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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医衰落，其因不外三条：辨“症”论治、流派纷呈、理法混淆。究其源，还是本源不够清晰，格局不够深广。思浅则见症不见机，视窄则见隅不见全，不明天时地气人为之变，徒执一时一地临证之验，书越写越多，后人越学越迷，大医越来越少。孰能救之？唯己自强……
经常听到中医界有人说“救一救中医”，落水的中医如果自己会游泳，还需要别人救吗？政策也好，平台也罢，终是外因，内因不行，就是扶不上墙的烂泥、阿斗。
坦率地说，目前的中医界面对的最大危机不是外来的，而是内在的。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中医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被各种揶揄嘲讽，被各种除名，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咎由自取。这一百多年来，中医一直在为自己的生存问题进行一种更多地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抗争。但如果到了今天，中医界仍然不能反躬自省，不从理论体系本身反省，而只是从生存环境上想出路，恐怕最终仍不能摆脱灭亡之因果。实际上，中医的衰退并不自近代始。自从宋以来，外行所谓“金元四大家”的帮派林立开端，即是中医内部危机的开始。
医道衰落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现代中医”所谓的辨证论治。
现代中医界有一种思路：把临床的症状加以筛选和归纳，根据主要症状，运用八纲、脏腑经络辨证而处以方药。这种方法与近代的医学思路实已极为相似。但是这一看似正确的方法其实存在很大问题。我们知道，首先，同样的症状往往是不同病因的表现，针对症状下药，而不从病因入手，极有可能误诊。其次，很多慢性病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症状表现的，有些症状只是慢性病的急性发作。因此，解决了症状不等于治好了慢性病。《鹖冠子·世贤》载魏文侯问扁鹊兄弟三人谁医技最高，扁鹊回答说：“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间，而名出闻于诸侯。”长兄治无形之疴，人皆不晓，故名不出于家门；中兄愈初起之疾，人皆为常，故名不出于乡里；扁鹊疗深危之病，人皆称奇，故名闻于诸侯。声名传播之远近，与医疗水平之高下适成反比。
实际上，除了少数杰出的医家，多数中医所针对的都只是症状。中医多有以症状列为病名者，如头痛、腹痛、胃脘痛、自汗、盗汗、失眠等，便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传统中医对病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意味着它存在着很大的漏洞。许多中医的革新派想把中医的症状学判断和西医的疾病诊断结合起来，如把糖尿病归为消渴。孰不知这种结合非常可笑，因为糖尿病初期并不一定有症状，而消渴也并非都是糖尿病。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知识准则，尤其是思维方式传入中国，这种症状学的思路不但没有得到反思，反而进一步被强化了。近代以来国人爱讲“科学”，又常把科学归结为归纳和演绎二法，其中归纳法尤其受到重视。这一思想氛围有利于此前中医固有的症状学解决方式而不是真正医道的遗存。更重要的是，在西医的步步紧逼下，中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采用西式的思考方式。很多从业中医者，初入门觉博大精深，但一到临床，却又或多或少地否定中医，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西医理论指导临床用药，直至行医数十年后，当年届四五十岁时才猛然发觉西医认识之偏、用药之弊，然后再回过头来重新认识中医，研习中医和肯定中医，这成为中医界有趣的四十岁现象和五十岁现象。
在模式化和分科细密化的“现代”思维标准的大前提下展开的“中西医结合运动”，从开始就注定了它绝非中医的福音。目前的中西医结合的实质是以西医化解中医，确切地说，是以西医的思维方式改造中医。现在我们到中医院去，有不少医生不把脉，而是和西医院一样，开一张检查单，等各种各样的检查、化验结果出来以后，再据此开中药处方。似乎中医即等于中药。可是，中西医最大的差异不在药物，而在于对疾病的理解方式。因此，坦率地说，今日的中西医结合更多的是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的所谓结合。
医道衰落的另一个标志是中医的帮派化。
实际上，真正的医学是不应该分派的。所谓的“派”起初是医生对某一点认识的深刻化，而后进一步将此认识发扬光大，就对某种诱因产生的疾病形成了认识。但如上所述，各种帮派的理论其实均只是对一时之症的认识，如果脱离具体的时空条件，一味地强调运用某一派别的理论解决问题，便很有可能导致天人观的丧失。
在医道层次上，在科学的基础理论层次上，中医没有流派之分，也不需要流派。在医理、医术层次上，中医流派是经验中医的产物，是传统中医不成熟的标志。而例如黄帝学派、扁鹊学派之分则完全是后人不懂装懂，人为划分的主观逻辑，与历史客观事实不符。
中医体系，无非两点，一是理论，一是临床实践。中医理论具有发生学特性，后世的中医发展无不以“经曰”为荣，但由于在中医理论上理解的差异和高下不同，故在临床实践上就显现出医术的不同，这就是医疗经验的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中医流派与学派。中医流派与学派的形成的根本原因，就是传统中医体系的不成熟，所以导致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中医的理解。就目前的中医理论继承与研究现状来看，传统中医体系是经验式的医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以医术之异而形成的医派，是离不开经验的结合和承传的。民间医学的师带徒传播方式，也离不开“经验”二字，所以历史上出现了那么多的《经验方》《集验方》等各种方书。
中医流派的产生，说明了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理解出现分歧与蒙昧；中医流派的泛滥，说明了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应用出现了混乱。金元以后，纪晓岚所谓的四大家为流派之始，亦实为中医堕乱之滥觞。现代中医西化理论的出现，标志着中医流派的灭尽，这从反面论证了中医本不应分帮分派，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基础理论的烟消云散。其实完备的中医科学理论体系就在上古的文明史中，但囿于术业专攻，在医言医，不敢越七衡盖天雷池一步，遂医道渐隐，医理渐乱，医术渐成流派，流派一成，中医大乱。时人不识此乱，更沾沾自喜，以为天下我为第一，舍我其谁？殊不知，因为没有统一的中医理论体系，才出现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所谓“百家争鸣”的中医乱象。当然这也不完全是医者的本意，更是中医史学者的无知与无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满篇意淫。中医史学者的智慧与学养不够，终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医江湖史、中医派系史。
先秦时代的地方医学派别，大概只能在医术的高下上彼此竞技，结果却出现了扁鹊在秦国为秦医有势力者所暗杀的残暴事件。从那以后，身处民间的医人们的竞技，事实上成了他们医术的互相保密，秘相授受，自生自灭。《伤寒论·序》中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这其中的“各承家技”指的就是中医流派的经验式传承，“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是中医流派的痼疾。张仲景的伤寒学说一出，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医人那里，竟藏于秘囊之中，占为私有，大家彼此防范，中医流派的最大特点就是择人、秘传、传男不传女，最后失传。试想，如果有一套规范的中医体系在那里，还需要秘传、单传吗？可见，传统中医传的不是中医科学理论，而是中医经验。
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到：“医之门户始于金元。”谢观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亦说：“北宋以后，新说渐兴，至金元而大盛，张刘朱李各创一说，竞排古方，犹儒家之有程朱陆王。”当然，宋代私人书院讲学风气所带来的门户之分，势必也影响到医之门户。所谓“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讲的这种影响。另外还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带来了书籍的广泛流通，使知识传播变得容易，这也有利于医学理论的交流。但实际上，中医流派的形成并不是从金元以后开始，而是从诸子百家大混乱时代就开始了。中医流派的产生有天时、地理、人为三种因素。天时，我们在大司天流派、小司天流派中已经详细论述了中医流派产生的天象机制。地理，在不同经纬度的坐标系中、不同高下南北西东的地理位置中，九宫九州岛分野不同，地气的九宫飞星之气是不同的，这就导致了人体先天体质的不同，或称谓禀赋不同，同样会产生不同辨病治疗方法的学术流派。人为，其实中医理论基本上还是以内难伤寒为主线，根据不同天时、不同地理而有不同的领悟与实践。天时、地理、人为等都是中医理论体系中某一章节，这才是全璧。“传统”中医只是在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导致一病、一方、一药、一论、一地、一时都可以成为一流一派，不计其余。这本身已不是理论范畴内的事了，完全是江湖上的那些九流之论。
刘河间的火、李东垣的土、朱丹溪的阴、张景岳的阳，等等，都是相互迥异的学术观点。张景岳一出来就既反对刘河间又反对李东垣，兼带着连朱丹溪都攻击到了，因为朱丹溪的那一套也是从刘河间演变而来的。南派医学内部发生争执的，是清代康、乾时期的叶天士与薛生白，他们都同时是吴中负有盛名的医人，都以温病立论而修改了张景岳的观点，但不知为什么两人攻讦得非常厉害。两人之间颇有“既生瑜何生亮”的遗憾。据《吴中名医录·薛生白传》中记，叶、薛同名于时，常互相抨击，但薛氏每见到叶氏处方之善，未尝不击节称叹。他们在医学观点上倒似乎相当宽容，反过来也见得两人的争论十有八九是互相较艺不服气的意思。由此观之，尽管叶、薛两氏都是吴门医学的顶尖人物，但对于医学的竞争，在学术上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是中国医学流派走向末流的征兆，中医医学到了这一时期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吴鞠通也反对门户之见，曾鲜明地阐述了为医而立门户之见，褒己贬人，轻视同行，或明知有错，也隐忍不说，导致杀人的不道德行径。他批判唐以后名医之法，可采而不可宗，正是因为各家的门户偏见。批评东垣、丹溪、河间等人，各以一偏之见，各立门户，以成一家之名，指出他们往往谬于一家之言，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严重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更有甚者，多为门户起见，盖欲天下之病人就其学术，并非以我之学术救天下之病。生命非儿戏，试问，岂可执一家之书以医病哉！
随着中医学术之乱的加重，一味药都可以成立一个所谓的医派，最后在中医江湖之中，哀鸿遍野、一地鸡毛。民国以后学术思想的混乱慢慢开始沉寂，趋于灭尽。今天，现代中医学术多偏重于方法论的共性，而缺少理论的共性。现代中医被笼罩在“辨证论治”一个声音之中，这种所谓的学术共性，不是中医理论的回归，反而是中医方法论的变异。这种变异正是中医流派经验式的自身繁衍，最终导致中医理论的失传，从而出现方法论上的虚假繁荣。现代中医理论界在理论上找不到方向，于是只能寄希望于中医流派曾经的热闹景象。甚至出来一个“火神派”，很多现代中医都趋之若鹜，以为又找到明灯了，谁知又是一个泡沫幻影。
医道衰落的第三个标志就是将中医理论与中医方法论等同混淆。
“现代中医”的一个特点，就是将中医理论与中医方法论等同混淆。经常看到“现代中医”说辨证论治、整体观念、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方证对应、治未病等是中医理论云云的类似说辞。其实稍微动一下脑子，想一下，就会知道，首先，这些“理论”不是理论，只是方法论。方法论是认识事物的方式、方法、途径，与事物本身没有直接关系。条条大道通北京，看你是从东南西北哪条道上来了，而北京只有一个北京，不会因为来的路不同而不同。其次，这些现代中医的“理论”，西医也同样都有。西医也有辨证论治（对因治疗）、整体观念（四大组织、五大器官、八大系统）、同病异治（如肿瘤可以有支持疗法、化疗、放疗、热疗、基因疗法、生物疗法）、异病同治（激素、免疫抑制剂、抗生素可以治疗各种相关疾病）、方证对应（对症治疗）、治未病（例如高脂血症、糖尿病、腔隙性脑梗死、肾功能不全、贫血、肿瘤等初期经过体检发现但没有临床症状的治疗，与西医补充善存、微量元素等类似的养生）。可见，中医的高大上“理论”，西医同样也有。
究其根本原因，是对中医史的不清楚，对中医体系的不明白，对中医法术的一知半解，对中医基础理论的懵懂，对中医物理机制的一片茫然。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道、术之分。道是形而上者，术为形而下者；道是总的原理，术是具体运用，不知道则无以知术。中医亦然。对于中医而言，必须理解真正的医道，而不能只在医术上找着落。否则必死，不是死于古人，死于权威，便是死于“科学”，死于西医。
真正的中医现代化，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走出症状学的思考方式，回到“医道”传统，实现中医界的反思、反省与救赎。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乏“清理门户”的意味。二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和西医对话，矫正今日这种以西代中、废医存药的中西医结合运动，实现二者的真正结合。这不但有利于中医的发展，对西医也不无益处。实际上，所谓中医和西医不过是限于我们今日认知水平的一种表述。在“治病救人”的意义上讲，医学只有方式、方法的不同。中、西医乃至其他一些医学，如藏医、蒙医等，都是基于对自然和人体的认识而建立的。当我们对疾病的认识更为深入的时候，这些医学均可找到结合点，互为所用，而不应有什么对立。在上述两个方面中，对医道的认识是最为基本也是最为迫切之事。而摒弃中医派系之分，回归中医基础理论的全方位系统构建，是中医界的当务之急。经曰“智者察同，愚者察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实不易。
中医的自强，需要中医自觉、自立、自信，能正确认识自身的不足和缺陷，有刮骨疗伤的勇气，有沉下心来浸淫中医的意志，有不为名利所惑的超然，还要有一套正确认识中医的逻辑体系。如此，中医自强才有尊严。那些靠政策、靠对骂、靠施舍、靠坐吃山空、靠祥林嫂式的回忆辉煌而得来的所谓“尊严”，不要也罢。总有人说中医这不行、那不行，其实不是中医不行，而是中医人不行。同一个中医体系，有的人就成了开宗立派的大师、徒子徒孙众拥的专家、患者点赞的医匠，有的人却成了庸医、蠢医，甚至骗子，这说明了什么？还是人不行嘛，与中医何干？
我们社会现在有一种严重的错误倾向，一提到阴阳五行，马上就想到大街上算卦的那些阴阳先生、算命先生、神婆巫汉，等等。但是在阴阳五行体系里也照样出现了那么多的圣人大师啊，老子、孔子、董仲舒、程朱陆王、邵雍、刘伯温，等等。在熠熠生辉的阴阳五行朋友圈里出现几只苍蝇，也算是正常的。就像同样是现代科学的数理化教材，同一个学校、同一批老师教授，为什么一个班里有的同学可以上清华、北大，有的同学却只能回家啃老？你不能因为这个科学体系中教出了啃老的，就说这套科学体系是错误的吧？！同样道理，中医也一样。毛主席说过，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所以说，中医当自强，更主要还是中医人要自强！
我的《中医乱》，说的是中医之乱。那些以发展中医、研究中医、继承中医之名来行走中医江湖、中医学术界的乱中医之人，那就是必然要受到批判的。中医乱的根源就是西学中，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西医思维掌控中医研究一直都在赤裸裸地，肆无忌惮地进行着。我们不是说西医不好，也不是说中西医结合不好，也不是说现代中医不好，它们都有各自的医理、医术，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没有问题。但医学有层次之分，中医属于医道层次，体现的是天人之理；而西医、中西医结合、现代中医都是自然科学范畴内的医理、医术层次，体现的是格物之理。所以，一旦这些格物医学要以研究中医、发展中医之名来说中医的事，用小学的知识去解释大学的知识，则必然是错误的、不适宜的，是不可能成功的。各自在各自领域里发展，没有问题，没有对错好坏之分，但不要越界，不要干涉内政，尤其不要以中医之名。
曹操读陈琳之檄而头风自愈，范进遭丈人之掴而痰出窍通。现代中医们也应该学会把有毒的药材配制成有逻辑有疗效的方剂，也来一剂承气、四逆、白虎之类的汤液。大毒治大病，小毒治小病。
有破有立才有信，有破无立则生疑。
习主席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段反复强调对中国古代科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2010年6月20日，习主席在澳大利亚出席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时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思想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阶段，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习主席2013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讲清楚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2015年12月18日，习主席在“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贺信”中再次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2016年4月18日，中国科技部和中宣部公布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这里有一条，“中国人需要知道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观念，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整体的系统方法论，并具有现实意义”。这句话一出来以后很多人都觉得不可理解。可见，社会对中医的核心理论有着多么深的误解。
2019年10月20日，国家又发表了《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这个《意见》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两个部门联合发表的第一个中医药文件。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孙春兰副总理三个人同时批示这些意见。强调：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坚定文化自信；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人心向学，传承创新；加强中医药典籍研究；加强中医药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深化基础理论研究，等等。处处都提到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研究，可是真正落到实处的研究有多少水分？中医的守正在哪里？中医药典籍的全面继承在哪里？都是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震烁古今。三皇五帝，轴心时代；五霸七雄，儒道传诵；秦汉兵马，世间风云；唐宋风骨，文明高峰；元明疆土，欧亚称雄；康乾盛世，天下大同。5000年以来，中华民族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自卑！但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文化强势涌入，在汹涌的西方文化浪潮面前，某些知识精英对于中国固有文化的信心轰然崩塌。李鸿章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急于应对中，中国人逐渐患上了民族文化自卑症……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西方文化如日中天的时代，西方人依靠着他们的“国力”和“国威”，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市场进行着大规模的侵略、霸占和组织化。同时，在宗教信仰、礼仪习惯、语言等方面，也朝着形成一个巨大的“西方式世界图景”的方向前进。面临这般突如其来的欧风美雨的袭击，东方世界一方面遭遇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惶惶不安，无所适从；随之，一方面又不得不追随着西方的脚步，被动或主动地进行近代性启蒙和文明替代。在此过程中，悠久的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经历了文化心理上的巨大落差，从“天朝上国”一下子跌落到对民族固有文化自卑、自责甚至自暴自弃的低谷。钱穆先生对这种现象就有过犀利的批评：“近五十年来的中国人，无论在政治、学术、军事、工业，一切人生的各方面与各部门，实在够不上说有雄心、有热情……他们似乎用的自我批评的理智的成分太多了，而自我尊重的情感的成分则太嫌稀薄了。他们并不想做第一等的人与第一等的事。至少在世界的场围里面，他们是谦谦不遑的。救亡与谋生，是这一时代最高的想望。模仿与抄袭，是这一时代最高的理论。”
主张铲除中国本位文化，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胡适在美国留了几年学，回国后就以西方文化代表自居。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把中国文化比作是一棵树，那么他要做的就是把这棵树连根刨掉。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在《信心与反省》一文中，胡适更是对中国文化做了全面抨击，把中国文化说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胡适说的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月亮都是美国的圆”。当时，崇洋媚外成了潮流，有些名流给教育部写信，要求取消汉字教育，所有学校不许写汉字，不许看汉字书，一律改用英文或者法文。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取消汉字，无异于斩断中国文化的血脉。其后的所谓新文化运动急先锋们，甚至包括当时的一些所谓的“国学大师”们，都在极力鼓吹着取缔中华文明的鸹噪。
王阳明说过，“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把自己家里无尽的宝藏给扔了，却效法那些讨饭的孩子，这不挺可怜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是名存实亡的。据了解，从近代到1949年的100多年间，基督教在中国传了70万信徒，一些早期来华传教士，信徒寥寥，本人反倒钻研和翻译儒释道经典，成为很有造诣的汉学家。如著名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甚至成了虔诚的孔教徒。
形而上者渐行渐远，形而下者愈来愈实。西学东进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在“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的空洞争论中，在未能厘清科学、哲学、国学等概念内涵的前提之下，对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在当代中国的组合与重构这一历史性重大课题，至今没有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而且在此期间，中国人普遍患上了民族文化自卑症，尤其在近代哲学贫困与迷信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困扰下，对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长达百年的自残与自虐。这场文明交锋的结果，大家有目共睹，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历史进程，从打倒一切孔家店、改白话文、取消中医等等一系列的数典忘祖的行为中，泱泱中华的5000年古文明逐渐消失殆尽。直至现代中国还都是“西方的月亮圆”的世界观、价值观，这是中国人的不自信，这是中国人的自卑。
由民族文化自卑派生的哲学误读与对科学的迷信，是近代中医学术发展的两大障碍。近一百多年来，国人固执地相信用西医的方法可以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许多中国人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虚无主义，中医界人士也是如此，不承认自己民族医学的科学性，不认真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一味追求时髦，用西医的标准和术语改造中医，扼杀中医。可悲的是，当前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性循环。我们长期以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作为评价中医学术是非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在中医事业发展上，游谈无根的口号天天在喊，中医西化的路子天天在走。辩论中医是否科学的调调，就是中医西化背景下哲学误读与对科学的迷信的一种变调。这种言论必将使混乱的思维更混乱，不堪的中医更不堪。从根本上说，西医学还只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医学或动物医学，还远没有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医学。它将针对老鼠的实验结果应用于人类。须知，人类与老鼠毕竟有天壤之别，老鼠以巴豆为食，人却以巴豆为剧毒。彼之饴糖，此之毒药。西医说的人是形而下之机器人，中医说的人是形而上之天人，两者有云泥之分、霄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须知，科学是科学，但科学不是唯一的科学。
世界各民族的传说中都有自己的医学之神，寄托着人类对守护生命健康的永恒向往、对苍生大医的虔诚礼赞。中医的医神有岐黄、神农、孙思邈，等等，西医的医神是最为著名的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之子阿斯克勒庇俄斯：半人半马，蓄着胡须，手持蛇杖（后来成为西方医学的标志），善治伤残痼疾，且能起死回生。然而西医医神的这柄蛇杖最后竟然成为很多中医学院的校徽标志，不知他们是否缺了一些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医被西化的歧途，将中医逼到了即将消亡的边沿。与此同时，学术造假，不讲真话的现象，已经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明明是在中医西化的误区里造成了中医基础科学与临床技术体系的不断扭曲与解体，偏偏把扭曲与解体美化为中医科学化、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的“重要途径”。明明知道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偏偏要将它说成是硕果累累，而且至今仍在误导后人向中医西化的无底洞里不断地交着学费。中医在原生态文化氛围里按照自身内在的科学原理自主发展，至今依然是中医界学子梦寐难求的一种奢望。
百年来，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所承受的打压和破坏，不仅是源于西学的冲击，而且更源于文化自卑的心理基因与急功近利的历史短见，那种过于自卑、谦卑的作法不仅全面打破了中医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而且人为地毁坏掉了一种千年铸就的学术风格及学术方法。之所以今天人们难以企及传统的文化，恐怕不仅仅是文化背景的转换，通往文化深层的文明核心的门径如果因为开启的钥匙出了差错，那么门外说禅的事情是常有的，怕就怕在那些“野狐禅”居然被历史虚无主义者、中华文化自卑者当作是文明修行的不二法门。
当然，极度的文化自卑就会出现自负，物极必反。近现代的中国学术界，到处都充斥着各种“大师”，国学大师、史学大师、中医大师、儒学大师、养生大师，等等。或问，何谓大师？大者，传道也；师者，授业解惑也，此为大师矣。传道者，传天人之道，传释儒道之道，传古浑盖宣之道，此为天人终极之道，古中医道为天人道之一端耳。授业解惑者，道之流衍也，世间各种分业的理术之流，医术为百业之一技耳。通天人之道，晓百业之术，悟人天之感应，此方为大师矣。反观世间，动辄以各种“大师”相称，这些“大师”们，有多少人才德可配称此名？
中医当自强。
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