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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活着，因为我思考”，这是一句电视剧里的台词。
“我思考，因为我困惑”，这是我今天的台词。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做规范性学术研究的学者。这种规范研究，按照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说法，所追求的应该是“一种片面的深刻”。这样研究的学问越精致化，学术水平越高，就可能会离客观现实越远。不过，书斋学者当然可以这样研究下去，因为他们不必根据调查研究来解释现实。
与规范研究学者不同的是，由于我从20世纪80年代起得到了参与农村政策调研的最好的机会，能够把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花在“用脚做学问”上，因此，这种客观经历，使得自己靠长期下基层搞调研积累了一些粗浅的感性认识。也许，这恰恰是我的不足，因为不懂多少理论，所以，十多年调研到现在，也不过只是收获了一堆困惑。因此，回到学校面对老师和同学们的时候，只能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困惑。
1.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困惑。
记得在1998年，江泽民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实事求是地把过去文件语言一向强调的农业现代化，改变为“率先在沿海发达地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这当然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因为中西部农业的生产力水平确实没有、以后也难以得到根本改变。
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进入世界前五位，但是就大多数传统农村而言，小农经济基本特征并没有得到改变。这是由于受到人地关系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的制约，使得我国农村地区在客观上不得不长期维持小农经济，这是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一直没有条件根本改变的原因。
在最近有关中国加入WTO的讨论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淮研究员指出，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按照中国实际已经达到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当前全国的19.5亿亩土地应该只需要4000万到5000万劳动力。其他讨论虽然没有那么极端，但大多数接触实际的学者也比较一致地承认，我国农业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基本上仍然属于传统农户的兼业化经营。因此，如果加上农户的养殖和其他经营，实际上只需要1个亿的劳动力。那么，农村中剩余的大约4个亿适龄劳动人口，就需要非农就业。这确实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要安排，客观上也没有安排到哪儿去的可能。因此，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1995年有关实行紧缩方针的讨论中，我曾经提出应该把促进就业作为基本国策。近年来也多次说过，如果20世纪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地问题，那么21世纪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就业问题。
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温家宝同志早就指出，要想富裕农民，就得减少农民。不过，咱们政府的相关部门有没有关于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针对性的政策？目前看至少还不完善。将来即使政策完全对路，农村城市化加速，从中长期看，今后20年内，农民人口的比重可能会下降，但绝对数仍然会在7亿至8亿，“不得不小农经济”的问题也是中长期难以解决的。
那么，在“不得不小农经济”的制约下，如果农户的人均土地面积难以增加，绝对地租也就无法增加，种植业从长期看可能就是低效益，甚至是负效益的，那么，资本、技术这些至少应该得到平均利润率的要素又怎能投入到农业来？如果劳动力难以转移出去，小农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边际效益现在下降到哪怕零以下，仍然不可能被其他要素替代，那么市场经济所依靠的“看不见的手”又怎样发挥作用？
如果上述问题确实无法解决，人们可能会比较容易达成共识：西方那种农业现代化的思路不能用来解读中国农村的现实。
2.对农业经济科学的困惑。
接着产生的，或者派生的困惑，可能显得更有挑战性。如果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中国客观上没有条件重复西方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那么，是不是应该提出农业经济科学是什么科学的问题呢？
一般认为，农业经济学是个部门学科，是属于西方经济学微观领域。它之所以是西方的科学，是因为这种理论主要是从西方的经验过程中提升出来的。但是在中国，并没有与西方相同的那种给定的、使之能够成立的条件。因此，农业经济科学在中国农村，至少现在，恐怕还难以称之为科学。
这就要提到科学方法论。
所谓的科学成果，应该是可以在同样条件下、沿着相同的技术路线被重复的。如果我们通过“在地”试验，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道理就不能被证实，严格说就应该叫证伪。如果某个所谓科学理论不能解读约占世界农民人口30%的中国农民面临的现实问题，那这种科学有没有普世性？如果没有，那么学生在校学的、老师教的、研究人员据以进行论证的都是什么呢？
随之派生的困惑可能不是我一人的，但却更令人不安。因为在大多数场合我只要这样提出讨论，马上就会有人指出，如果不能按照西方的科学理论来解释农村的现实问题，难道要退回到传统的所谓计划经济理论去研究吗？对不起，这样的非此即彼地提出问题本身，就是在西方“一元论”哲学支配下不自觉的反应。对此我只能斗胆反问：所谓计划经济，难道不是另外一种西方的理论吗？
其实，我们最需要的应该是“问题意识”，最忌讳的则是“意识形态化”。
需要说明的是，我本来一向是尊重理论的，但是对那些不符合本土现实、只会盲目照搬的理论，实在容易使我这种搞实地调查出身的人产生困惑。因此我不敢轻易地在学者云集的大学里议论“理论”，尤其对那些所谓集大成的“体系”敬而远之。
将来，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会逐渐根据中国农村发展的经验过程归纳出理性认识，但现在，还是别急于盲从。即使不敢谈对老师“发难”，或者对学科本身提出颠覆性的观点，哪怕能在平时学习的过程中多一点困惑，就如“困惑着我的困惑”，就算不容易了。
当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就此停下，不能对国家、民族、历史和现实不负责任。因此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与共和国一起长大的人有责任去解构（de-structure）那些具有高度正确性的话语。通过下基层调查，通过向实际学习，重新认识已经被我们这一代约定俗成的概念和共识。例如今天所提出的，我们是否应解构农业现代化？也许我们这一代没有能力，将来，可能得由下一代来完成重新建构的历史任务。
当然，建构本来就在解构之中，不破不立，大破则大立。
说了这么多，对这部分讨论归纳出的只是一句尽人皆知的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话是1978年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那些盲目照搬、照译的书本上的理论有不少是伪科学，甚至是垃圾，根本不能用以指导我们解释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因此，我们才应该体现陈云同志一向强调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而我们的解构，其实就是一种直面各种挑战的尽力回应，也是弘扬中国历届领导人试图形成不同于西方的指导思想的战斗精神。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客观上没条件与美国、西欧、日本相比，只能与拉美、南亚相比，因为中国是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个多世纪追求工业化的近代史上，我们不断请“洋和尚”来念经，不断接受人家强加给我们的教训，也不过是从“邯郸学步”，进步到“摸着石头过河”而已。现在的问题是再摸下去行不行？令人踌躇的是，西方人放在前面的那块石头我们可能没法再摸。
还是得先提出方法论问题。自然科学的专家一般认为，到目前为止的社会科学理论，还只是些无法验证的说法。社会科学之所以不能成为科学，主要还是方法上的问题。如果不能通过在给定条件下重复试验得出其成果，那是不能被称为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理论都不能被试验所证明，还因为这种科学所依存的经验，必然有时空局限，亦即，试验条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
我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国家送出去学方法的那批人中的一个，多少了解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基本要求。从方法论本身的发展看，即使是到了后实证主义，也还是认为最科学的仍然是实验法。在社会科学中，如法律学、犯罪学，可在忽视道德的情况下采用单面镜观察法（one mirror reflect）看人在极端的条件下的一些本能的反映。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一个搞实验的学者，尽管他在理论上名不见经传，方法上也机械地照搬自然科学。他在一定的可控条件下，把人作为经济动物关在一个封闭的地方进行试验，观察其表现。这反映一种倾向，即试图把实验法引入经济科学。其实，这仍然是庸俗化经济科学的一种表现。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既往的现代化是个什么过程，是否可以被重复？这就要分析欧洲是如何完成工业化的。
欧洲的现代化必然经历产业资本的形成过程，其中包括对外进行了约300年的殖民扩张，这是在罪恶的“三角贸易”进程中开展的。西方工业化的前提是，大量地向殖民地移去贫民、犯人、异教徒（而并非是富人和有道德约束的人）。结果，仅是美国就移进总数达4800万以英国人为主的欧洲人。同期，南美1个亿、北美1个亿的原住民被抢夺和清洗，人口大规模死亡。在美国，印第安人作为一个种族基本消失了，到1992年只剩下82万。过去生活在那里的上亿的印第安人，被作为殖民地对欧美工业化的伟大贡献而基本消灭了。
如果欧洲不进行这样的移民，现在欧洲大陆上估计会有10亿以上的人口，这么多人集中在欧洲大陆上，就与我国现在的人口状况差不多。结合欧洲人的以个体为基因的文明共同作用，世界大战何止两次，三次、四次早都有了。因为，发动世界大战是解决传统产业资本扩张的必然途径和唯一有效办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了瓜分世界资源，但没有瓜分停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酝酿了祸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过研究证明，美国解决其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并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其传统制造业，是战争解决了美国足够庞大的产业资本的出路问题。
中国曾经采取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一度被批评为“闭关锁国”，其实当时也是受其外部环境限制而“不得不自力更生”。且不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先后卡我国，在与西方16个国家打了朝鲜战争之后，即使我国想“对外开放”，也无法实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产业资本已初步形成，但世界也瓜分完毕，再没地方可以扩张。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和日本都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传统制造业逐渐让位于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产业和以军事需求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中国才在当好“下家”的条件下成为制造业产品出口大国。
历史证明，中国这样的后进工业国家根本不能重复西方的现代化路径。问题是，如果重复不了西方通过殖民地扩张和战争方式实现现代化这样的路径，却要学从这样的经验过程中提升出来的所谓科学理论，那些被我们奉为瑰宝的东西是真正的科学吗？现在，学术界只出现一种声音，大家努力做天上的学问，西式学者站在庞大的西方话语体系里，毕其一生精力在片面地深思，他们都没有时间理睬脚下的热土。
当前我国的产业资本扩张面临的国内外制约很严重。首先，本土能提供的基本能源如矿、水等有限；其次，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位的高速公路国家，石油需求日益增大。总之，自然资源短缺是个硬约束，能够被资本化的资源越来越有限。
关于石油进口问题。日本现在每人每年石油消耗量为2吨，自己一滴不产，全靠进口，每天90个油轮对着开。我国去年进口石油3000万吨，进口超过国内总需求的30%。此外，中国加快城市化，为了减少环境污染，城市需用天然气。按照现在的城市化的速度，不用到“十五”末期，就会有大约7亿城市里和沿海的中国人需要消费石油，中国需进口的石油可能要达上亿吨。到2010年至2020年，如果城市人口达到8～9亿，而国内产量仍然维持在1亿5千万吨，那就需要进口更多。波斯湾一半以上的石油不可能都归中国。一旦石油短缺，或者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就会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严重问题。
现在，中国的周边环境有点险恶。南海到底是谁的？我们敢在那里进行石油开发吗？我们在南海没有巡洋舰，而越南就有，更不用说控制马六甲海峡了。中国想大规模地进口石油，就得对海上石油运输线有控制权。而海上石油运输线曾经是日本的生命线，为此它曾发动过太平洋战争。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领事馆被炸，后来2001年又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发生了所谓的撞机事件。现在中亚、西亚又出现了问题，朝鲜又被美国划定为邪恶轴心国。这些客观上对中国形成了环形的包围圈，国际环境异常险恶。在东北亚，日本、韩国和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同构程度明显，竞争强化到你死我活。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和平的发展环境，我们经不起战争。值得庆幸的是，党的三代领导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50年的和平发展环境。现在，为了对付将来石油供给的不可测问题，中国正在建设“西气东输”工程。
进行产业的资本化过程中，一个严峻的问题是中国的主要矿产品短缺在50%以上。以水资源为例，整个北方的300多个大中城市全都缺水，五条主要河流全都断流。而城市人口的平均用水是农村人口平均用水的26至27倍，城里人天天洗澡，他们的爱车、宠物都是爱干净的。在这样的制约下，北方的城市如何扩张成了问题。可现实中我们还是要继续“化”下去。然而，当前的现代化是否能继续下去呢。如果我们了解了这样的国情，则无法这样做。这也许是我杞人忧天，因为有人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如技术发展到可以利用太空中的资源，可以水变油，可以利用风能、潮汐能、太阳能等。等待技术发展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当然或许可以大幅度发展泡沫经济性质的金融产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出路在哪儿？地球上还有无可以占领的大陆？如果说农业可以超前技术化，那么造林带早都围绕地球一周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对当前现代化的路径进行思考，在思考中困惑，其实就是在质疑、解构现代化。
现在来看产业化中的实际情况。1996年粮食多了，过1万亿斤，卖粮就困难了。当年国家因此统一制定保护价，造成压库5000多亿斤，财政补贴多占几千个亿。这么多粮食要出口，价格还要比别的国家的高，政府只好进行补贴，但是别的国家进行抗议，因为它们认为这违背了WTO的有关条例。再看工业、加工业的产业资本扩张问题。在广交会上，我国制衣品是1美元1斤，以前是连箱子40美元，现在是8美元。这个世界现在这样发展，逃脱不了制造业的一般规律。现在利润低到了5%～15%，而加工贸易的大头利润都大量地流出了。产业资本的形成和扩张是有规律的。任你政府再怎样号召西部大开发，一江春水从来就不大可能“向西流”。试问1999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有多少资本在三年之内流向了西部？即使几千万的劳动大军流到东部，也都是在东部发达地区，省内都不向西流，何况省际。
现在的论证具有御用性，正反说都会有理：一会说是产业调整，一会说是产业退出，又是什么雁阵式转移，什么利啦、弊啦，这是一种僵化的错误思维方式。学问在以前是老八股，现在是洋八股。这都不能解释我们的问题，又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浙江私有化程度最高，市场机制最完善，为什么大资本却绕它而过？外资也不进去，反而只找北京等国有企业较多、政府似乎比较官僚化的地方。中国对外大量资本输出达千万个亿，而中西部建设却缺乏大量资金。珠江三角洲加工业的80%来自港资，欧美资本都到哪儿去了？只能说这些都是由资本的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决定，由当地是否有资源可以资本化、是否为当地政府掌控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