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迈克尔·萨德勒的信

亲爱的迈克尔·萨德勒，

当您建议《哥特复兴》或许值得再版时，我受宠若惊。翻开二十多年没有再重读的书页，我心里充满喜悦和亟盼。但是，这种心情没能持续太久。每翻过一页，我心里就越发感觉惴惴不安。这本书真能吸引新的读者吗？是否更明智的做法是让从前的读者留住当时的美好记忆：页面边距留白大，题目不是老调重弹。新版的页面边距将是正常尺寸，而题目也不再陌生，用我们祖辈的话说，它们已经被更有真才实学之士研究透了。新一代的评论者会在我水平业余的努力中发现许多可笑的错误。这个念头让我忐忑不安。吃力地读完前三章后，我心情沉重。它们读起来像本科生毕业论文。这并不奇怪，因为它们在我刚结束毕业考试后不久写就于牛津。当时，我一心只为求得考官满意，而致力于取悦考官的人不会使其他任何人满意。然而，我没有放弃。读完关于普金那一章之后，我的信心又开始恢复。那一章把普金这个超凡人物从湮没无闻中解救出来。随后的三章我确实喜欢。所以，仅仅因为后半部分，这本书或许真的值得重印。

我注意到那时候我喜欢把事物一分为三，尽管我嘲笑教堂建筑学者这样的做法。沿袭这种习惯，我认为这本书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读：作为历史，作为娱乐，作为批评。我预计读者会发现书中的历史不够精确，娱乐也已经过时，批评相对来说能够站得住脚。但是，恰恰是书中的批评部分最不被接受。我深受“纯艺术”理论的影响，包括罗杰·弗莱的纯形式理论和杰弗里·斯科特的纯建筑价值的思想。《人文主义建筑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科特行云流水般的文笔很有说服力，使我未能看到他立场中根深蒂固的不现实性。从一开始我就希望将斯科特的理论（感谢上帝，我没有用他的辩证手段）应用到我们一致认为是毫无价值的那种建筑之上。我认为这是一个揭露他称之为道德谬误的东西的好机会。我阅读了当时的辩护者的文章，包括普金、罗斯金，甚至吉尔伯特·斯科特，为的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道德谬误和斯科特列举的其他谬误的证据。然而，正如我那些更优秀的先行者一样，我不知不觉地被我要嘲笑的东西说服。最终，在“后记”里，我将哥特复兴的失败归为道德和社会原因，却没有意识到我已经间接地放弃了我的纯斯科特的立场。

初版读者对这种批评标准的前后不一致似乎并不在意。他们感到愤慨的是我对建筑实物表现得过分宽容。他们希望看到更强烈的指责和更持久的嗤之以鼻。他们认为我是半心半意。我确实如此，但是在一种完全相反的意义上。在开始研究这个课题不久，我就发现哥特复兴造就了一批伟大的建筑。最初是仿哥特式的放山庄园和议会大厦，这些似乎都还过得去；然后是很有品位的坦培尔·摩尔和本特利的哥特式；最后是，我（几乎太晚地）意识到这一运动中最伟大的建筑家恰恰是那些我的同代人最不能容忍的：斯特里特和巴特菲尔德。受贝哲曼先生的诗意眼光影响的一代人难以理解对19世纪建筑的情感竟然在1927年蔚然成风。在牛津，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基布尔学院是罗斯金建的。而且基布尔学院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建筑。大学生和年轻教师经常在下午散步时故意走岔路去嘲笑那个四边形校园。有意思的是，人们还相信罗斯金设计了基督教堂学院的巴利奥尔礼拜堂和草坪楼。这个信念不但年轻人持有，就连建筑施工时其父辈尚在牛津的那些人也那么认为。一位如今已是高级教授的著名史学家，甚至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当面管我叫骗子，因为我否认罗斯金和这些建筑有任何干系。我真后悔当时没有让他写下来。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我写出了下面的“导言”这一短章。我最初假设哥特复兴总体上几乎没有产生任何不让“敏感的眼睛”（1920年代的一个时髦特征）感到痛苦的建筑。但到我写“后记”时，我已经改变了立场。我认为哥特复兴的非主流建筑，那些银行、百货店和温布尔登的别墅是可悲的。我写道：“这是一座多么可怜的献给普金、巴特菲尔德和斯特里特的纪念碑！”这一感叹的隐含意义是我认识到他们都是伟人，因此痛惜人们主要是通过一些商业化的衍生建筑来记住他们的建筑风格。读者可能会质问：“你如果这样想，你为什么没有用专门的章节来写巴特菲尔德和斯特里特，将他们从遗忘中拯救出来？”我为自己开脱的借口写在“后记”中：我重复声明这本书只关注“复兴的理想和动机”，而不涉及建筑实物。但是真正的答案是，我对自己的立场没有十分的把握。我确信斯特里特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家，但是我说不出为什么。我对真正的哥特建筑了解甚微，我没有信心对哥特晚期的变异做出判断。至于巴特菲尔德，他的彩饰和金属花格窗虽然没有妨碍我认清他的设计理念，却也让我失去了逆当时的舆论潮流而动的热情。所以，关于斯特里特和巴特菲尔德的章节我虽然认真考虑过，却未能付诸笔端，而现在动笔已为时过晚，因为它们会破坏本书可能表现出的内部一致性。不论好坏，《哥特复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一份诞生于它试图分析的趣味变迁史中的文献。

因此，我没有在原文中增加任何内容，只删掉了一些似乎是简单重复的句子。那些缺乏根据或可笑的句子都原封不动地留在原文中，因为它们是整体的一部分。我给一些过于离谱的地方加了注释。有些注释读起来或许有七旬老人的文风。我们经常听说1920年代像18世纪那样遥远，而《哥特复兴》是1920年代的作品。我有幸认识里顿·斯特拉奇，现在附庸风雅的周刊像鬣狗那样拿他当笑料。我却骄傲地宣布我受他的影响。饱经忧患之后，我们相信我们变得比从前聪明了。我们肯定没有从前那么有趣。本书的后面几章目的是为了娱乐。以娱乐为目标通常不免要牺牲一些真实和体面。如果这样考虑，我认为这几章写得不偏不倚。所以，我的注释更像老祖父的摇头叹息，并不是真要如何。然而，这些注释也确实代表了过去二十年间我对一切艺术的态度所发生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是从我为了准备写这本书而去阅读罗斯金的《哥特本质》开始的。

我在注释中给出了自本书问世以来研究同一主题的大部分新出版的书目。新书目比我预期的要少。虽然，毫无疑问，关于哥特复兴人们谈论和思考了许多，但直到1940年代，几乎没人写。而且，即便是写，也大多是为公认的结论提供佐证。无人能与古德哈特—伦德尔先生的学识、风度和睿智比肩。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他对他的不肖子孙所表现出来的大度更加令人肃然起敬，因为他能看穿他们的全部伪装。最好的文章出自约翰·萨莫森的笔端，特别是他发表于《建筑评论》第98期关于巴特菲尔德的一篇杰出文章准确地表达了我的感受（除了我会提出霍尔曼·亨特作为对比，而不是米莱）。他让我得以解脱，没有必要再增写一章讨论让人不舒服的天才。但是最重要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我的注释中，因为他不是通过学识渊博的文章，而是通过他的诗歌和对话对我施加影响的。这个名字是约翰·贝奇曼。他是我们这一代中少数有真知灼见的人之一。他对哥特复兴式建筑的初始兴趣可能源于一种对被忽视的事物充满爱心的关注。他对建筑的敏锐反应，正如他对任何表现人类需求和关爱的事物的反应一样，使他能够透过时尚的云遮雾罩而辨认出沃伊齐和J.N.康普所蕴含的哥特复兴的生机。近期所有关于19世纪建筑的文章，特别是那些发表于《建筑评论》上的文章，都发生了观念的改变。这一改变应直接归功于贝奇曼先生讲话的影响。这再一次证明历史并非只能从故纸堆和学术出版物中发掘出来，它也可以来自人际交往和某个人的个性光芒。唯一的麻烦是贝奇曼先生的探索精神会导致那些无鉴别能力的乌合之众看到任何稍微偏离传统趣味的维多利亚时代建筑都会喜极而泣。因此，请允许我在结束这封信时给您一个忠告。您的先见之明让您出版了关于哥特复兴的第一部专著。在您寻找撰写第二部此类专著的作家时，一定要让他写得既不强词夺理又不挑起论战；既不挖苦奚落又不欣喜若狂，而是以真正的批评精神去写。此外，这个人一定要远比我更懂得建筑。

您忠实的，
肯尼斯·克拉克
1949年7月于汉普斯泰德