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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突尼斯开始逐渐蔓延多个北非国家的、以“街头政治”为表现形式的社会运动，若只是从现象上看，主要是“两高一单”造成的——单一殖民地经济面临“两高”（高物价和高失业）打击诱发的；若从本质上看，则仍然是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续。
源于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被金融资本主导国家通过进一步信用扩张对外转嫁危机造成全球通货膨胀。由于这种通货膨胀的全球性，而使经济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承载了发达国家危机代价的转嫁。
这在本质上仍然是全球资本主义体制性的全面危机，也属于“环地中海危机圈”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解释如下。
大家都应该认识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一对具有因果关系的矛盾。目前在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以其薄弱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发达国家最高成本的上层建筑；高成本的西方政治体制造成债务危机，并转嫁于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经济基础，这是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基本矛盾。
这一点应该说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一种创新。
为什么说发展中国家承载危机代价，客观上在支撑着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呢？
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目前被全世界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具有普遍意义，是普世性的，或说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体系。据此，谁要想说发达国家所创建的这套上层建筑，包括多党制议会民主、媒体自由、选举自由等这些东西有问题，认为这个体制不对头，谁就是“政治不正确”，那就没有形成话语的可能。
但客观情况却表明：这套东西在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基本的经济基础支撑，即使在发达国家，它也是中产阶级把自己庸俗化的福利需求过分政治化的结果。
我再重复一遍，虽然发达国家现在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正确的话语体系被主流认为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但它其实是中产阶级把自己庸俗化的福利要求，泛政治化提出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在本质上不是一个代表广大劳动者群体的正常的所谓关于人权、民主的自由表达，而是中产阶级追求自己福利化的利益的政治化表达，于是形成了现在发达国家的高成本上层建筑，这在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具有支撑的条件。
所以，一方面，无论对任何人我都应该尊重你有各种各样的理念，包括尊重你接受了发达国家所形成的这种强势话语之后所形成的理念，这如同只要我尊重你的宗教信仰就绝对不会去探讨信仰本身的对错；但另一方面，我无论多么尊重你的理念，仍然得知道大家共同的麻烦客观上在于无论哪个理念要想变成现实，都需要认真计算制度成本！因为，这种成本必须由大家支付。
这应该是大家愿意参与讨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因为“环地中海危机圈”，包括当今北非政治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具有支撑这种上层建筑的条件。
从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利比亚，这些似乎体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出现动乱的北非国家具有经济方面的共性，就是这些国家都遭遇到了高通胀+高失业的“两高”特性。
而这“两高”，实际上并不是这些经济体“内生”的，很大程度上是外部输入的。
2008年至今的全球危机，是一次全面的资本主义危机，不是局部的，不是个别的。这次全球危机本源于信用危机，而制造信用的主体是政府。尤其是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西方主导国家不再维护纸币发行与贵金属储备之间的关系。自此以后，世界上的货币信用和国债信用这两种信用，主要还是政府凭借政治强权创造的。
事实上，最大霸权国家创造出的这两种信用都属于世界最大规模！
最大霸权国家信用扩张、膨胀导致的结果，是其金融和债务形势都恶化的危机向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转嫁。这种转嫁的渠道主要是通货膨胀。因为，大规模增发出来的货币大量流向原材料、能源和食品（粮食）市场。这种关乎人民生存和实物生产的价格水平的陡然提高，并不是人们的正常需求导致的价格上涨，而是全球金融主导国家大量增发的货币涌进期货市场必然推动价格的大幅度上涨。
根据2011年年初的世界银行数据，上一年小麦价格上涨了100%，玉米价格上涨73%，大米价格涨幅相对比较低一些，对东亚和南亚的冲击相对小。
由于应对全球危机的政府都在推进信用扩张，不仅导致了能源、资源和粮食价格上涨，而且，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还反过来又导致粮食价格上涨——主要由于发达国家推进生物能源计划，将大量的上亿公顷的土地用来生产生物能源，遂导致粮食生产和供给都减少，这势必推高粮食价格。
按照测算，只要石油价格超过40美元/桶，生物能源就有利润空间；石油价格低于40美元/桶的时候，生物能源还得要补贴。现在石油价格超过100美元/桶。上一轮危机时期，石油价格最高达到147美元/桶。如果石油价格达到150美元/桶，即意味着生物能源有三倍以上的利润空间。从美国、欧洲乃至巴西、中国、印度等国的发展规划来看，都有大量的生物能源种植计划。这也会继续推高粮食价格。
根据2009年国际组织数据，2008年发生在38国的粮食危机主要原因是大量热钱冲击粮食市场和生物能源，占用大量粮食用地。用一国民众粮食短缺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饥饿指数”，2008—2009年的全球饥饿主要集中在南亚、非洲这一带。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饥饿，并不是说这一带的农业资源有限或粮食的产出低，而是由于大型跨国公司占有了这些地区国家的农业资源，发展大农场，但大农场的产出用于出口获取利润，而并不对这种资本主义农场所在国家的贫民的饥饿承担责任。像南部非洲国家有规模上千公顷的大农场，个别的甚至会到上万公顷，相当于中国一个小县的土地面积。拉美的巴西、委内瑞拉也都是大农场遍地的国家，但仍然有大规模的贫民人口饥饿的问题。这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历史有关。
我们的研究团队归纳出来的规律是：越是维持殖民地“单一经济”的国家，食品和一般商品就越要靠进口。由此，越是贫困国家，越是殖民地“单一经济”，其受输入型通胀危机的影响就越大。无论在委内瑞拉，还是在塞内加尔、马里，普通百姓在街上购买到的食品和消费品价格比在欧洲还高，因为主要依靠海外进口。
所谓“单一经济”，是指殖民者虽然表面上离开了，但留下殖民化的经济结构，比如香蕉之国厄瓜多尔，很多老百姓只种香蕉，在香蕉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没有现金收入，如果香蕉成熟了没有人买也没有现金收入；平时既不种粮食蔬菜，也不养畜禽，城市里也不生产衣服鞋子；如果没有消费品和食品进口，就没法维持基本生存。当这些普通民众的生存资料都要靠进口的时候，就会直接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攀升的严重影响。
所以，殖民主义造成的穷国一般都是“单一经济”国家，在经济危机打击之下首当其冲地遭受高通胀的恶劣影响，一旦高通胀发生，这些国家经济基础本来薄弱，于是就会连带着出现企业大量倒闭、劳动者大规模失业的情况。
所谓“两高”，就是“高通胀”加“高失业”，会使得这个社会大部分群体受不了，于是就会出现“街头政治”，不仅北非，此前的希腊、西班牙爆发街头冲突也是同类原因。
所以，是“两高”问题——高通胀和高失业，引发了没有明确组织动员和没有政党纲领的“街头政治”。这并不是19世纪欧洲发生过的阶级斗争政治经验，也不是20世纪民族独立政治，这只是21世纪在“两高”打击之下，因承载了过重的全球经济危机而爆发的、中产阶级广泛参与的“街头政治”。
更为尴尬的悲剧在于：即便换了领导人，无论是军政府，还是新的多党制议会实行民主，也没有解决“两高一单”问题。亦即，是否换成西方化的政治体制，或者无论谁当政，都解决不了输入型通胀和高失业困境，因为，这是霸权国家外部性危机转嫁造成的结果。
埃及人口规模有8000多万，穆斯林占90%，基督徒占9%，年轻人口所占比重非常高，达到60%以上。要注意的是，埃及GDP在2010年增长6.8%，2009年危机年份是4.6%，危机之前的2008年达到7.2%，整体来看，2010年经济增长是较2009年较低水平有所恢复的。而且，埃及是一个人均GDP比中国还高的国家，并不算是贫困国家。
但埃及是一个食品进口国，而且一般消费品也要靠进口，因此，受到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打击比较严重。亦即，“两高”问题严重。对此，数据不统一。官方公布的通胀和失业率分别达到12.8%和9.7%，但据埃及民间人士的观点，埃及食品的价格指数高达30%，年轻人的失业率也高达30%。
在埃及此次运动中，工人、农民作为传统的革命阶级的主要力量，作为19到20世纪阶级斗争的主力，大部分都没有加入到运动之中。高学历失业人群是此次埃及“街头政治”的主体人群，这是非常重要的特点。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遭受失业打击最严重，在埃及此次“街头政治”中，最初上街的主要是这部分人群。其背景则是埃及的中产阶级家庭受到了打击。
高学历人口的失业源于教育体系与经济结构的不匹配，也属于跟从西方的后果之一。
当发展中国家大都按照发达国家的教育体制来安排本国教育改革的时候，教育脱离本国实践的社会代价就严重了。因为美国GDP的85%以上来源于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因此美国的教育是服务于美国这个经济结构的。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制一般会照搬美国，显然不可能适应本国经济结构。
比如，中国46%的GDP仍然来源于制造业，11%来源于农业。也就是说，有60%左右的经济增加值并不是美国那种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当中国学着美国这样为了高端服务业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时候，就非常严重地脱离了本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也就制造了大量高学历人群失业。目前中国每年高校毕业生六七百万人，“毕业即失业”的青年人大量沉淀下来，目前累计已经超过1400万人。
这样的情况值得重视，造成高学历失业的教育体制也要重视。
根据埃及著名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发明者萨米尔·阿明教授分析，此次反对埃及穆巴拉克政府的力量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是这种高学历失业的青年人，他们没有组织，但是动员能力很强，既没有参与任何政党，也不认同政治纲领，甚至没有参加组织。其实，就是失业造成年轻人实际困难导致的不满发泄。第二部分才是有纲领有组织的左翼政治力量，他们长期在军事政权的独裁之下受压抑，趁机而起与青年人走上街头结合，主要是这两部分人的结合成为埃及这次运动的最先的发起者。第三部分是运动起来之后，紧急从国外赶回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巴拉迪，他是埃及中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力量的代表，当然，他有一定的国际背景。第四部分是穆斯林兄弟会，在运动已经起来四天以后才犹犹豫豫地加入，刚一加入就试图代表群众运动来跟政府谈判，但并不被多数民众接受。
埃及学者的这种分析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通过什么广泛的市民运动、通过什么组织发动等，而就是因为遭遇“两高”打击群众无法忍受，就一哄而起地上街了。
鉴于这些上街的人本身没有纲领，也没有指挥，因此我将其称之为“街头政治”，而不叫革命。当然，后来推翻总统的事实，表明这个运动起到了类似革命的作用，但客观上看还是一种比较混乱的“街头政治”。
可以得出以下判断，即埃及，乃至北非地区的动荡，并不是中亚发生过的“颜色革命”，没有必要给这次运动披上任何意识形态化的外衣。目前国内有一些人把它当成“茉莉花革命”，当成Facebook（脸书）或Twitter（推特）革命来借题发挥，某种程度上看那可能是各取所需吧。
当我们把“两高”和“一单”问题作为主要原因，来和南欧国家“街头政治”的爆发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也就认识到这在本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续，属于“环地中海危机圈”的一个部分。
我们将北非“街头政治”归结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续，那么接着的问题在于，全球危机是什么性质的危机？
全球危机最基本的表现，在于今天国际政治秩序是严重不合理的秩序。在经济上，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做实物和资本“双输入”。
发达国家大多是依靠资本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大多是推进实物生产经济。
发展中国家把一般商品和原材料向发达国家出口，造成发达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而越严重的经常项目逆差，却导致发达国家越多的资本项目顺差。这是因为：在全球化推进的转轨之下，发展中国家得到的经常项目顺差要作为外汇再投资，回流到发达国家资本账户中去。这即是今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关系的核心——产品和资本的“双重输入”。
于是，现在全球经济体里，现代化程度高的发达国家普遍成为世界主要债务国，发达国家负债占到全球政府总负债的70%以上。其中，美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债务国。美国的政府负债占发达国家政府负债总量的一半以上；美国官方和民间的全部债务汇总，相对于全球GDP的100%。发达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里大部分是“发达的高债务国家”，尤其是债务率最高的美国、英国、日本三国形成的“币缘战略”三角同盟，客观上是某种债务国的“抗债同盟”。目前日本的债务率高达GDP的200%以上，美国和英国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债务率在60%左右，现在也都达到了约100%。
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2008年全球政府总负债是36万亿美元，2009年末达到38万亿美元，2010年末超过了40万亿美元，2011年预计全球政府负债将高达50万亿美元。
过去都是发展中国家欠债，现在则倒了过来，但债权国无权，这在教科书上是没有的。
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出现集体高负债？这要追溯到发达国家越来越高的政治成本。
人类的现代化理论创造不断演进，现在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其中，大部分认为西方模式的政治现代化是体现政治文明的唯一模式，却很少认识到这是一个极高成本的政治制度。
实际上，发达国家债务占GDP比例的提高，是必然的、不可逆的。因为普遍出现老龄化负担增加，产业移出，几乎不再有结构完整的制造业，中产阶级则要求增加高质量消费和高福利。任何一个政治家在发达国家都需要向中产阶级群体做承诺，可以多享受福利少干活，当选之后，则只有通过政府增加负债来实现对中产阶级的福利承诺，目前还没有别的好办法。
在欧洲首先爆发债务危机的希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传统的造船业和航运业等二三产业都移出的时候，希腊与传统经济基础相关的产业都萎缩了。而当希腊加入欧元区的时候，由于利率、汇率等政府宏观调控工具也上交到欧洲央行，这就等于砍掉双腿和双手。不顾产业萎缩、继续其庸俗化的福利要求的中产阶级，依然在按照西方意识形态化的强势话语不断地提出泛政治化的要求，庞大的现代政治体制依然需要巨大投入才能运转，而剩下仅有的支柱产业——依靠祖先在奴隶制时代留下文化遗产的旅游业支撑不住，金融危机导致旅游客源下降就成了压垮政府债务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
于是，债务危机就在欧洲产业空心化国家连锁发生，随之，普遍诱发“街头政治”。
一般情况下，美国不会发生债务危机，因为美元是全球占据金融资本运作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美联储可以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依靠货币信用扩张作为分母来缩小政府债务分子，但只有拥有国际硬通货币发行地位的经济体才能如此。
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是一种文化现象，也加剧了社会福利开支的大幅增长。
目前发达国家社会福利开支普遍在财政支出的50%以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量的发达国家债务率都在不断上升，高收入的国家政府债务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越是高福利国家，债务率上升越高。现在大家都崇尚北欧福利社会，但越是高福利国家，政府的税收占比越重，应该知道：丹麦、瑞典、挪威北欧三国是福利社会主义，政府的税收占GDP比重在60%以上（北欧三国中最低的58%，最高的62%）。莱茵社会资本主义模式国家，政府税收占GDP比例一般在50%左右，盎格鲁撒克逊野蛮资本主义模式的美国在40%左右。
而在中国，全部税收加总占GDP比例进入21世纪才达到20%。此前的20世纪90年代平均不到15%。任何现代化想象演变为现实，都是得有财力支撑的，否则政治现代化将永远是想象。
作为一个现在十三四亿人口、未来十五六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只是沉迷于政治现代化想象，不论谁有啥理念，都得先算算账，看我们有多少财政能力，能否撑得住？此外，如果撑不住进入高负债，能否如美国那样实现对外转嫁制度成本？
综合来看目前全球的通胀格局，发展中国家通胀水平普遍高于发达国家。而要指望着一国靠内政来化解通胀或者化解失业，在幅员狭窄的小国几乎是做不到的！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大陆国家，或者其他有较为健全的产业结构的国家，也许还能做到“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问题。
也应该因此看到，幅员较小的单一经济小国，在承载过多全球经济危机转嫁通胀和大规模失业的打击之下，会相继爆发各种各样的社会动乱。
这就是当前的全球政治经济规律，总体上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意识形态化地指称谁比谁更腐败、更独裁、更专制的问题。当然，西方意识形态强调的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具有全球“政治正确”的说法，都有一定意义的解释力，但不能解释根本。
当前全球部分国家出现的社会政治问题，本质上就是发达国家经济危机压力下的信用过度扩张导致通货膨胀向发展中国家转嫁，而经济容量小、幅员小的经济体承载不住，便爆发了社会动乱，这是最基本的因果链条。即使只有工具理性的知识分子，都不会把这种发达国家转嫁危机所形成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动乱，替始作俑者解释成所谓的“颜色革命”。总之，不能仅凭一知半解就为虎作伥。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性的危机并没有结束，在这样的危机代价转嫁的链条里，还会陆续有这类国家进入动乱期。
那么，在这样的转嫁链条里，中国会怎样？2010年中国进口粮食首次超过6000万吨，进口依存度约12%，其他几项土地密集型产品进口依存度有的也超过50%，石油等能源资源进口加剧，依存度超过55%。
中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也在加剧。
放眼全球，在近几十年的激进现代化的发展主义大潮中，中国还是一个长期保持没有成规模饥饿的记录，也是所有大型发展中国家中还能够长期维持基本稳定的国家。
那，这是因为什么？
我们的研究指出：实际上，中国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化扩张所具有的负外部性也很严重，只是没有像发达国家历史和当今那样对外转移，而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内部转移了。也因此，中国“三农”之所以成为愈益严峻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三农”承接了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制度代价，我们这个现代化的巨大代价转嫁给了“三农”，才造成了农村的衰败、小农的贫困，造成了一系列“三农”问题。
传统“三农”对于稳定乡土中国，乃至于稳定整个中国，具有不可忽视的正外部性。
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中国出现了大约6万家企业倒闭，致使2500万工人失业，但并没有出现失业导致的社会动荡，主要是由于这部分人口回流到了农村，由农村承载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震荡。
而之所以农村能够承载，也主要是由于这些年国家对新农村建设有大约累计3万亿元的大规模投入，正是国家对农村基本建设投资的大幅增加，形成了中国的“第二资产池”，同时也巩固了乡村社会的“劳动力池”，形成了吸纳危机代价的能力。
现在中国一部分激进政治家和企业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打破传统农业、加快城市化，所有这些都客观地具有扩展投资拉动增长的空间、延缓生产过剩危机爆发的作用，也在主观上符合意识形态化的主流社会的科学理性，但都需要考虑它所造成的外部性问题。特别是在全球危机条件下，要想防范日益频繁发生的危机，就不可以简单地和过于激进地来推进所谓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