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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有经验的家庭治疗师走进一个家庭时，他或她需要明确几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既然这个家庭已经同意接受家庭治疗，就意味着他们希望改变。尽管有时候家庭成员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我们的经验中事实正是如此。事实上，即使是在法庭转介的极端情况下，家庭成员也会选择接受治疗而非坐牢。接受治疗这种举动直接反映出他们希望继续维系家庭关系，以及他们相信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做出改变。
第二，我们认为当家庭成员在我们身边接受治疗时，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自己需要一些帮助才能做出应有的改变。根据我们的经验，如果某个家庭拥有产生改变所必需的资源，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们利用这些资源。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家庭成员认识并接受家庭系统中已经存在的资源——它们可能尚未得到承认和利用。治疗师将努力与家庭成员建立融洽的关系，信任他们并获得他们的信任。这是人们进行改变时必须迈出的第一步。没有信任，人们就不会真正地尝试去冒险，也不会做出真正的改变。
第三，家庭成员一旦接受了特定的治疗师，也就逐渐开始接受其成为引导他们进行改变的指导者。治疗师是家庭成员的榜样。更具体地说，治疗师提供了一种开放性的模型——使家庭成员能够自由地从其提供的选项中选择与治疗师和家庭有关的时间和地点。这就要求治疗师在整个过程中与家庭成员的需要保持联系。这种模式的建立不仅发生在意识层面，而且发生在潜意识层面。治疗师通过肢体语言、语音语调等信息的传递来为家庭成员塑造榜样。
我们的治疗从自我介绍开始。治疗师首先做自我介绍，然后了解家庭成员的名字。治疗师将与家庭成员一起完成治疗过程。在呈现治疗过程时，我们将指明实现期望状态的一些方法。我们希望向读者指明的是，下面的文字摘录——与戴夫一家的治疗相关的引述——只是整个治疗记录的一小部分，且比较碎片化。治疗师使用相同的模式，花相同的时间轮流与每个家庭成员交谈。为了清晰地呈现这些模式，我们省略了部分文本。
治疗师：“我很高兴今天下午能和你们在一起。我想知道你们每个人来这里和我共同努力是希望改变什么。我不知道你们下定决心来这里的过程对你们来说是困难的还是容易的，但我知道你们来到这里就意味着你们每个人都向着所期待的改变迈出了第一步。”
治疗师停顿片刻，对家里的父亲说：“戴夫，我想知道你是否能为你自己和你的家庭带来希望。你能具体地告诉我，你来到这里希望改变什么吗？”
戴夫：“嗯……我觉得我们只是没有像一家人一样紧密……好像缺少了一些东西……我不太确定。我也不明白。我处理不了。”
治疗师：“好的。戴夫，你能告诉我你觉得缺少了什么吗？”
在这个简短的文本中，有几个重要的模式清晰地显现了出来。第一个重要模式是治疗师的假定或预设：
（1）有些事情是家庭想要改变的。（咨询师的话术如：我想知道你们每个人都希望改变什么；你们每个人都希望发生哪些变化；……让你们所拥有的希望变得明朗；……你们所希望的，特别是，将要改变的……）
（2）这个家庭经历了决定来接受治疗的过程。（咨询师的话术如：你决定来这里的过程容易吗？）
（3）改变的过程已经开始了。（咨询师的话术如：你们来到这里就意味着你们向改变迈出了第一步。）
请注意，治疗师不会问家庭成员是否希望改变。相反，他会预先假设他们确实希望改变。治疗师会问家庭成员想要具体改变的是什么。因此，家庭开始关注什么是变化和希望，而不是关注变化和希望是否存在。治疗师具体使用的语言在形式上是系统的。治疗师将语言假定或预设（language assumptions/presuppositions）
作为与家庭交谈的工具。换句话说，他使用的不是下面A列中的语言形式，而是B列中的语言形式：
通过巧妙地使用语言假定或预设，治疗师可以帮助家庭成员关注最重要的问题，从而使他们实现希望在治疗过程中发生的改变。
我们发现，家庭治疗师需要明白这一点：与每个家庭成员的单独联系对于我们的体验来说非常重要。治疗师必须小心谨慎，不要把家庭中的任何一位成员当作其他家庭成员的代言人。治疗师需要为每个家庭成员制定一系列改变方案。通过这种方式，治疗师能够明确地认识到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家庭治疗技术的基础是治疗师将每个家庭成员的独立成长需求与家庭系统的完整性整合在一起的能力。在与个人探讨所需的改变时，治疗师会熟练地使用语言假定或预设。他所使用的特定语言假定或预设仅在与家庭的成长需求相一致时才有效。
上述与戴夫一家的治疗相关的引述所呈现的第二个重要模式是治疗师收集信息的巧妙方式。治疗师在记录中使用了几种方式：他以阐述个人情况为开始。接下来，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通常来讲，这些问题并不是真正的问题。例如：我想知道你们每个人的……是什么；我不知道该过程对你们每个人而言是容易的还是困难的；你能否说得清楚一点儿……
在此类问题中治疗师使用的特定语言形式被称为嵌入问题（embedded questions）
。在上述对话中，治疗师所嵌入的问题并不需要答案，但是通过它们，治疗师可以引起家庭成员的注意。由此，治疗师可以通过倾听来了解每个家庭成员对哪些问题抱有希望。另外，这种询问形式为每一个听到问题的人提供了选择做出回应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它为他们提供了最大数量的有关如何回应以及何时做出回应的选项。在我们看来，这对于治疗师在家庭治疗初期的信息收集工作来说至关重要。为了与这种模式相配合，治疗师在提出一些问题后会停顿一下，以允许每一位家庭成员自由地选择是否对问题做出回答。
当治疗师没有收到对嵌入问题的口头回应时，他可以挑选一个家庭成员，通过名字来识别他，并请求他做出回应。接下来，请注意，治疗师仍然需要慎重处理自己的提问方式。他应当首先使用嵌入问题，如“我很好奇你是否可以……”。此外，治疗师使用了另一个重要模式——礼貌命令模式（会话性假设）［polite commands（conversational postulates）］
。这在他收集信息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直接。治疗师希望戴夫（家中的男主人）对他提出的嵌入问题做出回应。但是，我们不可以直接命令他回答，如“戴夫，告诉我，具体来说，你……”。
治疗师问了戴夫一个问题：“你能具体地告诉我你……”
稍后，戴夫做出了回应。接着，治疗师再次使用了礼貌命令模式（会话性假设）：“戴夫，你能告诉我你觉得缺少了什么吗？”
这个模式的重要之处在于，尽管治疗师所提出的这种问题，可以用简单的是或否作为答案，但其中含有命令的力量。举一个常见的例子，你和一个朋友待在同一个房间里，忽然，电话铃响了。你的朋友抬头看了你一眼，说：“你能接一下电话吗？”
这句话采用了简单的问句形式，你只需要用“是”或“否”来回答。而典型的回应是你去接了电话。换句话说，你会直接用行动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
在上述情况下，使用是或否形式的问题是直接向对方发出请求的礼貌方式。治疗师通过巧妙地运用这种模式，让家庭成员获得了最大的反应自由。
现在，我们回到记录上。
治疗师：“好的。戴夫，你能告诉我你觉得缺少了什么吗？”
戴夫：“我想要给自己一些东西。我确实觉得我的家人也需要一些东西。”
治疗师：“你能告诉我这些东西是什么吗？”
治疗师开始尝试去理解戴夫想要何种改变。他会对其他家庭成员也重复这个操作。为了让家庭治疗取得更好的效果，治疗师既需要弄清楚家庭目前已知和在利用的资源是什么，又要知道家庭会认同哪种期望状态，也就是每个家庭成员都愿意为之努力的期望状态是什么。与家庭成员进行的任何语言和非语言交流都能够为治疗师提供信息，让他了解家庭系统目前的状态。这也为家庭成员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通过使用沟通技术，治疗师一开始就能帮助家庭成员树立一个可实现的改变目标，即期望状态。在上述案例中，治疗师正在询问家庭中的男性家长戴夫想要什么——他期望的家庭（包括他和其他成员）的改变是什么。戴夫在尝试做出回答时，表述模式如下：
……好像缺少了一些东西……
……我想要给自己一些东西……
……也需要一些东西……
治疗师需要用心听，才能觉察到这些口头信息中未被说话者从其经验世界中辨识出来的特定部分。如果治疗师不愿意假设自己了解他所听到的一般性概念，那么他可以对它们进行一些说明。具体地说，治疗师可以花费时间和精力来确定来自家庭成员的信息，而不是假定他所说的一般性概念与家庭成员打算传达的概念相同。治疗师可以通过要求对方准确地指定他在使用这些一般性概念时所指的内容，优雅而真诚地实现这个目标。
对于我们而言，需要强调的一个重点是，治疗师不仅一直在用语言假定或预设、嵌入问题和礼貌命令（对话假设）的模式来收集信息并与家庭成员建立联系，也在为家庭成员提供信息。治疗师对家庭成员所传达的信息有自己的解读。例如，当他问“你希望自己做出哪些具体改变？”时，就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家庭成员来到这里意味着什么的解读——他们的任务是做出改变。这个给予和接受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沟通。
在戴夫的每一次回答中，治疗师都能识别出一种语言形式。治疗师不能仅凭这种语言形式，即他所说的“一些东西”，来确定其经历中的某个特定部分。来找治疗师寻求帮助的人通常并不明确地知道自己的希望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治疗师的任务是帮助他们把希望具体化。我们可以从他们用来与他人沟通的词语中发现一种常见的模式。当一个句子的某个部分对应了听者体验中的某个特定部分时，我们就说该部分具有参照索引（referential index）
。当一个句子没有任何部分能够对应听者体验中的特定部分时，我们就说它没有参照索引。戴夫每次做出回应时，他的句子中所包含的内容都不能与治疗师体验中的特定部分相对应。这是在向治疗师发出信号，要求他来提供参照索引，如提出问题：你能告诉我一件事吗？你能告诉我这些东西是什么吗？
在这个记录里，治疗师正在系统地协助戴夫明确自己想要的东西。同时，治疗师正在为家庭成员提供有效的沟通方式。当治疗师听到那些无法与自己的体验联系起来的事情时，他只是确定了自己不了解的那个部分，并就它发出询问，而不是让不成功的沟通一掠而过或假装自己真的理解戴夫，可以读懂他的思想。任何假设都需要核实。治疗师通过要求沟通的清晰性，向家庭成员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他认真对待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沟通能力，并且热衷于了解他们想要的东西。
治疗师：“你能告诉我这些东西是什么吗？”
戴夫：“嗯，我不知道……我想我刚刚失去了联系。”
治疗师：“你与什么失去联系了？”
戴夫：“我不知道……我不确定。”
治疗师：“戴夫，具体地说一说，你不知道、不确定的东西是什么？”
戴夫：“……嗯，我不确定我想要什么，也不确定我的家人想要什么。我有点儿害怕。”
治疗师：“……害怕什么？”
治疗师不断地协助戴夫了解自己和家人想要的是什么。在我们知道的模式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治疗师感知家庭系统中缺少什么的能力。这种辨别缺失内容的能力对于协助家庭做出改变而言至关重要。它适用于不同阶层的家庭。举例来说，我们要具体核实的一件事是每个家庭成员是否都可以自由地询问自己想要什么。如果有某位家庭成员缺少这种自由，那么我们将努力寻找让他获得这种自由的途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然而它在高层次的模式中丢失了。识别体验中缺失的部分并帮助家庭成员恢复这些部分，或完成不完整的体验以使事情变得完整，是我们作为治疗师所拥有的最强大的干预手段之一。无论是在语言层面还是在非语言层面，使事情变完整的过程都会对当事人产生深刻的生理和心理影响。
在语言层面，戴夫已经说出了一系列句子，其中每一句都有一些缺失的部分。治疗师有系统地做出了反应——先确认某样东西缺失了，然后直接提出要求。例如，戴夫说：“我刚刚失去了联系。”治疗师在听到这句话后，试图使之变得有意义。他听到戴夫用“失去联系”来描述自己的经历。当治疗师试图理解戴夫在说什么的时候，他注意到戴夫未能说明自己具体失去了什么。换句话说，治疗师明白，描述性动词“失去联系”表达的是某人与某物或某人失去联系，但并不能表明失去联系的人或事物究竟是什么——这个部分已被删减。
我们可以这样说，当治疗师（或任何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听到有人使用“失去联系”一词时，他知道这是对以下过程所做的描述：
我们可以用另一种形式来呈现这个过程：
失去联系（正在联系的人或事物，被联系的人或事物）
令人惊奇的是，即使听者（治疗师）听到的句子中没有包含上述过程中的一方或双方，他也能凭语言直觉知道二者是重叠的。例如，当治疗师或任何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听到“我失去了联系”这句话时，就知道它所暗示的内容比其表面呈现出来的要多：
失去联系（我，某人或某事物）
对于治疗师来说，存在一种倾向，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填充被删减的部分。这会令他失去了解家庭成员真正缺失部分的机会。
由于治疗师可以通过自己的语言直觉来确定陈述者的语句中是否缺少某些内容，所以他可以聆听并系统地做出反应，就对方暗示而未表明的部分提出问题。我们从记录中提取了相关内容：
通过仔细倾听和对语言直觉的利用，治疗师可以系统地帮助戴夫了解被删减的内容。
治疗师：“是什么令你害怕？”
戴夫：“嗯，我知道玛西（戴夫的妻子）依赖我。”
治疗师：“你怎么知道玛西依赖你，戴夫？”
戴夫：“嗯，我很了解她。我只是感觉到了她依赖我。”
治疗师：“是的，我知道你很了解她。我想知道你是如何与她沟通的。具体地说，你是怎么感觉到她依赖你的呢？”
戴夫：“当然可以。我从她看着我的样子就能知道她在依赖我。”
每个词都承载着一些意义。我们需要明白，这些词对使用它们的人来说是特殊的，而它们的含义不一定能够原封不动地被其他人所理解，所以核实其含义总是必要的。
当我们大家都使用同一个语言系统来描述自己的经历时，我们会选择一些特定的词来把意义传递给听众。例如，我们有时会用名词来描述我们的某些经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当我们使用的名词在读者的体验中没有参照索引时，无论我们怎么做都很难让沟通清晰地进行。当我们（尽管是无意识地）选择用动词来描述自己经历的过程或关系时，可以选择将我们的描述具体到什么程度——它决定着沟通的清晰程度。例如，如果我选择用动词“亲吻”来描述自己的某种经历，那么与选择动词“触碰”相比，我传达的信息更多——尽管两个动词都准确描述了我的经历。
我们来对比“我亲吻朱迪思”与“我触碰朱迪思”这两句话：动词“亲吻”除了传达了动词“触碰”所承载的所有含义，还有我“用嘴唇”触碰朱迪丝的附加意义。换言之，“亲吻＝用嘴唇触碰”。
那么，我们可以说，动词“亲吻”（比动词“触碰”）更为具体，它向倾听者提供了更多关于表达者正在描述的经历的信息。当然，“亲吻”这个动词还可以被进一步细化，具体到用嘴唇触碰被吻对象的某个身体部位。我们将这个过程称为指定动词（specifying verbs）
。
当治疗师开始帮助家庭成员理解他们所寻求的东西时，他建立了一个清晰的沟通模式。在语言沟通中，他可以检查家庭成员用来描述其经历的动词，并要求他们把对这些经历的描述具体化，直到他能从他们的叙述中领会意义。我们从记录中提取了相关内容：
通过系统性地理解每个家庭成员的信息，治疗师逐渐建立起一个清晰的沟通模式，并教给家庭成员具体的方式来使他们的语言沟通更为清晰。
治疗师：“戴夫，你现在感觉到了什么？”
戴夫：“我觉得有点儿紧张……胃在翻腾。你知道……当玛西那样看着我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儿好笑。”
治疗师：“哪里好笑？”
戴夫：“我有很多困惑……依赖让我感到紧张。”
治疗师：“是什么让你感到困惑，戴夫？”
戴夫：“你知道吗……依赖使我感到困惑……”
治疗师：“谁对你的依赖使你感到困惑？”
语言是沟通双方达成理解的桥梁。对于治疗师而言，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下面，我们将对记录进行详细的分析说明。
这段记录中有几个重要的模式。首先，戴夫开始使用一种被称为名词化（nominalization）
的语言模式。名词化是一种语言过程。通过名词化，人们可以用平时代表体验中比较静态的部分的词语来代表活跃的部分。在我们的语言系统中，名词通常用来表示人们体验中属性比较不活跃的部分，如椅子、桌子、火炉、镜子等，而动词通常用来表示人们体验中比较活跃的部分，如跑步、跳跃、看、听等。然而，通过名词化的语言过程，我们能够以一种静态的方式来表现我们体验中活跃的部分。下面来看两个句子：
我看到猫。
我很有挫败感。
在这两句话中，以斜体表示的两个词都是名词。“猫”这个词被用来区分一种特殊类型的动物，“挫败感”这个词则代表着与“猫”完全无关的含义。“挫败感”一词与动词“挫败”相关，两者听起来、看起来都很像，并且有着相似的含义。动词“挫败”是指某人或某事物使某人感到挫败的过程。
我们利用之前在讨论语言删减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形式，将之呈现为：
挫败（某人或某事物导致挫败，某人感到挫败）
所以，当治疗师听到“我感到挫败”这个句子时，通过核查自己对其含义的直觉，能够发现句子所隐含的内容比它实际呈现出来的要多：
感到［我，挫败（某人或某事，某人）］
在我们呈现的示例中，使用名词进行动词描述（名词化）的语言模式还包括删减原始动词所描述的相关信息。
在谈话记录中，戴夫在两处使用了名词化：困惑和依赖。当治疗师试图继续理解当前的家庭系统及家庭成员想要什么时，戴夫的语言中出现了名词化。就像典型的名词化一样，很多与表示过程的动词相关的材料都被删减了。这导致治疗师无法完全理解戴夫所说的话。因此，他们进行了如下沟通：
请注意，治疗师的回答是系统的，他识别出了名词化的词，并且做出了以下三件事：
（1）将名词变回动词
例如，将名词“困惑（confusion）”改为动词“感到困惑（feel confused）”；将名词“依赖（dependency）”改为动词“依赖（depending）”。
（2）假定戴夫是名词化过程中被删减的部分之一
例如，将“很多困惑”补充为“……你感到困惑”。
（3）询问名词化过程中被删减的另一部分是什么
例如，针对“很多困惑”询问“是什么……困惑”，针对“依赖使……”询问“谁对你的依赖使……”。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了两种非常有用的方法，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在家庭治疗的背景下系统地识别和应对与家庭成员沟通过程中的名词化问题。
一是过程描述。如果人们将自己所经历的某段过程表达为静态事件，就意味着他们无法处理它。因为他们已经删减了该过程组成部分的大多数信息。如果他们能将生活中缺失某部分的过程描述出来，并且将这个过程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识别出来，那么他们就有可能采取行动来影响和改变这个过程，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解自己的生活现状是怎样形成的，能够帮助他们确定接下来要为自己争取什么。然而，如果他们在描述时漏掉了很多部分，则几乎没有希望影响和改变该过程。他们实际上是自己表达模式的受害者。当名词化被转换成可被描述的过程，且这个过程的各个部分都能够被识别时，应对就成为可能。当戴夫知道玛西在用一种特定的方式看着自己时，他对自己该做什么感到困惑。理解“很多困惑”产生的具体过程是改变它的第一步。
二是去名词化，也就是将名词与特定的经历联系起来。当一个家庭来寻求治疗师的帮助时，他们通常会采用名词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期望，如爱、温暖、支持、尊重、安慰等。如果治疗师不能警惕地将这些词与经历联系起来（去名词化），并补全缺失的部分，那么家庭成员得到满足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换句话说，因为不同个体会把不同的经历看作爱、温暖等，所以这些词与体验的联系对于每个家庭成员来说都是不同的——一个人认为的温暖，在另一个人看来却可能是令人窒息的。
通过系统地将每个家庭成员提出的名词与特定的经历联系在一起，治疗师可以确定哪些经历或体验是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接受的，进而满足他们作为个人和家庭成员的愿望和希望。通过去名词化，治疗师可以建立起令家庭成员满意的体验，然后与他们一起创造体验。这些体验构成了家庭系统的期望状态，使治疗师可以对比家庭现有的资源与他们需要创造的资源，进而（通过去名词化）帮助他们达到那种期望状态。去名词化的过程使治疗师和家庭成员组织家庭治疗经验的方向变得明确了。
根据我们的经验，大部分时候，一个家庭成员会从一个名词化的词开始使用去名词化的口头技术。在将该名词与特定体验联系起来的过程中，他将再次名词化某个缺失的部分。例如：
戴夫：“我有很多困惑……”
治疗师：“是什么让你感到困惑，戴夫？”
戴夫：“……依赖使我感到困惑……”
在这里，戴夫使用了名词化的“困惑”，这与戴夫想要改变的部分体验有关。治疗师在交谈中使用了去名词化。戴夫的回应是提供了一个缺失的部分。但是，他提供的缺失部分——“依赖”又被名词化了。于是治疗师机敏地再次应用语言进行去名词化。
治疗师：“谁对你的依赖使你感到困惑，戴夫？”
这种名词化—去名词化的循环在我们的家庭治疗工作中是比较常见的。通过对语言去名词化技术的系统应用，治疗师成功地帮助家庭成员识别出他们亲身经历的过程——无论他们自己是否对其有所觉察。这个循环的过程（通过将“描述”与“真实”的经验世界联系在一起）使治疗师和家庭成员都了解到他们可以共同创造的特定体验，从而继续改变和成长。
在这段记录中，第二个重要模式包含在戴夫的陈述中。“依赖让我感到紧张”“依赖使我感到困惑”这两句话的形式是一样的——每句话都指出描述对象有某种（依赖性的）东西，会使他经历某种感觉。换言之，每句话都在表达有一种令卷入者无法控制的因果关系——从字面上讲——让他产生了某种特定的体验。
语言学家已经划分出一类特定的句子，例如：
米尔德强迫汤姆星期六长到2米高。
基于我们对世界运作方式的普遍理解，这类句子提出的主张是失当的（ill-formed）
。具体地说，这类句子声称一个人正在使另一个人有某种经历。然而，由于句中的后者正在经历的事在大多数人看来是超出人类意识控制的，所以从字面上来说句子的内容是不成立的。以上句为例，由于汤姆（任何人）无法随意控制自己一周中某一天的身高，所以米尔德让他改变身高是毫无意义的。
在家庭治疗的背景下，我们发现这类语句代表着一种很重要的模式。具体来说，像“他让我伤心”——这样的句子被统称为因果关系语义失当（semantically ill-formed）
。我们再列出一些这样的句子，以便大家更好地识别这种模式。
她让我很生气。
他真让她伤心。
在海滩上散步使我感到心烦意乱。
我们知道这些句子可能是对某人经历的有效描述。然而，我们要说的是，这些句子所提出的因果关系不是必然成立的。在与接受治疗的家庭成员交谈时，我们能够确定，他们的痛苦及缺少自由和选择常常与他们的部分经历有关。这些经历正是通过我们刚刚定义的因果关系语义失当模式表现出来的。这种模式的典型表达有“这就是原因”“我很无助”“这是最后一次”等。
我们发现，在家庭治疗中很有效的做法是帮助人们做出选择——其他人的特定动作、行为、语言、表情等是否必然会对他们产生自己所说的那种影响。通常，无法做出这种选择的人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甚至无法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任。具体地说，作为治疗师，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有效地帮助客户做出这些选择。我们的方法是，要求他详细描述某人使他感觉到自己产生了某种体验的过程。帮助我们的客户去了解导致他无法与他人进行语言和非语言沟通的特定方式的过程通常涉及我们已经介绍过的语言模式，尤其是去名词化和动词的具体化。我们发现这些模式是非常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