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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们讨论的贫困，是个相对于发展的概念。那么，什么是发展进程中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呢？在做了多种不同的国家比较和国内的区域比较之后，我的归纳叫作制度成本转嫁论，即“成本转嫁理论”。从理论资源来说，它是从萨米尔·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进一步演化而来，认为世界发展不平衡、贫困的原因，是制度成本转嫁造成的。当代加快全球化中的贫富分化本身并不可能靠任何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来化解，反而会随之加剧。对此，我有几个去意识形态化的经验性归纳。
大多数后发国家因要进入所谓发展主义现代化，而首先遭遇到的最大困境是资本要素的绝对稀缺。西方经济学立论的前提是要素相对稀缺，这个前提下的要素配置方式在理论推导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发地配置要素达至最优。而发展中国家客观上最大的麻烦却在于，不具备这个西方经济学构建理论逻辑的前提，经济学理论和我们要研究的客观现象差距太大。发展中国家不存在要素相对稀缺，而是西方经济学不讨论的要素绝对稀缺。如果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困境是资本要素绝对稀缺，那会怎么样？不论何种体制下，都会亲资本。
我们做的国家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不论何种主义、体制、政府，不管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性的特点，就是只要资本绝对稀缺，政府就会采行亲资本的政策体系，除非被封锁。
例如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被两个超级大国封锁时期，资本绝对稀缺甚至趋零，因此就出现“去依附”，而转向亲劳动力，亲民众，亲社会。因此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最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年代，也是最大规模动员劳动力，以劳动力替代资本继续维持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年代。在资本趋零的状态下，中国人只能靠高度集体化，成规模地组织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去替代最稀缺的资本。而当此前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先是可以获得苏东资本、此后在70年代又可以获得西方资本时，中国就先亲苏东资本，后亲西方资本。客观地、纯粹从发展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亲不同资本的政策体系和发展模式没有什么好坏对错之分。
接下来简单讲讲从1929—1933年西方大危机演变为世界大战到战后的新趋势。1929—1933年西方大危机爆发，本为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的全面爆发——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化扩张势必导致生产过剩。当在像欧洲这样半岛型的狭窄大陆上的全部工业化国家都发生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无法靠一般手段来解决，只能靠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摧毁过剩生产能力。
相对而言，在美洲大陆之所以有罗斯福新政，是因为它是西方新开拓的殖民地，物理空间广大，可以让国内所有一般资本主义经济暂停。罗斯福新政之所以能够救美国，无外乎是政府在生产过剩条件下，直接把过剩劳动力和国家工业化过程所创造的设备生产能力结合起来，去做国家投资的基础建设，开发中西部。这个做法与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期朱镕基铁腕调控、大规模增发国债投资中西部基本建设的做法差不多。
当年美国人在西方1929—1933年大危机中能够幸免于难，但在狭窄的欧洲大陆上，大家都生产过剩，就不能幸免于难，于是欧战爆发，最后蔓延成世界大战。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二战之后，人们都担心要打三战，因为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生产过剩——并没有解决，只是被战争摧毁了一遍，然后战后恢复重建。那么，战后发生什么改变使人类免于三战了呢？是矛盾根源的产业资本移出。
二战后全球从原来的帝国主义列强纷争（这在政治经济学上可以引入多次博弈来研究），变成两个超级大国双寡头控制，重新按双寡头控制愿望瓜分世界，于是形成一个新地缘战略的发展趋势。双寡头都在尽可能地更多分割势力范围，导致出现与冷战对抗同步的“双雁阵产业转移”。二战中西方唯一没有被破坏的经济体是美国，它庞大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开始在战后向大西洋的西欧和太平洋的日本，做两条线的产业转移。而这个产业转移，与后来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雁阵转移”的不同在于，早期的这种产业转移是战略性的装备输出。与美国同时同理，通过战争形成庞大生产能力之后，前苏联也是陆上两条线的产业对外输出，一条战线输出东欧，一条输出中国、蒙古等。那个年代只要是宣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大都得到了前苏联的产业转移。
事实上，受援国接受产业转移的同时，也都接受了产业资本输出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接着，到20世纪70年代多数西方国家复兴的产业资本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转移，造成生产过剩的内生性矛盾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生三战的威胁也就淡化了。
1.中国20世纪50年代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的“全盘苏化”。
战后发生的这个双寡头两翼输出产业资本的过程本身也是新的地缘格局形成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因为是战略性的，所以输出的是装备制造业，于是有了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在没有来得及搞轻工业的条件下就直接进入重工业的状况。而重工业有一个内生性特点，就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而且由此势必是排斥劳动的。
对于中国人口这么多的国家，还没有发展轻工业和一般消费品，就先得到发展重工业的机会，那会产生什么情况呢？于是，大家看到，当中国刚完成“一五”计划时，就发生了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不再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因为它是重工业打头。再加上1957年，中苏两国发生了一些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不再给予援助性的投资了，所以中国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不得不中辍。
据此可知，二战之后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雁阵转移有一成一败。
美国战后的产业转移和地缘控制战略基本完成，西欧和日本战后复兴，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原来被摧毁的工业基本上恢复了，同时也形成了西方的政治军事同盟。但是，前苏联的转移，对东欧和蒙古相对顺畅，因为二战期间它占领了东欧和蒙古，麻烦在于对中国的转移。二战之后，苏联在中国保留了中长铁路、大连特区和旅顺港的控制权，前苏联的远东舰队（太平洋舰队）驻扎于旅顺口（旅顺口是苏联太平洋舰队在太平洋一线唯一的不冻港入海口）。中国在东北并没有构成完整的国家主权，军队、行政乃至于经济，很大程度上还受苏联控制。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有着漫长国家史的国家，也许是由于历史记忆太沉重，或者是殖民化时期被打了100多年却没有被帝国主义全面占领，中国人格外重视国家主权完整。当苏联在“一五”计划对中国进行战略性的援助投资时，中国确实要按照苏联的经济管理方式建立政府、学校、科研机构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道理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形成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为了适应苏联投资形成的这种工业化经济基础，中国当年的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全盘苏化”。八大工业部、计委、财委、建委、经委、农委，所有这些政府设置都按苏联的模式来建立，苏联从它的政府部门中派官员到中国都被叫作“专家”，每个部门都有，实际上按照苏联的经验指导着中国建立政府和院校机构。
但在1955年，中国人已经开始提出“全盘苏化”对中国维持国家主权的影响。1955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当时有30多个部委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如何改变“全盘苏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候中苏之间尚在蜜月期，中国人就有了这种讨论。
接着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两党之间开始发生分歧；同年是中国要按照中苏条约规定收回旅顺口、大连特区和中长铁路的控制权，收回过程中也出现很多问题。
此后，与苏联关系的恶化导致中国出现很严重的投资不足和债务危机等。
尽管危机严重，可当中国人1958年试图正式改除“全盘苏化”的时候，仍然是非常困难的！
为什么呢？苏联模式的重工业作为主要的经济基础，甚至成为国家财政主要来源的时候，中国想改变“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乃至于已经被知识分子们当成看家本事的外来意识形态，能改吗？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人们：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制约经济基础。直到全部经济基础发生根本变革，庞大的上层建筑和滞后的意识形态才会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为什么出现很多政治领域的复杂情况？表明这个调整是痛苦的，代价是巨大的。
2.农业集体化的作用主要是向国家工业化贡献剩余。
中国经过三次以土地革命战争为实质的国内战争，土地革命内在地反映了农民几千年来的基本诉求——“耕者有其田”。这不可能符合19世纪欧洲阶级政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的任何理论，不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左右派对中国都不大适用。土地革命战争的结果是占人口88%的农民平均分配村内土地，成了小土地所有者。这些小土地所有者过度分散，是一盘散沙。此后，中国社会乃至于各级政治的很多复杂情况，与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体制并无关碍，而更应该和我们这个分散的小有产者群体占比过大的基本国情有关。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国家，从来没有被外来殖民者彻底改造。而美国原住民人口仅为52万，占总人口不到2%。如果单纯从农业角度来说，大农场的产业化农业与福特主义大生产相适应而被西方意识形态当成先进的模式，但没有哪个大农场国家不是靠殖民地形成的资源条件而形成规模经营的。世界上的大农场国家几乎都是把原住民人口减少到10%以下。而整个亚洲基本上都属于原住民国家，由于亚洲原住民人口在西方推进殖民化的几百年中没有美洲和澳洲那样大规模减少，因此，多数亚洲国家的乡土社会是相似的，很少有大农场形成。中国的发展过程根本就不可能和大部分殖民地国家一样。
我为了做国别比较，跑了世界上四五十个国家开展调查和比较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像中国这样的原住民大国，它所充满的内部矛盾，并非当代形成，而是历史延续而成。而当代中国人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这么多的农村人口都变成小土地所有者的状况下，政府要进行工业化，交易费用畸高。按诺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当交易对象大到一定量的时候，交易就无法进行，因为交易成本过高。同理，政府无法跟大量的分散的小农交易，因此中国为了推进工业化而开始搞农业集体化，用集体化解决政府为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而需要从农业提取剩余的矛盾。
集体化建设起来以前，因为搞工业化粮食供给跟不上，陈云1953年开始搞“统购统销”。但政府面对那么多农民无法交易，于是毛泽东发起合作化运动高潮，到1955年大部分农民进入初级社。毛泽东称之为从“满头乱发没法抓”到“编成辫子就好抓”。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建立组织，解决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这也就是科斯所说的“组织是反市场的产物”。对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实际经验归纳，也就从诺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转成科斯的企业组织理论。
1955年中国已经成规模生产苏式的拖拉机，但只有七八户、十来户农民组建的初级社，根本用不起那些大马力履带式拖拉机，势必造成浪费。于是，各个工业部门纷纷向中央建议，敦促中央提高合作化的层次，搞高级社，只有以乡为单位建设土地规模经济，才能接收大型拖拉机。于是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农业现代化，其真实内涵是集体化+机械化。如果没有以乡为单位进行规模经营，就没有国家机械工业的出路，这就是中国最早提出农业现代化的背景。所以，农村集体化算是以很和平的形式，服务于工业化早期的工农两大部类交换的要求。这种生产履带式拖拉机的厂子之所以关不掉，是因为拖拉机厂还得建坦克生产线，国家必须要搞现代化国防。这就似乎是一个两难选择了。周边许多敌对势力，国防需要生产坦克，因此工农产品剪刀差体制下的拖拉机一定是高价，那怎么让农民接受呢？当年矛盾就是这么复杂。
十一届五中全会给历史问题定调以后，薄一波写了两大本《建国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其中写道，国家要搞工业化，就得积累，这就得让一部分人作出牺牲，中央反复讨论，决定只好让农民作出牺牲，作出贡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当时也都参与了中央这个集体决定。因此，农业集体化并非农业自身的错误。第一，集体化是为了服务工业化建立的；第二，集体化有利于工业化提取积累。因此，农业集体化的微观不经济乃是国家为了工业原始积累大量提取农业剩余造成的。
至于集体化向国家工业化贡献了多少，一直以来都有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农研中心研究剪刀差大约8000亿元，我们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荣誉教授严瑞珍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研究中提出，通过集体化向国家贡献的剩余大约在7000亿元到8000亿元。与另外一个数据对比，在1978年改革之初，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只有9600亿元。近年来我们院党委书记孔祥智教授的研究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三农”作出的各种贡献约为17.3万亿元。
我来做一个简单的综述：1949年，在土改期间造就大量分散小农的情况下，毛泽东“代表整个中国人民最大多数根本利益”推行的是发展重工业，接着是为了保证基本的国家主权安全而不能接受“全盘苏化”，则发生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政治分歧向国家战略关系破裂的重大变化。并且，仍然还要发展工业化，那就要继续资本原始积累，就要更多提取剩余，当时的政治局决定剩余只能从农业来。到了原始积累完成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它是一个资本的结构调整和资本的结构性扩张。这个阶段，由于资本扩张，产生资本溢出效益，于是社会收入增加，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普通的经验过程。
我近年来有一个说法，叫奥巴马-金正恩难题，是说现代化制度的高成本存在于任何意识形态或政治形态之中，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毫无例外。
1.无论意识形态或政治上如何对立，它们都遭遇到“上去了就下不来”的困境，这就是现代化的制度代价。
现在，越是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贫富差别也越严重。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都不解决贫富两极分化。以美国为例，它现在的制造业只有11%左右，农业只有2%左右，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占85%以上。虽然，美国拥有全球最高度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可是美国的贫富差别却很大，基尼系数高于我们。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虚拟经济泡沫破裂的时候，美国在最近四年，贫困人口从原来的9%左右，上升到20%，于是有了代表99%“占领华尔街”等运动。这些运动代表的就是大量失业和贫困人群的呼声。因为美国大量增发货币来救市，扩张出来的信用涌进了金融资本领域。因为它的经济结构中85%是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所以创造出的新增信用只能进这个85%的领域。而这个行业吸纳就业极少，大多数人不会在金融领域中去“玩吹泡泡游戏”。尽管奥巴马主观上希望改变，但客观上他却不能把新增的信用，创造出的货币信用、债务信用等，用于发展实体经济，所以美国越是拥有高度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就越在客观上不可能更多地吸纳就业，只能在国内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撕裂。
再看朝鲜。早在金日成时代，朝鲜的经济结构、城市化率都比我们的同时期要现代化得多。在1989年我们人均国民收入才800美元的时候，朝鲜就已经实现了人均粮食产量380多公斤，人均国民收入接近900美元，并且实现了70%的城市化率，比我们现在还要高得多。农村中有6万台套拖拉机，完全是现代化农业的集约化规模经济，农业机械化比我们早得多。
我为什么说朝鲜也是“上去了就下不来”呢？1991年苏联解体，1992年经互会不能运作，换货贸易体系垮了。原来朝鲜拿苹果、新鲜蔬菜等换取前苏联的石油，苏联解体之后，石油来源被切断，大量拖拉机不能运作。当年年末就有1/3的拖拉机不能运作，大量的耕地抛荒，造成1993年收成大幅度下降，大量人口陷入饥饿。只要石油没了，石油农业就完了。有人主张朝鲜学中国搞家庭承包，我表示反对。因为我去朝鲜做过农业政策顾问，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建议不可取。中国大包干的时候，是80%农民，20%城里人，8个农民养活2个城里人。那个时候我们没机械化，靠手工劳作就养活了。国家只要提高粮价，农民就“少吃一口，多收几斗”。我们大包干的时候粮价提了49%，农民为多赚点钱，宁可勒着裤腰带少吃两口，就让城里人吃饱了。所以，我们城市化率低，解决问题就很容易，因为我们是8个农民养活2个城里人。如果让朝鲜3个农民养活7个城里人，还得靠手工劳动，客观上的确不大可能。事实上它现在是大规模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劳动。但是“上去了就下不来”，城市化率搞到70%以上之后，还能让城里人下乡去劳动吗？问问我们这些知青，当年好学生下了一回乡，写了多少伤痕文学？正是因为朝鲜超前现代化，一旦支撑现代化的石油没了，现代化就垮了，只好用一系列的强制性的政策维持生存。这就是今天朝鲜的现状。
2.现代化陷阱：城市资本与风险等量集中导致周期性爆发危机，把代价转给乡村。
现代化是高成本的制度演变过程，需要集中资本。但资本集中与风险是同步等量的，几乎没有任何理论关注制度成本。城市化实质上是个集中资本的过程，但也是风险与资本同步集中的过程。在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市周期性爆发危机，把代价转给乡村。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乃是成也二元、败也二元，没有绝对的对错好坏。中国今天成了一个工业化大国，凭的是大量向乡土社会转嫁了城市资本集中与生俱来的代价，因此我们有严重的“三农”问题。今天加快城市化、工业化，其结果仍然是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基本要素大规模净流出，于是农村现在群体性治安事件大量发生，主要原因在于加快资本集中。
当我们把所谓的工业化、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内涵时，就意味着我们要准备承担代价。这些代价主要有两个：
一是在“三农”领域中三要素的大规模净流出。这导致了“三农”的衰败，弱势群体变成了草根。从社会角度来说，草尖离开了，农村剩下老人、妇女、孩子。劳动力资本存量最高的部分贡献它的劳动剩余给城市资本了。城市人占有了农业和劳动者剩余之后，给草根回报了吗？中国真正的最大的不公平就在这里。
二是只要在城市过度集中资本就会过度集中风险。我们做了一个经验的归纳，发现只要经济危机软着陆成功，那一定是城市资本把代价转移到乡村去了。凡是硬着陆，那一定是这代价转移不出去，于是硬着陆就砸出了改革。无论改革还是调整，都不过是危机硬着陆在城市资本的结果。
资本，不论国有还是私有，都是人类制造又反过来异化人类自身的异化物，政府也是人类制造的另一个异化物。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只不过是服务于资本。但在特殊情况下，会出现政府和资本直接结合——资本内化于政府，于是就政府公司化，虽然节省了政府与资本之间的交易费用，但是，强大了政府权力和资本权力共生的同时，对资源作资本化占有的能力大为增强。而资源在民生之中，只有内化于政府的资本，才能最顺畅地推进资源转化成资本的过程，并甩掉制度成本。
1.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前的三次危机及成本转嫁。
1960年我们如何转嫁危机？主要是把城市中的过剩劳动力以“上山下乡”的方式转移到农村，城市青年劳动力转移出去1000多万人。同时，20世纪50年代为了支援城市建设，我们动员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去挖土方、修马路，1960年工业停滞以后，这几千万人也被送回农村。用乡土社会的村社经济，承载城市危机甩出来的不能就业的代价。我们有几次高达数千万人的失业，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结果。
改革以前的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中国三次遭遇到经济危机的客观结果。一遭遇危机，就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去，城市危机就化解，就软着陆。
1980年再爆发危机的时候，我们面临着4000万待业青年的巨大压力。因为，毛泽东去世，无法下乡了。而且为了休养生息，还得让知识青年回城。4000万待业青年就演化成巨大的社会犯罪，所以就有“两个严打”。其实不怪当年的那些青年，因为不能正常就业，这些人就买两个塑料包南下深圳当“倒爷”，就开始出现“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的局面。因为1980年危机爆发在城里不能向农村转嫁了，这次硬着陆就砸出一个大规模改革。首先是1979年政府提出价格双轨制，同时开始推行允许地方财政外贸自主权等一批放权让利政策，这就是改革的开始。自此崛起了中国四大沿海地区，辽东、胶东、苏南、浙北，这些地方都是原来国家工业化地区形成的工业带。这些工业带借着放权让利，形成地方自主权和价格双轨制的机会，将产业在周边做了重新布局——物理空间的产业结构调整。所以，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产业结构调整，带出了沿海地区的先发展。当时就提出了沿海先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带后富这些说法。
中央在财政严重赤字压力下，进一步推进农村家庭承包，这是一种“政府退出”，国家同时把应该支付给农村的基本公共开支（社保、医疗、教育）转嫁到被农民重新均分的土地上。至于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甩包袱，把财政拨款改成企业从银行贷款，自己留下利润给国家交税，这样企业就开始有需求搞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政府与企业分离。但就在同时，因为国家面临巨大的失业问题，所以要求所有国有企业吸纳就业，“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很多国企安排子女顶替，下岗老职工就变成了乡镇企业的技术力量。同时，还有大批干部子女就业困难，于是机关大门打开，办三产，“官倒”就开始捞第一桶金了。总之，早年国企的低效益问题不是国企自己的问题。政府采取这一系列政策被称为改革。类似的政策20世纪60年代也采取过，只是当时被叫作调整。所以说，危机砸在城里，就会有调整或者改革。
但是当经济主体多元化，各个地方和企业都开始追求自己独立利益的时候，我们发现市场关系高度紧张。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连续通胀，于是就产生了改革界各种方案，导致领导选择价格闯关，陡然就给刚刚问世不久的“官倒”公司创造了历史性的机会。于是，20世纪80年代机关办的三产公司直接囤积居奇，导致物价飞涨，进而导致老百姓抢购。那时候的教训是，用改革解决改革造成的问题使得市场关系更加高度紧张。于是，1988年物价指数攀升到18.5%，导致了1988年银行为了防止挤兑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8年期的存款保值补贴利率高达24%，几乎超过了任何产业能够产生的利润。银行提高了存款利率却没有同时提高贷款利率，因为那时候财政和银行还不分家，于是1988年造成了将近500亿元的赤字直接进入财政，就造成了1988年年底、1989年年初，财政公布的赤字高达500亿元。
由于财政受不了，政府要求银行大幅提高贷款利率，但接着就是流通企业受不了。于是流通企业的经济行为发生变异，不再贷款进货，而是占压生产企业产品搞代销，却照收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全部收益。它的收益刚性是不能减的，而三级批发加零售至少是40%的利润率，而代销应该只有3%。再加上它占压了生产企业的产品，生产企业不能回收资金，所以生产企业全部运转不起来了。这就导致上游的原材料企业也无法运转。于是全国陷入三角债，导致了生产全面停滞！这就是发生在1988—1989年的滞涨形态的大危机，随之是任何大危机都会有的风波。
2.“三农”问题如何才能得到缓解？
我们关注的“三农”到底是什么问题？先看国际经验。
世界上农业本来就分三大类，大农场只适合于殖民地，欧盟国家也是以小农场为主，因此农业补贴占财政的40%以上，同时也造成欧盟农业50%甚至60%以上是市民兼业农业。尽管美国、加拿大这种大农场国家也并不能脱离政府补贴，但没有欧盟那么高。
亚洲的小农国家里最为接近西方现代化的是日本和韩国，我们叫日韩模式。日本农民只剩下558万人，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64岁。主要靠JA系统来解决问题，它是一个综合性农业合作社。政府给予最优惠的政策，让农民合作社免税进入金融、保险、房地产、购销、餐饮、加工、旅游等各种非农产业，所有在二三产业中产生的收益必须50%以上返还“三农”。其实日韩和中国台湾都是日本JA模式——让农民保证收入比较高，生活无忧的这种模式就叫作综合农协——收益并不来源于农业，因为小农经济在农业领域中是不可能获得高收益的，而是来源于给综合农协以特殊政策，让它可以从第三产业中占有高收益。所以日韩和中国台湾，都是95%以上农民加入综合农协。
所以我们说，东亚经验表明，不是没有办法化解“三农”困境。
麻烦在于，这个办法要从现在的利益集团中去重新做调整，要把金融、保险、房地产、加工、超市、餐饮、批发、旅游所有这些非农产业还给农民的话，那些利益集团是不会让步的。怎么才能让中国农民得到像日韩农民，包括中国台湾农民那样的优惠待遇呢？只有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只有农民组织起来才能跟其他利益集团谈判，谈判才能获得交易地位。高度分散的小农交易费用过高根本不可能谈判。所以今天农民在一盘散沙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美好未来的。
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国家想要真的建立市场经济，必须构建信用社会的基础，那也是得让分散的农民形成组织，提高谈判地位，才能形成可维护的契约关系。
总之，没有农民组织化的提高，中国就不可能构建以契约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