比较。
印度与中国最具比较分析价值，两国起点相似，相差在哪里？在于基础设施。印度到现在刚刚开始建高速公路，原来我去之前就听人说印度是个“高速公路零公里”的国家，我到了一看，果然。现在各个邦还不行，到各个邦去的时候，别想着遵守时间——都说印度人不遵守时间，是因为没法遵守，路是混行的，公共汽车顶上人都是满满的。路上马车、驴车、牛车、拖拉机混在一起，中间连分道线都不能划，因为没有划的地方。出一个事大家就停在那儿，在路边埋头做饭，一天都走不了——在印度不要讲究效率，那是不可能的。
印度农村的多子女家庭，住的是茅草房，进去后屋里连张床都没有，贫雇农的农业没有任何机械、没有畜力，只能用人力来耕地，非常贫困。回来后我对我的学生们说，谁想了解30年代的中国农村，谁如果觉得过去好，就去印度；谁想了解80年代的中国农村，去越南。
印度与中国发展差异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础设施的不同。印度的交通非常糟糕，任何一个路口就是汽车、摩托车、摩的甚至跟牛挤在一起，交通规则是很难遵守的，大家都是在抢。城市化不过是多出点装饰、多出点广告而已。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交通、没有基础设施、没有三通一平、没有起码的前期投入，不可能有FDI和其他发展类投资。中国为什么能长期靠投资拉动？一个重要条件是基础设施，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是世界第二。
印度没有基础设施的原因是土地私有化。农村土地私有化，造成了印度34%的无地农民，就跟新中国成立前造成了37%的贫雇农相似。印度7亿农民人口中的34%，就是2亿多无地农民，他们干什么呢？每当农村里有点灾的时候，他们就拖家带口进城了，进城就是进贫民窟。贫民窟建在哪儿？城里土地也是私有的，你敢在私人土地上私搭乱建吗？不敢。在哪儿呢？所有的贫民窟都搭建在公有土地上，就是铁路边、公路边、河道边、公园边等这些地方。于是，你想搞基础设施建设修条铁路搞双轨，就得拆棚子，一拆就是上百万人闹事！
可见，“空间平移、集中贫困”，不是等着人家和你打架吗？
想修铁路、修公路，把棚子拆到哪里去？都是老百姓。想把河道裁弯取直让它行洪通畅，别一下雨就是暴雨成灾，淹没半个城市，你敢吗？沿着河（河道都是曲里拐弯的）都是底下用竹竿子撑着，上边用竹篾子搭成板，在这上边搭起来的棚子，成千上万的人就住在河道两边，因为那是公有土地。
请问，我们主张土地私有化的朋友们想过这个场面吗？去实地看看啊！不远，五个多钟头就到了，从成都走更近，大概三个多钟头就到了。也不贵，几千块钱就够了，我有很多考察都是自费去的。
两国经济发展情况的比较。以前中国经济大起大落，那是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印度经济始终平稳，但它平平稳稳地走到现在，和中国的差距越拉越大。拉开差距的喇叭口，最早是在1969年，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但不管怎么讲，中国就是在那个时候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进入工业化快速增长期。于是，中印两国差距越来越大。
经济结构的比较。2005年，印度服务业已经高达53%，而中国的服务业还在40%左右徘徊着。从结构上看，中国大大地落后于印度，但是从制造业来看，从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战后追求工业化的路径来看，中国的制造业比重是46%，印度一直不到30%，也就是说，印度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当然，如果用生态文明的角度来讲，没有完成工业化并不意味着不好，不进入工业化不意味着不好、也许会更好，这话另外再说。
我主要是想告诉大家，不要看什么意识形态，而要看真实的发展情况。今天很多中国企业家都说，中国的制度不好。当他们出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发现他们寸步难行，甚至有很多已经被抓了。我到印度去调查的时候，企业家们说在这里没法干，稍微让工人超过八小时就罢工了，然后就把中国企业家告进法院了。要是稍微拖延给钱，就进监狱了，还得花好多钱保出来。
从20年的减贫绩效比较看，中国的减贫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不需要多说了。
3.工业化的共同规律。
大多数20世纪以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都以工业化为主要目标。工业化都需要一定的资本原始积累。
任何发展中国家追求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的时候，只要不能像西方人那样向外转嫁矛盾，就一定会导致本国农村的衰败。什么道理呢？有一次我跟领导同志讲，请问为什么80年代中国没有“三农”问题，80年代农民收入连续四年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城乡差别迅速缩小，并且第一次出现了农村人口（县以下）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高达64%（没有扣物价指数），即农村人口占多大比重、消费占多大比重，然后中国出现了黄金增长、内需拉动？为什么90年代市场化、法制化都加强了，“三农”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到21世纪，新政充满了政府善意，但“三农”问题愈演愈烈？
就因为其中有一个基本规律，特别请学经济学的朋友们注意：当这个世界进入金融资本主导国际竞争的时候——金融资本的特性是在流动性不断加快的过程中获利，我们就会出现金融资本因追求流动性而异化于产业资本，越是没有流动性的产业越是被异化。而农业正是一个毫无流动性而言的产业——农业必须和自然过程结合，除了那些大棚生产可以有流动性外，正常的农业生产，只要是和自然过程结合，只要是生态的、有机的，就一定没有流动性。因此，金融一旦成为一种独立的资本，其本质决定就是异化于任何产业的资本，必然追求流动性获利，那就会大量投入股市、期市、房市这三大投机市场，并且不断催生金融衍生品交易，此乃金融资本主导竞争的当代经济的基本规律，可逆吗？不可逆。
既是规律，就只能运作下去。接着，就会出现中小企业因流动性差而没有贷款，农业因流动性差没有贷款。金融离农而去、离中小企业而去，乃是市场经济规律之现象，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只要顺应这种市场经济规律，就会导致农业三要素大规模流出。
大家都知道，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资金或曰资本是“父母结合生的儿子”。现在，“不孝子”先离农而去，“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是当今普遍的话。离走后开始休“爹娘”，于是，“爹跑了娘嫁人，儿子各人顾各人（异化了）”——“娘被霸占”是指土地被征占，“爹跑了”是指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三要素长期流出能不衰败吗？我当时问领导，世界上可曾有过任何经济领域，在三要素净流出而且大规模净流出的情况下，能保持不衰败？那不是奇迹吗？这就是今天的事实，对不对？三要素净流出并且大规模净流出，想不衰败怎么可能？
因此，“三农”问题严峻，体现的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不管我们有无善政、有无善意，谁也不可逆规律而动。
4.中国的真实经验是什么？
在这个规律发生作用的同时，加上西方的新“四化”——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会是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大概是唯一的例外。
我在很多国际交流场合上都说，请你们注意，中国是二战后独立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唯一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其他没有一个。比如南部亚洲，印度（12亿）、印度尼西亚（3亿）、巴基斯坦（1.8亿）、孟加拉（1.3亿），完成工业化了吗？拉美国家中人口过亿的有两个——巴西和墨西哥，但这两个国家都不是以原住民为主的，而是外来殖民者和混血人口为主的国家。
总之，请大家注意，发展中国家原住民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中，唯有中国完成了工业化。
是不是好事我不说，因为生态文明理念下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有多好，但是，有谁认真总结过我们的发展经验吗？很少。前不久英国国际开发署要撤离中国（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召集一些专家来讨论，他们能把什么样的中国发展经验带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为他们要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做项目。在座的所有专家都说，千万别带中国经验走，几乎没有一条经验可以带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我前阵子去印度，那里很多朋友跟我说，抓紧写篇文章吧，写印度不能向中国学什么。就像我们不能搬西方、搬来就糟糕一样，别的国家也不能搬我们、搬了也糟糕。
以上分析的结论是：任何照搬城市上层建筑都会由于治理成本过高而导致与过去剩余过少的小农经济不适应。这个上层建筑如果是在城市，搬吧，我们不管。但如果搬到农村来，麻烦，因为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这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所以，我们需要实事求是讨论真问题。
真问题是什么？中国地理上本身就具有三级台阶分布，因此，区域差别乃是资源、地理、环境造成的，并非人为的制度造成的。中国只有11%～12%的国土面积是平原，只有9.4%～9.8%的面积是水土光热匹配的平原地区，因此农业条件尤其差。
据此看，中国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农民大国。
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在近百年的制度史上，导致了三次乡土社会的治理危机。
今天当我们讲城乡统筹的时候，城乡统筹的真正内涵是什么？是由政府承担农村的公共开支和基础设施开支。这一点，2002年中共十六大刚一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就讲到了，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就在十六大提出“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并且强调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为指导思想的时候，胡锦涛就说：“我看，今后的“三农”政策不能再口惠而实不至。”怎么解决呢？他说了两个方面。一是把财政的新增部分投到县以下，去解决县以下的公共开支问题，就是教育、医疗、治安、管理等，这些要靠国家财政投入来支付，不要再让农民拿钱了，即公共品要公平。这一点2002年就提出来了。第二条，“国家支农资金能不能改一改？以往70%以上都投到大项目上，跟农民没什么关系还要农民付出代价，今后能不能改成国家支农资金重点投到村以下，去解决和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小的项目需求，即农村道路、水利、电力、交通等，小的基本建设需求也要由国家支农资金来解决，也不要让农民再加重负担了”。
这届领导班子的指导思想是清楚的，就是用国家“看得见的手”改善三要素净流出并且大规模净流出这一农村必然衰败的规律性原因的源头，也就是用“看得见的手”让三要素回流“三农”。
什么道理呢？市场一定是把三要素抽走的，靠市场是不能让三要素回流的，这点大家都清楚，也叫作“市场失灵”。当你使用“看得见的手”逆市场而动的时候，由政府把三要素送回来，把率先异化于农民的资本这个“不孝子”用国家的手给送回来。农村小项目大量增加，就是请农民在家门口打工，参加道路、水利、电力等这些建筑工程，挣了现金，有了消费，就能拉动中小企业发展，带动小城镇发展，那就有了公共设施的投资需求，进而会使中国农村城镇化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资产池”。随之，就会像朱镕基总理1998年启动第一大资产池建设带动了大量FDI进入中国使得中国变成投资拉动型增长一样——假如我们的新农村建设能以城乡统筹为基本内涵，并且像温家宝总理所说，连续投入十几年。
2002年十六大之前很少出台社会政策，2003年之后表达政府善意的政府善举、善政大量增加，2007年增加得最多。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中央出台的这些社会政策的背后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从2003年以后陡然地向上增加，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两个反哺”的贯彻。
城乡统筹其实不是把城市这套强行去“化”农村、把农村化成城市，其实主要是公共品的公平性，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去解决农村的、农民的需求，“三农”问题的相对缓解，本来就是城乡统筹的题中之意。
当大家都做城乡统筹的时候，不要说得太偏了，我们其实应该是追求一个可持续的稳定发展。因此，社会科学界的朋友们，要强调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社会科学体系的重新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