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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西班牙大选问题与蒙德拉贡公共小池塘理论的适用性探讨。
西班牙大选换走了左翼领袖，人们欢呼后发现采取的仍然是紧缩政策，“街头政治”不断。请问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是西班牙首相甚至是国王，或假如你是任何制度下的领导者，你如何面对高达将近100%的债务率？即政府负债对GDP的比重超过100%，如果再加上民间债务，恐怕会超过200%。再加上西班牙几乎是一个没有能力支撑产业经济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西班牙的产业仍然是以旅游、转口贸易、金融业为主——有点像香港，那你怎么办？无论你是左翼右翼，现在你是总统，是总书记，在西班牙。
关于奥斯特罗姆（Ostrom）的公共小池塘理论，可以用于蒙德拉贡的企业组织形式内部。蒙德拉贡是一个特殊的财产关系，它由五个被神父感化的街头男孩（Street boy）创办，大家共享公司的收益，后来成长为很大的联合企业，在西班牙排名第四位，在巴斯克地区排名第一。每个员工加入企业的第一年，要贡献自己的全部工资作为个人股权。所有员工都是公司的股东，这样就构成了全员持股。当遇到经济不景气时，只有蒙德拉贡可以基本不倒闭。咱们一块儿在公司打工，我们又同时是股东。经济危机时，我们不裁员，但是15%得离开工作岗位，等经济复苏再回来。这段时间你们可以去学习、培训。因为蒙德拉贡办有大学，有各种培训中心。大家坐下来投票谁离岗，离岗的人一定是劳动能力最差的，因为大家都明白要让公司保证竞争力的话，留下来的必须是劳动能力强的人。你一定要说它是个私有（private）的话，也没错，因为每个工人都是所有者（owner）。但又因为大家共同持有股权，它又是公共的（public），用一般理论很难归纳它。很多企业倒闭时，蒙德拉贡可以维持，甚至借着其他企业的倒闭它可以扩张。它也有失业率，但它不是一般资本主义的劳动与资本对立，它是劳动者就是资本所有者，是职工持股的公司。就用这种方式，它在全世界扩张，但当它扩张到其他国家的时候，并不是职工持股，职工就是打工者，该失业就失业。我们在和他们座谈时，就问他们什么时候把职工持股的制度引用到其他国家的公司？他们说有这样计划，但很难；因为海外的公司占有的收益是很高的。
2.现代化的巨大成本及人们基于想象而产生的改革利益和话语。
无论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等国家，现代性问题是，如何从以前的赤裸的军事掠夺，改为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工业化、现代化，用政治的伪民主掩盖军事的特质。这里可以提出，第一，资本主义在17世纪的欧洲发展时，用抽象的“社会”（society）取代了社会组织的最基本的形态——“社群”（community）。现在面对现代化危机时，是不是可以想象复兴“社群”作为超越现代化的可能性？第二，当今天西班牙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处于衰败的时候，对比起来，中国好像还在崛起，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形式好像很少被质疑，但是如果参照欧洲民族国家的历程，又如何在解构现代化的同时设想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
何为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是不是就是民主？经济危机发生连带转化为“街头政治”危机的时候，这个想象就开始暴露其本质。与其说西班牙不如说我们自己。当我们反思香港经济危险不危险，危险在于高度现代化。现代化难道是一个人们都要追求的梦想吗？在香港讲对现代化的批判似乎还比较平和，人们很少站出来反对，因为人们已经在这个环境中，并且感受到很多问题是不能解决的。而在大陆讨论对现代化的批判，学术上还是可以的，但在很多方面是有问题的。因为现代化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话语，它有高度的政治正确，它被写进了所有的文件，在所有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同时体现了唯一的执政党的政治正确，它已经和现代化高度结合了，很难对现代化作出批判。
在整个资本主义500年的历史进程中，现代化是随着现代现象产生的——人们发达了，可以不用付出多少劳动就可以得到几乎是全方位的福利保障，人们把这当作现代化。但这真实吗？生活在这个图景中的人们没意识到，最终现代化的成本被转嫁给了资源、环境、生态灾难。少数人反思到绿色主义、环保运动，反思到绿色和平这种激进的组织，民间也有素食主义。甲烷气体的排放量是大于二氧化碳的，它来源于大规模养殖，一个万头规模的养殖场，它排放的甲烷气体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汽车尾气排放。于是就有人呼吁大家少吃牛肉，少喝牛奶。如果大家都要现代化，每天喝牛奶切牛排，那么甲烷的排放就足以摧毁大气层。
因此就有西方进一步提出“华盛顿共识”，说20%的人享有现代化，地球就已经受不了了。现在80%的人都想现代化，麻烦就会很大，特别强调的是13亿中国人，如果像美国人一样消费的话，得增加四个地球。于是这个地球就争吵不休，发展中国家就说，我们像你们一样搞，为什么现在就不让？把到目前为止的人类行为做一个经验，根据这些经验归纳出的精神财富、理论、思想，恰恰是助推着人类走向不可持续的、毁灭的现代化。因为现在“让不让现代化”变成了国家间的竞争，于是乎就很难放弃。比如让发展中国家不要追求现代化，那么我问，假如你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你能提出什么发展目标呢？说从现在开始大家不要吃肉了，改吃素？把西方的激进思想搬到中国来能行吗？假如是民主制选举，一定会下台。因为中国大陆中产阶级正在崛起，他们越来越扮演着一个新生的角色，要求跟西方人一样的生活水平，一样的政治自由。尽管他们占的比重只有23%，但是他们的声音非常大。因为大多数的教师、记者，这些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在传播着他们的声音，他们就是占人口23%的中产阶级。所以现在人们听到的声音通过媒体——中产阶级传播着，你们听到的就是中产阶级的声音，这就变成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运动。是不是它代表着所有人？不是。所谓中产阶级，是否愿意真的让所有人都享受一人一票的权利？大多数人会模棱两可。中产阶级和占5%的大资产阶级，这些精英群体有一个共同的内在要求：就是我们谈判可以，我们素质高，对问题探讨得更深刻，但不能让72%的民众和我们一样。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个现代化政治，是让占人口70%以上的下层阶级占有权力的吗？如果有，就不会出现西班牙28%的失业率，失业的当然是下层群体。
人们往往被想象弄得很痛苦。比如现在想象现代化，那能不能达成呢？不能，因为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已经达到的，已经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环境了。那你要求我不要达到，你能退下来吗？不能。这个世界确实是很有威胁的。这个矛盾几乎不可解。我们在十几年前推进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中，就提出在思想上要有对现代化的解构，我们不是de-structure，而是de-constructure，我们试图中性一点地来看待这一切。从这个角度，我们说精英之间可以谈判，但精英和大众之间就不是双向的了，大众占72%，他们是很难参与现代化分权的，他们贡献了财产、劳动，贡献了几乎一切。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个结构都差不多，大资本包括外国资本占极少数，带来了占百分之二三十的中产阶级，剩下的占百分之五六十的大众。这个还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相对比较稳定。麻烦在于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枣核形结构，比如在印度完全无财产的人占50%。中国的占72%的人目前还是小有产者，这是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就在于中国还是个金字塔结构，下层还是小资产阶级，比如农民虽然很穷，但他还有地，至少饿不死。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合法性，还取决于60年前开展的土地革命。它是所有土地都平均分配了，所以中国大陆在基本财产关系上每个人都有一份。有和蒙德拉贡类似的现象在中国大陆并且长时间发生过，那就是以村为单位的社区农业。江苏华西村就是社区工业资本的庞大联合体。所有华西村的村民人人有份，就和蒙德拉贡的职工一样，华西村所有村民都有财产权，这种村在中国大陆是普遍的。广东南海、顺德很多地方，在村一级每家每户都有股权证，一个县或一个区，一年凭股权证能分到几十亿元。这个股权证代表它拥有土地，土地被开发成厂房了，这个厂房收的租金按股权证分配。类似于此的财产所有权关系在珠三角就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在严格意义上不符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法律，中国进入激进的私有化改革，世界银行共识在中国实行，变成很大的私有化运动。珠三角是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进私有化改革以前就已经实行了土地开发了，土地权力变成股权证发给每家每户收不回，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被广东省委正式发文件承认了，所以不能收回。这在广东、苏南是存在的，但在很多地方，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今天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表达，是把20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改革当成真改革。今天的改革要保护的是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改革的利益。在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官员变成腐败官员，因为搞改革的官员中有一部分人就是凭借权力去占有股权的。这个过程我了解，因为我就在推进改革的队伍中。人和人不一样，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没得一分钱的好处。后来当因某种原因不让我工作三年后，人家有个道理说，这个人搞了那么多的股份制改革，没有一分钱的股票。我可以保证我自己没有，但不能保证别人没有。得到利益的这部分人形成了改革利益群体。现在的部分利益集团大到足以影响中央决策。现在有一股反对改革的思潮，然后我们要坚持改革，这个斗争是表面的，内在的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相当部分的大众失去了财产，站出来说你的改革不合法，剥夺了我，我的财产是土地革命战争中流血换来的。这部分人反对20世纪90年代剥夺他们财产的改革。相对一部分的工人站出来说，这个国家原来没有资产，我们贡献形成了资产却被你们占有了，你们得还给我们。这些人就被定义为反改革。谁在坚持改革呢？那些在改革中获益的那部分人认为自己是改革派，要保护改革。外面的人稍不注意，就被某个利益集团牵着鼻子走了。
1．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想象及其演化出来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掩盖住了很多正常的声音。
大家以为改革就是民主、自由、正义，其实所有这些都是被媒体包装出来的。如果我们讲现代化是种想象，国家也是种想象，那么现在被包装出来的改革，也演变成了一种想象。真正内含的和我们想象的具有正义、民主、自由的改革是不一样的，它有着非常复杂的形成利益的过程，现在我们要站出来保护我们的利益了。当年我是推进改革的，我并没参与利益的分配。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站出来反思改革的人很少，我站出来反思比较轻松，这是因为我没有利益。要让那些既得利益者站出来反思，比如我们有一批财经高官，他们当年都是和我们一起参与改革的，现在已经有了各种利益关系。让他们站出来反思改革，是100%不可能的，这会使他们边缘化。所以现在反思改革的人很少，大部分在底层民众。而他们又由于信息的严重不完全，没有对整个过程的深入了解，所以现在底层社会的声音很混乱。相当一部分人由于找不到知识分子的引导，转向了“文化革命”，类似于毛泽东时代那样的，因此现在底层毛泽东热。戴一个左的帽子给大众是很容易的，现在很多媒体在搞这个事，上来就说是“文革”余孽，这种帽子比比皆是。但他们是吗？不是。他们找不到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知道自己被剥夺，但找不到表达的方式。我们这些承担知识生产任务的学者们，不会去给他们做知识生产，媒体也不会为他们发声，所以他们现在确实处在一个比较窘困的状态，不具备表达的条件。再加上精英结盟不打算向大众分权，这是中国当前社会政治的主要矛盾，但是在所有媒体上都看不到这样的分析。我们即使有这样的分析，也不会被任何媒体表达，因为利益不同。比如数千媒体聚焦两会，大家表达的当然还是精英们的说法。当然有些人会以大众的名义发声，但并不意味着这是真的。今天中国的所谓现代化想象和演化出来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掩盖住了很多正常的声音，比如社区性。中国至今仍有70万个村，有多少亿的人生活在农村，但表达他们对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需求的几乎没有。底层的大众得不到正常表达的机会。
2.格物才能致知，明白经济基础才能明白上层建筑，以美国和香港地区为例。
可以稍微简单一点归纳中国的现代化——任何简单归纳都很粗暴，会失去很多宝贵信息——但仍然还要归纳：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粗暴了，被批判为“经济决定论”，在经济决定论中又可以被批判为“生产力决定论”，那就更麻烦了。但经济学家会辩解，不讨论生产力，还能讨论别的吗？就像我们讨论香港，一来就问，香港经济到底是个什么生产力结构？否则我们说不清香港是怎么回事。去年我来讲课，我讲了香港经济结构，你们听后明白了香港经济危险，那请问这种危险的香港经济支撑的上层建筑，难道不危险吗？我承认我的话很粗暴，但不做这样的归纳，就没有分析框架，就容易一团浆糊，就不能达到中国古人所提倡的“格物致知”。何为格物？把客观事物归类出范畴。比如最简单的，男人是个范畴，女人是个范畴。把男女范畴放到这个世界去，就形成了对阴阳的认识。阴阳之谓道也，这是老子思想的最朴素的见解，所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世界就成了多样化的，这就是朴素的自然辩证法的表达。当然把东方的这套思想体系和西方一一对应也不合适，我们知道早在两三千年前的中国哲学思想，在讲究对世界客观事物的认识时，要求同样要先做不同范畴的认识，叫格物；把事情归到某个格，才能根据对这些规范的认识形成某种讨论，这叫致知，从而达成对某个知识的认知。
因为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知识生产者，大部分不下乡，所以忽略了很多大众的知识。他们不能把大众的知识状态进行格物，所以他们今天所致的知，是一个严重缺失民众经验的知，是没有基础的知。所以今天大家得到的信息是混乱的，对此必须做出解释。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我们最近发表的文章，说当代全球危机不是一般意义的经济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成本过大，其成本很难顺畅转嫁。有转嫁条件的国家，开足马力拼命转嫁；没有条件的国家，像西班牙、希腊，就内部爆发。有转嫁条件的国家也不代表它就转嫁得出去。最有条件的国家——美国——正在通过QE1（第一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QE2来大规模增发货币。它的财政货币主权都完整，并且它的货币主权是全球货币，可以把自己一个国家的国家主权转化为全球主权，靠的就是全球84个军事基地。美国在经济危机非常严重的条件下，国家负债历史最高，达40万亿美元，但它依然保持军费开支是全球的一半。所以硬实力（hard power）无人可比，它经常指责他国增加军费，自己从不批评自己，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软实力（soft power），是用来建造政治正确性的，说我增加军费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打你，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全世界的媒体都不敢说你打他不对，而会跟着说，你打他是因为他有问题。比如你打伊拉克是因为它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了后一查没有，但是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说侵略伊拉克的布什应该上海牙国际法庭吗？没有。尽管在伊拉克，造成了100万的平民伤亡，其中死亡人数是20万左右。美军死亡人数则在4500人左右。没有人把美国告上法庭，因为它已经建立了政治正确的软实力，这个意识形态再通过硬实力支撑的金融体系的滥发，现在已经滥发到每个月接近1000亿美元的货币量。发出来后，用于买到各种各样的资源，包括全球范围内大型机构投资人对全球资本市场的控制权。
比如香港的经济主要靠金融资本和房地产市场，但很少见到香港的民主派、自由主义运动去反对金融资本和房地产资本，因为这两个东西是维持大家有自由的主要经济来源。香港的经济是不健康的，因为没有生产，具有典型的寄生性。这个寄生性唯一可比的是美国。美国是85%，香港是82%。这就是所谓以金融为中心的第三产业支撑经济，支撑GDP。
很少有人去分析香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危险性，因为香港所有的一切都要靠从外边来。原本我和刘老师讨论时，大家会批评我说，你说的一切基于什么？后来他们去种菜，开始做有利于民众生计（livelihood）的实体经济时，就有讨论的余地了。如果只说不做，对我这个从工人、农民底层出身的人来说，就觉得你没有跟我讨论的条件。我做了十几年的工人、农民和士兵，贡献过我的劳动剩余。我所有的劳动剩余都在国家资产里，你占有我的资产就是犯罪。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我贡献了。我认同国内的劳工群众的各种诉求，是因为他们和我一样都是贡献者，所以我们应该有我们的声音。再怎么宣传你是自由民主都说服不了我，因为你没有表达占13亿人口大多数的这部分人的意愿。所以我不相信中国大陆的自由派，说你们只不过在向大资本要权，你们在形成精英政治，这不代表大多数民众。因此我不加入，甚至不参与他们的讨论。因此当你们说到你们笃信的自由和民主时，它只是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中的表达，并不代表着一种真实。这个批评就比较重了，你们姑妄听之，我则姑妄言之，在香港这个话语环境中我肯定没有政治正确性，就像在大陆的现代化话语环境中我没有政治正确性一样。但因此恰恰说明了我有一个学者的公正，在任何不同的环境中我都属于少数派，那才要求保护少数人发表意见的权利。我在所有的争论场合都不坚持，假如有谁说温铁军你错了，我会立刻认错。因为只有保持不争论才有说话的可能，如果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那我连个说话的余地都不会有。所以我会对所有人认错，只要你认为你正确，那你一定有某些构建你的正确的逻辑。我觉得与其去辩论，不如我先把你的逻辑借过来，我们见招拆招，看看你的逻辑有什么问题，才有讨论的余地。否则在现代政治，大家一定要对立斗争，一定要证明你错了我对了就没了讨论的可能。我最怕的就是用对错、好坏来简单地对客观事物做归纳，这种粗暴比我用言语归纳的粗暴还要差几个级数。我不太认同现代政治家们之间的争论。当有人问我时，我说，the politician in the world anywhere is the same（政客们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回到最开始的话题。因为它是一个西方模式的现代化的综合危机，因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导致政治危机；又由于政治经济学早就指出，一个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会长期存在，不可能随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同步改变。这是一百多年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只有当全部经济基础发生根本变化，庞大的上层建筑才会跟进发生变化。请问西班牙的经济基础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没有，那么西班牙的上层建筑根本不可能发生变化。无论谁上台，都会维持现在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危机会延续下去。
1.美国的危机转嫁靠印钞、军事强权和话语强权。
可以单独解决问题的国家只有一个，就是美国。它靠不断地印钞转嫁成本。增加的货币量上哪儿去了？它们到了原材料、能源和粮食市场上，导致全球粮食价格、原材料价格、石油价格全面上涨。谁最后承载了增发货币的代价呢？大量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的国家承载了这个代价，因此美国成功地转嫁了成本。于是就出现了像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国家，因为要大量进口原材料，于是PPI价格上涨，然后就是CPI上涨。所以中国现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进口通胀。于是我们自己作为经济研究的学者进行测算，发现中国现在的CPI指数中，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因素来源于进口。今天世界上很多人在对之讨论，但如果没有对这个基本关系的了解，很难将其认识清楚。
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不是中国，而是拥有石油主权的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原本委内瑞拉的石油由外国公司控制，3/4的石油资源被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控制，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CIA、军事手段干出来的。那时没有民主可言，但到了查韦斯通过军事政变、发动民众，收回了石油资源控制权，这时就出问题了。因为拥有石油主权的国家，拥有了对冲关系。这个对冲关系非常重要。意思是：你增发货币导致石油价格上涨，如果这个石油是你控制的，那就意味着你把增发货币导致的石油收益上涨也拿走了，成了两头挣钱。这是美国对大多数国家占有收益的手段，成就了自己世界一哥的地位。但现在委内瑞拉把这个对冲关系收到自己手里了，所以就成了美国的敌人。同理，尽管普京是通过选举上台的，依然是美国敌人，因为普京也是用各种手段把石油收回国有。
由于美国失业率依然很高，美国的贫困人口不得温饱，贫困率从9%上升到19%，因此奥巴马现在的政策是有增长、无就业，他并不能解决大众的问题，解决的是少数大资本通过金融控制、能源控制、粮食控制来占有收益的国家想象。这对美国来说没有问题。麻烦在于他同时制造出了自己的劲敌。普京、查韦斯为什么会是美国的敌人？因为他们把原来美国大公司控制的石油收益收回了。因此俄罗斯人可以通过普京政权大幅度提高收益和福利，委内瑞拉连80%的贫困人口都得到了政府因石油收益增加而发展福利、办教育的好处，所以贫民窟的老百姓站出来拥护查韦斯，而知识分子则是反查韦斯。所以委内瑞拉一方面是贫民喜闻乐见的革命：跳着桑巴舞，穿着红衣服，举着红旗去拥护他；另一方面，90%以上的知识分子、大学教师、媒体反查韦斯。你如果去接触大学教师、知识分子，他们会说查韦斯是反民主、独裁者，这套话语谁给他的？美国。美国用它的软实力影响委内瑞拉和俄罗斯。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政党也是这样的，高呼自由主义口号，但是60%的俄罗斯大众拥护的是把石油主权收归国有、向大众增加福利的普京。
伊拉克的萨达姆为什么要被干掉？因为他拒绝用美元；普京和查韦斯还是用美元结算的，还不是美国最彻底的敌人；最彻底的敌人是萨达姆·侯赛因和金正恩。这两个国家领导人都拒绝用美元做出口结算。现在中国成为美国敌人的条件上升了，因为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与周边国家签双边协定，咱们不用美元了，我进口你的，你用我的货币。这个变化很大，在美元虚涨的庞大泡沫上捅了一下。所以，真正成为美国死敌的，是那些拒绝使用美元结算并具有对冲能力的国家。若从这个角度看，利比亚的卡扎菲，伊拉克的萨达姆，这两个人都必须死。美元增发，相当大程度上要靠石油对冲。萨达姆不用美元用欧元来结算石油出口，于是美国人出兵打伊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更过分，连欧元都不用，要用黄金，于是欧洲人出兵把他端掉了。你连对冲货币增发都拒绝，就意味着当我作为欧元区国家，增发欧元支撑欧洲共同基金来解救我的财政困难时，你连我的这个能力都要毁掉，你卡扎菲一定是恶魔，于是你就只能死。欧洲人出兵，美国人乐得说这是你们欧洲人的事，我就不出兵，所以干掉卡扎菲的是欧洲人。
国内媒体很少介绍的是，卡扎菲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强力把利比亚的石油资源都收归国有，用石油收益来支付社会开支，因此国民高福利，全利比亚没有一个街头流浪汉，教育、医疗、养老全部免费，福利程度比欧洲各国还要高。如果拿社会发展指数衡量，它有全世界最高的社会发展指数。干掉卡扎菲有其他借口，但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只要石油收归国有，你就有对冲能力了，国家不再是个想象，因为经济主权中的石油主权在你这儿。伊朗也是其中之一，因为宗教革命使伊朗的世俗政权把石油收归国有。
干掉伊拉克萨达姆的是美国军队，他的石油主权被美国人占有。干掉卡扎菲的是欧洲军队，先开始动手的是法国，所以法国占有利比亚34%的石油主权，剩下的2/3归了其他的战胜国。这就是再殖民化，根本不意味着什么正义，只是重新控制别国的石油资源。所以许多西方人高呼着，这根本就是石油战争，而不是什么人道主义。我不会去争论，只是提供一点信息有助于丰富你的理解，我并不坚持，因为这些信息在媒体上根本看不到。不会有人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经济关系是这种对冲的关系。
2.美元垃圾消纳场与发展中国家的严重问题。
第一超级大国美国滥发货币，是为了控制石油和粮食这两块市场，叫美元垃圾消纳场。滥发货币肯定会通货膨胀，但为什么通胀就不发生在美国？去年课上我告诉大家，将来谁当政府首脑，如果不去增发货币，根本过不了日子。为什么？就因为成本需要转嫁。任何一个美国经济学家都不会解释说是美国市场制度好，这么解释大家都会跟软实力走，会迷失而永不得解脱；其实它只是把它的痛苦转嫁给你了。当货币进入这两块市场，因为是发展中国家要大量进口原材料以及粮食来进行国内实体经济生产，于是这些国家便发生进口通胀，而美国人便不再通胀。中国是受虚拟资本扩张双重攻击的国家，一方面我们要高价进口原材料，进行大量生产，另一方面向美国出口大量廉价商品，因为要跟别的国家竞争，比如印尼、越南、印度也在生产廉价商品，所以大家在进口高价原材料后都争着把生产出来的廉价商品给西方，还有香港。而美国增发货币却不通胀，因为拿到的商品是最低价的。从引发通胀的两大因素看：货币大量增发造成通胀基础，当你的需求引发价格上涨时，通胀才会发生；当市场价格上涨时，人们去抢购食品、日用品，从而带动一连串的价格上涨。在美国超市你会看到，连拿食品券（coupon）的穷人都拿车在往外推廉价的商品。仅中国一个国家，每年向每个美国人提供12件衬衣，7双鞋。因此美国人在广交会上买中国商品不是按件算的，是按吨算的。
当商品价格不上涨，就意味着资金价格极低。如果我是美国的投资机构（institution investor），我得到的资金就是世界上最低价格的资金。也即假如美国的物价指数在2%，那我的存款利率维持在3%就可以，贷款利率在4%到5%就可以。也就是说，物价在2%之下，让老百姓的存款不至于负利率的话，就把利率定在3%。存款要贷出去才赚钱，银行赚的是存贷之间的利息差，所以贷款利率定在百分之四点几就够了，过高的话是暴利，企业就不干了。我如果是银行的投资基金，得到老百姓的存款给的是百分之三点几的利率，贷出去就可以用百分之四点几的利率。因为我和银行是一体的，可以拿到大量成本极低的资金，用于FDI（外商直接投资），到发展中国家去投资。发展中国家则由于进口石油、粮食、原材料，它的PPI和CPI都很高，一般都在7%、8%甚至15%、16%或20%。中国在1994年的CPI高达24.1%。一个低价的外国资金以百分之四点几的利率进来，我们通胀率是24.1%，那我们的银行贷款就得至少在27%、28%。为什么大家要吸引外资？因为国内资金的利率太高，利率高则是因为CPI高，而CPI高是因为PPI高。所以，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老是这么糟糕，老是出问题，原因不在于发展中国家。它是怎么被人家剥了几张皮的它自己也说不清。因为软实力，包括话语权，它统统都没有。
现在，没有这种货币权的国家，比如西班牙将货币权上交欧盟了，不能增发货币。那能干吗呢？发债，债就成垃圾。美国人发货币，货币成垃圾，被食品、石油市场消纳，但只有美国一家能缓解危机，欧盟不能缓解，最后导致整个环地中海的国家都发生危机。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希腊、西班牙、意大利，无论什么主义，什么政府，谁当领袖，都发生危机或“街头政治”。值得考虑的问题是，现代化的综合成本无处转嫁的危机都会爆发。我们有篇文章解释这个问题，是全球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成本无处转嫁造成的危机。
那中国的现代化能不能转嫁成本呢？中国越激进时，就越不能转嫁成本。因为中国相当于一个超大型大陆，13亿人口相当于欧美人口之和的两倍还多。美国人口有3亿，欧洲人口有3.4亿，加到一块是6.4亿，再加上1亿的日本人口，中国的13.4亿人口差不多是他们的两倍。同时中国面积是欧洲的三倍，因此它具有小经济体不能比拟的优势，叫内部转嫁。中国不是不转嫁成本：大资本、中产阶级能维持高收益的原因在于它把代价转嫁给了下层群体。中国现在的资源环境问题严重的原因是，下层承受不了，将代价转嫁给了资源环境。农村过去是完全没有污染的，现在成了污染的重灾区。过去为什么农村没有污染呢？因为城里人的排泄物运到农村成了堆肥，那时农村人抢着到城里去拉粪。城里的废品公司送废品到农村去时，所有有机物都变成堆肥，所以是完全有机的，也没有多少农药，因此作物种植是多样性的，才能使病虫害不大面积发生。而且为了提高产量，精作套种，农村消化了大量的城市污染。现在，农民不吸纳了，都用化肥了，于是城里的排泄物只能流进江河湖海，大面积的富营养化，导致水体污染。现在香港用的水是从广东来的，广东是污染的重灾区。我说这些话不是凭想象说的。我是国家环境资源委员会的委员和专家，国家环境资源委员会是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的委员会，我们对环境污染的现状是非常担忧的。这个情况能不能改回来呢？很难。所以现在中国的现代化也有巨大的成本，过去是向农村转嫁的，但激进现代化导致可承载代价的大众越来越没有承担能力，于是向资源环境转嫁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以目前的高速态势，是不可维持的。
最后，人的贪婪和纵欲被西方的软实力变成了一个普世价值。我并不认为，在这样的体制下，人能自觉地走出危机的局面。只有下一次的危机爆发，才能使连带受了损失的精英群体有所调整。中国以前任何一次的调整，都是危机的产物，没有自觉过。所以这次底层不能承受危机代价而最终爆发的可能性已经存在。我不是悲观，只是指出客观规律，危机一定会爆发。爆发后，人们才愿意思考。指望现在危机不爆发，让人们自觉反思，是不可能的。同样，香港的经济也很危险，因为他们几乎对实体经济持完全排除态度。在所有香港的政策领域中，都找不到让第一产业发展的可能。人口不断增加，社会开支也在不断增加，连本来可以发展起来的渔业也要排除掉。何况香港也几乎没有第二产业，他们正在消灭第一产业。我们不知道一个浮在空中的第三产业能维持香港所谓现在的繁荣多久。这种发展是寄生性的，而且这种寄生性是危险的。要知道美国的发展是依靠占全球军费的47%到49%的硬实力来维持的。这种政策是典型的自杀政策。当然我指的是代表香港大资本的政治家们。这些关于香港的民主自由的报道中见不到反映。这至少说明投身于香港政治的人对于香港经济自身的问题缺乏认识和警觉，吵的问题中不包含这些真正涉及香港长期生存和可持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