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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也许知道，中国人从清末就试图进入所谓现代币制，也曾经试图发行货币。我印象中是在载沣主持清政府财政的时候，他曾经以财政支持发行过货币，但那是在清朝末年，因为清末财政基础很差，关税已经被英国人赫德掌握，而又主要是用那点“值百抽五”——就是外国人控制的、只允许有5%的关税率——去支付清政府应该支付给洋人的战争赔款。
1840年以后多次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造成的连续的大规模的战争赔款，比如甲午战争，中国支付3亿两白银赔款，到庚子事变，中国支付4亿5000万两白银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完全空虚了，因此以国家财政为依据来发行货币的努力，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所以，清末实行纸币制度的努力是短暂的一瞬，出生之前就预示着它的夭折，没能成功。
此后中国其实一直仍然延续着明朝在16世纪以来推行的以白银作为货币的制度，我们叫它白银币制。那么，到底什么时候中国才真正发生向所谓纸币制的变化呢？
讨论人民币，先得看此前的币制是什么？
1.序曲之一：民国年间的币制改革与高通货膨胀危机。
1935到1936年，国民政府改行纸币制，叫作法币。为什么要改呢？改纸币制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恐怕在你们的纪录片中必须把这个改行纸币的前提搞清楚。
我现在所看到的资料，主要是源于1929—1933年西方发生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当时，中国由于自己不产白银，它的白银供给要靠海外，那么中国的白银币制也就得靠海外平价供应白银才能稳定。
当1929—1933年大危机爆发的时候，一定会导致贵金属价格——黄金价格上涨，跟今天的道理一样，那时白银相对于黄金的价格是温和下降的。为了稳定银价，美国、中国、印度等八个产银或用银大国还签订了稳定银价的协议。但是随着英、日、美这些西方国家告别金本位制带来的货币大幅贬值，白银相对其他货币价格上升，已经使中国发生贸易逆差白银外流；到1934年6月，美国出台《白银收购法案》，就更加剧了这一矛盾，随着国际银价大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于是乎就出现白银供给短缺。
这不是一般意义的短缺，也就是当国际市场白银价格上升的时候，中国国内的白银会外流，而是出现了白银外流造成的严重短缺。这点恰恰和早期西方在中世纪晚期所谓资本主义拉开序幕的时候情况类似，西方首先是出现白银外流，发生白银危机，导致欧洲长期的白银战争，白银战争的战败国，变成了所谓开拓新大陆的掠夺者。那时欧洲白银没有了，流到哪里去了？流到东方来了。
现在是东方发生类似情况。正值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黄金增长”的同一时期，出现白银外流，于是导致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条件下，同样是政府发行货币的一个宿命约束。也就是说从1935年年底民国时期的政府因为白银外流、严重短缺，而不得不改行纸币制的时候，他们首先遭遇到的是通货紧缩的打击。
接着，我们还得讲“人民币序曲”，也就是说，法币制这个纸币发行是人民币的序曲。
因1935年出现日本侵占华北，日本在日占区抬价抢购白银，导致中国进一步出现白银外流，贵金属储备大幅度下降，于是1936—1937年就从原来的通货紧缩转化为通货膨胀。
所以，民国政府放弃银本位、改行法币制这种纸币发行的最开始，就应该叫作“流年不利”，先遭遇到了1929—1933年大危机，被迫改行纸币制；接着又是日本侵占华北，导致白银进一步外流，储备下降。于是乎，政府当然又得准备作战，备战又得使用贵金属才能购得国外的物质装备。而这个时期是英美支持日本，大量的日本战争装备主要是英美供给的。也就是说，日本侵略者射向中国的枪弹、炮弹，40%以上来自美国。当年陶行知先生是留美的，他在离开美国的时候愤怒地指称46%的日本打中国的军事物资是英美供给的。中国要想得到军事物资，也得用贵金属，政府靠法币是买不到任何军火的。
所以这就导致中国在战争压力之下出现贵金属进一步短缺，于是政府发行的货币就注定进入恶性通货膨胀。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打响，中国进入了全面通胀。这个全面通胀一直延续了12年，到1949年，甚至1950年仍然在延续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胀，而这个过程，就是法币史，也就是中国自从实行现代纸币以来的连续13年通胀。
通胀到什么程度？到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行金圆券的时候，以新疆地方政府发行的货币来看，最大面额的竟然是60亿元，等值多少金圆券呢？1948年的60亿元等值于1万元金圆券。可想而知，通货膨胀本币滥发到了严重通货膨胀的币值是多么的空虚。
所以我们说，民国1948年改行金圆券并没有解决所谓纸币制的长期危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执政时期的最后这场金融灾难表面上是法币转化为金圆券的灾难——借了4800万美元，以美元作为基础来发行金圆券，仅四个月就垮掉了。
垮掉的结果是1948年年末到1949年年初这个阶段，国民党出现严重的全面财政金融崩溃。没法再支付现代化装备的军费，也就不可能再维持国家。于是几百万军队摧枯拉朽一样垮下来！因此，现代财政金融，或者叫现代币制的彻底解体，导致了民国政府先亡于现代货币经济，后亡于现代军事政治。
因此，去意识形态化地看我们早期推进的现代货币制度的代价极大，在中国面对的多种复杂的国内外因素作用之下，是一场长达十几年的灾难。
所以，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1953年因为中国进入了计划经济而使现代化金融经济中断。这个说法缺乏历史感，如果一刀砍在1953年，把以前整个民国时期推进现代化的惨痛教训全部都忽略不计，这只能是我们自己脑子里思维出现短路，那就无法解释后来所发生的一切。
先得告诉大家，1949年到1950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其所谓的纸币制打算建立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先天性的不足，这个不足大家从报纸上都已经看到，各种各样的资料也揭露过。大陆的黄金储备几乎全部被拿到台湾去了，形成了台湾建立稳定的纸币制度的贵金属储备基础。因而，大陆要进入所谓纸币制度，亦即一个政权要发行主权货币，那这个主权货币从一开始就是没有任何贵金属储备的货币体系，因此，它不仅延续着接受了民国13年纸币制以来的通货膨胀危机的恶果，而且是从一开始就是没有黄金储备的货币。
这时候你无论叫计划经济还是叫市场经济，都没有实质性的历史意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始遭遇到的通货膨胀，当然不是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而是没有货币发行依据——贵金属储备。
我们都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当代主导国家货币的发行大都不再以贵金属储备作为依据，其主要的信用来源，源于政治强权，而不是源于其他——比如有多少商品生产，有多少贵金属。这是当代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信用体系的另一个基本特征。
但是，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中国政权还不稳定，货币信用还是要源于有多少贵金属储备作为基础的。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20世纪20—30年代讲起，这是从头讲起，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在贵金属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出现白银外流，政府就根本不可能维持货币的稳定，只不过是迫不得已进入所谓货币经济，代价就是大规模通货膨胀。这个教训，可以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是摧垮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
请问，今天在谈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的时候，有多少人引述过当年法币危机本源是什么呢？当年就是全球化的作用，本源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促推而成的币制改革。民国当时是白银币制改为纸币制，是这个西方大危机波及的结果，由于承载了这样一个危机，导致中国十几年的通货膨胀。
2.序曲之二：建国之初的几大重要举措及货币的作用。
据此再说1949—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所谓新的一轮通胀，本源于什么？源于本币发行没有贵金属储备，源于继承了十几年通货膨胀的恶果。中国大陆当时的通货膨胀按月计算是百分之三十几。这时候，政府发行的每一分钱都是“毛票子”，请问怎么进入现代货币经济？
我得告诉大家，中国是怎么改出1949—1950年的高通胀危机的。
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银行保证老百姓能存“白米、白面、白布”，那时候就叫“银行存三白”。听说过商业银行干这些事吗？当然，不是老百姓拿着“白米、白面、白布”到银行去存，而是银行向百姓承诺，不管货币毛到什么程度，你今天存的钱能等值买多少“白米、白面、白布”，到取的时候，银行给你等值的能买同样数量的“三白”的货币。
我印象里很早的时候侯宝林说过一个相声，后来他还因此受到批判。就是讲刚解放那会儿的“毛票子”，500块钱买一个窝头。他拿这些事调侃时并不是恶意，但后来批判的时候，就说他是诬蔑新中国。
新中国一开始继承了民国遗留的高通胀危机，这并不是新中国的耻辱，只是一个客观情况。按月通货膨胀率超过30%，比今天要恶性的多，请问这货币经济到底怎么搞？据此可以说，根本就不是谁想搞计划经济，谁想搞市场经济，今天把这些后人对历史无知造成的牵强附会变成一个具有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灌输，那是非常糟糕的，会使人不能正视历史。
我们得有勇气正面看待历史，就是说：1949—1950年中国出现高通胀的时候，简单化推出货币制度是运作不起来的。所以只能把当年侧面上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的、导致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的那些投机性市场关闭。
因此，中国大陆新建立的中央政府在所谓计划经济之前，先采取的是抑制通胀、遏阻严重货币危机继续泛滥的那些措施。
首先是银行可以存“三白”建立社会对银行信用的认可，接着大规模地实现农村的耕者有其田，也就是土改。
全国土改在1951年完成的时候，已经使中国人口的88%脱离了现代货币经济——农村没有现代金融、现代财政，客观上导致农民脱离了现代化危机。对此，我们叫作占中国人口88%的农民“去现代化”了，跟城市现代市场经济可以没关系了，因此中国政府不用再担忧88%的人会遭到这种通货膨胀的影响。
顺便提一句：这跟1980年大包干使得农民离开高通胀的城市危机一样，是类似措施。
因此，在大危机打击下，政府只要帮助大多数人回归小农经济，回归传统农业社会，本身就是降低城市经济波动代价影响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
可见，一是城市先恢复银行信用，二是恢复农村小农经济占绝对比重——88%以上的农民变成了传统的自然经济，跟现代城市财政金融没关系了，于是，中国基本上恢复了社会稳定。
这点应该叫作序曲之二吧。
序曲之一是民国年间的高通货膨胀危机，序曲之二是建国之初的几大重要举措。这两个序曲，是理解50年代的人民币制度的重要前提。
如果认真地研究一下从井冈山开始发展到赣南闽西的苏维埃的所谓货币史，或者研究一下井冈山苏区经济史，就会发现，毁掉井冈山经济基础的恰恰也是那批教条主义的白区党中央领导，他们强迫苏区照搬了所谓苏维埃制度，甚至把苏联的制度照搬到井冈山，才使得以瑞金为中心的整个根据地的经济出现严重的危机。
井冈山本来属于传统农业社会，根本就不能适应所谓现代财政金融制度，如果硬照搬那一套，结果就是小农承受的负担过重，于是苏区经济先垮掉，军事上再搞所谓阵地战反围剿，就导致经济先垮，政治军事后垮，才不得不大规模转移。
这个道理提出本身，就已经去意识形态化了。其实就跟我刚才讲民国政府先亡于现代财政金融的彻底崩溃，后亡于现代军事制度的彻底崩溃，内在道理是一样的。
早期的中国现代化，从清末到民国，都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今天把现代化当成一个颠扑不破的伟大目标，也许是我们自己脑子短路？如果我们把中国人百年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延续起来看，几次解救中国大危机的，都是去现代化（de-modernization）。
也许我跟许多主张现代化的学者的观点不一样，但是毕竟也是一家之言。如果没有观点的交锋，这片子就是个宣传片。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新闻。大家如果一面倒的只说好，那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客观讲，这个人民币正式成之为人民币之前的序曲很重要。
先得说清楚，民国年间怎么回事，建国之初怎么回事。如果都说清楚了，那就知道，其实土改是一个中国“去依附”——对西方现代化的“去依附”，因为全面恢复小农经济。土改实现的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诉求，那叫作耕者有其田，只不过是这个打出来的党，满足了部分参加革命的农民的利益需求，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就是小农经济去现代化、去城市化了，中国大陆也是靠彻底地恢复了小农经济而总算走出了民国追求现代化的大危机。
这么一来，政府不用再管88%的小农怎么回事，只管那12%的城市人口。农民得到土地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产量增加，不仅维持住城市需求，而且农产品供大于求。是农民的力量弱化了高通胀，货币作为城乡之间工农产品交换的中介物也就稳定了。
要知道，中共1947年就主张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就主张城市发展私营经济，农村发展中农经济、富农经济，促进城乡交换，同时对外开放，原来在1949—1950年想搞的新民主主义，其实就是民族资本主义，并没谁打算封闭。
至于什么叫计划经济？1953年那时候中国人懂吗？几乎没有人懂。只不过因为朝鲜战争打来了苏联重装备生产线，大概有100多个现代工业生产线的大型项目搞起来了，国内配套的是几百个工厂，这才使得中国陡然有了城市工业。
那么，有了城市工业和城市产业资本经济，就有了对城市经济交换中介的润滑剂——货币的需求——货币是促进交换的中介嘛，也就有了人民币不断增发这种需求。开始谁也不懂怎么玩这个现代货币。
计划经济本来是1950年伴随苏联生产线一起开始的。早期谁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只是因为苏联的各种装备生产线进了东北，东北局就配合着苏联工厂的管理需要，建立了东北“小计委”。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但是，早在结束之前，不仅因为苏联送来了就近支持战争的装备生产线，而且因为打仗造成中苏战略性的结盟关系，苏联承诺对中国进行整体的工业建设支持，当然70%以上是军事装备生产和配套工业。因为这个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是从1950年开始的，随之到1952年就变成了整个的对中国多数城市的工业布局的建设安排。这样，就等于有600多个工业项目要上。可见，中国并不是1949年建国就进入计划经济的，而是1952年才开始建立国家计委，也就是把东北“小计委”整个搬到北京，建立了国家计委。
国家计委一建立，因为工业建设在多个城市开展了，需要大量粮食供给、农副产品供给，需要跟农民的大量交易，而这时候农民刚刚在1950—1951年完成土改，正在过自给自足的小日子，凭什么得给城市交易？农民不愿意增加交易数量。农民自己还想多攒两袋麦子，等着将来憋个好价。当时是高度分散的1亿农户、4亿农民，交易费用过大，不愿意跟政府交易。不要以为放开市场，让农民交易，农民就乖乖地进入市场做交易了，那时候的农民不需要城市工业品，至少家有三年粮，才不至于再受穷。对吧，刚刚开始过好日子。
所以1952—1953年城市想跟农民交易的时候，农产品交易量并不上升，看那个年代的曲线，产量的上升是陡然向上曲线，农民一旦恢复小农经济，生产积极性非常高，产量是陡然上涨，但是交易量可不上涨，曲线是平的，两个曲线并不同步，形成一个大喇叭口，这才使得城里很紧张。
如果看看《陈云文选》或者《陈云百年纪念》的那些文章就知道，1953年为什么搞统购统销，是因为城里没粮食了，工业化速度这么快，城里没粮，跟农民交易不着，农民不买账，怎么办？中央提出了七八种方案，最终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搞统购统销。
搞统购统销一开始就说好，按照市场价格，国家统一收购，这时候农民已经恢复生产三年了。到1953年的时候，农民已经憋了三年的存粮，这时候说敞开收购，农民乐得给你这个大规模收购者，所以1953年很顺利。
这时候货币的作用也是清楚的，因为它是一个交换的中介。1953年的时候并不因为这时候提出统购统销就搞计划经济了，货币就失去作用了，这不是客观历史，而恰恰在这个阶段，人民币有效地促进城乡交换，货币体系的作用发挥得很好。
而且就在这个阶段，你看当时城市经济也开始欣欣向荣，因为还没到你还债的时候。1953年刚刚打完仗，中苏两国正是热恋期，刚刚形成一个所谓“新婚燕尔”，人家也没让你还，这时候觉得大规模投资多好，苏联不断给你送进来设备制造业，“三通一平”大量带动非农就业，所以那时候大规模动员农民进城支援工业建设，2000多万青壮年农民进城。进城当然干活拿钱了，吃得饱还穿得好，还能拿到现金收入，所以这时候城乡之间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政府尽管有统购统销，但是只是把农业增量形成的剩余——农产品生产的增量部分，按照市场价格收购用于搞城市工业建设，同时政府不是大量动员农民进城去干活吗？一个壮劳力进城挖土方、修马路，不需要什么文化知识，懂得铁锹镢头就行。
此时的城乡之间是一个良性互动，因为还没到代价爆发，没到还债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的高增长、高收入，社会没有问题，是因为现代化成本还没有表现出来呢。
1.重工业优先发展与不得不形成“去货币化”的计划经济。
什么时候出问题的呢？不是1958—1960年，是1955年。
这也不能怪政府，为啥呢？因为你想引进苏联的生产线，中国人懂什么叫重工业吗？工业是个资本增密、技术增密的过程，中国有资本吗？有技术吗？大部分是进城的游击干部带着进城的农民工，政府干部基本上是游击队出身吧。以北京周围的整个华北大区为例，70%以上的干部基本还处于半文盲状态，靠革命队伍弄点识字班、文化补习班，算是初步扫盲而已，真正说完成扫盲任务，那还确实需要相当的工夫。当时没有多少人懂现代城市经济，没有人懂工业。所以毛泽东才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是因为刘少奇是在城里长期从事城市工作的领导人。大量进城的老八路，大都是游击队出身，怎么懂得城市工业呢？
所以，那时候完全用苏联专家来帮中国建政府、建学校、建机关、建一切企事业单位，工厂里都是苏联厂长、苏联总工程师、苏联技术员和技术工人。中国请一个苏联厂长，得付比国家主席还要高的工资；请一个苏联工程师，得付部长级工资；请一个技术员付局长级工资，请一个技术工人，也得付处长级工资，而且苏联还曾经提出要双份工资。
这时候，开始有制度代价了，中共领导人觉得如果要是全套的政府、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全是苏联化的，那打了这么多年仗形成的国家主权怎么办？所以1955年毛泽东组织新建立的30多个部委主要负责人开会，讨论“全盘苏化”是应该被接受，还是应该反思；或者应该考虑改除苏化，这是发生在1955年年底的事情。
接着，1956年就开始出现中苏两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分歧。
一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苏联对东欧加强控制，中国共产党认为不对，提出苏共不能以老子党自居，这个干法不行，要提出我们的批评意见。但是为了大局，我们仍然可以服从，这就惹恼了苏联领导人。
二是1956年中国完全按照中苏条约收回了旅顺口这个军港和大连特区，收回了中长铁路，把一切前俄罗斯帝国主义或者苏联在华利益收回了，导致双方出现了一系列的争议。
到1957年，中国“一五”完成“二五”时期刚要开始，苏联对中国不计代价的整体性的工业化援助，就陡然停止了。
这才是中国刚刚建立的货币经济出问题的开始，而不是因为1953年进入统购统销，说什么由于计划经济，中国货币开始出问题，不是的。因为在1953年，外国实体性的产业资本是大量进入的，而且这个资本进入当时又是不计代价的。这在同期促进了中国货币增发，用于城乡交换。
苏联对中国的产业资本投入从什么时候计价了呢？从1957年的“二五”才开始。
我为什么说中国“二五”计划其实没执行，是因为根本没有办法制订和执行。“一五”是人家不计代价给你，大量的资本投入进来，到1957年突然停了，而且人家开始撤了，等到1960年基本撤完，那就对不起了，工业化需要的技术密集不断增加这个条件首先没了。同期，资本密集这个条件也没有后续追加的了，国家“二五”计划再想要维持那种资本密集投入，那就得买。
拿什么买？中国人有什么呢？人家给的是已经过了季的东西。比如汽车，人家给你吉斯150生产线，就是50年版的车型。但到1960年苏联需要中国偿还债务的时候人家已经上了160吧，那中国生产的150就不可能返销苏联。当然，在中苏战略同盟的时候，中国得到的几乎全是苏联新的型号，不像中国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西方旧的型号。比如大众公司的桑塔纳，是人家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版本的汽车。那个旧车的生产线已经算二次转移设备，先转到巴西，卖不动了才转到中国，到现在为止，桑塔纳在中国还算是相当主流的车系，这是西方的产业转移。
一般而言，发达的制造业国家转移出的是人家落后版的生产线，发展中国家接受过来当成本国看家的工业基础，这种产品能返销吗？比如桑塔纳返销到德国去，那怎么可能呢？好了，西方转移到这儿的生产线，生产的工业品不能卖回给人家，那么，拿什么还给西方呢？主要是农产品，还有稀缺矿产品。
当然，中国是1960年开始还债，一是拿稀缺矿产品抵掉了一大块，二是农产品抵掉了一大块。农产品就要靠统购统销拿走人家要的农产品还债，比如说小麦必须统购，是因为小麦人家要。此外，很多肉类、蛋类、鲜果菜类等这些副食品人家都要。
那时候其他的东西宽松些，比如地瓜人家不要，像高粱、谷子、荞麦、糜子这些东西，苏联也不要，这些农产品占统购份额就很低。所以后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1960年中国经济陡然进入危机状态，那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大量吃进人家的产业资本，当时没付钱，就没表现出大的制度代价。到1957年苏联不再给了，并且要在1960年以后，得全部汇总算账还回去，又不能拿工业品还，只能拿农产品。
这时候，统购统销所起的作用更加突出，货币不可能再发挥作用。宏观背景的阶段性变化是重要原因，如果这时候仍然是货币经济，就会陡然出现因供给短缺，加之没有贵金属储备支撑的货币是毛票情况下，会像民国那样再度导致严重通货膨胀。
所以我才要说，20世纪60年代的货币经济不能发挥主要作用，是福是祸，还另当别论。
假如接受20世纪30至40年代民国政府的经验教训的话，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去货币化”，恰恰是躲过了一场恶性通货膨胀的灾难。
那好，接着我们说货币经济在农村对农民造成的影响。
应该说前期是积极影响。因为，在中国土改，农民恢复了小农经济，有三年的生产恢复之后，累积的农产品的增加量正好等着政府这个大买家来买，于是无论叫统购统销还是不叫统购统销，都问题不大，只要政府给足够的钱（再加上从1950年开始存“三白”，已经稳定了政府的银行信用），货币的币值是稳定的，统购统销给农民支付的是国家的主权货币，农民要的恰恰是资金这种稀缺生产力要素。于是，人民币这时候已经成为一种促进城乡之间交换的国家主权货币体系了。
诚然，在1957年前苏联停止成规模地不计代价地向中国做工业化的整体投资之前，中国的城乡交换是相对比较顺畅的。问题主要出在1957年苏联终止了整体投资，以及之后出现了1958年的公社化。
2.高级社时代的不得不“去货币化”。
原来高度集体化产生于1956年，是高级社制度，为什么提出呢？
从1955年开始，城市工业能逐渐生产大型机械了，这个工业化速度非常快。20世纪50年代还是“一穷二白”，一场朝鲜战争打出来一个工业化，中国城市开始有了工业产品，不是一般的轻纺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大型工业品。比如1954年开始生产拖拉机，1956年生产汽车，那这个拖拉机给谁？如果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要“斯大林50号”履带式拖拉机吗？如果不要，拖拉机生产就压库，不就是一堆废铁吗？压个两年，锈成铁疙瘩了。
到1955年工业各部门纷纷要求中央，说农民这种分散状态，城市工业品下不了乡，这时候已经是初级社了，那是毛泽东帮陈云解决统购统销推进的。初级社之前跟4亿农民打交道，交易成本太高。毛泽东就组织合作化高潮，把4亿农民编成了400万个合作社。毛泽东跟陈云说，你是满头乱发没法抓，我们搞出合作社叫编成辫子就好抓。
如果按照西方的制度经济学理论，那叫作降低了交易费用。就是国家的统购统销跟分散农民之间交易成本太高，变成合作社，交易成本降低。所以早期的合作社，是为了贯彻国家的统购统销，占有农产品剩余，那时候还基本上是市场交换形成的。
到1955年工业部门开始提出的要求就是办高级社，以乡为单位办农业规模经济，不要以为我们中国人没有搞过农业规模经济，当年就是以乡为单位，数万亩的集中土地，便于农业机械下乡，这件事情就是1956年干的。目的是什么？中央政府1956年提出农业现代化，目的是通过集体化来形成农业机械化，对应城市的工业品下乡。
所以这个集体化高潮，在1956年严重侵犯农民利益，把农民好不容易经过土地战争形成的土地权利，上收到了乡一级。
就在这时候，农村金融的基本作用导向被改变了。这对农民有什么影响？这时候金融的作用变成了帮助国家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发挥了从农业占有剩余的作用，通过“剪刀差”占有剩余。那么，什么叫“剪刀差”占有剩余呢？一辆拖拉机多少钱，得换多少吨麦子？如果拖拉机不能下乡，城市工业品就没法完成一个生产循环。
所以建立起高级社以后，同期做到的是什么呢？国家财政和国家的农业金融，就是农业银行，这两个体系同步下到了高级社这一级。乡这一级。同时国家的粮食部门和统购统销的供销部门，也下到了公社这一级，就是乡这一级。同期到1957年苏联停止投资之后，1958年改成人民公社，就变成了公社这一级。乡这一级是一个大的规模经营性单位，同时又是国家财政金融权利和国家粮食物资商业系统，都下到了人民公社这一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交换和结算中心。
这是什么道理？国家按计划把拖拉机分到了乡这一级，建立拖拉机站，后来叫农机站。好了，国家说你不能光叫拖拉机站，你还得配套有农机厂，为啥呢？拖拉机老出毛病。你得有农机配套，还得有配套机具，所以农机厂、农具厂等，就要建立五小工业。五小工业建立，国家就同时把生产出的车床、钻床、铣床各种工业设备，下到了乡一级。
这是谁干的呢？是金融干的。就是农业银行给公社指令性的贷款，你拿到这个贷款，定向地去买拖拉机、买车床、买钻床，装备买进来，国家还得给你下达指标，你不能光有了这些工具性的设备，你还得有原材料运输，就钢材配给你，木材配给你，于是工业品就下乡了。
这又是谁干的呢？当然是农业银行给人民公社贷款，人民公社统一接贷了以后，就等于负债了。负债怎么还呢？好了，这时候就发挥作用了。让各个大队，各个生产队向国家交售农产品，什么价格呢？极低的价格。那边下来的价格是国家计划分配的工业品，价格很高。这边收购的农产品价格很低，中间的“剪刀差”农业银行一结算，跟财政一对接，差额国家拿走了。
通过这种方式，在1956年建立集体化，到1978年，在20多年的时间里，国家从农业占有了多少积累呢？占有了7000亿元到8000亿元的“剪刀差”积累。这就是农村人民公社，配合国家工业化完成的从农业提取原始积累的作用。这个对于国家工业化高度有效，但对于农民来说，就意味着一种剥夺。因为“剪刀差”嘛，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中间这块，静悄悄地就流失掉了。
这时候农民除了集市贸易之外，向国家交售的大宗农产品并不见现钱。为啥呢？为啥货币的功能并不发挥作用呢？因为它走了财政和金融的内部结算。
不一定要大量增发货币，因此农民并不见现金，各级产品交换结算都可以走账，它就仍然是一种非货币化的交换制度。这种制度当然就不导致大规模增发货币，即使在物资严重短缺的条件下也不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了。
注意，当时因为国家占有了大量的农产品剩余，只允许少数农产品在自由市场流通，自由市场流通会导致自由市场价格跟国家的统购价格之间，差别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上升。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并没有多少人用货币来进行交易。大量的城市消费分配靠票证来保证。这时候你并不用货币来标志你的全部消费能力。货币就变成了第二票证，第一票证是各地政府下发的那些本啊、票啊之类的。这个第一票证系统决定你该得到的份额，货币只是你得到这个份额的时候的一个中介物，它并不是一般商品等价物，它的基本货币功能并不体现，所以中国这时候仍然叫作“去货币化”的时代。
3.对建国初期“去货币化”的作用解读。
这个“去货币化”我已经讲了，是从1949年开始的，中国不得不“去货币化”，因为民国政府时期的货币化是一场灾难性的现代经济崩溃。因此，整个20世纪中期，中国主要是“去货币化”的时代，这个时代恰恰没有出现民国那个年代的灾难。这个好坏对错我不评价，我只是说它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
大家都说这个时候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不错，但那不是货币造成的，而是这种工农产品“剪刀差”，为了国家工业化提取原始积累，占有农业剩余，是这样的一个体制造成的，它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经验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中国工业化。
所以它是不是因为缺乏货币，缺乏自由竞争，缺乏市场经济造成的呢？我说那是后人拿着学到的那点知识，生生地套到前人的经验过程中，所得出的判断。与其那样做，还不如老老实实地看看前人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把这些经验过程做归纳，这段时间属于“去货币化”的时代。
这个时代延续到什么时候？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的真正货币化什么时候开始的？在1992年，这中间一大段历史我们全都放过去了，因为其实占人口最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并不以货币来作为自己的财富的标志，货币不是一般商品等价物，也不是商品交换的中介。
所谓计划经济，无外乎就是保证城市工业化原始积累，可以一方面从农村得到剩余来支持工业建设，一方面来稳定城市市民的基本生活。用这种方式，使中国在完成整个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时间上，比西方用几百年才进入工业化要短得多。我们大概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中国的工业化的振动幅度也要小得多。
当然这期间有自然灾害，造成了很多人因饥饿而死亡。话又说回来，民国年间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大灾难，因全球经济危机造成民国大规模的饥荒，有约2300万人的死亡，再加上战争3700万人的死亡，合计损失了五六千万人。
依我看，整个20世纪50年代就是一个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十年。
这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十年里的资本集中的代价，非常大。自然界的基本道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体现在人类社会中，就是有一份资本就有一份代价。资本的那份收益你占有了，那份代价甩给谁了？甩给农民了。
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个工业化原始积累造成的巨大代价甩给农民了，农民就承载这个代价所造成的一系列的问题。
这到底是不是跟所谓货币化、非货币化有关呢？我说，中国由于非货币化而没有在这个阶段中遭遇恶性通胀，没出现民国连续13年的大通胀导致其现代财政金融全部垮掉！不仅没出现这种灾难性后果，而且维持住这个国家工业的基本存在或社会稳定，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客观地看待历史经验，应该说只要想搞资本原始积累，就要付出巨大代价，只不过要看清楚这个巨大代价甩给谁了。
1.1992年中国启动货币化的一个前提是助推中国经济增长。
我为什么说是从1992年才开始货币化呢？是因为，1992年财政承受不了巨额的对票证经济的补贴，中国政府才放弃票证制度。并不是谁主观上说因为1992年宣布要进入市场经济，政府就主观上放弃票证体系，而是因为票证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变成了一个从过去“补贴温饱”，也就是过去补贴吃饭不饿死，到后来财政得“补贴吃好”。
要知道20世纪80年代以后整个工业农业的发展速度都非常快了，人们穿衣吃饭不再是问题了，但还是让占人口20%左右的这部分市民，继续享受财政的全额的补贴。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们当时希望打破城市乡村之间的二元结构壁垒，记得我当时在政策部门曾经参加过一次讨论。当时公安部户政局的同志说，我们不背户口这黑锅，坚决主张放开户口，别再说不放户口是我们公安部的事，我们要求放。几乎所有的其他部委都急了！可不能放，一放我们完了。为啥呢？财政部先说了，那得加多少补贴，城市里每一个市民，比如像北京这种市民，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市民就是几十万的补贴份额，无论是吃穿用度，还是生老病死，全都在国家财政的全环节补贴之内。如果一个北京市民30到40万，那一般的中等城市市民，怎么也得是20万。到了县级城关镇这一级，大概补贴少一点，也少不了七八万，十万左右。
所以为啥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卖户口，为啥北京户口不能卖，是因为北京的补贴太高。一般城市为什么可以呢？地方财政短缺，卖点户口，你买个本地户口，就可以享受本地城镇居民待遇，其实就是本地政府把你的未来的享受的财政补贴，先吃了，寅吃卯粮，不管后任政府承受多大包袱。
所以，不是谁主观上推进改革，而是因为财政承担的城市居民要吃好穿好的那块福利性的补贴越来越高。20世纪80年代时，城市人口相对算是中产阶级，农民才是中国的弱势群体，甚至是真正无产阶级，没有任何政府补贴。
当这个补贴大到一定程度，再加上1988年、1989年大危机爆发，1988年高额通货膨胀，1989年生产停滞，典型的滞胀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1990年进入严重萧条。萧条阶段没有收入增量，财政的刚性开支就不得不减，刚性开支中的一大块是城市补贴。于是到1991年财政再进一步遭遇恶性赤字打击的时候，1992年终于忍不住了，只好中央政府放弃所有票证。各地随之不得不在一夜之间放弃所有的票证，除了边远山区、边疆的个别地区，我印象里那时候只有二十几个县没放，其他市县全部放掉了。所以一夜之间放掉票证的结果就是，这时候人民币真正成之为货币了——国家没有票证这个第一分配系统了，货币就成了交换中介。
所谓1992年是中国的“货币化元年”，使货币成之为货币，恢复货币作为交换中介这个基本功能，是自1992年起。
再说我们如何启动市场化改革的？没有货币这个基本的交换中介，市场交易何在？价格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有很多波动，当然也有很多改革等；但是要我说，对中国而言，真正起到本质性的重大改变作用的，是1992年在财政严重赤字压力下，在政府再无力承担对城市居民的消费补贴的情况下，中国彻底放弃了票证分配系统。1992年就成了中国人民币真正成之为货币的第一年，可见，中国货币化始于1992年。
记住，什么时候中国开始货币化？1992年。
如果把1992年以前的所谓银行的存款和贷款与今天相比，几乎完全不可比，那只不过寥寥一点，连今天的零头都不够。当年每年大致是个几千亿的规模，一年增加个一两千亿、两三千亿的信贷规模，存款相对来讲也是一年千把亿的这么个数。哪像现在，每年动辄几十万亿，金融资产总量高达100多万亿！
我印象里1978年整个中国银行全部社会存款只有200多亿。贷款只有一千多亿，不到两千亿的规模，就这么点金融的运作。
1992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启动货币化，恰恰和什么结合呢？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于是被货币化所带动的高增长证明了市场化改革的“政治正确”。想想看，大规模货币进入市场，带来大规模的交换——货币化的一个直接功能，是使原来不可用货币来交易的资源通过货币的中介作用变成了可交易的、可变现的资产，于是导致中国按照GDP统计的通过交易创造的增加值陡然大幅度增加。
谁这么干，都会带来高增长，只要进入货币化。当然，这个货币化的前提，是国家得有相当足够的经济总量了。也就是说，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进入工业化原始积累，到20世纪70年代末基本完成原始积累、进入所谓改革开放时期的产业资本扩张，形成了庞大的资源性的物质资产，这个物质性资产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形成之后，正好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经济货币化，那就把这些资源性的物质资产变成可货币交易的资产。于是就可变现，财富总量就大幅度增加了。
所以，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人算过账，中国的实质资源性和物质性资产，已经是百万亿以上规模了，这时候政府大规模增发货币，正好对应的分母是所谓物质性财富，分子是大量增发的货币资产，随之中国经济陡然进入高增长。
这就是以人民币这种中国的主权货币，在中国推行经济货币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不能简单化地把高增长归功于人民币为工具的经济货币化，只是说这个货币化进程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2.中国启动货币化的另一个前提是要避免苏联解体的教训。
我在1991年苏东解体的时候，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那个年代西方是典型的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不像现在西方舆论的主流是中国威胁论。所谓中国崩溃论，就是认为苏联已经被美国搞垮了，铁幕都垮了，中国只不过是个竹幕，很容易就被搞垮，中国人撑不过三年。苏东怎么解体的？按照美国人的解释当然是因为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是恶魔，没有正义性，所以就解体了。
如果这只不过是西方意识形态解释，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看看我们中国今天主流的解释，到底是什么？我不敢相信一般的说法，只能靠自己眼见为实，于是我背着包就去转了七个前苏东国家，给我最强烈的刺激是只要带一张100美元的支票，立刻变成百万富翁，为什么？因为苏东国家的货币体系坍塌了。本币价值一落千丈，兑换率大幅度下降。比如说前苏联，以前一个卢布的币值曾经可以兑换二点几个美元，因为它是非货币经济，一块钱的实际价值远比完全货币化，甚至过分泡沫化的货币值钱得多。
那时候整个苏联的一般消费品还在分币时代，打个电话几分钱，买个面包八分钱，就跟我们中国当年1992年货币化之前差不多，坐个地铁五毛钱，打个电话一毛钱，我们还是毛票时代。苏联则在分币时代，这两个非货币化的经济差别并不大。
苏联因为政治改革优先，而支撑货币体系的是政权，政权先倒了，货币体系随之陡然坍塌。所有老百姓存的钱，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为啥苏联老百姓后来这么恨那个政府，一定要改朝换代，就是因为他们输得太惨。整个国家的资源经济、产业经济、实体性财富被国外货币的涌入所“货币化”，外国金融资本占有了大量的托宾税，就是被货币化的收益，这个巨大的制度收益被国外金融资本占有，本国在经济上却输得一塌糊涂。这个过程我是亲眼所见，亲身感受，何况我们也是这个体系，这才明白，政治改革优先于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依托国家政治强权的货币体系彻底坍塌，国民财富积累一夜之间清零。
回来以后我写了报告，“苏东私有化的观察与思考”。我先后去了七个苏东国家，国国如此，看来不是单一的教训，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训。
至少前苏联整个经济不进入货币化阶段的历史教训，我们算是避免了。尽管苏东国家的实体经济产生的制造业产量是全世界第一，按工农业总产值计算，它肯定是第一的，但是对不起，如果按货币量计算交易过程的增加值，就是按GDP法计算，当然就不如西方。于是西方舆论这个软实力就说苏东的体制不行，但其实质性的问题只是没有进入货币化。
中国恰恰是从1992年进入高速度货币化，GDP陡然大幅度增长，西方舆论也突然就从中国崩溃论变成中国威胁论了。
我们得益于什么？恰恰得益于无形之中推进的是货币化加快，恰恰又配合了市场经济改革。如果中国没有规模化的货币投资这个所谓的龙头要素来撬动其他要素进入所谓的市场经济，光靠放开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很难发挥作用。
所以，苏东解体基本教训是没有进入货币经济，这是一个经济发展领域中的基本教训，人们接受不接受，反正是我实地考察的结果，是眼见为实的结果。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重要的经验是，自主的货币化创造了高增长。
因为货币化如此短期加快，中国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利益结构改变，崛起了与中央政府利益相关的金融资本集团。今天很多人批判国有经济，反垄断，包括批评国有银行，其实无外乎是批评金融垄断资本。
中国跟其他世界上的大国一样，因为人口众多，国家经济总量大，对货币的需求也大，于是产生了几大国有银行占绝对比重的金融资本系统。这个大银行系统占有了全国资金总量或信贷总量的70%，于是它变成了一个在中国乃至于世界都排在前列的大企业。这是客观上造成的结果，不是主观的，是客观上中国进入了一个高速货币化进程而由原来的国有金融部门来运作大规模增发的货币。
当然，这个运作的过程，开始因为政府短期内就把全国各种各样的资源性的要素和资产性的要素大都货币化了，这些资源和资产在哪儿呢？大多在地方。所以，早期的中国货币化是地方政府主导。如果看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地方政府，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每个地方政府拼命地在加快本地的GDP增长。
那个年代，我们叫作“中央承担全部金融风险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这个竞争过程中就有一批沿海的先富起来的地区，在此之前并不特别突出，但在这个货币化进程中，沿海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国家的工业布局大部分在沿海，就是实质性资产的主要聚集地。
当沿海地方政府把国家工业化形成的这部分实质资产货币化的时候，资本增量显然比内地大得多。于是沿海按GDP统计就发展起来了，内地就跌下去了，出现了非常大的区域差别。同期，农民收入的低下尤为凸显出来，因为农业属于自然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农民货币化低的时候，城乡差别也就拉大了。
那好了，中国正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高速度货币化，尽管后来我们遭遇了更为严重的债务危机，为什么过得去？就是因为在高速度货币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巨量的所谓货币化的制度收益。这个制度收益又因为我们的货币市场不开放，使得中国几乎全额地占有了自主货币化的制度收益，这就是我要讲的人民币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贡献。
接下来我们看20世纪90年代这场货币化的代价是什么？
三大差别拉大，这是一个代价，更为重要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当地方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把自己本地的资产和资源都货币化的时候，根本不顾整个金融系统会形成多少不良资产。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系统不良资产一般在20%，个别金融部门高达30%以上，这要在一般的银行市场化的国家，在货币自由兑换融入金融全球化的国家，这种金融部门就会破产，雷曼兄弟公司就是例子。
雷曼兄弟公司当时不良资产占多少？有我们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家的银行高吗？没有。为什么它破产，我们的银行为什么不会破产？并且不仅不破产，而且在21世纪成了全球排在前几位的大银行，什么道理？就是因为这个时候财政和银行并没有完全分家。中国的财政金融什么时候分家的？算是比较彻底分家，尤其是金融不再被地方政府所绑架，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发生后，中央非常艰难地推进了银行商业化改革，把银行独立于地方各级财政，这时候，财政银行才真正分了家。
当然，银行对中央财政并不能彻底分家，因为大量的有毒资产被剥离之后，自有资产趋零，这就得靠中央拿钱，用外汇储备建立中央汇金公司，再把国家外汇储备变成对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注资，中央财政再拿一部分资本金注入，这样充进了银行的自有资产，银行才能作为商业化的银行去尝试着独立运作。
这个过程从1998年到2003年用了5年的时间，基本上使银行从地方财政剥离，但和中央财政外汇紧密挂钩，变成了中央控制的垄断金融资本。于是我们有了世界上排名在前的大型垄断金融，而这恰恰和世界金融化过程都是大型垄断金融获利的趋势吻合。
1.就人民币整个发展过程来看，货币信用的来源是政治强权。
在金本位时代，储备黄金是货币信用的来源。那“去金本位”以后呢？世界在1944年去金本位了。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外乎是美国承诺用黄金作为储备，有多少美元可以随时兑换黄金，其他国家就都放弃金本位了。
为什么呢？战争打的。每一个国家都要用自己的贵金属去换军火，那还有贵金属储备吗？都没了怎么办？只有那个大军火生产商，向整个战争提供军事装备才赚得盆满钵满的，全世界70%的黄金储备在美国人手里。因此，美国向西方世界承诺可以兑换。1944年就意味着全世界放弃黄金储备唯美国一家承诺。但是，1971年美国也撕毁布雷顿体系协定，于是，世界彻底告别了金本位时代。
那请问货币的信用来源是什么？政治强权。
美联储大家都知道是个私人银行的联合部门，它并不是政府部门。而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确立的发行货币单位，是政府一个部委。不管是什么，总之是背后一定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强权，发行的货币才有信用。
全世界都知道美元币值严重高估，为什么世界60%以上的外汇储备都是美元，因为没人相信美元会垮。为什么？因为美国人的军事开支占全球军事开支的一半左右。谁都相信有这么大军费开支的国家，能垮吗？不能。想打谁就打谁，所以其他都有可能垮，美国不会垮，还是存美元保险。
那为啥现在人民币这么硬？因为大家嚷嚷了半天，无论是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威胁论，中国仍然屹立不倒，只要中国维持现有的这套集中体制，它的币值就是坚挺的，不断升值。因此中国才能顺畅地跟周边国家，甚至跟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开始签订货币协定，和中国的贸易用人民币结算，他们当然愿意，因为人民币的币值在上升啊。
因为中国空前稳定，没有按苏东那种方法改。客观来说，现在世界上这套政治强权就是今天各国货币信用的基础，货币信用的大小多少，其背后是其政治强权大小做为基础的。
一旦把这个关系说清楚，我们就知道人民币到底为什么叫人民币。人民币的信用基础乃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强权。不同国家叫什么币，不重要，这个币值的变化，除了经济决定之外，还有很强的政治因素，在于国家的政权是否稳定，国家的政治强权是否足够大。你再去看看其他国家的货币，哪个不是？英国人不是得把女王的头像印上？随便换一首相行吗？因为首相是走马灯一样地换，女王不换，她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权的象征。印度换了多少总理，哪怕不同政党都轮流上来，对不起，还得用甘地的头像来当印度卢比的大头像，印度人都认他是开国元勋。历届政府领导人不断换，但大家都公认只有一个开国元勋，他是政治权威啊。
这样就看明白了，美国每年军费开支占全球差不多一半，美元就值钱，就有全球储备硬通货的信用，谁也不敢说美元明天就垮。所以，过去人民币就是紧盯美元，没有办法，因为美国的政治强权，庞大的军事开支维持什么？不就是维持美元币权吗？
2.金融资本全球化与维护币权主权的重要性。
接着就得说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化，或者叫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的故事。当中国终于在2003年完成了银行商业化改制的时候，陡然遭遇到什么？有谁注意到21世纪之初全球正在连续发生金融灾难呢？
从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发生以后，世界上连续发生拉丁美洲金融灾难、俄罗斯金融灾难，一个接一个的，最后终于发生了华尔街金融灾难，发生西班牙、希腊及欧洲各国银行灾难等。这些金融危机爆发的症结在哪儿？在于金融化要求以一国政治强权赋权于金融体系所形成的货币信用，来货币化他国的资源性资产，这叫作金融全球化。
这个世界谁能对抗美元，就意味着谁能对抗美国的军事强权，实际上没人能对抗，只好臣服。仅有少数几个国家顶着，这些国家都是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敌人。
接着说第二个现象，一般人没注意，当进入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时候，币权就成了核心的权力，一切其他权力维护币权，为什么？因为政府能够凭借政治强权来两手扩张信用，一手扩张出来货币信用，大量增发货币，另一手扩张出来债务信用，大量增发国债。谁这么干？美国政府这么干，中国政府也这么干。无论什么意识形态，叫资本主义，叫社会主义，叫其他什么主义，这才是政府要干的最主要的两件事。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时代，谁扩张出的信用大，谁就是赢家。
但是，这么说有点太简单了，其实这里面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不可能通过电视画面讲清楚，但有一个情况比较直白——大量增发的政府信用，并不只在本国发挥作用。比如美元是世界货币，大家都储备美元，全世界70%外汇储备是美元储备，于是它变成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扩张了。
美元大量增发流到哪儿去了呢？除了我们增加外汇储备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增发的货币超过绝对比重，至少60%以上流向了世界原材料、能源、食品、粮食市场。于是粮食价格大起大落，原材料价格大起大落，石油价格大起大落，每一个“起”都意味着有大量货币进去，每一个“落”就如同它变成了一个货币垃圾消纳厂。一“落”，消纳掉了几千亿、上万亿美元的货币符号。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实质性财富，只是一个被政府用强权创造出来的信用，只是个符号，这个符号可高可低、可多可少。每一次大规模的下滑，就替政府消纳掉了一部分大规模创造出来的增量的信用。
这个虚拟资本此消彼长的游戏，美国人玩得是非常之精妙，根本不用派兵打你，只要你们大规模进口能源，那我制造一次能源高通胀，你就出现严重的国内高通胀。随之，一般低利润的制造业就垮掉，就大量失业，就上街，你的政权就不稳定，连带货币体系不稳定，弄不好甚至把你玩完。然后我的货币进来了，把你剩下的资源性资产、生产性资产，一股脑地给货币化了。其中，货币化收益我拿走了，你怎么在灾难之中痛苦挣扎，那是你的事，我反正把你玩了。
在今天这个世界被这样玩掉的国家比比皆是，麻烦在于我们的知识分子看不见。北非就是这么被玩掉的。
什么样的国家敢于站出来说，不行，这个货币游戏我不玩了，得把我自己的资源变成我的货币化来源了。谁？俄罗斯。原来几任领导都信了那套说法，把自己玩进去了——政权解体、货币垮台，大量的财富被别人货币化占有了。好在上来了一个领导人，年轻气盛，他干的最大的事就是把原来的资源，比如它最大的是石油天然气资源，收归国有了。
一旦收归国有，你这儿增发信用制造涨价，我就水涨船高，能源市场价格上涨所产生的溢价收益，被俄罗斯拿走了，拿回来以后给国民发福利，老百姓拥护，这就是俄罗斯游戏。所谓今天的俄罗斯魔方并不复杂，美国人创造垃圾信用导致通货膨胀，俄罗斯占便宜，也叫“搭便车”。这一“搭便车”就把美国搭火了，美俄之间的关系就高度紧张了。
敢说不的国家还有哪儿呢？委内瑞拉。查韦斯现在还要竞选连任，尽管他病得很重。他本来是军事政变上台的军官，上台后干的一件事也是石油资源收归国有，然后也是水涨船高，美国人吹货币泡泡导致石油价格上涨，石油收益就大幅度上升，于是政府就可以把石油收益用于安抚贫困社区的平民百姓，老百姓就拥护。
类似像这种做法还有哪儿？伊朗。此外，还有原来的利比亚。卡扎菲也是军事政变上台，上台以后石油资源收归国有，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当年的利比亚街上没有任何要饭的，所有的老百姓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养老根本不用担心，政府全包了。为什么？就是石油大量的收益被国家占有，用于社会福利开支。而现在一场战争打下来，尽管说给了利比亚人民自由，但其实石油资源被跨国公司全部瓜分了，率先发动战争的法国，拿走了百分之三十几的石油资源。这时候想再支撑原来的社会福利，没钱了，跨国公司把整个石油溢价收益拿走了。
今天看货币是干嘛的？货币已经变成了一个独立于其他的领域的、异化于物质生产和人类民生的力量。这个异化的资本力量，因为和政治强权的直接密切的结合，而成为今天的金融全球化的一个具有内生性的主导力量。就是这个内生主导力量，会导致世界格局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而这个结构性改变如果不能被我们正常认识，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原来产业资本时代，停留在西方19世纪阶级政治经验的话语之中，就将无法认识21世纪金融资本全球化，靠大规模增发货币信用和大规模增发政府债务信用这两手所形成的新的竞争格局。
中国今天之所以还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无外乎就是一直强调货币主权是国家经济主权的核心部分，一直强调本币开放没有时间表，将来会开放，但现在不承诺。由于我们的财政是自主的，金融是自主的，外汇是自主的……这一套在金融资本时代的现代政治经济手段的自主权，仍然紧紧地掌握在中国政府手里。
因此他怎么干，你可以怎么干。他在世界上干，你在中国国内干。假如中国和周边都签订了双边货币协定，那就带着周边国家一起干。基于今天中国在金融资本时代的所谓表现，怎么来看待在这个时代的人民币呢？人民币为什么越来越被大家要求国际化呢？是因为客观上，人们都没有认清楚这个规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节骨眼上，恰恰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怎么看待人民币在下一步国际化的进程中所应该发挥的实际作用，怎么让它配合整个国家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中构建主动竞争的地位，这恰恰应该是新的所谓货币全球化战略、金融全球化战略，或者叫作维护国家币权的币缘战略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