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之殇，有两层意思。当今之世，科学昌明，能造万物，但却难解中医之理。而中医虽然临床之际常有奇效，但缺乏清晰严谨的逻辑体系，难以重复和传承。二者相互不服，但又说服不了对方，无以解郁，唯留神伤（殇）……

科学之殇，这里有两层意思。

自19世纪以来，西方现代科学发展到几乎无所不能，有人说这叫科学昌明，但至今为止科学这么“昌明”，也没有解释清楚中医的问题，也没有把中医科学化、规范化。而中医对自己的科学性或者正当性也觉得没有问题，虽然好用、有效，但是并不能用我们现在的科学语言证实自己的科学性，解释不清自己的基础逻辑。这对于二者来说，相互不服，但是又都说服不了对方。

伤啊！

以李约瑟为例。

为什么我讲他呢？我个人认为李约瑟不论对现代的西方科学还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是评价最客观、最深入的一个学者，而且他对东西方文明与文化研究的深度、广度、厚度、长度，迄今为止，在东西方都是第一权威，没有人能超过他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范围，你看过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你就知道这个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涉猎都有多深、多广了。贯穿整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主线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细致考察以及比较的方法来找出曾大大领先于欧洲的中国文明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

关于这个人，不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从明末清初一直到现在，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社科专家、中医药大学研究人员都比不了他的客观评价，几乎没有什么传统中医式的主观臆断。而且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看法，尤其对中医研究、中医理论的看法是非常严苛的。

李约瑟是一个生物化学家出身，他接触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后，他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文化高明很多。李约瑟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他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谜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让欧洲人超越了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这是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里写的，这是他自己的疑问，这一疑问不但是李约瑟深入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后的基本认识，同时也是李约瑟终其一生心血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动力所在。他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止一直到去世，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李约瑟1900年生于伦敦，14岁在北安普顿郡昂德尔公学住校学习；24岁就获得了剑桥的博士，他是生化学家、胚胎学家、实验形态学家，在这几门学科里他是作为创始人之一，做了很多的开创性的基础研究。他在西方的科学史观上，他对于西方科学观、生命观、价值观认识很深入，而且很权威；24岁与达菲结婚，达菲是他的同学；31岁出版了《化学胚胎学》，这是生物化学中的奠基之作；32岁出版了《胚胎学史》，创建了剑桥大学科学哲学史系；41岁出版了《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李约瑟提出“形态发生”这个概念的时候，因为没有抓到李约瑟这个观点的精髓，所以我们国内很多人当时对这个东西表达了一些不解的想法。实际上，他提到的“形态发生”的生化概念，对中医现代化研究非常有帮助。

他出版《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被誉为“达尔文以来生物学上一部真正划时代的明珠”，这时的李约瑟已经是剑桥、斯坦福、耶鲁、康奈尔等著名大学的教授。同时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文学院的院士。由于李约瑟对西方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使他当时坚定地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中心。

这种情况，从1937年开始发生变化了，他自己说“他们给我的影响比剑桥大学给他们的要大”，“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

这里面有一个典故，圣保罗是西方基督教很有名的一个大神级人物，其历史地位不亚于耶和华麾下的摩西。

据西方考古学家的考证，圣保罗大约出生于公元纪元后6年，出生于土耳其东南的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叫塔尔索的地方。圣保罗的父亲是罗马公民，所以圣保罗一方面是罗马帝国的公民，一方面又追随当时犹太教名师学习严谨的犹太教释经与律法，而跻身于当时被称为“法利赛”的犹太教核心阶层，学习注解律法和希伯来《圣经》。所以圣保罗既精通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又精通希腊语。

在基督教发轫初期，圣保罗主张以强硬、残暴的手段来消灭当时被视为犹太教异端的基督教徒。他凭借自己的罗马出身，带着可以自由通行罗马帝国各处的通行证，以及犹太教当局所授予的搜捕令，往来各处拘捕、处死当时宣传、散布拿撒勒人耶稣死而复活的消息的人。随后，在圣保罗去叙利亚大马士革屠杀基督徒的路上，与耶稣神秘、超自然的遭遇后，圣保罗彻底放弃了自己原先的反基督立场，代之以基督教传教者自居了。

皈依基督教的圣保罗，开启了基督教的新发展。保罗神学的中心并非一般所谓的人类或教会的历史，甚至不是拯救的历史，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并复活的耶稣基督。保罗的宣教是集中在耶稣十字架事件带来上帝恩典的讯息上。圣保罗成功地将原本作为犹太单一民族的犹太教与耶稣这个人的位格、身份以及十字架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塑造了一个具有世界性宗教规模的基督教。最后基督教的发展更使罗马帝国臣服在基督教脚下，更是成为进入文化、政治、社会而塑造欧洲文明的重要来源之一。

基督教最基本的经典就是《圣经》，《圣经》里有《旧约》和《新约》。《旧约》里讲耶和华的事，《新约》讲的是耶稣的事。在《新约》的二十七卷书里，至少有十四卷书是圣保罗给公元后第一世纪的各地基督教会与个人的信件，占了《新约》的一半以上。如《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里的“因信称义”的思想，就直接影响了马丁路德，从而引发了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可见，圣保罗这个人从反基督到坚定的耶稣基督徒，这是他发生的彻底的身心俱变的皈依。

李约瑟的这种“圣保罗式”皈依不啻于道家所说的顿悟、开悟。而自以为西方文明才是人类文明中心的李约瑟，到底经历了什么，使得他彻底地从西方文明中心论转化到东方文明中心论？使得他必须用了圣保罗皈依的典故，才能说清楚自己确实是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变成了充满中国文化的细胞？

1937年从中国来了三位学习生物化学的研究生，沈诗章是李约瑟的学生，南京大药商鲁仕明的女儿鲁桂珍做达菲的学生，王应睐是基林的学生。这三个中国同学是当年作为国外强迫我们签订不平等条约赔款，后来又返款，然后送出去学习的，是当年比较上进和思想开放的学生。尤其是鲁桂珍和沈诗章这两个人，他们给李约瑟带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最关键的是四大发明，像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这些东西，是让李约瑟发生从西方文明中心论转化到东方文明中心论的一个契机。

培根（1561—1626）是英国著名的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做过英国皇家首席检察官、大法官并被封为男爵，1617年更是成为英国皇家内阁的掌玺大臣，1620年被封为子爵。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巨匠中被尊称为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马克思称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第一个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人。培根认为印刷术、火药、磁力，这三项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状态，这是西方大哲学家自己切身的认识。李约瑟也同样认为如果没有火药、印刷术、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李约瑟发现了一个学术新领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他发生的皈依不仅仅是单纯转变了学术研究方向，而且是将自己的人生方向进行了一个根本性的调整。38岁他就开始学习中文，而且是从最难的中国古籍《管子》入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也好，学习中文也好，不同的人，不同悟性的人入手的方法不一样，有的悟性低的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从《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等等开始，从汉字开始，有的悟性高的人直接从最难的古籍开始学。

经常有人问我中医怎么学，有的人从学校的中医教材开始学，从《汤头歌》开始学，但是有的人直接从《黄帝内经》下手，有的人直接从《伤寒论》下手。所以这样的人下手以后，从高到低，他回过头再看，领悟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李约瑟学习中文是从《管子》入手的，如果现在《管子》这本书放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几个人能看得进去的。他一上来，直接就接触到了稷下学宫的道家文化，对老子《道德经》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老子姓李，叫李耳，也就是老聃，他就把自己改成老子的姓氏，叫李约瑟（原名叫约瑟夫·尼达姆），以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老子《道德经》、稷下学宫道家文化的崇敬之心。

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字和号，中国古人有字、号，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号叫“十宿真人”，十宿的意思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十个天干。字“丹耀”，就是与我们中国道家里炼丹的“丹药”谐音。道家炼丹是为了长生不老，为了修仙羽化之类的，但是这个东西在李约瑟眼里马上变成西方现代化学的鼻祖。还有一个号是“胜冗子”，什么意思呢？胜是超越的意思，冗是冗长繁杂的意思，超越一切复杂，回归简单，这就是“胜冗子”的意思，即回归太极乃至无极，万法归宗，万法归一。可见，李约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是很深的。

李约瑟39岁的时候与鲁桂珍合作撰写了《中国营养学史上的一个贡献》，介绍了中国古代对营养缺乏病的认识，如脚气病。所以我为什么用李约瑟作为开篇呢？因为李约瑟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他认识是最客观的，他几乎不存在主观的东西，不像我们中国中医研究自己的东西主观思维逻辑太多了，所谓“医者意也”嘛，只要治好病，怎么说都有理，这就是意淫式，没有可重复性，所以对于传统中医来说，经验最重要。

42岁时李约瑟做为英中科学合作馆馆长来中国考察，43～46岁结识了一大批中国科学家，有竺可桢、李四光、华罗庚，等等，竺可桢还代表浙江大学赠送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给李约瑟。54岁的时候，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评价李约瑟这本书是“欧洲人学术研究（中国传统文明）最高成就”，“李约瑟著作的实际重要性，和他的知识力量一样巨大，这是比外交承认（中国）还要高出一筹的西方人的‘承认’举动”。

实际上不只是欧洲人研究，就是所有中国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互译对比的过程中，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部书能够超过这本书的学术意义和历史地位。

最初，李约瑟认为只需要写一本薄薄的书。1948年5月15日李约瑟致函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罗伯特（S.C.Roberts），提交自己写作并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计划。因为出版社强调这种书不能超过一卷，所以李约瑟原计划此书的篇幅在600至800页之间。同时，李约瑟介绍并说明自己在科研工作经验、科学思想史知识背景、中文阅读水平和中国生活经历等多方面都具备这一撰写工作所需要的能力。5月22日，出版社复函李约瑟，接受了他研究和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计划。

然而，一旦开展工作，他们便发现这一工作与其初衷大不相同，因为一本薄薄的小书根本无法涵盖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全部内容。因此，李约瑟后来将《中国科学技术史》从最初计划的1卷扩展为7卷，每一卷视具体情况再分几部分，用比较方法讨论中国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第一卷人体为概论，以便让读者熟悉由科学、技术和医学所构成的一个完整文化体系；第二卷至第五卷主要涉及中国哲学、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科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科学等诸多科学领域；第七卷主要从东西方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出发尝试回答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西方所谓科学革命中才彗星般起飞？一个是1到5世纪间，在取得有关自然的知识并在多方面用之以造福人群这一点上，为什么东亚文化比欧洲更为有效？（李约瑟，1999：419-421）这两个问题，世称“李约瑟命题”。

自1954年到2008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共7卷大部分已出版。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原定计划出版7卷共28分册，目前除《军事技术：射击武器和骑兵》（第5卷第8分册）、《纺织技术：织布和织机》（第5卷第10分册）、《盐业、墨、漆、颜料、染料和胶粘剂》（第5卷14分册）以及《园艺和植物技术（植物学续编）》（第6卷第4分册）未出版外，其他著作均已出版。

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统计，我国古代所涌现出的世界一流的百项发明中，仅20%左右是对自然规律的归纳和应用，而且是“朴素”的萌芽；50%是纯技术，而且又不重视其相应原理明晰化。中国人把技术拿来玩了，中国古人重视的是道，以指导更广泛的生产。其余30%的成果属民间的技巧和小发明，而且一直处于玩物的阶段。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完成首先仰赖于资料的穷尽式收集。如果没有翔实而可靠的资料，这一著作的重要性就会大打折扣。李约瑟收集的资料既有直接资料，也有间接资料。直接资料主要来自中国的原始资料，由于中国印刷术的出现远远早于欧洲，所以极大一部分是已经印成书的，但偶尔也有抄件，例如在敦煌发现的道教和医学的残卷、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汉代书籍、在福建发现的造船手册等。间接资料则指那些已写成的某一门科学的发展史的书籍，这些几乎都是用汉语写的，而且涵盖的学科不多，只有数学、天文学、昆虫学和医学等的发展史著作，而几乎没有机械工程、植物学、动物学或药物学之类的发展史著作（李约瑟，1999：423）。鲁桂珍曾赞扬李约瑟似醉似痴地力求完全，不遗余力地到处搜寻资料和线索，例如在生物学方面，往往最冷门的刊物中会刊有很有价值的论文，须予注意；在科学史方面，又常常能从最想不到的书籍、论文，甚至诗歌、民谣中得到启发（鲁桂珍，2012：20）。

李约瑟也指出，典籍远非唯一的资料来源。另一个很大的来源是图像、图片，或是刻在坟墓或庙宇的石碑上，或描绘在画梁上，或作为书中的木刻插图，或其他翻刻的图片，等等。还有一个来源，就是保留下来的传统，这些传统必须是现在仍然通行的，否则，单凭书上的记载，有不少在今天已无法了解。此外，与非中国典籍平行的，还有人种学这一无限广阔的天地，包括旅行家的游记，等等（李约瑟，1999：423-424）。

当《中国的科学与技术》一卷卷编下去的时候，李约瑟发现孤立地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在每一阶段都同所有其他民族文化中所发现的东西进行比较，包括更早的、较晚的（一般是较晚的）和差不多同时的。例如当考虑计时器中的擒纵器的发明时，只知道它由僧一行和梁令瓒于720年左右创制，并由苏颂和韩公廉于1085年左右完善还不够，还应该知道欧洲到1320年左右但丁时代才开始用机械来计时（鲁桂珍，2012：20）。李约瑟后来明显感到，写作的内容十分繁复，以致这个小组不堪负担，因此吸收了更多的合作撰稿人，并分工负责剩余各卷的工作。据统计，全世界共有29位国际知名且学有专长的合作者参加了这一卷帙浩繁而任务繁重的写作计划。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出版具有非常巨大的现实意义。第一，这套著作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在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兴起之前，中国早有了自成体系的科学技术，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影响巨大；第二，这套著作通过详尽的比较分析，非常全面地向世界尤其是西方人展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也详细阐明了它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互相理解，从而推动了国际范围内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第三，李约瑟通过史料的挖掘、整理、研究与利用，创造性地把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思想发展史、社会经济发展史等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将中国科学技术史提到了认识论的高度来阐发。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1卷《导论》出版后，毛泽东主席曾说：“我们中国人应感到惭愧。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知识那么丰富，包括对世界有巨大影响的三大发明，我们中国人自己不写，让英国人来写，而且写得那么好！”

（汪德耀1993：25）《中国科学技术史》这套著作之所以在全球具有巨大的影响，跟这部书立足创新、视野宽广、沟通古今中西的特点是分不开的。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世界上首次以令人信服的海量史料和证据对五千年来中国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全面的历史总结。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视野还没有人能超越李约瑟，因为李约瑟的著作以比较方法向世人展现出了东西方文明的广阔历史背景（何丙郁，2001：63）。

李约瑟发现，“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来源于中国。他在书中用令人信服的材料说明近代农业、近代航运、近代石油工业、近代天文台、近代音乐，还有十进制数学、纸币、火柴、独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毒气、火焰喷射器、降落伞、热气球、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印刷术，甚至蒸汽机的基本结构，全部来源于中国。人体血液循环不是威廉·哈维发现的，而是中国人首先发现的，“第一运动定律”也不是伊萨克·牛顿首次提出的，而是中国人早就发现了的。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尾舵、罗盘、多重桅杆等改进航海及导航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也就不可能建立那些殖民帝国。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马蹬，使骑手能安然地坐在马背上，欧洲就不会有骑士时代。

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枪炮和火药，也就不可能用子弹击穿骑士的盔甲，从而结束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造纸术和印刷术，欧洲可能要更长期地停留在手抄书本的状况，书面文献不可能如此广泛流传。

如天然漆我国比西方早3200年，二进制、十进制、行栽和细作、铁犁领先2200年，扬谷风车、认识太阳黑子、从铁中炼钢、声学实验早2000年。这都不是一个代沟、两个代沟的问题了，是整整几十个世纪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我国陕西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出土了大量兵器。那些兵马俑所配的兵器很多都保存完好，被擦去表面泥土后，就显露出闪亮的锋利兵刃。研究人员通过现代科学方法检测分析后发现，一些闪着寒光的青铜剑表面，竟有一层厚约10微米的氧化膜，其中含铬约2%，这很像近代才掌握的铬盐氧化处理防锈工艺，该工艺需要在比较复杂的设备和工艺流程下实现。德国、美国分别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才发明这种先进工艺，并申请专利。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工匠怎么就掌握了这种工艺？还能防锈2000多年？秦俑坑出土的铜制弩机，制作规整，规格基本一致，经测定，其关键零部件如悬刀、望山、牛的平均误差在1.76～1.91毫米间，可互换通用，实现同类器物的通用化和模块化。

合金配比标准化。《周礼·考工记》中根据器物性能的不同，有“六齐”的铜锡配比标准。秦兵马俑坑中出土的青铜剑铜锡之比为3.4∶1；基本符合《考工记》中大刃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的配比；矛的铜锡之比为4∶1，与《考工记》中戈戟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的规定相符。通过对秦俑坑出土青铜兵器实物进行检测，可知秦兵器制造已经趋向产品规格化、生产系列化、零部件通用化，实现了加工工艺的标准化，尽管较之现代标准化所具备的“系列化、通用化、组合化”特点而言，仍不完善，但已具备了标准化的基本特征，实现了产品的标准化和模块化。

如现在西方的计时钟表是最发达的，但真正的计时器我们比西方早600多年。僧一行（683—727）的世界第一张正切函数表，比西方的发现早了250多年；一行计算太阳运行的近日点与远日点，比西方早1000年；一行在《大衍历》中发明了二次不等间距插值和三次插值法，就是今天常用的牛顿插值公式。这些东西当年西方完全没有，而一行又是胎藏界和金刚界两种藏密法的祖师级人物，就是关于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修行问题，但是在天人合一里面也有天人分离的研究成果，完全是我们现在科学体系里的东西，我们把现代的科学定义为天人分离的科学状态。

但是我们古人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角度做出这些，让现代科学都解释不了或者很惊叹的东西，这足以说明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属性和科学原理。如我们的种痘术比西方早了800多年，后来英国乡村医生在中国人痘术基础上改良为牛痘术，再传回来，然后我们觉得西方人好像多厉害，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

又如，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法医学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他认为“世界上第一本系统的法医学论著——《洗冤集录》”是“科学革命前最伟大的法医学论著”，但是中国法医学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秦朝。从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封诊式》）表明当时已经存在一套完整的验伤及验尸的法律程序。他尤其提到了竹简中关于麻风病的记载：“这是世界上关于麻风病的最早记载”，而“中国之外，第一位提到麻风病人鼻中隔损伤的作者是阿拉伯的哲人及医生——伊本·西那（Ibn Sina）［阿维森纳（Avicenna），1037］。直到Villanava的阿诺德（1312）时代，西方才出现了测试麻风病人麻木程度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断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麻风病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而地中海地区则在几百年之后才出现了有关此病的记载”。

目前，国内学者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权威研究和著述，如卢嘉锡主持的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的29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杜石然等编著的2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江晓原主持的5卷本《中国科学技术通史》以及郭金彬和徐梦秋主持的20卷本《中国科学思想研究文库》；同时也有类似的著作在海外知名出版社出版，例如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由路甬祥担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些著作的出版说明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一点，那就是，尽管李约瑟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始于20世纪中期，而且有着其自身的不足，但是全世界依然还没有哪一套著作能够超越并取代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因为他是最客观、最理性、最逻辑化、最全面的研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该套著作的全球性视野和比较研究方法在涵盖古今中外的撰写中的应用。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中国古代科学基础理论体系之下的格物致知、 薄物致知的技术性应用，这个基础理论体系就是在外算、缀术、内算指导下的阴阳五行、干支河洛、子学九式的天人感应系统。

李约瑟68岁捐献了个人全部财产，建立了东亚科技史研究会；86岁建立了李约瑟研究所——中国庙，它的图标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八卦图案；89岁与鲁桂珍结婚，这时他的第一任妻子达菲已经去世；90岁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命名“李约瑟星”（国际编号2790）；94岁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1995年3月24日仙逝。

毛泽东、周恩来都曾亲切接见过李约瑟。按照国外科学史专家、科学家、哲学家的评论，以及中国伟人对他的接见，包括中国学术界对他的客观评价和褒奖，足以说明这个人无论在西方也好，在东方传统文化界也好，就他涉猎中国传统文化范围的深度、广度而言，绝对是权威。

李约瑟一生当中有两个重要的女人，第一个就是达菲，另一个女人就是达菲的学生鲁桂珍，达菲去世以后她的学生嫁给了他。鲁桂珍在做李约瑟学生的时候送给他的一本书，这里面写的字，“恭祝约兄，新年进步，为（中华）民族争光，鲁桂珍赠”。鲁桂珍对中西方传统文化的翻译或者相互了解，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李约瑟说：“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呢？”他涉猎这么深、这么广，他还是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而且这个疑问并不只是李约瑟问过，后来包括钱学森老先生去世前也在反复问这个问题。

汤因比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日本著名记者池田曾问他：“如果你再生为人的话，博士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的话，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如果生在中国的话，要是在未来的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起来的话，我就可以致力于使它融合。假如世界已经融合的话，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他有这种观点或者论述也好，他不仅是受到了西方科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汤因比是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一直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而中国文明是未来世界转型和为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的希望。汤因比也直言不讳地预言，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创新文明的就是中国。

汤因比认为，中国在漫长的21个世纪里，虽然屡次经历了紊乱和崩溃，但是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人完好保护了一个超等文化，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文化帝国的波动次序中。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化，包括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也好，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五千年来一直传到现在，绵延不断。道家思维对于宇宙和人类之间奥义的看法，还有对人类社会试图主宰宇宙的不觉为然，恰好是中国道家为人类文化提供控制性与公道性开展的哲学根底。实际上，我们的中医就是道家的产物。

玻尔（1885—1962）是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著名的丹麦科学家。他于1913年创立了原子结构模型，1927年创立了互补理论。这个族徽图案是玻尔自己设计的，族徽对于欧洲人来说是神圣的，玻尔设计的族徽中间是一个中国的太极图。他在接受丹麦王室授予勋章的时候，说道：“我不是理论的创立者，我只是个道家的得道者。”我们现在的粒子物理里最基础的东西，就是玻尔从道家太极图受到启示而创立的。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与牛顿（1643—1727）同为微积分创始人，他生于南明隆武2年，也就是清顺治3年，死于清康熙55年。11月14日，莱布尼茨辞世，11月29日我们的《古今图书集成》定稿出版。莱布尼茨发现了《易经》的太极图，写了一本书叫《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还有一篇论文是“关于仅用0与1两个符号的二进制算法说明，并附其应用以及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1705年的时候他的导师给他的论文批语是，“中国人失去了六爻的真正意义，一位欧洲天才为他们重新发现了这一知识”。

当我们中国人看到这个太极图的时候，脑子里闪现的第一印象本能的就是大街上那些戴着眼镜，穿着八卦衣，留着胡子，嘴里念念有词掐着手指头给人算命的人，认为这些就是唯心和迷信。但是我们看看同样一幅太极图，在西方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眼里马上就变成了另外一种科学逻辑，这个逻辑就是阴阳，就是0与1，我们天天在用，但是日用而不知，我们从来没有深入思考一下。我们中国人用阴阳用了四五千年，但没有一个人考虑过二进制的问题，虽然当年中国也有很多留洋回来的科学家。

荣格（1875—1961）是瑞士著名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1920年开始对中国《易经》潜心研究。他曾说：“几年以前，当时的不列颠人类学会的会长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我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荣格通过研究，发现了“共时性规律”，即在特定环境下，找到巧合与外应，他解释了大量的睡梦心理现象，在《易经》中找到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答案。荣格高度肯定了《易经》的伟大之处，他说：“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出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距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

《德国应用化学》（ANGEW）是国际化学领域里的顶级期刊之一，甚至其影响因子（SCI）分值在2018年达到12.25分。2012、2013、2014年的这几期杂志都用了我们中国的太极，表达了化学里的技术原理。

美国物理学家马丁·卡普拉尊称《易经》为圣书。他在其《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中指出：“东方神秘主义提供了一个协调一致和尽善尽美的哲学框架，它能容纳物理学领域最先进的理论。”这个评价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已经很高了。

《道德经》传入德国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德文的译本多达80多种，研究老子的思想专著有700多部。近代，《道德经》流行最普遍的一个德文译本出自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海德格尔（1889—1976）之手，这是他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把《道德经》翻译成最好的德文版。美籍华裔数学大师陈省身1943年在美国认识爱因斯坦时，亲眼所见爱因斯坦的书架上书不多，但是有一本德文译本的《道德经》。陈省身说：“西方有思想的科学家，大多喜欢老庄哲学，崇尚道法自然。”

从上述李约瑟、莱布尼茨、海德格尔、荣格等近现代西方的科学家、哲学家、科学史学家们的学术生涯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完全从客观、科学、尽量摒弃主观性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我们华夏种族自己延绵不断5000年传承下来的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的文化基因精华与民族心理沉淀，实际上我们自己看也是客观的，如传统中医就是按照阴阳五行的基本逻辑来治病救人，而且临证效果很好，但是为什么现在阴阳五行却变成迷信和唯心了呢？

我们连篇累牍地说了这么多西方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对于中国传统文明与文化的认识，无非就是一个基本结论：

中国传统文明与文化是科学的，不是唯心，不是迷信，不是过时，不是经验。如果你想要否定一个东西，一定要先深入了解他，然后再去证实或证伪。显然，对于中国传统文明与文化，西方现代科学正在不断地证实，却没有证伪。因为后来人，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某些人，不懂或者有一些误解，所以就造成了同样一个事物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和逻辑。

如下图所示，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里讲“智者察同，愚者察异”，还是一个悟性与学养的境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